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特质，这种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把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不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铸就了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质。

 

 

　　中国共产党是坚定中国立场、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从成立伊始就接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接力棒，确立为中国人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致力于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发展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遭遇了各种风险挑战，不仅要应对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战争围剿、制裁打压，而且要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艰苦斗争，尤其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必须应对尖锐复杂的“四大危险”“四大挑战”。在艰苦战争环境和复杂执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不忘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本质本色，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世所罕见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胜利，不仅因为她在长期斗争中锻造出来的战胜敌人的强大能力，同时也因为她在长期自身建设中所形成的伟大自我革命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1927年，大革命惨遭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此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悲观绝望、怨天尤人，而是以强大的自我革命勇气，审查和纠正自身的错误。在八七会议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指出，“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会议深刻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在革命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和沉痛教训，在知错、认错、纠错的基础上，抓住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核心问题，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新实践、探索革命新道路。土地革命斗争前期，“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严重存在，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严重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召开遵义会议，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刻检讨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是非问题，严厉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重大错误，果断改变中央领导核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经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日益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事业日益走向胜利。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再次以伟大的自我革命精神，通过理论学习、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等形式，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重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系统彻底地清算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日益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基础上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

 

　　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具有不同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直面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失误，不断推进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开创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以高度的战略清醒和深刻的忧患意识，着眼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着力防范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果断清除党和国家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从不讳疾忌医，勇于刀刃向内，着力解决自身问题，不断进行深刻改造和自我重塑。一百多年的历史以不争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大自我革命勇气和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从不掩饰自己挫折失误，敢于而且善于知错认错纠错，敢于而且善于清除自身不足而开创新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本质、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不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立足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风险挑战，在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再次突出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总结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大观点，这些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史是一部从未间断、接续发展、不断更新的文明创造史。远古时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实践，形成了原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和公有集体观念；随着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出现和不断发展，“私”“家”“国”等文化观念开始产生。殷周时期，奴隶制形成发展，以礼制为典型标识的等级秩序和文化形态占据统治思想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急剧变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礼崩乐坏”局面出现，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诗》《书》《礼》《易》《春秋》《离骚》等一大批文化经典，以及“仁”“义”“诚”“信”“道”“术”“势”“法”“名”“实”等思想观念。封建社会秩序巩固之后，“大一统”观念兴起并不断完善，纲常伦理化的儒学理论长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等相继出现。近代以降，中国社会性质剧烈变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呈现新的特点，中华思想发生重大转型，中国传统文化、外来各种新旧思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思想领域开展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力图占据指导思想地位而成为中国社会实践的引领者。经过比较借鉴和思想较量，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在实践发展和理论探索中获得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社会制度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日益走向现实。

 

　　历史连续中创新进取的文明发展史，铸就了中华文化以我为主、差异融合、创新再生的发展逻辑，在持续不断的中心扩散与向心凝聚的双向互动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不断对生产生活、阶级斗争的实践进行凝练提升，留下了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并使之转化和融会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春秋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等不同文化的差异融合，汉代以降的儒学、佛教、道教等不同文化的差异融合，近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文化的差异融合，就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差异融合的基础上，中华文明不断更新其形式,补充其内容,丰富其内涵,扩大其外延，不断成就新的文明形态，融汇成绵延数千年而未曾中断、守护根基而又不断创新的文明长河。

 

　　中华文明差异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逻辑中，包含着革故鼎新、创新发展的内在基因，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事物的文化传统。在发生发展的早期，中华文明就包含着坚定的创新意志、丰富的创新思想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中国早期的文化典籍《周易》，代表了中华先民在很早时期就已经注重探索自然和社会发展变易的现象和规律，在把握世界变化的基础上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展现了上下求索、自强不息、宽厚包容、融合创新的精神。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典名句，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发展中超越自我、革故鼎新的强烈意志。屈原在《离骚》中提出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表达了追求真理、超越现实的人生追求。《大学》把“新民”作为大学之道“三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文化旨趣，把超越自我、不断更新作为君子人格、社会理想的重要内涵。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倡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彰显变法革新、改变现状的坚定意志。

 

