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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红:孙中山研究的出版接力——《孙中山全集续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编辑印象

作者: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12月13日第10版)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21日

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孙中山全集续编》(55册)、《孙中山史事编年》(1212册)分别于20177月、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1111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新书发布。《续编》由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李吉奎、林家有、周兴樑诸位先生编纂。《编年》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主持,该系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与编撰。

 

中华版的《孙中山全集》(1981年~1986年)出版至今,已三十余年,目前除中华版外,台北有两种《国父全集》,大陆有人民社尚明轩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全集》、广东人民社黄彦先生主编的《孙文全集》。《续编》的编辑出版,或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何不重编全集,而是对《孙集》续补呢?关于《孙集》存在的价值及编纂《续编》的意义,书局的资深编审陈铮先生和我的同人李闻辛、张玉亮相继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刊发了专文,不赘(参见陈铮:《〈孙中山全集〉出版始末忆述》,《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李闻辛、张玉亮:《〈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辑出版——兼谈〈孙中山全集〉的修订,《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4期)。

 

作为两书的项目负责人和责编,谈点编辑印象。

 

 

算起来,我跟孙学出版的缘分,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结下的。1998—2001年,我跟随李吉奎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在书房给我和张金超、刘海彬讲授孙中山研究的课程,后又到广东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讲授辛亥革命史研究,我跟着去听课。就在那时,我得知黄彦先生正在编辑《孙文全集》,印象颇深。

 

毕业论文答辩后,历史系陈树良老师问我为何选择去中华书局,大概因为那时中华正走下坡路,也不做近代史出版了。但接着桑兵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深受鼓舞,很清楚地记得他说:“中华有什么不好,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2001年,我成为一名编辑,入局也晚,当时《孙集》原责编陈铮先生已退休,近代史编辑室亦无建制。2004年,我负责《孙中山全集》的版权续签,此事便成为我关注孙中山研究与出版的开始。曾多次动念,报告书局领导重新修订或重编《孙集》,同时修订重版《孙中山年谱长编》,然而蹉跎数年,未有实际行动。

 

真正让我提振信心的,是一篇文章给的启发。200910月,《近代史研究》上刊发了徐秀丽撰写的专论《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文章从引证的角度,分析了1998—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者、学术论著、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以及研究重心和议题的集中与转移。大量数据表明:该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名单中,即被引200次以上的作者名单中,孙中山位列第一位,后两者是梁启超、毛泽东。被引200次以上的37种著作,排在首位的是《孙中山全集》,接着是《毛泽东选集》《饮冰室合集》。细看上述数据,深感孙中山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1990年代以来孙学已算不上显学,但他留下的著作,对其本人的研究,始终受到关注。中华版《孙集》,如果不进一步完善,日后随着新出史料的刊布,势必被淘汰,成为过往。

 

20127月,近代史编辑室恢复建制,并改名为近现代史编辑室。57月间,团结报社的杨博文先生三次来局,送来他新刊于《团结报》的文章(《试为〈孙中山全集〉照片补注》,刊于《团结报》于524日等)。据杨先生透露:他拟对中华版《孙集》编辑补编,建议我们修订或重编全集,他表示可以先写样张交给编辑部。当时,我已闻尚编《全集》即将出版,黄编《全集》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杨先生的来访,给了我很大触动,必须行动了,这么重要的书不能在我们这代就这么没了。

 

我立即向陈铮先生请教,希望重新开启《孙集》的续编工作,谈了初步的想法和计划。据陈先生忆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华就有编纂《孙集》索引补编的动议,后因种种原因搁置了。我仔细查阅书稿档案,档案中完整地保存了编著双方的往还信件,以及其他珍贵的文字记录。如1994328日陈先生致函黄彦先生,有谓:

 

年前承告《孙中山全集》补编与索引共2册。据此,我们已将此项列入二季度发稿计划……年初已与中大联系过,他们已同贵所商妥,索引归你们编制……补编名称如何称谓,也请在交稿时确定。我们初步考虑有两种称谓,即(一)《孙中山全集补编》;(二)《孙中山全集续编》。

 

1996926日,黄彦先生给陈先生的复信中说:

 

全集补编未能完成,至感歉疚。补编之所以未能完成,一因工作量大而时间未抓紧;二因当时补入资料除移植台北、上海二版本所收外,新添的不多……

 

还有其他编者如林家有、李吉奎、邱捷等先生写给陈先生的信,从收集资料、书稿体例,到交稿、处理校样、编制索引等,关乎书稿的所有事情,都与陈先生有商讨。

 

