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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材源考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16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7年09月05日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一部在学界广有声誉的著作。此书1936年编成,当年仅油印五十部,分送家属及知交征求意见[1]。嗣后,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率先出版排印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又印行了据《初稿》增改的修订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并且,即便是稀见的油印本,也借着编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之机,于1999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行世。由此,该编也因多次出版与重印,而成为易得之书。探究其编纂始末者,则以欧阳哲生冠于中华书局2010年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整理说明》最专门。本文因此略过编写过程,而专究该编之取材原委。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原材料

 

关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学界所熟知的情况是: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亲友委托丁文江负责编写年谱。1932年,丁因公务繁多,无馀力顾及,经燕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陆志韦与教授顾颉刚的推荐,当时在研究院学习的赵丰田作为助手,开始在丁文江的指导下接手这项工作,并最终由其完成了《初稿》[2]。这也是1983年大陆首次正式出版修订本《梁启超年谱长编》仍由赵丰田主事,并与丁文江并列成为作者的原因。

 

在此之外,大约1963年,因中华书局重新启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整理,拟随后出版,作为亲历者的赵丰田为此写过一篇审读意见。此件一向藏身于中华书局档案,外界毫无知闻。而若要考察《年谱长编初稿》的材源,赵氏于此中述及的原稿沿革实最有价值。尽管相关文档已由俞国林披露于其大作《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但该文既为典藏版《饮冰室合集》的附册,系非卖品,流通自然有限,笔者因此不避重复,仍将赵氏“回忆所及”的梁谱编写“程序及依据情况”大段节引于下:

 

1)信札原件(约六千通),绝大部分为副本,馀信手稿(电稿仅此),这批资料不在台湾;发表过的文字,主要根据乙丑重编本《文集》(当时《合集》未出版);笔记之类的材料,亦皆传抄副本;他人发表过的文章和有关事实的陈述,则分别根据其原书原文而成。以上为第一批原料,该项原料本身(主要指抄副本)已存在着一些错漏字句。

 

2)根据上述各项资料编成了一套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装定为二十二册,基本上全部按年排列,中加简单说明联系的文句。这份资料共三部,第一部系墨笔钞本(现在北京,誊写员所钞),馀二部则据第一部用晒兰纸印成者,可能台湾有一部,但估计“台本”(笔者按:指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并未据此本校订。这套资料约多于《长编》百分(之)三十上下。在誊写员钞录过程中,又出现一部分错漏字句,似较上述副本中的还多些。

 

3)根据上述资料又编了一部《年谱长编》,分量约达前者十分之七。这部长编稿本是用墨笔钞成的,在这次编钞过程中,改正了一部(分)错字,可能又产生了一些错字。这部稿本可能在台湾。

 

4)现在流行的油印十二本的《年谱长编》(初稿),是根据上述稿本用蜡纸刻印的,在刻印过程中,又产生许多错漏字,其数量可能较前三次更多。[3]

 

据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实为截止1936年梁谱编纂工作的最终成果。尽管由于家属及亲友对此稿多有不满,当年11月,以陈叔通为代表的梁氏知交决议“改托宰平(按:即林志钧)先生重编”[4]19472月并有“《梁任公年谱》已由林宰平先生编就”[5]之说,但此定稿本至今未见。倒是赵丰田忆及的第二项材料——分装二十二册的墨笔钞本“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尚完好保存,并因中华书局有重修计划,而由梁思成于196212月送交该社[6]。此一珍本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的题名,已于201511月由中华书局分订十六册影印出版,使我们对于梁谱的取材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按照赵丰田的回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乃由四种史料合成。第一种往来信札下文会设专节论述,第四种已发表的他人著述,因涉及年谱中具体的人事,无法讨论,其他两种则尚可申说。

 

第二种梁启超本人的著述,赵丰田称,其中已发表的部分,主要依据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此说已算谨慎。可以想象,1925年编成的《饮冰室文集》因距离梁启超去世最近,且由其侄梁廷灿在叔父的指导下完成,亦为梁氏生前各种文集中收录最丰的一部,以之为最初的工作底本,确有相当的便利。只是,此集收文“断乙丑春”,且排除了“成书单行者”及“未成之稿”十八种,诸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陶渊明》、《国学小史稿》、《美文及其历史》[7]等重要著作均未纳入,1925年春以后发表的著述自然也不在其中。而且,即使排除这些因素,由《年谱长编稿本》反映出的事实亦非如此简单。

 

翻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不难看到对《(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编中称《乙丑饮冰室文集》、《文集》等)的使用,如“谱前”叙述“曾祖父母”与“祖父母”时引录的《三十自述》与《哀启》,均出此中[8]。不过,鉴于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1932年底已经交稿[9]19361月,其中的“文集”部分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专集”4月发行),与之同时进行、并于19363月底编辑完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在不断修整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对《合集》有所借鉴。如1922年梁启超五十岁生日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年谱初编稿本》记出处,既云“见原书”,又称“《合集》作《〈时务札记残卷〉序》”[11],便是一例。以此,《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中言及梁氏著述编年所述,“多据乙巳本《饮冰室文集》、乙丑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及《饮冰室合集》目录(稿本)”[12],无疑最为准确。

 

