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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圆:没有黑白的世界——读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6年4月21日第7版 更新时间:2016年04月22日

从2015年底开始,学界出现了很多推荐卜正民(Timothy Brook)《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一版)的书评,坊间诸如“商务印书馆2015年十大好书”等桂冠加诸其上。心动之余,购得一本,阅毕却颇觉遗憾。

 

学界之前于“伪政权”的研究多限于高层人物,而于其基层政权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至于日伪控制下的江南地区基层政权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卜正民的这项研究以日军“宣抚班”为视角,探讨抗战初期当然可以算是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但除填补空白之外,本书值得称道者实在不多,反而是暴露了作者和本书背后的诸多不足。

 

首先是资料本身。历史研究自当以资料充足为第一条件,否则选题再好也只能放弃。本书的核心资料是来自日方“宣抚班”遗留的资料,即上海档案馆藏卷号R1-1和已编辑出版的井上久土主编的《华中宣抚工作资料》(不二出版社,1989年版)。资料单一未必不能写出很好的著作,但就本书而言,作者所挑选的五座城市,至少南京、崇明这两座城市的资料其实是非常不足的,这两座城市中由“宣抚班”构建的“维新政府”则多依靠回忆录等侧面资料加以表述。更令人难堪的是,回忆录等侧面资料并非非常翔实,文本中的表述大量依靠作者个人的想象而非扎实的史料的构建。例如,作为作者反面典型的,反抗较为激烈的崇明县,在作者第七章所有的32个注脚中仅有2个是引用《华中宣抚工作资料》,而将近一半注释引自对“宣抚班”并且未参与伪政权的李鹤庐的《崇明沦陷记》。利用侧面资料并非不可,但明显对史实构筑帮助不大的侧面资料一般来说还是不用也罢。这样的局面,显然是作者勉强而为之的结局。另外,作者除了上海、嘉定的地方档案外,对于其他城市的地方档案也完全不见利用。

 

资料的误读。笔者从网络资料了解到,卜正民教授主要从事明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民国史研究本非其所长。但按照国外汉学研究机构的惯例,汉学研究者们多需讲授中国通史,想来对于近代史的有关资料和历史脉络也当非陌生。但就本书的史料解读而言,荒谬之处并不为少。卜氏可能一直没有弄清历史记述者有意或无意的隐瞒,例如“宣抚班”会强调自己所做的贡献和自己行为的正义性。但作者对于“宣抚班”的记述似乎一直是无条件的信任,例如他就跟随“宣抚班”成员熊谷认为嘉定的“茶馆、花鼓戏、京戏”也是当地不良习俗(第88页),其实这不过是殖民者基于寻求自身道德高尚性的外激反应而已。另一方面,作者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理解似乎也颇不可以常理度之。例如为了寻找伪“上海市长”苏锡文改名的原因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他非得解释这是苏氏文化水平太低——将“锡杖”误读为“锡文”(第193、307页);例如,作者认为“几个世纪来,中华帝国利用这个制度(保甲制度)使民众动弹不得”,(第243页),实际上,社会史学界多认为明清以来的保甲制度从未真正全面认真实行过,而民众的安土重迁更多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因素。

 

其次是历史宏观理解的错误。初读此书时,笔者尚以为卜氏不过是在玩弄关于“合作(collaboration)”一词的文字游戏,以便推销自己不同以往的历史视角。细读之下却发现,作者在行文中不经意间总是试图否认抗战初期民族主义的影响,即使提及也是否定性的评价。例如在第294-295页的注脚中,作者即试图将明末士大夫卑躬屈膝投降入关清军等同于日军侵华时期中国社会精英的思想。这样的历史认知,显然是忽略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作者自己也曾提及的各地各种反抗的思想基础。这样的认知甚至不如70年前为日本侵华奠定思想基础的内藤湖南。在作者的结论中,与日军的合作是真实的,而反抗不过是事后追加的虚假历史事实,即使有反抗,也不过是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与日军合作是当时各地民众的主流,反抗是少数,却不去解释为何地方精英多没有主动参加“维持会”、“自治会”等伪政权。作者的这种认知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何没有采用各地方的《文史资料》——这些资料多描述对日军的反抗。作者一方面知晓参加伪政权的是无德、无才的边缘人物——易而言之,真正的地方精英或逃离或拒绝参加,另一方面却说与日军的合作是主流。