20121020日,陈铮先生很认真地给编辑室撰写了一份《出版〈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粗略设想》,提出八条实施意见,重点指出:《全集》不全,早有补编计划,建议补编书名改称《孙中山全集续编》既出《续编》,理应对《全集》加以必要的修订

 

29日,我向书局提交了《〈孙中山全集续编〉工作开展思路》的正式报告,重点介绍《孙集》续补的必要性,各家孙集的编辑、出版情况。鉴于原《孙集》的编纂三方,已有两方在新编全集,建议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独立承担《续编》的编纂工作。理由如下:该所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梯队完整,原《孙集》编者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兴樑教授均是领域内资深专家,于史料及编辑体例熟稔,质量有保证。次日,时任书局总编辑的徐俊同志迅速批下意见:应抓紧办理。

 

115日我去拜访来京开会的桑兵教授,向他请益。桑老师建议如中大一方独立承担,最好分时间段、分卷,每人单独编写。他向我透露,他正组织人力准备编写《孙中山史事编年》,表示今后《史事编年》遇到的新资料,可以共享。他说2016年出版,正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时机刚刚好。我又给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吴义雄诸位教授打电话,一一听取他们的意见。邱老师表示,须有人能主持协调,《续编》不必求全,但国内期刊、报纸等已有资料不能遗漏。外文有好的译本可选用,不好的要重译。须年轻人加入,检索资料,新老搭配。我立即决定赴粤,面商整体事宜,争取能较快落实,并特地将陈铮先生请出山,一同前往。

 

1113日我先期赴粤,陈铮先生和张玉亮编辑于次日晚到达广州。李吉奎老师得知我们已入住中大紫荆园,15日上午特来拜访陈先生。下午,我们三人来到永芳堂贵宾厅,历史系主任吴义雄、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桑兵、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赵立彬,以及林家有、李吉奎、周兴樑教授等(邱捷教授临时有事未到会,由其博士生李兴国代表),很高规格地接待了我们。双方就续补《孙中山全集》举行座谈,交换意见。会议首先由陈铮先生发言,他回顾了中华与该系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以及中华版《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版过程中他与老师们的交往,介绍了编辑《续编》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设想,如人员构成、编纂总则等,希望继续得到老朋友们的支持。在座的教授们一一发言表态,林老师、李老师、周老师欣然接下编辑《续编》的任务,桑老师表示愿意共享《孙中山史事编年》的资料,吴老师则表示愿在经费、资料等方面给予支持。经过讨论,双方议定:由林家有、周兴樑、李吉奎、邱捷教授组成编写组,以林家有教授为编写组召集人,陈铮先生为编辑组联络人。会后编者依《孙集》体例,划分任务,收集资料。预计2014年底前交完定稿,2016年出版。为了解决网络使用、电脑操作诸问题,李兴国博士协助邱捷老师参与项目。

 

回京后,我复次向林家有等几位老师确认以下事宜:一、资料收集和编纂,质量第一,近年公布而中华版《孙集》漏收的要齐全,同题异文或不同人翻译的酌情处理。二、初稿由陈铮先生统一审读一遍,再交编辑部审稿,以便与《孙集》体例衔接。三、编写组个人承担的内容独立署名,按年代、按卷,分工负责。新人参与,署名同等对待。四、1912年以前部分由邱捷、李兴国负责,1913—1919年由李吉奎负责(后该系张文苑老师亦参与进来),1920—1923年由林家有负责,1924—1925年由周兴樑负责。

 

 

2013126—8日,受暨南大学刘增合教授之邀,我去广州开会。彼时《孙中山史事编年》已申报国家社科重大课题,虽此前我多次向桑兵教授表示过出版意向,但并未签约。7日下午我单独拜见桑老师,沟通了一些细节,定下在中华出版,预计2014年底完成初稿,2015年完成定稿,2016年出版。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届时《史事编年》《全集续编》同期上市,意义不言而喻。

 

几年间,两部书的编者、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编写书稿,校订资料,核对史事,修改书稿。初稿交来后,编辑部作了分工,我总责两新书,2016年初李闻辛加入《续编》,潘鸣、李闻辛加入《编年》。《孙中山全集》的修订重版,由张玉亮、李闻辛负责。编辑组亦按卷、按册划分任务,落实审稿、退返、送审、修改、通读等责任。编辑审读初稿与校样,及时核实问题,并向编者、作者反馈疑问,很快就能得答复。该两书编辑出版中,双方沟通十分有效。《续编》的四位编者,不辞辛劳,前后两次勘定文字,随时补充新发现的资料,并写信来报告进展、沟通情况。第一次校样看完后,20151111日李吉奎教授来信嘱咐:

