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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革:河流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与长三角近代文明的成长——“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六)

作者:王建革 发布时间:2022-04-13 字体: 打印
作者:王建革
发布时间:2022-04-13 打印

 

 

 

 

  太湖以东长三角地区人与环境互动形成的人类生态系统,建立在以水网为基础的圩田体系之上,圩田农业生态形成以后,发展各种前近代的产业和生态体系。这一生态系统经历千年的稳定、积累和发展,为传统江南经济提供了生态基础,也为19世纪下半叶成功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条件。许多近代发展所必须的自然生态条件是逐步积累形成的。河流与圩田水利体系经历了千年的经营与传承,这其间,人们在长江口、太湖、运河、吴淞江、黄浦江和浏家河等自然河流之上建成了许多水利设施。这些水利设施,特别是海塘、湖岸、河岸和圩岸等设施,使人们可以借天然的地势,使太湖清水有序地自西向东排泄,在高地与低地之间形成大面积溢流水利系统。在这一地区,清水不像其他大河流域那样快速排泄,通过高低地的河流与潮水的互动,在高低地之间形成清、静、活、缓的水流。这种溢流体系的农业生态系统,提供了近代产业发展所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市镇、水网和产业体系的环境基础。作为近代港口的上海港及其依托的黄浦江,也是几百年河流生态变迁塑造的结果。这一地区近代化的兴起,既有千年圩田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也有几百年河道塑造的预备。内在条件与近代各样环境相耦合,特别是运河危机和桑基农业的兴盛,推动着长三角近代化的成长。

 

 

 

 

一、 黄浦江形成与整体水网

 

 

 

 

  黄浦江的发展,先引起整个感潮和圩田河道体系的变化,后导致东方大港的形成。太湖以东地区有前近代农业文明和手工业的条件,却缺少近代港口,港口对近代文明的推动是非常明显的。唐宋时,这一地区有扬州港,然而,长江口的水环境使此港淤塞。尽管如此,元代的长江口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运输船只。马可·波罗描述当时的长江口区域有一个巨大开阔的江面,江面上有成千上万艘船只。这样巨大的运输量,却没有形成近代意义的对外贸易港口。扬州港淤塞后,随着海岸线的东向推进和吴淞江的淤塞,浏河便在元明时期成为出海港口。元代的漕粮海运改由刘家港启运北上。明朝初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掣淞入浏”,娄江下游入海通道加强,清水量增加,水流迅急,其势逐步扩张,长达200年保持着通畅的局面。明永、宣两朝,郑和七下西洋,永乐三年第一次、永乐七年第二次都是从刘家港启航。由于浏河方向的水流自明末以后开始因淤受阻,东北方向的水流部分南趋,清代以后,浏河严重萎缩,上游江流行缓,下游潮沙淤积,几成平陆。

 

 

 

 

  夏原吉的另一举措开范家浜促成了黄浦江的形成。他将范家浜上接大黄浦,使长期以来淀山湖一带的水流由范家浜东流出海。明天顺年间,吴淞江宋家浜河段,即靠近外白渡的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使吴淞江成为黄浦江的支流。嘉靖年间,黄浦江两岸形成50多条支流。范家浜自然受水条件较好,冲刷后逐步形成一条足以代替吴淞江的出海水道——黄浦江,在新的方向上形成充足的清水动力与潮水形成平衡。清中期,黄浦江经历了自然顺直过程。“吴淞岀海旧迹,本近东南,宋元间潮水盛而江塞,冲決横溃,渐让於北。自老鹳嘴坍没,浦流始直。”随着黄浦江的径流增加,上海成为长江下游稳定的近代出海港,海船出入便捷。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上海的航运业得到空前发展,不仅有内河航线,还有长江航线、北洋航线、南洋航线和国际航线。经历近代化疏浚,黄浦江成为一条黄金水道。黄浦江的港口,甚至恢复了唐以后中断了的扬州港的格局。

 

 

 

 

