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新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现成的“公式”，不分时间和地点机械地套用，而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应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精神、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同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　

史学概论是历史学的基础教材之一。它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1930年卢绍稷著《史学概要》，主旨是“灌输读者以史学之常识，并指示研究历史之门径”，“使读者得知世界史学之趋势”。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帮助学生联系历史研究的实际，逐步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20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础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是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要内容是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新发展。为此，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领史学概论的撰写。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它广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也是繁荣历史科学之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灵魂。因此，撰写史学概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是墨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字句，也不是将他们的个别结论当作现成的“公式”，不分时间和地点机械地套用，而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概论的撰写。撰写史学概论的过程也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只有正确地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才能构建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追踪史学发展前沿，拓宽历史认识视野，扩展历史思维空间，紧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进行创新，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我们生活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的时代。包括史学理论在内，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创新需求都十分迫切，以回答时代和事业发展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不断开拓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界。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无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人类发展史，无论史学发展史还是其他学科的发展史，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历史。我们应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努力研究中外史学发展的新情况，回答新问题。

认真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研究的有益内容，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使其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撰写新的史学概论，不能脱离前人的研究成果。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论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始终强调文化发展的继承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在利用前人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撰写史学概论也不例外。在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渗透的同时，还应认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同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

文章出处：《人民日报》2004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