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三次访问台湾，参加有关会议，搜集档案资料，进行学术交流。在访问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的浓厚氛围，至今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是在1995年1月15日至24日，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张镜湖先生邀请，参加“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和政治大学主办，国家民委所属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协办，于1995年1月16日至18日在台北市中山会议厅举行。与会的大陆学者23人，台湾学者170余人。这是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者的首次交流，研讨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以及对中国灿烂文化的贡献。大陆学者提供论文21篇，台湾学者提供论文12篇，会议安排13场专题研讨会和1场综合座谈会。提供论文的学者都作了学术发言。两岸学者轮流主持了各场讨论会，相互评论了每位学者的论文。会议提供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说来，包括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西藏地方与中央隶属关系的形成、蒙藏文化交流、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中央政权对蒙藏地区的治理、西藏与拉达克和尼伯尔的关系、蒙藏历史上的有关人物等。

 

我提供的论文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上的《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问题》，约1·6万字。进行评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吕士朋先生。吕先生认为该文内容充实，层次分明，结论正确，写的很好，只是题目还可以再具体些。我评论的论文是台湾蒙藏委员会刘学铫先生关于辽朝的文章，因为会前和作者有过沟通，所以评论比较到位，刘先生很满意。通过论文评论，两岸学者之间加强了了解，增强了友谊，彼此的关系非常融洽。

 

    3天会议结束后，主办方安排大陆学者参观游览。在台北参观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大学、“中研院”近代史所，游览的是台北书市一条街，台中市九族文化村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基隆河北岸士林区外双溪，是台湾省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建造于1962年，1965年落成。远看这座建筑，依山傍水，气势宏伟；近距离再看，具有典型的中国宫殿特色，白墙绿瓦，分外鲜明，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有同事轻声地说：“这是又一座中国宫殿啊。”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称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大“镇馆之宝”。通过讲解，我知道翠玉白菜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嫁妆，做工精细，寓意吉祥。肉形石原是一块天然玛瑙石，经过能工巧匠鬼斧神工，便幻化成一块令人垂涎的东坡肉。毛公鼎是周宣王即位之初制造的，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在晚清、民国那个乱世，毛公鼎历经坎坷，有赖于叶恭绰与叶公超叔侄二人，最终才能留在国内。听完讲解，我既为这些稀世珍宝而惊叹，也为叶恭绰与叶公超为保护毛公鼎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中国文化大学是一座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位于台北市士林区阳明山，创建于1962年，原名远东大学， 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是张其昀。学校本部位于阳明山华冈，毗连阳明山国家公园。校园建筑都以中国宫殿式建筑呈现，外型典雅巍峨，颜色赏心悦目，看上去既庄严又清新，还有那“质朴坚毅”的校训，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

 

    “中研院”近代史所位于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号，该所1955年2月成立筹备处，1965年4月正式设所，郭廷以先生任首任所长。近代史所的研究范围，为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变迁，尤其着重探讨现代性的形成，除了秉持历来史学研究的良好传统与基础之外，更加强对当代社会、人文与世界的关怀。其中，清代边疆民族问题是该所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台北书市一条街，指的是重庆南路书店街。一天下午，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高楼上悬挂的书店灯箱广告，在广告下面，书店一个挨着一个，人们出出进进，非常热闹。台湾朋友介绍说：这条书店街形成于五六十年代，既是读书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外来游客体验台湾文化的场所。我们走进一家名为“书香林”的书店，只见进门处摆的都是最新畅销书，靠墙两边的书架上，则按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门类依次排列，五颜六色，分外醒目。打开书翻看，都是竖排繁体字。

 

    九族文化村位于台中市南投县鱼池乡大林村。台中市是台湾除台北和高雄外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台湾省中部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距离台北约189公里，乘大巴车要走两个小时。从台北到台中的高速公路平整通畅，沿途生活区的设施也很齐备。我们到达台中市以后，先入住“中国大饭店”休息，第二天上午才去“九族文化村”游览。经过导游介绍，我知道了“九族”是台湾民间对除平埔人以外、保留传统文化较多的高山族九个族群的俗称，即指雅美族、阿美族、泰雅族、赛夏族、邹族、邵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和排湾族。其中邵族和邹族在九族文化村里算一个。在九族文化村，我们主要观看了传统的民族服饰、建筑、歌舞，的确是很有特色。观看中，我不由得想起了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云南昆明的“民族村”，深切感到中华民族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真是多姿多彩、别具特色。

 

      我第二次访问台湾是在2004年3月15日至19日，应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邀请，参加“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04年3月16日在台湾大学 新综合体育馆视听教室 召开，大陆有6名学者与会，多为研究蒙古史的专家。我提供的论文题目是《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后来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第二辑（2004年2月出版）。因为这次会议一切活动都在台湾大学进行，所以我对台湾大学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知道“台大”是一所研究型公立综合性大学，素有“台湾第一学府”之称，该校教授、学生与校友对当代台湾历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台湾大学的校园环境也很优美，宽阔的道路非常洁净，高大碧绿的树上开着鲜艳的红花。漫步在“台大”的校园里，我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挚友许寿裳在台湾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台湾往日的历史也瞬间在脑海中闪过。

 

我第三次访问台湾，是2005年3月14日至28日，应台北故宫博物院石守谦院长的邀请，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找有关清代历史的档案资料。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共收集到567条比较重要的资料，为完成新修清史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还有机会看到了“太平天国战图”、“莲花经图”等一些馆藏珍品，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我。

 

第三次访台，我既会见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新朋友，加深了两岸学者之间的友谊，增强了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该院图书文献处冯明珠处长（后为院长）在不违背该院规章制度的前提下，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冯教授还多次请我吃饭，在我查档结束的前一天，又和她的先生——台湾大学著名教授戴晋新——共同邀请我到他们家中坐客，探讨了清史中的许多问题。冯教授还在3月24日上午，邀请我给他们处的工作人员作“清代的理藩制度”报告。故宫博物院的博士陈维新先生，每天让我搭车从“中研院”学术交流中心前往故宫博物院查档，从而节省了许多时间。临别时，他除了送书给我，并特意给我的外孙一个礼物——宫廷灯笼，至今这盏灯笼还挂在我的书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潘朝阳和黄丽生夫妇，请我品尝台湾的特色小吃和茶点，了解台湾学术界蒙古学、史地学、海洋学的研究现状。“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启雄教授，不但请我吃饭，还让我参观他的办公室，直接感受台湾学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作风。著名学者庄吉发教授，多次在我查档休息时和我探讨清史中的一些问题，那热烈的情景，至今仍印在脑海中。还有魏秀梅教授，虽是初次相识，却把厚厚的新著《清末职官表》馈赠给我，扩大了我的研究视野。

 

三访台湾，令我终生难忘。“台湾，美丽的宝岛，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团聚在祖国的怀抱中？”我默默地想，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6日“社科院专刊·家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