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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涛:“大比例尺”的历史地理典型案例

作者: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06月13日20版)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09日

 

《十里八邨——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韩茂莉著,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定价52.00

 

阅读韩茂莉老师的新著《十里八邨——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相信每个有些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会备觉亲切,似乎那就在说自己那个“村”的事儿。

 

在我有限的学术阅读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空间研究的并不多,著名成果只有美国学者施坚雅对四川传统乡镇集市的观察和分析(《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这是他运用“中心地理论”“区位论”在中国做的一个实证研究。这部著作也确实让国人耳目一新,彰显了西方学者高度的理性抽象能力,能够将看似无序繁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清楚地梳理在共同的纲目”之中,揭示出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空间秩序。韩茂莉则认为,“中心地理论”原生于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背景下的德国南部平原,它并不完全适用于近代山西农村——一个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社会。这里的乡民基本上不与县级及以上的城市发生关系,他们的行为空间就是以其村落为中心,以赶集、姻亲交往、祭祀、庙会等行为半径辐射出去的一个个“圈”,这些圈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相互叠加重合的,因为它们都受制于一个最基本的因素:一个正常人一日往返的平均距离,也就是农村俗语“十里八邨”的“十里”。在这个方圆十里左右的范围内,乡民们不仅仅是“中心地理论”假设的“经济人”,他们更是活生生有血肉、有情感、有欲望需求的复杂个体,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死,也在这里交换(赶集)、娱乐(赶集、庙会)、与血亲互动(走亲)、与神灵沟通(庙会)等。总之,这是一个综合功能的“场”,它几乎满足了一个普通乡民所有的需求。

 

韩茂莉说,当她意识到存在这种自发形成的乡村生活空间和交往空间时,发现民间早已用“十里八邨”这句俗语概括得十分清楚了。当然,这只是“村民的地理”,要想以学问的地理表达出来,依然需要搜集各个时期各类乡村社会记载,需要爬梳文献、排比统计、分析探讨,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诞生。这不仅是4个字与20多万字的简单比较,更是从纯粹感性觉知到理性剖析的巨大跨越,是作者对于晚清、民国100多部山西各地县志、方志、家谱和众多碑刻题记、水利志、调查报告、刑事档案、前人研究成果的广泛占有和高度提炼。

 

作者以往享誉学林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对象的时空尺度也大都是宏观的长时段、大景别。与之相比,此次研究山西农村社会地理,她更多采用的是“微观研究”手段,针对每个村庄、每个集市、每个庙会、每条沟渠逐一个案剖析,结呆寨,打硬仗,大量的以统计图表、地图、数据说话。借用地图学的术语,该书中大量的研究案例是“大比例尺”的,是具体而微、纤毫毕现的。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比例尺越大的地图绘制起来难度越大,因为它对信息的精确度要求更高。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乡村做个案研究,需要详尽的数据支撑,这将是最大的障碍。因为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统计是极其粗略的,尽管有断续的县志等地方志文献保存下来,但多是定性的描述文字,对于地理统计需要的道里、按村按户人口、物产交易等数据,基本上是空缺的。这大概也是作者为什么选择以近代山西做研究的原因,一是这个时期的山西农村基本上还保持着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业社会生态,变化微弱而缓慢,大致上可以看作中国传统乡村的一个典型缩影;二则是这里幸运地拥有可资定量研究的一些统计调查资料。

 

当然,对统计资料的倚重,并非就要冷落其他类型的史料。如上所述,作者在本书中调用的资料是包罗万象的。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除了传统的史料之外,她还不时引用一些乡土文学如山西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胡正、西戎、束为、马烽、刘真等人的小说片段,还有山西籍台湾作者续光清的回忆录《故乡生活追忆》等作品。她认为这些乡土文人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最为熟悉,尽管小说情节是虚构的,但其中描述的婚姻、庙会、商贸、人的行为习惯等细节一定本源于真实生活,是可以作为间接史料用以佐证观点的,对此我深表赞同。而且,这些文艺作品、回忆文字因为有作者赋予的鲜明人物性格,有自身浓烈的恋乡情怀,都是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字,把它们散布穿插在严谨平实的学术论述中,不仅为阅读带来了舒缓的愉悦节奏,也更让人体味到“十里八邨”这个圈,就是乡人生死系于此、悲欢系于此的情感热土。

 

本书的最后一章《基层水利管理体系与社会组织》,看似与前面数章明显不一样。之前都在围绕某一个因素分析一种特殊圈层的形成和结构,这一章却是围绕一条条灌渠来展开论述。在这里,作者是想说清楚一个问题。既然数千年来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芸芸众生、鸡零狗碎到底谁来管理,管理者又如何产生?一种管理者,是具备“准行政”性质的乡约、里正等表面的跑腿人士,他们主要代表官府做催粮、管理治安、传达政令等杂务;另一种则是乡间精英人士,他们有声望、有权力、有能力还有财力基础,无论是血缘家族的宗族祠堂,还是跨血缘的“村社”联盟组织,这些人都绝对是乡民内心接纳的领袖,也是乡村社会这“十里八邨”真正的主宰。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个乡村精英阶层的运行规则,作者在《基层水利管理体系与社会组织》这一章,深入剖析了山西水利社会组织这个特例。水是近代山西农业的生命线,一条条长短不一的灌渠及支渠、毛渠,也就是维系乡民生存、村庄兴衰的血脉和毛细血管。每一条沟渠,都紧紧栓住上、中、下游的黎民百姓,让他们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水是稀缺资源,尤其到了灌溉季节,人的生存本能和自私本性都决定“争水”是在所难免的,不时会酿成血案,导致大规模械斗,上下游结为世仇直至永不通婚等等。这样一个矛盾紧张的空间组织,最能够考验和锻炼乡村精英管理阶层的智慧,这从今天留下的大量渠册、水规、水案碑刻中,都能看出这是一个“精细化管理”的系统。通过作者认真的论证,我们得知,这样一个“精细化管理团队”的产生都能归结为一个核心因素——“预付资本”,这个概念泛指对于乡村和对于灌渠修建等这样共同事业的前期投入,这些投入包括钱财、人工、息讼乃至一族之祖,正是这些预付资本帮助一部分人赢得了在乡间的话语权。从纷繁复杂的各种要素中,厘清这一点,也许将成为今后乡村基层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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