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如何客观地认识这十年的奋斗和创造、成绩与错误、面相与实质，如何理解苏维埃模式取自苏俄而中国共产党却在革命中形成了自己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创造，如何理解苏维埃革命最终被放弃却在其后产生长久的影响，都值得认真研究。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人们对苏维埃革命的研究与认知不断深化。但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可能性，特别是这段时期处于革命形态的急骤转换之际，因采用外国经验模式而相继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也为后来的研究与认识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在建党一百周年的今天，仍有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认知的必要。如有学者指出：“现有的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也不是没有继续深化的空间。有些出于当时政治需要所作的批评，亦有放在当年历史条件下做进一步衡量的需要。”
一、 中国共产党借用苏俄经验受挫，进行重要探索并实现突破创新
认识革命的面相与本质、借用与创新，是观察和理解苏维埃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是在非常时期对苏俄革命和制度模式的移植，是在当时条件下以革命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选择。因此，它与苏俄的体制模式基本相同，即在政治制度、国家权力体系、政权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方面基本相同，甚至直接照搬了一些机构的名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也因此烙下深深的苏俄印记。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也根据中国的实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了转换、突破和创新。面相之下，深藏着实事求是的本质。
一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转换。苏俄模式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相联系，将废除私有制、土地国有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作为其内容。中国共产党实行苏维埃模式，有一个从长远目标到现实选择、从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转换。首先，中共一大宣布“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一直到1927年夏秋，只是从其本来性质和目标上理解苏维埃制度，视之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私有制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模式，而非当下的现实选择。因此，即使是在领导土地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中，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实行过革命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明确表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由于没有找到适合于独立领导革命的政治模式，又有应对生存危机等现实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将关注苏维埃的目光从长远转向现实，于1927年11月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认采行苏维埃革命模式。继而，针对“无间断的革命”等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错误认识，进一步解决苏维埃革命的革命性质问题。1928年，瞿秋白撰文批评“中国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观点混淆了两种革命的不同性质，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接着，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确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批评混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对中国苏维埃革命性质的认识，实际上实现了由社会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换和创新，使中国苏维埃革命脱离了苏俄模式的内核，成为土地革命的政治形式。其后，多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对中国的实践进行分析，指出中国苏维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没有破坏私有制的范畴，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因此它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不同”的。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移植外来制度中的实践与探索。
当然，这个转换也存在不彻底的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错误地排斥、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是当时“左”倾政策的结果。直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实践检验、理论认识和形势的变化，放弃了苏维埃模式，这个转换才比较彻底地完成。
二是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创新。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提出，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内涵，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无需赘言。简单地说，苏俄模式与城市中心道路相联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实行苏维埃革命的初期，走的也是城市中心的道路。其间，在城市中心论指导下的实践一再失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动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而转向农村，并进行理论思考和升华。1928年底至1930年春，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多篇著作，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城市中心道路的苏俄模式，实现了向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转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革命中最为重大的创造。
三是将农民群众提升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问题，苏维埃革命更是“紧紧地依靠着农民”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时势、环境和阶级力量的变化，以制度、政权和土地为途径，对农民进行动员组织，“不仅思想上领导农民，经过某些组织形式(党、党在农村中的组织)，而且是经过国家形式领导农民”，将之纳入新型的、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视之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新的社会的建设者”“新社会的基础”，提出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思考与理论，引发农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义务感，形成浩大的革命生力军。将农民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对苏联原生经验的突破和创新。1933年9月底，国民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与前来考察的青年党领导人李璜谈及国共两党与民众的关系时，坦承共产党“之于民，头头是道，如鱼在水；官军之于民，格格不入，知〔如〕鱼在沙”，认为这是国民党军之所以势拙、共产党之所以厉害的原因。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农民所取得成效的客观评价。
四是对苏维埃模式的放弃。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俄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不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内在弊病。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主动进行战略与政策调整，在土地、阶级、政权、政治路线等方面做出改变，逐渐消解了苏维埃制度，也改变了革命的形态与内容。1937年9月，苏维埃体制正式向抗日民主政权体制转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引用外国经验与结合本国实际方面的重大实践。
二、 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治国安民的初步尝试，影响深远
考察革命的经验、成果及影响，是观察和理解苏维埃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进行治理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从中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和战争问题，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会治军的领导骨干，在党的建设、社会治理、民众组织等方面都有大的成绩。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丰硕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思想资源，深刻地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与进程。这是苏维埃革命虽被放弃但其历史地位昭然史册的根本原因。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国家体制、人民政权道路与执政治国方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组成，其核心为国家体制和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商议国家政治制度时，毛泽东几次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显然，苏维埃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制度核心，有着清晰的继承性，而后者弥补了前者的局限与不足。可以说，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其核心原则与制度为人民代表大会所继承和发展。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与治理模式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独立政权形态的人民政权，在领导和管理这个新型政权的过程中，创新了党与政权、党与军队、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领导国家政权、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进行全局统筹与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实践，并初步总结了治国安民的执政经验。一些国民党人在当时即已注意到苏区政治具有特点、富有效能，指出“其下层政治组织，比较健全，各项工作较易推进”，苏区内“几无废人”，“尤无废事”，值得仿效。有学者指出，苏维埃政权的作为“让晚清以来，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始产生实质改变。相较于晚清和国民政府，苏维埃政权以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手段，将治理性透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经济与军事动员的手段，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政略的贯彻，甚至让他的政治宿敌——南京政权——都不得不为之折服”。显然，在苏维埃革命中创建的执政制度和领导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局部执政”的重要实践，为其后全国执政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经验依据。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了反“围剿”战争，确立了党军关系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从秋收起义“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党指挥枪”原则的确立，从游击战“十六字诀”到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形成，从人民军队诞生到人民战争体系的建立，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提出，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建军和武装斗争实践，确立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和新型人民军队的模型，成为其后人民军队继承、完善和发展的样本。谭政在1944年受中共中央委托起草的报告中，指出红军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强调要“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聂荣臻进一步强调：“我们是朱毛红军的血统，要永远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党原则，至今为党和军队所遵循和传承。
在苏维埃革命实践中，变革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动员、组织民众与发挥民众潜力的基本模式。在苏区社会中，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群团等各种制度设置，为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提供了合法渠道，使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这是苏维埃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经验。由此，苏区政权与民众缔结牢固的关系，形成民众代表与民众团体在乡村的坚强领导，使群众中“有活动力的男女，都在做工作，像千百条血管，连结在群众里面”。这在当时被毛泽东认为“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学者邹谠敏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它的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形〕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为干部，最高层的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群体’，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个大众参与政治形式的变化，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基础”。
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中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政府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期间写下的许多著作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观察与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思考，并在其后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反映了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浴血奋斗，既是当时革命运动的精神支撑，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共同阐释着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原因，并成为“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苏维埃革命中的“左”倾错误也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重要借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将苏维埃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作为“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提醒全党“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有学者这样论述当年经验的价值：“苏维埃革命确实存在大量值得记取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整个中共革命的一部分，苏维埃革命是传承和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为中共党人留下了值得记取和珍惜的财富。”此论可称精当。
历史发展具有阶段性、连续性和整体性。显然，就其内涵、本质、主流及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的影响而言，苏维埃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探索、奋斗与创造，展现了历史发展的生动内容和本质，构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中一段开榛辟莽、建基立业的历程。后继的历史发展固然因时势、环境、任务、认识的变化而不断有更多的创新，但在基本原则、精神上仍与其有清晰的传承脉络。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作者：何友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所》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