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提出并组织“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绝非一般意义的一次笔谈。鉴于该刊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近代中国或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构想和举措意义非凡，需要在学理上加以全局性思考并深入剖析。只有这样，才能对“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这一课题本身有更恰当的认识，进而才能从这一视角对中国近代历史做出合乎时代需要的创新性研究，并使这一历史在当代公民的世界观塑造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这里所谓的学理上全局性思考，简言之，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的认知以及对相关学术前沿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思考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而言，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以“范式”为焦点达成了基本共识，即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自民国时期到当代形成了若干范式，主要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借此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凸现了“革命”和“现代化”两个宏大叙事下的主题拓展。它们虽各有侧重，却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可称之为人类中心的历史观。这是因为，它们所研究的历史，主要是作为人类事务来探究和讲述，其中难以见到对自然之力及其作用的阐释，也不知自然所受的影响及其变化如何。因此，在“山河广袤、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近代中国史书中，很难见到“熊罴虎豹、狮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马羚羊”，更别说“山林丛莽”“狼奔豕突”“嵩草无垠”的场景；即便对于不能忘却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深重灾难，除了知晓“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以及领土被割让、海关被掌控、人口有伤亡等史实外，也难以了解山河本身如何破碎、生灵本身如何被涂炭的境况和成因。

　　对于上述局限，国内学者早有认知，并明确指出“所有这些范式，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人与自然之相互关系……所有这些范式又都脱离了与人不可须臾分离的自然，而把人与自然本身都抽象化了”。同时，国内外史学界聚焦于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而开展研究的成果日益涌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有助于突破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限。这就需要明确这类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我认为，可以从新范式角度去考虑并提升这类研究的学术意义，它们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奠定了基础。

　　所谓环境史范式，指的是环境史学者从事历史研究时遵循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探究的基本主题，即以生态学为基本理论，以生态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为核心和主线，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生成和变迁以及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下的历史运动。环境史学者已然贡献了新的历史知识体系，塑造了新的历史观念，从而突破了人类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凸显了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重塑了人与自然同在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生态世界，数不胜数的环境史专题论文和著作充分地展示了这一切。其中，美国发行的《环境史》杂志（Environmental History）所刊文章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与历史研究》丛书（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即可证明。

　　《环境史》杂志于1976年在美国创刊，先后定名为《环境评论》（Environmental Review, 1976—1989）和《环境史评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90—1995），1996年正式改名为《环境史》。该刊主要刊登各国学者描述过去世界各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倡导用交叉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具体地挖掘反映这一关系的丰富多彩的史实，并提出解释这一关系及其史实的真知灼见。因此，该刊的文章足以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并非抽象的观念和概念，人、自然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皆是曾经存在过并因各种需要和缘由以及不同方式联系起来的具象的实在。

　　同样，剑桥大学出版的《环境与历史研究》丛书的定位也是值得推崇的。它旨在研究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和世界各地相互作用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适应、开发、超越、破坏或保护等一系列行为，所有的人类社会必然与其生态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丛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使用历史分析的新方法——例如生态学来帮助解释历史事件、文化模式和社会组织。自198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加勒比的奴隶：一部生物史》（The Caribbean Slave: A Biological History）以来，该丛书迄今已出版著作45部，涉及16个国家和4个地区的有关历史主题，其研究和撰述充分体现了丛书的宗旨，即用生态学这一历史分析的新方法，具体研究和解释特定时空下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

　　质而言之，立足于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以生态分析的基本方法，认识和探究具体的人及其社会与特定的自然要素及其系统之间纠缠不已、有机交织的复杂关联，进而在历史选题、历史运行、历史方法、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的理解和阐释上别开生面，是环境史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历史门类的基本特色；它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类型，也可称之为一种新的历史范式。鉴于环境史本身作为新的历史类型的特点，以及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主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的事实，今天，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完全可以添加环境史范式。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这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强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如何加强？窃以为，这有赖于恰当地认识“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也就是要突破将人与自然本身都抽象化的认知和做法，从人不可须臾分离的自然来定位人，也从赖自然为生并作用和改造自然的人来定位自然。