而实际上,记录谱主著述的刊行情况,本就是年谱必备的内容。因此,除了上举文集外,单行本或小规模的结集在著录初版信息的同时,也会成为《年谱长编稿本》引文的来源。以1921-22年为例,所引各篇分别出自《梁任公近著第一辑》(1922-23年初版)、《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1922年初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1922-23年初版)以及《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初版),无一采自《(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者。而那些未曾入集的讲演,则多半依据报刊载录,尤以《申报》居多。在此,这些钩稽所得的演说词俨然具有了与《饮冰室合集》分工合作的功能,尽管并非梁启超亲笔撰写,却为记录其生平行事甚至思想演进所必需。

 

著作之外,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报人,其担任主笔或主持创办的多种报刊,自然也在年谱编者的注目中。1929418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即告知:“关于任公年谱材料暂时一部份还缺《新小说》,请你给我留意。”而《年谱长编稿本》于光绪十七年(1891)项下已引用梁氏《新中国未来记》,“隐示自己一生事业大半从《长兴学记》和《仁学》两部书得来”,所取文字正录自“《新小说》第二号页三十”[13]。并且,不只是梁启超所编刊物,凡与其著述、活动关系密切之报章,丁文江都会尽力搜求。如距上信两日前,丁去函胡适所说:“《知新报》已从北大借到,《湘报》、《湘学报》也觅得。报的一部分,已完全了。”[14]正展示出这一工作的成绩。

 

至于第三种笔记类的史料,应当指的是为编撰年谱而专门征求,由梁氏亲属与知交特意写作、提供的独家文稿。如果当初《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的许诺能够实现,“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15],或可一目了然。遗憾的是,这批资料不但未见编目,连抄本也不知藏身何处,或竟已散失,是最可痛心事。笔者1995年编选《追忆梁启超》一书,在《后记》中已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列出了其中引据的篇目:

 

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

任公事略(汪诒年)

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未具名)

任公先生事略(冯自由)

任公先生大事记(未具名)

任公先生事略、任公逸事(狄葆贤)

任公先生事略、记辛亥年任公先生归国事(杨维新)

任公轶事(罗普)

梁任公先生逸事(徐佛苏)

记民国五年任公先生留沪运动冯华甫事、记任公先生题礼器碑、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黄群)

记广智书局始末(未具名)[16]

 

只是,这份目录尚不能涵括当年征集到的所有文献。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列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项下的“王照谈梁被召见而未得重用的原因”一段文字,标明的出处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页”[17];回到《年谱长编稿本》,此处所写的依据为“王小航与江翊云书言先生召见后未蒙大用之原因”[18]。实则此文即为收入1930年开雕的《小航文存》之《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标记的写作时间为“己巳四月”,因知此函正是19294月丁文江持江庸(字翊云)介绍信往访王照(字小航),请其“以梁任公戊戌事迹”见告,“以备为梁氏作年谱资料”[19],王照遵嘱而作。

 

除去这类《年谱长编稿本》所用为专稿、《年谱长编》以公开发表的文献取代的情况,保存在号称“长编之长编”的《稿本》中之原始资料实在更多。仅据第一册所载至1896年为止的事迹,上举之外,本人书面提供的史料尚有:□韬《与雪丈书》(又题《记任公受学陈梅坪事》)、未署名《任公先生子女生卒单》、章太炎《与梁思成先生书》(又题《与梁世兄书》);又上列漏记者尚有:梁启勋(仲策)《记外亲家世》、《高祖以下之家谱》、某君《任公少年事记》、林奎(慧儒)与陈国镛(侣笙)《任公大事记》;另外,《长编稿本》中分题梁思成《记学海堂之组织及情形》与《致在君先生书》(1929514日)二文,在《长编》中一律以后题出现。又,口述史料除《长编》已载之梁启雄(《稿本》误书为“梁季雄”),尚有梁思顺(令娴)亦曾提供[20]

 

比较特殊的一种史料是孙宝瑄(字仲屿)的日记,为得到其中相关记载,丁文江很费了一番心思。192978日与胡适书中叙述最详:

 

我听见人说,孙慕韩(按:即孙宝琦)的兄弟孙仲屿有很详细的日记,所以用思成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慕韩托菊生(按:即张元济)转交,请他借给我一看。(……)慕韩说,日记是有的,但是在杭州,等他写信去问。我知靠他写信不中用,又托余绍宋(樾园)就近在杭州想法子。今天接到他的信说,日记已借到了,但是甲午到庚子,有八大本之多,孙家不肯邮寄。他就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把与任公有关系的记录抄了出来,寄了给我。就所抄的十几张看起来,的确是很重要的史料。[21]

 

而丁文江托余绍宋摘抄的孙宝瑄《日益斋日记》,不只用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并且,因孙氏日记有散失,故中华书局2015年重新出版《孙宝瑄日记》时,又据《长编稿本》补辑出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六年(中缺光绪二十四年)的若干片段[22],是孙氏日记亦借助梁谱的编纂而得以补遗。此亦可见该谱搜集资料之广。

 

以来往信件为主的年谱编纂体例

 

辑录大量往来书信,无疑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最大特色。该书为治近现代史的学者所看重,多半与此相关。这也证明了丁文江的编纂策略极具前瞻性。

 

早在192978日给胡适的信中,丁文江已明确谈到其编纂梁谱的最终目标:

 

只可惜他家族(按:指梁启超家人)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简][23]