　　这些内容经过千百年文化传承，孕育了坚持守正与出新相统一、在保持连续性中勇于自我超越的文化品格。一方面，勇于发现自身的不足，勇于告别昔日的自我，绝不因循守旧、停步不前，绝不拘泥于先人而是勇于突破先人，形成了守正而不守旧、尊古但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断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走向更高的境界，始终朝着最高理想而求索不止，形成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创新发展不是文明断裂式的推倒重来，在前进道路上没有丢掉老祖宗、忘记来时路，而是在不忘初心的基础上承担新使命，在传承优秀文化内容的前提下吸收新元素、创造新文明，始终保持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开拓创新中弘扬优良传统，在坚持优良传统中开拓创新，形成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良性互动、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华民族守正出新的文化传统，不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更是它的勇敢创新者和发展者，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就是这种继承与发展、弘扬与发展的思想结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性地学习、继承、改造和发展它们，“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党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党的自我建设、自我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突出强调全党牢记“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中国文化智慧，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方法，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勇于承认和清算自身错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他把传统文化的守正出新品格同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结合起来，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原创性地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领导全党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在伟大自我革命中把党锻造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的自我革命品格，是对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丰富和发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守正出新、自我超越的传统，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自我批评、自我警醒、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思想智慧，从春秋时期“臧文仲之叹”到延安窑洞中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就是典型代表。

 

　　《春秋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遭遇洪灾，鲁庄公遣使道宋国慰问，宋湣公对鲁国来使言道：“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这是宋国执政者的深刻自责、自省，力求从自身失误中寻找灾祸出现的原因。鲁国贤臣臧文仲听了宋湣公的自谴后感叹道：“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说，执政者若能做到自我反省和矫正，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就会人亡政息。这种“兴浡亡忽”的历史周期律在几千年王朝更替历史中得到体现，历代王朝的清明时期大都与统治者的“罪己”相关，而衰亡者则往往是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罪人”。例如，隋炀帝“性不喜人谏”，不知“罪己”只知“罪人”，自以为是而不知己非，闭目塞听而不纳人谏，迅速走向灭亡，即所谓“其亡也忽”；唐太宗则“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我警醒与自我约束，贞观之治得以形成，即所谓“其兴也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种政治力量接续登场，兴衰成败更迭不断。基于此，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向共产党人寻求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他讲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毛泽东给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当然，毛泽东给出的答案，绝不是简单地把矛盾和问题交给人民，仅仅依靠他来解决党自身的问题，而是以党的自我批评为前提。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这就是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纠正自身错误的正确做法，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在长期发展中成为党的一大优良作风和重要法宝。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发展实践和风险挑战，在新的赶考中进一步探索党的建设路径，在汲取中华优秀治理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传承党的优良作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要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毫不留情地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坚持不懈地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防止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很显然，从毛泽东的“第一个答案”到习近平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问题上，传承了中华文明自我超越、革故鼎新的基因，守正出新的创新性特质，实现了对古代优秀治国理政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绝不是中国传统革故鼎新思想的简单传承或直接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和典型体现。自我革命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革命批判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事物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自我否定的过程，通过内部的否定之否定，事物实现螺旋式上升而发展到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辩证否定、自我扬弃的历史。马克思正是通过深度的自我思想清算，才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创立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就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成长发展的全部进程，正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纠正的过程中，共产党才得以实现自我革新、自我超越、发展壮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生命要素，“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列宁指出，是否正确地对待并勇敢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衡量党是否郑重、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斯大林也强调，共产党敢于公开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个优秀品质，把自我革命确立为克己制胜的重要法宝、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始终不能忘记的鲜明品格。自我革命品格是由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本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和人民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因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党才能谋根本、谋大利，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来检视自己，直面包括自身错误在内的各种问题，坦承自身缺点不足，勇于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守远大理想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实现远大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持续努力，为此必须始终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克服包括自身错误在内的各种困难，始终保持发展奋斗的意志和能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远大理想的激励和支撑下不懈奋斗，不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实现自我改造，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实现跨越和发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于中国土壤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不渝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又忠实传承、弘扬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一以贯之地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一百多年发展历程中，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就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体现和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本质，给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中国传统治理的历史周期率思想，注入了新的强大生命和思想灵魂，使之摆脱了旧的时代局限，释放出真理性力量和普遍性价值，上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特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周期率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思想中扎根、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沃土，使之呈现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凝结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