　　就前者而言，近代中国的“人”并非抽象的人口数量和人类社会，而是百年间在古老的东方这片土地上生存、活动的个体和群体，他们主要是土生土长的中华各族人民，也包括抱着各种目的由域外而来的各色人群。对于他们，在做一般的“我族”“非我族类”区分的基础上，既可以按东、西、南、北、中等方位来划分，也可以按省、道、县（旗）、特别区域等地区来划分，还可以按所处自然环境制约的生产和生存方式特点来划分。就后者而言，近代中国的“自然”也并非无关乎人的外在环境，而是与中外人士的生存和活动日益关联起来的自然要素及其系统。它们是客观存在的茫茫林海、沙漠戈壁、群山叠峦、草原田园、河湖沼泽、浩瀚海洋、飞禽走兽、万物生灵，等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曾作为经济资源、审美对象、精神家园抑或崇拜之源，与各色人等产生了形式多样的错综复杂的关联。这样来看待和把握“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研究就能落到实处或根本之处。这样的研究的开展，最为直接的作用在于重新梳理和辨析中国近代历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史料和史实，进而可以切实地认知近代中国作为人与自然共生的历史生态世界的存在。

　　基于上述内容，可以进一步思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添加环境史范式的第二层涵义——这意味着要讨论如何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重新思考和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问题，由此明了环境史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关联性。

　　关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问题，若按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指导下的研究主题来理解、把握，主要是侵略与反侵略、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等主题；由于它们在不短的时间内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基本问题，因而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藉此大家辈出。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内容值得进一步挖掘和阐释。譬如，近代外国人在华的生物学考察，也曾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个侧面。后来人们认识到，对这样的历史内容进行探索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不能简单论之；西方人在华的生物学考察和研究活动，“无论在农林经济、园林艺术、自然保护等方面，还是在近代生物学发展等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构成了近代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方面的史实和问题在革命史范式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有所加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有了突破。而这方面的历史还可以在环境史范式下推进研究。推进的主题不仅要涉及更多的来华人士及其活动，而且要涉及华人移民在海外的活动及其对当地社会—生态秩序重组的作用，尤其要涉及人类作用下异域物种的跨域交流及其问题，这即是克罗斯比所主张的“哥伦布大交换”在中华大地及其关联之所的体现。

　　对于现代化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主题研究，也可在环境史范式下认识和拓展许多问题。这方面的成果已为数不少，如环境史视野下近代中国火柴制造业的研究以及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环境意识及其成因分析，近代中国城市大气污染及其治理的研究，帝国主义列强对北京门头沟煤矿掠夺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研究，等等。它们对于如何把握以环境史范式促进和拓展现代化范式下的主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因此，环境史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研究，因突出人与自然关系主线而拓展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认知与研究，对于后两种范式可起到补充、丰富乃至高度整合的作用。此外，环境史范式下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关系中存在的建设中的破坏、破坏中的建设的种种悖论也需要明了和谨记。这样，在加强并整合相关研究的同时，更要思考如何做好辩证的阐释工作，以便对历史的复杂性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在这方面，侯深近年来有关青岛啤酒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范例。其研究和叙事不啻让我们看到，历史学者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探讨中增添环境史范式之后，对外来侵略大前提之下各色人等开发、利用、消费多种自然要素从而驱动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复杂关联及其引发的多重悖论的把握上，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新高度。

　　环境史范式下有关“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的研究，以及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重新思考和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问题，产生了许多新成果，催生了不少新概念，值得花力气将它们纳入中国近代史著述与教学之中，这即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添加环境史范式的第三重涵义——这意味着要系统地梳理已提出的有关概念并有机地整合到中国近代史教材之中。它们既包括“中国环境史”“中国环境通史”“中国近现代环境史”“中国近代环境史”“清代环境史”“中国边疆环境史”等整体性概念，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环境与经济”“近代中国环境的退化”“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大象的退却”“虎米丝泥”“山河之间”等新专门史或专题史概念。每一概念之下有着数不胜数的新认知和新史实，这些新认知和新史实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新宏大叙事下的具体实在。如何将它们反映到新型中国通史尤其是近代史和专门史的编撰之中，这无疑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由此思考和书写中国近代史，还需要深思许许多多的问题。譬如，“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与“古代中国的人与自然”有什么统一性和差异性？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书写的中国近代史有着怎样的特色，由此如何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发展或曰历史分期？从这一角度来思考近代中国的全球化、市场化又将能提供怎样的历史新知？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而需要很多人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勉力为之。

　　无论如何，增添环境史范式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可以让人们看到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生态中国的基本样貌，从中了解百年间中国人、中国山河、中国生灵曾遭受的深重灾难，同时了解这时期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发展对当地社会—生态的影响，从而为理解今天的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乃至相关的国家政策的出台提供历史的视角。譬如对外来之人和物的长期影响的探究，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内涵的挖掘和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对农业文明的人与自然认知与互动体系向现代工业文明缓慢而坚决地转型时新的问题如何潜滋暗长、逐步涌现并留下诸多祸根的认知，可以为认识诸般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卓见。而探究和书写这样的中国近代史，就有可能使之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以及海洋生命共同体认知所需的新世界观塑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