 

孙给小池张造函件及“中日盟约”,段云章、俞辛焞等人的书已收入,望能坚持收入。

 

2016224日,周兴樑教授来函,意味深长地说:

 

还是要认真细看,即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字字经心经血”。

 

2016810日,邱捷教授发来邮件,讲述了他当时的状况:

 

补编是我几十年来最难做的一件工作。我的视力不行,看电脑要戴眼镜,看文稿却不能戴眼镜,所以每打一句都要重复戴眼镜脱眼镜的动作。查网络资料也特别辛苦。我自己也算尽了很大力……把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

 

定稿后,林家有、李吉奎老师还不断寄来新收资料,哪怕是从新刊文章中收集到的只言片语。2016818日,李老师来信:邮上几篇处理稿,请麻烦补入《续编》。”21日,林老师也说:又有一件孙中山的佚文,请你在《孙中山全集续编》上加上。编辑《续编》的几位先生,均已七八十高龄,期间李吉奎、周兴樑老师曾经住院,林家有老师也是带病完成初稿的。这其中的辛苦,是外人很难体会的。但只要是和书稿有关的事,哪怕是核对一条资料出处,一个标点,他们一点都不含糊,严谨负责,精神令人感佩。

 

撰写《史事编年》的作者,均为中青年学者,每一卷均有直接负责人。编著双方专设“孙中山史事编年编辑”的QQ群和微信群,通过文字、截图等方式,把问题放在群里,相互切磋,无距离沟通。从内容、体例、引文、索引,到某一个记事日期、一个人名、一个字,编辑的疑问与作者的反馈,群里随时讨论。当然这其中离不开主编桑兵教授的大力督促和跟进。凡遇到书稿修改、体例调整、核实文字等,桑老师总是嘱咐我:务必在群里通知到具体作者,作者即使没有及时看到,也有人会通知的。这其实对他们也是个监督。这方法直接高效,省了许多环节和时间。前言、凡例、后记等,最后均由桑老师亲自改定,其他流程,他也直接把关,严格要求。书稿付印前,桑老师还发来微信:“最好将封面、内封、版权页等有相关信息的部分,让我再看一下,以免出现问题。”审慎严谨,于此可见。

 

在两书出版后,《孙中山全集》亦修订重版,改正了文字错讹和硬伤,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孙集》出版三十年后,有了《续编》,二书合成完璧。《孙中山年谱长编》出版二十年后,又有了《孙中山史事编年》,成功地将孙中山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2017828日晚,中华书局官微发布了《孙中山史事编年》出版的消息,一直关注该书出版的上海师大历史系邵雍教授,第一时间发来微信,示以祝贺。他预言:孙学研究范畴,多少年后能真正留下的,中华子孙都接受的,也许就是此三书了。这些话,姑且当成勉励。时间是试金石,一切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终究是会抵得住大浪淘沙。《编年》《续编》的样书出来后,我向陈铮老师报喜,告以孙中山三书的出版情况,也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并约他写点文字。中华在中华近代史领域的出版,前世故事最清楚的莫过于他了。得知前两书即将上市,另一种也付印,陈先生很高兴地应下了写文章之事。当时我便大发其感慨:“中山大学的孙学研究,从陈锡祺先生、陈胜粦先生到段云章、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兴樑诸先生,到桑兵教授、赵立彬教授,再到八〇后学者,有四五代人了。他们在孙学研究路上坚持、坚守半个多世纪,培养了大批人才,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非常了不起;而中华书局呢,在此领域做出版,默默耕耘数十年,甘于幕后。从刘德麟、陈铮先生,到李占领副总编辑,到我自己,再到张玉亮、李闻辛等年轻编辑,四五代编辑不也是同样在坚持和坚守吗?”

 

两部书,共17卷,740余万字,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作为责编,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是一份敬意,感谢一切应当感谢的人,若非背后有强大的作者团队,若非有诸多中华人的努力,是做不出好东西的。因此应向编辑《续编》的老先生们致敬,向主持《编年》的桑兵教授和他的团队致敬,向中华的编辑同人致敬。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人的辛苦付出,对学术近乎偏执的执着追求,今天我们才能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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