 

此处所谓“‘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简]”,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第二条,已明确指向二人都很熟悉的伦纳德·赫胥黎(Leonard Huxley1860-1933)为他父亲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所作传记:“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24]以此,赵丰田接手后,丁文江给他的指示中,便包括了“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25]。如此反复强调,应该是由于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深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与赫胥黎进化论思想影响,连带对其传记所用体裁也心向往之[26]。而前后相继的两种传记均由传主之子完成,也令人联想到梁启超去世后,丁文江那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的深情祭幛,确如胡适所说,“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也最可以表示任公先生和在君的友谊”[27]。梁谱的编写亦然。

 

当然,选择以书信为主的编纂体例,也有与正在同时展开的《饮冰室合集》收文相趋避之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已道出此情:

 

本书所用材料虽以信件为主,但以其离集单行,故凡信件中所无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录。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录入,俾相互发明,或仅列其目供读者参考,借求不失年谱之价值。[28]

 

此处的“酌量采录”与“仅列其目”,均指已入《饮冰室文集》或《合集》者。显然,《长编初稿》的编撰是以这两种梁集作为依托,故设想读者应同时配置,俾便互相观看。而优先录入其中不曾收入的书信,亦可与《合集》相辅相成,体现年谱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目标既定,为搜求各方书信,丁文江确曾竭尽心力。例如在整理梁启超家藏信件时,他发现了曾与梁氏有交往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1855-1932)的书函,立即追踪前往,写信给犬养的女婿、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芳泽谦吉,“请他向他的丈人要任公的原信,并且请他搜求日本人方面的材料”[29]。如此用心广泛征集,自然成效显著。单是梁启超本人的信函,521日,丁文江的说法还是“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而到78日的信里,他已在兴高采烈地向胡适报告:“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30]至于最终收集到的往来书信总量,赵丰田1980年代说有“近万件”,或有夸大,故仍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所述“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31],为最接近事实。

 

这些巨量信札实可分为两类,即梁启超本人所写以及他人致梁启超函。前者中,家书占有很大分量,其中绝大部分的手稿,曾由梁思顺1963年左右提供给中华书局,供编辑《梁启超集》使用[32]。此三百七十七通家书连同十七封与他人信,已见于中华书局1994年影印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两大册。另外,2012年匡时国际拍卖公司的拍品“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亦含有梁启超写与其弟梁启勋的二百二十六封书札,连同写给父亲、孩子及袁世凯等人的信函,总数达到了二百四十一通。这批信件也已收录在匡时与中华合作,迅即编辑、出版的同名全彩影印本中。可想而知,由于梁启超的墨迹为世人所重,不少亲友当年提供者即为过录稿。像丁文江致胡适信中谈及的“蒋观云所存任公的信六十几封,已经抄好”[33],便属此类。这些抄稿现在不知是否尚在人间。幸运的是,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的《饮冰室尺牍》抄本,让我们可以略窥冰山之一角。

 

此册钞稿共十一页,收信人为商务印书馆诸公,包括尊称“菊公”的张元济(字菊生)、尊称“梦公”的高凤谦(号梦旦)和以字行世的陈叔通,另有商务天津分馆馆长周国恩(字少勋)[34]。能够确定这些信札与梁谱相关,称呼的一致可为一证。如1918年项下,《年谱长编初稿》录有梁启超致陈叔通、张元济四信,分别标为《致陈叔通君书》、《致菊公陈叔通君书》[35],除“书”字为出于全编体例而添加,其他均与《饮冰室尺牍》抄本同。

 

不过,很明显,这二十九封信并非全部交给了丁文江。其中如《致周少勋君》一短札,上批:“此无关系,因凑篇幅,故删。”又有一则《致菊公》短札,末批:“此亦因凑篇幅,故删。”同样被完整删去的还有五至六页与十页上的两封《致菊公》,但没有说明原因,上端只简单批了“撤去”,并要求:“此半页与上页重抄,并为一页,庶无痕迹。”“此下祗可重抄矣。”批者显然是张元济。这些删去的书信,有些确实是无关紧要,有些则明显属于不欲公开。如被“撤去”的1922年间一信,前半述:“李君光忠译书费,承公预垫洋七百零八元,深荷厚意。兹已汇往美国,并嘱其陆续交稿矣。”所说译书事,即李光忠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时,于192211月译成《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248月出版。故梁启超1923630日与张元济书中尚言,“寄上李光忠所译之《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附录二,共九叶”云云。而李氏原为梁夫人李端蕙的侄辈,梁启超出于姻亲的关系,特意请求商务破例,为年轻译者尚未完成的译著预付稿酬。张元济尽管照办了,却绝不愿意他人援以为例,故在抄录时,特意删落此函。另一大约写于19252月的《致菊公》,则是梁为徐志摩的游欧筹措资费,“意欲请商馆假以二千元,由馆指定编著一二书为酬报”[36],希望张元济玉成。应是张未允,此信因此也在“撤去”之列。

 

