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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关系的演变(下)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6月7日 更新时间:2018年06月07日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关系的演变(上)

 

龙云认为“蒋介石对付四川的种种手段,好是他自己的前车之鉴”;而蒋、龙前期由于互相需要,表面融洽,但根本并不信任。蒋给龙“加官晋爵只是虚荣,并无实权。云贵两省,历来唇齿相依,贵州被蒋吃掉,龙总不免有些唇亡齿寒之感”。龙对蒋深有戒备。1934年底蒋介石任命龙云兼任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出兵防堵红军时,龙云部属就分析道: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共军进入云南,由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则空虚,防堵任务诸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出境为最好”。此见解得到了龙云的充分认可。龙云担心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之名,重兵压境解决其统治云南的局面,对中央军入滇十分戒备。当时由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先头部队接近昆明时,龙云以滇省贫困为借口,不欢迎中央军驻滇,坚决不许部队进入昆明,迫使薛岳部队最终回驻贵州。19354月,蒋介石在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时,以薛岳为副主任,实含有监视之意。由于滇军实力相对较强且戒备森严,蒋又忙于剿共及防范桂系,也无合适的时机与借口对付龙云,双方还暂保持平静。

 

19355月,蒋介石亲临昆明。龙云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陈布雷)等言之者再,而蒋介石称赞龙云坦易而明大义,只与龙云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地,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示,蒋公均仅示大概,属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与速效焉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龙云还打出通电,表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但在省府会议上却估计蒋不会幸免,言下大有此后莫与毒也已之慨。而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又派其子龙绳武及高级幕僚为代表到南京向蒋问安,蒋亦表示礼谢。蒋、龙之表现,均系双方在特写政治场合的政治作秀。谋求中央政治权威的重塑与维持地方主义势力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二者关系必然最终要决裂,双方微妙的关系在抗战发生后更趋复杂。

 

“斗而不破”到“破裂”(19371945

 

抗战爆发后,西南成为大后方,云南战略地位十分关键。蒋介石中央系的武装力量先后进入西南,与龙云的矛盾逐步尖锐,双方均防备甚严。由于国难当头,民族矛盾突出,而西南滇川桂系均先后派军抗战,蒋介石既无足够兵力、亦无充足的理由解决龙云,但对云南的部署却步步相依,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隐秘”斗争。由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性,双方关系在表面上并未明显破裂,甚至还出现团结一致抗日情形,可谓其是“斗而不破”;但随着局势转变,到1945年,双方关系彻底摊牌。

 

1938年,蒋介石以抗战统帅的权力,以卢汉所率的滇系精锐部队调出云南入湘,到第九战区参加抗战。这既是全国抗战形势的客观要求,也含有蒋介石削弱地方实力的意图在内。同时,南京政府中央机关以疏散为名撤到云南,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等,都先后在昆明成立,逐步展开了对云南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渗透工作。对此,龙云十分警惕。当蒋介石派遣中央的宪兵十三团入滇时,龙云既无法拒绝,但亦知此为蒋监视其的部队,故只准宪兵十三团驻飞机场及中央仓库,不准进驻昆明市区。对龙云的行为,蒋介石内心十分清楚。由于云南系抗战的战略大后方,为各方势力所瞩目;并且滇系积极响应抗战,蒋介石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予以妥协,并委任龙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等官职以示笼络。但龙云并无实权干涉中央部队,而且看到其他各省部队都先后被蒋介石或软或硬吃掉,对蒋之戒备更甚。中央军的小部队入滇,事前都必须取得龙云同意。蒋介石也派了大量军统人员,监视云南地方情况。1938年,龙云到汉口与蒋介石见面,曾当面要求蒋介石撤走军统特工人员,但蒋介石予以否认。双方这种复杂的斗争关系由于各种因素在表面仍然维持着友好关系,但双方均清楚对方系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障碍。

 

龙云与中央在昆的军政机构矛盾突出,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虽然蒋介石佯装不知,显得极为优容龙云,但心病早已萌生。而汪精卫叛敌事件及昆明市民主运动的高涨更使蒋对龙云疑惧重重,更坚定了蒋介石除去龙云的决心:“对滇方针亦以忍垢含羞处之,以待其变化也”。在此思维下,蒋介石加快了解决龙云的军事部署。

 

随着中央军事力量在云南的增强,蒋介石又取得了美国的支持,决定摊牌。1945930日早晨5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杜聿明下令解除龙云武装,宣布免除龙云的本兼各职,任命其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被迫离滇。到此,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卢汉为新的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关系的最后阶段。

 

“同床异梦”到“分道扬镳”(1945后)

 

蒋介石调离龙云,并未任命其亲信任云南省主席,是限于当时社会舆论的制约。国民政府中央实力虽然能控制云南,但卢汉仍有一定实力且为众望所归的龙云继承人,“虽欲同时一网打尽,而势有不可”,不得不把副主席的空衔给卢汉,以事敷衍应付滇人。

 

其实,在蒋介石在解除龙云职务时,也对卢汉做了诸多防备。在调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接受日军投降时,同时部署了六十军、九十三军等10个师的优势兵力在越南监视滇军8个师,并派遣何应钦以视察受降为名,飞抵河内坐镇,监视卢汉使其不能动弹。并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于103日飞抵河内带去了蒋给卢的亲笔信: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兄(龙云的字)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枢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吩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蒋介石保志舟兄晚节”一语,既体现出他对龙云的不满,但同时也应含有警示卢汉不能与中央作对的隐义在内。按惯例,国民政府时期省主席一般还兼任省保安司令以指挥地方团队,委任省主席的同时也会明令委任兼省保安司令,但对卢的委任并没省保安司令的任命令。而在卢汉起程赴重庆之际,蒋介石系的李宗黄在云南设立了警备总司令部。同时,蒋介石还将卢汉嫡系的十九、三十二两师拨并六十、九十三两军,调赴东北参加内战,将卢汉的军事力量基本驾空。体现出蒋介石对云南的戒备心理。

 

对蒋介石防备云南的态度,卢汉内心十分清楚,但形势的逼迫不得不向蒋妥协,但也积极谋求巩固自身利益。双方博弈的重心是如何能够最好的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虽然卢汉在许多方面均不得不听从南京政令,但二者貌合神离的政治形态无法根本消除,钩心斗角依然继续。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压制了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但由于诸多因素制约,仍需要卢汉来维持云南省的社会政治。卢汉名义上均奉南京为正朔,但为维护自己利益,与蒋之间时常尔虞我诈、互玩政治手腕,双方处同床异梦之态势。最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败势已成定局,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卢汉于1949129日宣布起义,与蒋介石最终分道扬镳。

 

总体上,与北京政府时期唐继尧的统治不同,龙云、卢汉等虽然占据了云南,但并无过问中央政局的实力,他们最主要的愿望就是在中央政府对其合法性认可的旗帜下维持对云南地方事务的主导权。而在与国民政府中央博弈的过程中,伴随国民政府中央力量在西南地区的不断强化,云南地方势力不断被压制。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根本脆弱性,国民党败逃台湾,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云南地方势力也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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