 

全书中令笔者非常深刻的是作者对崇明武装反抗日军,随即导致日军残忍报复的游击队的冷嘲热讽。作者设计了一个类似“杀99人救100人”政治伦理问题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这样的政治伦理若要反驳自是非长编巨作不可,但可以就此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政治的基础是人的尊严,生命的价值不是苟活。在日军的统治下,国人的地位并不比奴隶为高,伪政府的成立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归属,抵抗自成必然。

 

第三,各种史实性错误和武断的论调。卜氏出身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其专著笔者未曾读过,但就本书而言,笔者粗粗整理了一下阅读笔记,颇有让人不忍卒读之处。第24页,“(苏锡文)是上海一家道教协会的成员,这说明他与秘密会社有联系”,道教就等于秘密会社?实在难以理解。第61页,“华北第一个‘维持会’于1937年7月30日出现在北京”,当时北京已在北伐后改名“北平”,而这个机构的正式名称是“北平治安维持会”。

 

还有,就是翻译的问题。从文字角度,全书行文较为流畅,显示了译者较高的英文水平,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指出。书的英文原名为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直译为《合作:日本机构与战时中国地方精英》,现在的书名为《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现在的书名显然是意译,与原书名差别甚大——不仅丢掉了作者强调的与日军合作,而且失去了“宣抚班”和地方精英这两个主角。第53页前后多处的“安居乐业”应为“皇道乐土”;第57页“外滩青衿银行(the Seikin Bank)”应为“横滨正金银行”,这是日本在华进行金融渗透的最主要的机构;第108页,“叫朋友为他继子国树买礼物”,这里的“继子”应为“义子”,如果是继子就有了继承权,显然这个中国孩子的父亲没有继承日籍“宣抚班”成员这样的野心;第194页“显灵沙坛”应为“扶乩”,第212页“这位老佣人是国民党新招募的地下党员”,应为“成员”,而“地下党员”在国内的语境中专指隐藏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会受资料的影响,以致出现“干一行,爱一行”的讽刺性局面。很不幸的是,卜氏在使用“宣抚班”的资料时,不自觉地陷入了侵略者的视角——虽然他可能自认为是不同、有别于中国人的视角。在他眼中,日军有侵略(“宣抚”)的自由,但中国人没有反抗的自由。

 

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需要阅读大量的既往研究成果,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其实,对于伪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也并非罕见。如研究华北的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版),更无论知网中多达数百篇的相关论文。奇怪的是,作者在正文、引文和参考书目中无一提及。我们知道,英美学界原则上可以对非英语的著作和论文采取无视。但其实多数严肃的欧美学者还是会大量引述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观点。在国内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卜氏的傲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在历史研究中,学者常常会受自身环境所限。作为与其他人类一样的近视动物,中国学者往往能冷静地看待非洲黑人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贩卖为奴隶,但很难冷静接受晚清时期国人被“卖猪仔”运到美洲、澳洲的历史事实;我们能冷静看待法国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美国的印第安人灭绝、德国的“水晶之夜”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却很难冷静面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这大概就是克罗齐所谓“历史在人心中的激荡”。卜正民(Timothy Brook)作为一个外国人自可从容站在外面,因为他无所谓“激荡”——当然,天然反民族主义的卜氏自可以此自辩并自得。而诡异的是,坊间的一些中国学者居然也没有这种“激荡”,加入到了不分黑白的大合唱中。消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自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一,其好坏我们难以评价,尤其是在他们自己似乎也部分相信之后。但就中国而言,消解民族主义并导致国家凝聚力的下降显然不是好事,更遑论否认在民族主义激荡下的抗日浪潮。

 

我们期待更好的关于伪基层政权的研究,以充实历史认知,但至少不是如此书般既材料不足、观点又无法立足者。关于此书,笔者还想说的是,除了可能来自资本界对学术的侵蚀,我们更应该反省的是严肃学术评论的缺失。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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