全信拿下倒也罢了,偏是其中还有截搭而成者。如一封写于1918年、仅署“十九日”的《致陈叔通君》,依照《年谱长编初稿》的说明,乃是“七八月间先生致陈叔通书,商松社开会和拟办杂志各事”。关于办杂志事,梁既想以正在撰写的《中国通史》稿本“分期付印,广求当世评骘”,又称“《通史》版权必欲自有”,“故拟托商务代印发,而定一双方有利之公平条件”。此句之后,《年谱长编初稿》便转入结束语:“望一一代筹,为草一稍详之计画书见复,至盼。”实则,因张元济批示“以下请撤去”,并以红笔直接在“公平条件”与“望一一代筹”之间做出删节的首尾标记,致使以下一段文字残缺:

 

最好商务包销若干分,定一稍有利之折扣,其馀由著作人设法销出者,商务仍为之按期邮寄(或代收费),而不与包销之帐相蒙。请梦、菊兄一商,有何最公最妥之法,即见示。又,所欲查者,现在纸价如何,成本如何。例如每册叶数约与《东方杂志》相当,印三千需费几何?印五千需费几何?又每册售价最高能至几何?凡此,统望一一代筹,为草一稍详之计画书见复,至盼。[37]

 

可以想见,这种营业上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否达成,作为商务掌门人的张元济总不愿让外人知晓。而经过其删节、拼接,这段文字竟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地进入《年谱长编初稿》,由此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究竟还有多少秘密被先期过滤掉了?

 

至于他人写给梁启超的书札,照常理推断,多半应藏于收信方的梁家。这批信件的总数实难估计。幸好,现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原名中央图书馆)特藏组所藏善本中,尚有版本记为“梁氏收辑亲友函札原迹”、原装八册的一批手札。1974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曾以原馆藏登录名《梁任公知交手札》为题影印了全部信函,书中未做任何编辑处理,故内封书名后特别标注了“不分卷”,只在卷首有一简短说明: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任公年三十六岁,其年十月,光绪帝与西后先后崩逝,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执政。任公在日本创办政闻社,本年正月,社由东京迁上海。其后出版《宪政新志》及《国风报》,鼓吹改革,联络各省谘议局代表,广通声气。在辛亥革命前后数年间,为任公政治活动最积极时期。此辑所收知交手札,多达八厚册,自戊申至壬子(民国元年)分年装订。通信者有沈兆庆、黄可权、徐佛苏、汤觉顿、麦孺博、范静生、周孝怀、章太炎、袁项城、梁文卿、罗瘿公、杨晳子、向构父、蔡松坡、林献堂、张君劢等人。间亦附入家书。以上函札,其重要者多已摘载丁文江氏所编任公年谱长编内。惟未录入者尚多,仍极富研考之价值。[38]

 

该书先后出现在文海出版社的两套丛书中,除编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之集部外,也曾以《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之名,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虽然是不断再版,且为原件影印,但由于此书连最基本的篇目亦未整理列出,加以缩印为32开本后,本来就不易辨认的手书,字迹更加模糊,以致出版多年,学界却鲜有使用。

 

虽然如此,此书仍有其独到价值,即保留了原本的各种信息。最重要的是,每册卷首均有标目,或列姓名,或书年分,或者二者俱全。而以发信人标目与按年分编者各占一半。记年的四册分别书“戊申函件”、“辛亥函件(其一)”、“壬子函件”(两见)[39],除“辛亥函件”外,其他七册均列出了人名,上述通信者即在其中。据此推测,其间至少应该还有“己酉函件”、“庚戌函件”与“辛亥函件(其二)”。出版者既已将这批信函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相系连,因此可以断定,八册手札呈现出的正是当年收集者进行了初步清理的原始样态。“分年装订”本是为了配合年谱的修纂;一时未能断定年分者,则标明人物姓名,以方便检阅。

 

1995年,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终于不负众望,集合多人,投入大量精力,对这批函札进行了重新编辑,更名《梁启超知交手札》印行出版。其所做工作为:“各信函均酌加标题,题某人致某人”;“按发信人姓名之笔划部首顺序排列,同一人名下若有多封信件,分别按日期先后排列,日期若无法判定者,则排在该人名下之后方”[40]。最关键的是,此书每页一分为二,上方为清晰度更高的原件影本,下方为经过整理的释文。如此前后有序,两相对照,眉目清朗,加以“间或略作注释”[41],原先不可读之书,自此“天堑变通途”矣。

 

经过如此仔细的清理,序言作者、时任馆长曾济群已可以很有底气地把这批信札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挂上钩:

 

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藏有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批,盖即当年年谱编纂处所征集来之一部分材料。此批函札共三百六十馀封,名人手迹,悉皆原件,弥足珍贵。

 

并且,不仅有了明确的信函数目,涉及的时间范围也由先前的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更正为“上起光绪三十二年,下迄民国元年,先后长达七年”[42]。此说法固然不错,但若复按原书,存件最多者,仍为原初标记的“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辛亥”(宣统三年,1911)与“壬子”(民国元年,1912)三年。其中明确定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之作只有两信,光绪三十三年(1907)亦不足四十函。

  

对于书信的作者,至此也确定为“执笔者约一百二十人”[43]。序言中列举姓名的有:袁世凯、蔡锷、杨度、章太炎、汤化龙、汤觉顿、汤济武、张元济、张君劢、张公权、麦孟华、徐佛苏、狄楚青、蒋观云、向构父、罗惇曧、吴贯因、邓孝可、林献堂等,与文海初印本的说明略有出入。实则,文海本的“范静生”与整理本的“汤济武”,《梁启超知交手札》目录中均不见其人,反是出于原宗卷首人名中。而且,不只上列诸人“皆系近代史上重要关系人物,或文化事业上之翘楚”[44],其他姓名未见采录者,如伍庄、周善培(号孝怀)、潘博、戴鸿慈、蓝公武诸人,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也都有相当地位。何况其中如何天柱、梁文卿、黄可权等,更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梁父宝瑛也有十封家信留存,殊为难得。

