因时间冲突，没能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顾问、原会长、著名俗文学研究专家王文宝先生的追悼会，感觉很是歉疚。这并非客套话，因我这个不成气候的“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明摆着是王先生扶上马再送一程，方才走到了今天。

记得是1999年底，王先生来找我，开门见山，邀我这个尚未入会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出任全国一级学会“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会长。看我一脸诧愕、连连摇头，王先生塞给我一叠书，让我回去好好补补课。除了《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俗文学概论》(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王文宝著，燕山出版社，1997年)，还有一堆学会内部刊印的资料。临走时，王先生搁下一句话:作为北大人，你有这个责任。

回家后，仔细阅读王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历史功绩》(收入《中国俗文学七十年》)，方才明白这话的来由。由王文宝、刘北汜、关德栋、李岳南、陈汝衡、陈翔华、陈曙光、杨扬、赵景深、胡度、路工、谭正璧、薛汕、魏同贤等14人发起，中国俗文学学会1984年6月成立于北京，最初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991年起转而挂靠北大中文系。除了首任会长姜彬，以后陆续出任会长的刘锡诚、吴组缃、吴小如、王文宝，不是曾就读北大，就是北大教授。为什么学会有如此浓厚的北大色彩?这就说到了王文所做的历史溯源:

1913年1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之《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所提倡的“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亦是俗文学;而1918年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活动则是鲁迅主张之实施。1920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改建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17日创刊了《歌谣》周刊。以后，许多学者和爱好者以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为主开展了搜集和研究工作。(《中国俗文学七十年》234页)

先辈曾经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使得今日北大中文系教授有责任接过这个日益显得沉重的担子。

为什么让我接手中国俗文学学会?因一级学会的会长有一定的年龄限制，而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好歹我曾做过若干“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研究。我承认王先生的思考有一定道理，可要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就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实在有点勉强。再三磋商的结果是，“恭敬不如从命”，2000年3月起，我勉为其难地出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之所以说这担子日益显得“沉重”，那是因为，在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中，“俗文学”根本不沾边，地位十分尴尬。加上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俗文学”边界本就模糊，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很难再吸引志向远大的年轻学者的目光”(参见陈平原《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2004年11月10日《中华读书报》)。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本人社会活动的意愿与能力不强，因此，学会工作举步维艰，基本上是在王文宝等先生的督促下，才有些许推进。

记得王文宝先生表扬过我好几次，比如组织学术会议有模有样，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也颇获好评，在北大中文系建立民间文学的博士课程，更是让他赞不绝口;但我知道，更多的时候，交织在他心里的是巨大的期待与失望。这其中，最大的落差在于，我不可能像他那样全身心投入俗文学研究事业，更不可能做那么多出色且繁重的组织工作。

在《俗文学研究机构的演变与成绩》一文中，王文宝先生曾这样自我评价:“王文宝作为中国俗文学学会发起者和筹建者之一，从学会成立之日起，除了组织工作外，即对俗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俗文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进行了不断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俗文学辞典》、《中国俗文学概论》和《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三书的出版之中。”(陈平原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36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著述固然重要，但我更愿意表彰的，是他“从学会成立之日起”所做的大量“组织工作”。可以这么说，没有他的不懈努力，中国俗文学学会很难正常运转，更谈不上生机与活力。这大概是个普遍现象，在所有运转正常的学会里，扛大旗的会长不一定管事;那躲在幕后出谋划策的顾问，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秘书长，也许更值得尊重——起码王文宝先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