  黄浦江与长三角水网运输路线在近代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下不断扩展。道光年间,清政府开始启用海运。安徽巡抚陶澍在道光五年(1825)为漕运之事察看了黄浦江的运输能力。“勘得上海县东南门外黄浦江一道,阔五六里,距海口五十余里,为各商船聚泊之所。臣遍历江干,现在大小沙船一百余只。当即登船查看,见大、中沙船均系桅板坚固,舱底平整。大者约可装米一千四五百石。据船户、牙行佥称:各船常年载货北行,辘轳转运,至十、冬、腊三个月内,各号船只始能收帮归次。”这时期运米可达一百五六万石,从上海驶天津,“顺风旬日可至”。黄河北徙后,漕运运输线以黄浦江为中心。

 

 

 

 

  上海开埠以后,黄浦江疏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58—1862年,河口段31公里一般水深均在6.1米左右,最低水位只有3.4米,不能适应海船吃水的深度。光绪三年(1877年),荷兰工程师艾沙(G.A.Esche)和奈格(J.D.Ryke)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们指出:黄浦江河道靠潮水维持,改进航道需要加大进潮量。他们制订了漏斗形导治线,上游较窄,逐渐均匀地向河口放宽,以此满足航运需要的稳定河道。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成立黄浦江河道局,奈格任总工程师,光绪三十三年施工,堵塞内沙北支老航道,以南支为独一新航道,采取两岸筑堤的方式束窄河床。并确定了从吴淞口至江南造船厂33公里的导治线。宣统元年(1909年),挖泥量达600万立方米,河口有弧形导堤,外沙水深达最低水位下6.3米,航道的宽度122米。随着近代中外人士对黄浦江的疏淤,上海港成为东方大港。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再加上原有的大运河体系在黄河北徙后的崩溃,促成了近代上海港口的形成和长三角经济的发展。

 

 

 

 

二、 运河危机

 

 

 

 

  传统时代人类对自然河流的改造,莫过于政府动员人力物力开挖运河。官方通过开挖运河完成大一统,也改变了自然。

 

 

 

 

  明清的治水者在清口和高家堰这一小小的区域,使黄淮运整合于一体,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维持黄河南流,改变了黄淮水的动态,维持了运河。明末,河道都御史潘季驯的治理模式是蓄淮水于湖,抬高水位,以此济运并刷黄,黄淮治理一体化。不得不说,这是具有生态智慧改变水流动态的一种治理模式。只是后期因黄河淤高,淮水难以刷黄和济运并行,淤积使得济运难度加大,官方引黄济运,甚至用黄河水灌塘济运,使运河维持成本越来越高。道光年间,运河淤高三米多,自清江浦至高邮二百余里,粮船经常衔尾停泊,陷入泥土之中。官方建坝拦断运河,层层蓄水,甚至用人工车戽办法将水翻入运河中养船。随着黄河淤积抬高,北徙危险越来越高,其实,北徙的自然形势早已形成,只是以黄济运延缓了这种变迁。就洪泽湖本身而言,清口区域的黄河倒灌使北部湖底淤积严重,多年的平均淤积速度大约为每年一厘米左右。黄河淤高和洪泽湖淤积使清口束清刷黄能力大减,治黄与治运一体化功能大大减弱。洪泽湖北部地势的淤高,使湖水更多地通过里运河中南部的五坝进入入海通道,淮水则不断地从山盱五坝下高宝诸湖进入入江通道。

 

 

 

 

  随着黄淮运湖控制成本的增加,一些人士开始议论海运。清代学者包世臣在道光初年提出海运十宜,第一便指出黄淤引发的危机。其实,海运是在更大范围寻求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突破。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没有黄河水济运,运河失效,官方不得不依靠海运,而旧区运道基本上用于运盐。长三角的港口,特别是上海港,在海运环境下得到了扩张。在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大运河传统运输系统的崩溃,使运粮转向上海港,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港的发展。

 

 

 

 

三、 传统农业生态的高效维持

 

 

 

 

  长三角的传统农业的型态包括发达稻作和桑蚕业,松江一带以稻作见长,而嘉湖地区桑蚕业和丝织业则为国际市场服务。

 

 

 

 

  宋代以后,太湖沿岸地区淤积发展,促成了大规模的湖田,湖田推动了桑基渔塘等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为丝织业和市镇成长提供了条件,使对外生丝输出也日益增多。丝、茶等大宗商品在传统时代的国际市场上占了大份额,这与长三角的农业生态稳定有关系。