 

诸多信札,不只“所透露之消息,颇可补史料之不足”;并因其“大部分未见采入丁编《年谱长编初稿》中,既[]或已经收录,泰半均系择引”;况且又属原稿,可据以勘误,其文化-历史价值之高自不待言。而唯一不足处,是每册卷首原有的编年及人名标记,在整理本中已全部消失,不知是因为打乱了此前的排列次序、不便植入,还是与这批函札“现已重新装裱,订为十册”[45]有关。但这起码表明,文海原样影印的《梁任公知交手札》仍为不可替代的版本。

 

考察此三百多封信件内容,确如《梁任公知交手札》编者所言,乃以立宪活动为中心议题。不过,在《年谱长编初稿》所记大事外,利用这批仅存的信函,还是有很多不大不小的题目可供开发。仅据个人研究的一点心得:北大图书馆所藏一份有头无尾、由梁启超代笔的“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初读茫无头绪,经阅此册中孔昭焱光绪三十三年致梁启超书,方恍悟梁氏残稿系为这位万木草堂同学而作[46];又,凭借其中张元济、胡元倓、吴贯因、何天柱、向瑞彝(号构父)诸人致梁启超函,并配以《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梁氏1910-1911年间创办“国民常识学会”的种种构想才能够完整钩稽、呈现出来[47]

 

而《梁任公知交手札》的现身,证明赵丰田所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依据的信件底本“不在台湾”,起码并不准确。推想这批手稿的渡台,应与保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年谱长编初稿》毛笔清抄本的来源相同,都是由丁文江19361月去世后,接手主持梁谱编纂的翁文灏所移交。《初稿》抄本可确定交给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48],至于信札,不知当时是一并给了史语所,还是转到了南京的中央图书馆。但无论如何,1949年前后,这两份资料都来到台湾。而历经战乱与社会大动荡,《知交手札》虽已非全帙,却尚存六、七年间原函,已属万幸。

 

应当说明的是,不论是梁启超发出还是收到的所有信件,基本都缺少记年,甚至月日也不齐全;并且,由于梁本人长期遭清廷通缉,所议事项又有相当的机密性,往来书函中亦不乏使用化名或“名心”隐身者。这对年谱编纂者与《知交手札》整理者而言,自是很大的考验。尽管其间确有编年失误,如梁启超1906年夏写与徐佛苏、涉及为考察宪政大臣代笔事的一封重要书札,徐多年后误记为“乙巳年发”,编者亦失察,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49],便是一例。而根据丁文江与胡适信中所述,“壬子(按:1912年)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按:1906年)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照我现在所知道的事实,很容易证明信的年分,可惜日月没法知道”[50],由此可以认定,构成《年谱长编初稿》主体的书信,其最初的编排次序正是在丁文江手中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收录范围为1906-1912年的《知交手札》,原稿之分年编列、人名辨析的整理工作乃由丁文江独立承担。即此可见,丁文江已为梁谱的编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史料底本的《〈申报〉康梁事迹汇抄》

 

阅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会发现其历史叙述线索主要以《申报》新闻贯穿。最早是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乡试中举,据八月十二日《申报》记录了第一场试题;最晚已在梁辞世后,1929219日的《前日商学界公祭梁任公》[51],记述了上海各界的追悼情形。起点的选择非常合理,因为中举,时年十七岁的梁启超才得以在广东乡试题名录中现身,姓名首次见于报章。至于《申报》为年谱编者特重,自与其在近现代报界居于首屈一指的独大地位有关。

 

由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列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影印出版的《〈申报〉康梁事迹汇抄》便应受到特别的关注。此抄本原题为“《申报》康梁事迹录”。《出版说明》称其为“民国间佚名辑,稿本”。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可看到原件,乃抄写于三种红线稿纸,半页十行,行字不等,合订为一册。原未标页码,根据现在印出的647页计数,推知原稿应有324叶。出版社介绍其内容及价值为:

 

内容全部辑自《申报》,时间自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四日(一八八九,梁启超中举)起,至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报导梁启超逝世止。另有三十馀页附页,约略为补遗内容,如清季东三省反正始末等。全书所辑内容,以康有为、梁启超的事迹为主,同时包括有关督抚调动、相关人士言行、革命党活动、新政、谘议局、资政院、国会请愿、临时政府、国会两院等的新闻报导。是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康梁生平事迹研究的重要资料。[52]

 

这确是重印此册坚实的理由。

 

