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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著作长短得失 推进相关领域研究——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研读《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6年4月21日第7版 更新时间:2016年04月22日

2015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史研究及出版再掀热潮,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其中,卜正民教授的近作《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一书屡登国内各大知名图书榜单,成为读者热议的话题。

 

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的主题是研读《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本版在3月24日第4630号曾刊登过一篇由该书译者潘敏所写的书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该书有值得称许的地方,更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比如:

 

书中某些理论前提、分析逻辑甚为荒谬

 

资料相对缺乏

 

历史宏观理解的错误

 

资料的误读

 

各种史实性错误和武断的论调

 

评定一本书的价值需要从既有研究出发,通过比照才能做出比较恰当的判断。就该书的价值而言,与会学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以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见长,通过叙述过程呈现自己的观点。而西方学者则注重对观点的提炼,开门见山就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论证方法以及论证依据,逻辑清晰,线索清楚。对观点的提炼是训练研究者最好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应该在这方面多向西方学者学习。

 

二、新颖独特的视角。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社会史和小人物的研究。卜氏独辟蹊径,从生活史的角度,试图重建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从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来考察那些身处沦陷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合作”的人士。在城市的样本选择上,既有南京、上海,也有镇江、嘉定与崇明等城市。有学者指出,这一做法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对“宣抚班”概念的揭示,它让读者了解了日本人进入中国以后是怎么对地方实施控制的,或者说认识了日本人对地方控制的途径。

 

三、可读性较强的内容。有学者认为,与中国学者的一些著述相比,西方学者的不少著作往往引人入胜,让人产生进一步阅读的兴趣,此书也不例外,作者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展现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

 

在肯定该书价值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其在材料使用、文献解读、用语表述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就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

 

一、书中某些理论前提、分析逻辑甚为荒谬。有学者提出,虽然作者在书中谴责了日本的侵略暴行,有其温情的一面;但其所用的某些逻辑却又存在为合作者与日本侵略暴行辩护的嫌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在南京,一些中国人帮助日本军官识别试图隐藏于难民队伍里的战败的中国士兵。这看起来确实是通敌行为中最坏的那种。虽然这种行为的结果很明确,但是那些结果之外的意图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结果呢?这或许出乎我们的意料。例如,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限制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普通的百姓,这难道不能看作是保护非战斗人员免遭肆意的袭击,以及迫使占领者回归到有矩可循的秩序中,从而保证被占领者的安全吗?”(见该书第275-276页)事实上,这套逻辑辩护是无力的,因为决不能把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悲剧与中国人抵抗造成的悲剧等量齐观。更令人吊诡的是,作者一方面强调去道德化、去政治化、去民族化,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这些和作者未必都是道德有瑕疵的人,以至于作者的判断和逻辑基础经常发生冲突。还有学者指出,作者在书中对人性的认定是懦弱,不够勇敢的。

 

二、资料相对缺乏。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该书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沦陷区留守人士的回忆录以及日军“宣抚员”的报告和回忆录,在第五章(共谋:南京)部分作者较充分地利用了部分当时待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的书信与日记。即便如此,有学者仍提出,卜氏在第一手材料的挖掘上未能充分展开,还有待补充。加上作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小人物,而小人物的资料相对缺乏,尤其是经过战乱的洗礼,很多文献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决定作者研究的局限性。此外,作者对五城的特性提炼,即“外观:嘉定”“成本:镇江”“共谋:南京”“竞争:上海”“抵抗:崇明”,很可能与其所掌握资料的有限性有关,也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

 

三、相关研究的展望。有学者认为,作者对“宣抚班”的揭示尚处于初步阶段,对于其由来、建立的过程缺乏深入探讨,若能进一步深挖“宣抚班”这一组织机构,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日军在华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制及其在华行动的性质。也有学者提出,政治伦理的讨论在目前国内政治史研究中还不够充分,卜氏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反观,也引发了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如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心态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关于抗战时期通敌者、汉奸的研究并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成果,可能与核心材料不够有关。讨论这一问题,从“生存”的角度将有助于理解人们在战乱是怎么生存的,但又不能仅从生存角度去理解,还要考虑到民族大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抗战爆发后,北洋出身的人跟日本合作比较多,而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人则跟日本合作比较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次研讨,与会学者不仅对该书的长短得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对于如何推进相关领域研究形成若干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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