 

 

 

 

  明清时期的农业集约化使平原区没有大水荡,破碎化的水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桑基稻田与桑基鱼塘。桑蚕利润高于种稻,农民将田中之泥堆于岸边,积土成地,形成桑地扩展。“桑地宜高平,不宜低湿;高平处亦宜培土深厚。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州独甲天下,不独尽艺养之宜,盖亦治地得其道焉。厥土涂泥,陂塘四达,水潦宜消。”在海宁一带,陈确看到海宁农民在水干时挖河泥改变了环境:“尝见勤农贪取河土以益桑田,虽不奉开河之令,每遇水干,争先挑掘。故上农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车戽之水必深。盖下以扩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粪而肥,生植加倍,故虽劳不恤。”农民不断地捞河泥,加上他们养猪和用蚕粪等喂桑,使这一地区的桑基生态农业的高效得到了维持。

 

 

 

 

  对外开放推动了嘉湖地区的蚕业和丝织业,也进一步使桑基生态农业得到扩张。在南浔,农民忙完养蚕缫丝后,开始采二叶养二蚕。这里出产著名的七里丝。随着桑树种植的扩大,稻作被压缩。上海开埠前,清政府限制生丝出口。对外开放以后,江南丝织业直接面对世界市场,生丝出口量迅速增加。短短数十年间,南浔、震泽、乌青为代表的苏嘉湖区域丝业市镇得到快速的发展和繁荣,蚕桑专业化取得长足的进步。19世纪下半叶,南京、镇江、常州纷纷兴起蚕桑业,并逐渐形成专业化与分工的生产方式。太湖流域良好的圩田生态,满足了专业化生产的扩张。

 

 

 

 

  这一地区的生态农业和景观在近代得到了西方人士的认可。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在浙江感受到农业的密集。“浙江省多湖泊,像江南一样江河和运河交错,但除了稻米外,出产极不相同,主要产丝,为喂养吐丝的蚕,山岭之间肥沃、美丽的河谷,乃至平原都种植了桑树。”然而,他认为中国的园林风格是征服自然,西方人的园林风格是改进自然。

 

 

 

 

  20世纪初,农业部的土壤专家金博士(F.H.King)完全肯定中国的生态农业,当时西方的生态农业概念还没有兴起,然而,金肯定中国农业的可持续性。金发现东方田野的时空是一种拥集的时空,这种集约化空间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经营。江南有各种各样的河道与小水塘,有各种积肥设置,他发现这一地区的生态与施肥相当有效。秧田与插秧田景观各有特色。他在浙江看到一块刚刚整理好的准备插秧的稻田,泥土被弄成了粉末,然后与泥浆混合。这是传统农田耕作的耙耖过程,自宋代以后农民便这样耕作,对国人来说再正常不过,金却视其为一种独特的维持肥力的经营。另外,他对当时的农村卫生条件也持肯定的态度。他引斯坦力博士1899年的讲话:“从中华民族诞生以来的3000或者400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一直都显著地超过死亡率,且中国的卫生情况比中世纪的英国要好得多。家庭卫生的主要问题是每天打扫房子,假如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又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那就更好了。极富文明的西方人焚烧垃圾,将污水排入大海,中国人则是将两者都用作肥料。中国人不浪费任何东西,并且总是将神圣的农业职责铭记于心。对细菌的研究工作表明,处理人粪尿和生活垃圾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们埋在干净的土壤中自然净化。”斯坦力博士认为上海没有什么必要建设西方式的卫生系统,中国传统处理方法即可。

 

 

 

 

  总之,宋代以来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生产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仍然对乡镇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农民传统的生态循环方式维护了被近代产业发展破坏的环境。长三角高效的传统生态农业,为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条件。太湖以东长三角地区出现了近代港口和对外贸易,以及许多产业,这些新形态基本上得自于传统产业的新生。传统生态环境提供了初级农产品,甚至也提供了城市发展的卫生条件。上海与苏州一带的发展,是以西人看起来都不落后的生态环境进入到国际循环中去的。生态条件的长期积累及其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促使这一地区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创新的地区。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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