虽然“康梁事迹”并列,但检视该本内容,显然是以梁启超为主。倒不是因为其起讫均着落在梁氏身上,应该说,康有为中举既晚于弟子,去世又早于其人,故事迹见于报章的时段,自会被梁启超涵括;笔者之所以有该册置重于梁氏之感,更多是因为对二人行事的摘录,明显见出梁的详细程度过于康。以《〈申报〉康梁事迹汇抄》493页为例,当页涉及的191689月间时事共六条,分别为“棘人梁启超等泣血稽颡”、“康南海致北京大总统电”、“黎总统覆康南海电”、“康南海致总统总理书”、“康南海致朱庆澜电”与“梁任公之兴亚借款意见”,包括梁启超拟归里葬父征集挽联、康有为请总统黎元洪下令各省祭孔等情,其中关于梁启超的两则皆全文抄录,而关涉康有为的四则仅撮述要点,顶多在第二、四则上加了黑三角,表示相对重要。甚至梁启超出游欧洲的1919年,尽管报纸偶有缺失,但总共十三条摘录,均与仍在国内的康有为无关[53]。也即是说,全卷的主人公实为梁启超,尊为师长的康有为则是因为对弟子影响至深,尤其在1912年梁归国前,故记述梁之事迹不能不顾及康,其为附属人物应可确定。

 

而且,从《〈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抄写体例看,最初,抄录者本拟采用纲目体,将相关事迹的摘录汇集在一个题目下。如“梁启超中举”一条,即包括了《申报》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载录的五月十二日上谕、八月十二日的“电传广东乡试首场题”与九月十五日的“己丑恩科广东乡试官板题名全录”中与梁此次科考相关的内容。而由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一条,更是跨越三年,集中了光绪廿二年六月廿六日、廿三年四月二日、九月初一日、十二月初一日以及廿四年闰三月十二日、六月十二日六则广告与上谕[54],将该刊从即将发行到奉旨改为官报的过程作了全面展示。当然,这样的汇抄随后越来越少见,几乎变成了一事一题。再往后,自民国元年(191211月起,眉目不清的“北京专电”、“北京电”也日益增多,这类新闻述要已不时打破顶格书写提纲、退后一二字抄录本事的常例。尽管如此,直到卷末的“梁启超在北平病笃”与“梁启超在北平病故”[55],纲目体仍大体贯穿全册始终。而如此有意保持的提挈纲领,也让人好奇其辑录目的。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此书时,首当其冲便面临着这一问题,《出版说明》给出的说法是:“从成书的情况看,该书似是在梁启超逝世后,某人因某种需要辑录而成的。”[56]如此表述固然稳妥,但究竟是何种需要,仍不得其详。既然该卷是以梁启超的生平行事为主轴,再加以纲目体的使用,其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丁文江为该编制订的书写格式为,“平叙、纲目两体并用”[57]。“平叙”即“记述本年大事的综合性文字”,而年谱的重头则在“按事情先后,分目辑述”[58]的纲目部分。《〈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抄写体例显然非常适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编写的需要。

 

当然,以上毕竟只是推测,若进一步落实此说,尚须比对文本。不妨以1914106日《申报》所载《参政院提出质问案之详情》为例,此件在《〈申报〉康梁事迹录》中以“梁启超提出质问案”为题,作了节钞。开头部分为: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十五号)梁启超言:本席根据《约法》第三十一条立法院之职权第八项,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覆云云。本院现在既代行立法院之职权,当然可以提出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覆。现在外交上日本、英国在山东种种行为,关系重大,故本席对于此事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覆,拟请议长变更议事日程,先议此事。附议者在五人以上。……旋任公发表意见言:自欧洲战事发生……[59]

 

比对《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甚至更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文字基本相同,仅“第三十一条”脱字,讹为“第三十条”[60]。而按照前引赵丰田的叙述,在一次次的抄录中,错误应会不断增加。故这里的遗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重要的分歧在如何安放“(十五号)”。最晚出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将其置于“第十五次会议”之后、删节号之前[61],文意于是变得不可解。实际回到《申报》原文,即可明白,“十五号”乃是梁启超在参政院中的席位,且报导中并未加括号。抄入《〈申报〉康梁事迹录》时,既在“附议者在五人以上”句后,省略了如下文字:“议长云:梁参政提议变更议事日程,赞成者请举手。众举手。议长言:全体。十七号(王家襄)言:应请梁参政发表意见。十五号(梁启超)言”[62];并且,“(十五号)”又是以添加的方式出现在第一处省略号右侧。尽管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到《长编初稿》油印本,誊录者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依照《事迹录》原样移抄[63];但《梁启超年谱长编》已改为排印本,此处也必须纳入行间,由此发生了赵丰田的误判,以为其直接“第十五次会议”而来。由此可知,最终的错误实为对《〈申报〉康梁事迹录》理解的偏差所致。

 

更确凿的证据则在《申报》与《〈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文句对勘。“旋任公发表意见”一句其实并非出自《申报》,而是《事迹录》的抄写者撮述上引王家襄言。并且,《申报》新闻稿通篇都以“梁启超”称呼其人,同人发言均称“梁参政”,意在表示郑重。《年谱长编初稿》编写者不察,将明显违例的“任公”之说也作为《申报》文字引录,反倒坐实了其与《事迹录》的沿袭关系。至于“自欧洲战事发生”及以下大段文字,在《申报》那里本出自“十五号(梁启超)言”。

 

不止此也,实则早在第一条“梁启超中举”里,已埋伏了《〈申报〉康梁事迹录》作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资料底本的有力证据。在抄录过“电传广东乡试首场题”、著录了“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的《申报》发表日期后,抄写者顺便标注了一行:“二场题报未登载,未详。”其中的“报”显然意指《申报》,因随后的“康祖贻中举”条中,不仅列出了首场题,并另有“电传广东乡试二场题”[64]的记录,誊录者觉得在此有必要做出说明。不料,这行文字日后竟被当作《申报》所载,混入正文。

 

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历一八八九)”项下,有征引九月十五日《申报》新闻云:“二场题报未登载,未详。己丑恩科广东乡试官版题名全录:第一名周颂声,梁列第□名。”[65]此则消息显系混搭《〈申报〉康梁事迹录》的三行文字而成。在上引抄写者言之后,《事迹录》另起一行为“己丑恩科广东乡试官板题名全录”,只择录了“第一名周颂声”与梁启超。应该是由于人数太多,抄录者不及细察,故关于梁的名次仅记为“梁    名列第  ”,或许也是鉴于康有为的以“康祖贻”本名应试,担心梁亦另有谱名。而此本上方别有“第八新会梁启超”等字样[66],可知此乃他人补笔。复核九月十五日即1889109日的《申报》,“题名全录”在首版显赫位置刊出,而“二场题”等语自然不见于该日报中。

 

上举两例已足可证明,《〈申报〉康梁事迹录》乃是专为编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而辑录。从现存稿本看,此件亦非出自助编赵丰田之手,甚至可能是托人异地抄录。如191681117-20日《申报》发表“梁任公与京沪各报记者之谈话”,抄录者在此题目下特别添加了说明:“原文冗长,摘其大意。如必须重抄,来函知照,补抄可也。”[67]由于此文先编入1916年出版的梁著《盾鼻集》,即附录之《与报馆记者谈话一》及《与报馆记者谈话二》,复重收于《(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故已为年谱编纂者掌握,自不须补抄。但由此亦可推知,当年抄录史料时,应设定了排除这部八十卷本《饮冰室文集》各篇的规约,故梁启超大量署名文章并不在内。此文之所以被汇抄,实在是因为性质含混,辑录者在现场无法了解其收录情况。而在《〈申报〉康梁事迹录》的补遗部分,我们确可看到日后补抄的痕迹。第一则为原刊于1912224日《申报》上的《东三省反正始末记》,因可能关涉梁启超此前一年到东北的活动,故先前只列出标题后[68],又被年谱编纂者要求提供详情。

 

应该承认,此位尚不知名的抄录者对梁启超的生平相当熟悉,故能够从《申报》的巨量文字中,淘汰出关系梁启超生平的各种史料。其关注对象不限于康梁,如在梁启超、康有为中举两条提要之后,即是“张之洞署两江总督”、“黄遵宪奉谕调苏”[69],显然了解二人光绪二十年(1894)的行踪与梁启超日后的事迹相涉。不消说,梁氏亲身参与的历史事件之前因后果、所办报刊之宗旨始末,以及时人的评论,皆为抄者所关注。正因有此高水平的资料汇录,方能保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顺利完成。

 

当然,这些前期史料的准备工作也存在不足。《申报》并非全帙、时有阙失,抄者也会出现漏读,凡此都可以理解。而且,随着梁启超流亡后期参与立宪运动,相关活动的报导大为增多,抄录者在选择时亦难以取舍。先是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关于“预备立宪公会举朱福诜为正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一条的上端,标出“原文如必要,可补钞,下同”,开始改变此前逐条录文的方式。至宣统二年二月初五日“预备立宪公会之通告”条,干脆在标题上方加黑三角[70],以凸显其在撮要或仅录题目的文献中处于重要级别。这一标识越往后越多见,而卷末的补遗即多半来自此中。尽管经由编写者的重审,一些重要的篇目得以抢救回来,现身《年谱长编初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203月梁启超欧游归来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的演说,提出“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71],昭告了其学术思想的转变;但抄录简略所造成的缺失也不可避免。

 

其实,《〈申报〉康梁事迹录》全卷择抄的前详后略,也会直接影响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1936年,油印本出来,经眼的亲友已及时表示不满。一直负责联系中华书局出版事务的陈叔通给梁启超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的信中即明言:

 

《年谱》底本,确不满意。赵君未克负在君委属之意,后尤草率。花钱不少,可以请一位比赵君高明得多的人亦不难。弟阅第一本,当[]以为大致不差,愈看愈不对,始主张宰平总阅。[72]

 

从中可见梁家对此稿亦多失望,意见主要集中在后部。赵丰田本人也有感觉,其忆述19361月翁文灏接替丁文江主管梁谱编写:“这时,我想早日结束此事,转往别的研究,工作加速进行,以致《初稿》的最后部分显得比较粗糙。”[73]正道出了实情。不过,若从史料底本而言,1925年至19291月梁启超去世,四年间事,在《事迹录》中仅占二十页;且1928年全年无记,从1927617日“庆祝北伐大胜利”,便直接跳到1929117日的两则“北平电”,报导“梁启超在北平病笃”,下一条即是20日关于“梁启超在北平病故”的电文[74],全稿抄录至此结束。虽然可以理解为,作为学者的梁启超比之前期作为政治家在台面上的活动减少,但原始史料的欠缺必然使年谱史事的铺展受到限制,也是可想而知的。

 

需要补充一笔的是,在《〈申报〉康梁事迹录》之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还另有录自《申报》的文献,此节开头提及的《前日商学界公祭梁任公》即属此类。

 

最后还想尝试推测一下《〈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抄写时间。前文提到丁文江非常看重孙宝瑄《日益斋日记》的史料价值,与胡适信中曾举例说到:“譬如庚子年上海容闳、严又陵(按:即严复)所组织的‘国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而《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我问过了当时与闻其事的人(如菊生、楚青[按:即狄葆贤])都不得要领,从孙的日记得了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75]此信写于192978日,似可证明丁文江已经看到了这册《申报》摘抄稿;换言之,此稿主体部分应已于此前抄出。

 

20164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 参见赵丰田《前言》,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 同上,前言24页。

 

[3] 赵丰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转引自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3633页,《饮冰室合集》(典藏版)附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 陈叔通:《致舒新城函》(19361126日),同上书,16页。另参见同书32-33页。

 

[5] 陈叔通:《致舒新城函》(1947211日),同上书,34页。

 

[6] 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36页。

 

[7] 梁廷灿:《〈(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序例》,梁启超著、梁廷灿编:《(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册一,序例1A页,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

 

[8]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21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9] 陈叔通1934923日《致舒新城函》云:“查原订两年内出版,已将届期,可否催促成之?”据此推知,最迟1932年底,《饮冰室合集》应已交稿。另据陆费逵于同年86日陈叔通函批语,知“文集”“已排成十之八九”,“专集”“正在赶排”(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8页)。

 

[10] 翁文灏1936519日致胡适函称,“丁在君兄生前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自一月间在湘物故后,经弟约集拟稿者赵君丰田,请其赓续工作。至三月终,始克编辑完成”(见宋广波编著《丁文江年谱》,497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11] 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十五册,7215页。此篇题目应为《〈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

 

[1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3] 丁文江:《致胡适》(19294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三册,11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132-133页。

 

[14] 丁文江:《致胡适》(19294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2页。

 

[16] 夏晓虹:《后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80-4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已从中删去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因该文实刊于191610月《大中华》第2卷第10期,题名《从军日记》。

 

[1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27页。

 

[1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二册,843页。注出处为“王小航与江翊云书”(844页)。

 

[19] 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小航文存》卷三,17A页,《水东集初编》本,1930年。

 

[20] 分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84153180358668107901194439页;《梁启超年谱长编》,2024页。

 

[21] 丁文江:《致胡适》(19297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7-518页。

 

[22] 见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童杨校订:《孙宝瑄日记》下册,1377-13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孙氏日记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印行之《忘山庐日记》两册。

 

[23] 丁文江:《致胡适》(19297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8页。

 

[24]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

 

[25]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3页。

 

[26] 达尔文的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也由其子Francis Darwin编著。

 

[27] 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51页。

 

[2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

 

[29] 丁文江:《致胡适》(19294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三册,112页。

 

[30] 丁文江:《致胡适》(1929521日、7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4518页。

 

[31]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3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

 

[32] 参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50页。

 

[33] 丁文江:《致胡适》(19297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6页。

 

[34] 参见周兴陆《梁启超致张元济等未刊尺牍十七通》,《文汇报》2012312日。

 

[35] 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48-450页。

 

[36] 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饮冰室尺牍》,5A6A5B-6A10A7B页(原本未标页码)。

 

[37] 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饮冰室尺牍》,4B-5A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49页。引文均依据《尺牍》抄本。

 

[38] 《梁任公(启超)知交手札》上册,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9] 《梁任公(启超)知交手札》下册,6217859471105页。

 

[40] 《编辑说明》,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4页,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5年。

 

[41]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3页。

 

[42]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2页;《编辑说明》,同书,卷首4页。

 

[43] 《编辑说明》,《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4页。

 

[44]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3页。

 

[45]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32页。

 

[46] 参见笔者《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现代中国》第1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月。

 

[47] 参见笔者《梁启超的“常识”观》,《天津社会科学》20141期。

 

[48] 参见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丁文渊《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前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52656

 

[49]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82页。

 

[50] 丁文江:《致胡适》(1929521日、7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3518页。

 

[51]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3647-648

 

[52]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说明》,《〈申报〉康梁事迹汇抄》,卷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53] 参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546-550页。

 

[54] 参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111-14页。

 

[55] 同上书,311611-612页。

 

[56]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说明》,《〈申报〉康梁事迹汇抄》,卷首。

 

[57]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2页。

 

[58]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5页。

 

[59] 《梁启超提出质问案》,《〈申报〉康梁事迹录》,430-431页。

 

[60]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62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十一册,5499页。

 

[61]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692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亦误(362页)。

 

[62] 《参政院提出质问案之详情》,《申报》1914106日。

 

[63]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十一册,5499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95册,23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64] 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12页。

 

[6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100页。

 

[66]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1页。

 

[67] 同上书,486页。

 

[68] 见《〈申报〉康梁事迹录》,613-617385页。

 

[69]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3页。

 

[70] 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313337页。

 

[71]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643页。

 

[72] 陈叔通:《致梁令娴、梁思成函》(1936115日),转引自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31页。

 

[73]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4页。

 

[74] 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592-612611-612页。

 

[75] 丁文江:《致胡适》(19297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8页。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引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记述开“国会”事为七月一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0页);而《〈申报〉康梁事迹录》于该年有“七月份报缺”(150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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