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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森:租占威海卫与英国的远东外交

作者: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07日

编者按:英国租占威海卫的历史,长期以来被当作威海卫的地方史,只是威海这一座城市的记忆。实际上,应将这段历史置于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在时间上,它的租占处在列强在华竞争时代来临之际,在空间上,它位于英俄大博弈的远东前线。由此可看到英国政府在面对列强竞争时代时的外交行动和政策,及其将归还威海卫问题置于远东外交政策之下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面相。本文为《帝国的角落:英国租占威海卫研究》结论,略有删节。作者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若将英国租占威海卫这段历史置于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在时间上,它的租占处在列强在华竞争时代来临之际;在空间上,它位于英俄大博弈的远东前线。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租威海卫是列强全球扩张这一时空视野下的一个局部。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该租借地曾先后由海军部、陆军部短暂管理,1901年之后转归殖民部接管。

 

殖民部在威成立了威海卫行政公署,设行政长官作为最高长官,以“尽可能维持现状”为原则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威海卫又是英国殖民史上的一个局部。

 

一 英国政策考量与租占威海卫

 

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一行动背后最起码有两个因素的交织力量。

 

第一是英俄两国之间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在亚洲的扩张是循着海岸线进行的,从波斯湾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香港,一路向东。俄国的扩张则是在陆上向南向东。

 

两强在亚洲大陆不可避免地相遇了,由此展开大博弈。英国占领印度之后,其在亚洲的目标是保护这块最重要的殖民地,因此它的方案是在尽可能远离印度平原的地方直接抵挡俄国的威胁,或用第三方势力把英国和俄国隔开。

 

阿富汗、波斯、中国的西藏和新疆成为双方的博弈战场。两国在中亚阿富汗、西亚波斯的争夺直接以战争形式体现,在中国的西藏和新疆也支持各自势力,展开对抗。

 

19世纪末,大博弈延至远东,英国沿海岸线北上,从香港北进至长江流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向东向南,侵及东北,租占旅顺、大连。当俄国染指渤海湾,能够更方便地对北京施加政治影响时,英国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第二是列强在华竞争时代的到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列强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瓜分殖民地狂潮。

 

就远东而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并控制朝鲜,后来德、俄、法三国联合干涉还辽,德国与俄国先后租占胶州和旅大,列强在远东造成以占领海军基地为主要形式的远东危机

 

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英国在华一国独大的局面就此打破。在竞争时代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其在垄断时代所获得的利益,成为英国在华外交的主要问题。

 

远东危机出现之初,英国反应比较迟钝,并未立刻采取行动。它应对远东危机的行动是完全被动的,处处受到德国占胶州和俄国占旅大的制约,英国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相应”的措施。这种被动说明了英国在这一时期的远东外交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英国租占威海卫政策的出台过程暴露了英国政府面对列强竞争时代时外交行动的迟缓和指导思想的不统一性。

 

危机发生后,英国内阁中对如何应对危机、是否租占威海卫存在较大的分歧,这表明其政府内部外交思想的不一致。联俄、联美日等尝试表明内阁中对原有“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不满。解决措施不同的背后,是指导思想的不统一。

 

其二,租占威海卫表明了英国在远东外交的无力。英国一直以开放中国为目标,在面临列强竞争时代来临时,首先选择了保全长江流域、保全总税务司职位的防御性措施。

 

在处理“争夺海军基地”的远东危机时,英国在先后尝试将胶州、旅顺开作商埠失败,保持中国完整对列强开放政策失败之下,而被迫选择最不愿意采取的占地制衡方式,虽然证明了英国仍然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处理俄国、德国所带来的外交威胁的能力,但更表明了英国政府在远东影响力的下降。

 

英国最后选择租占威海卫,是外交层面的决定,而不是海军部或殖民部的决定。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来看,租占威海卫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而非出于军事或经济目的。

 

英国租占威海卫的意义在于:对英国政府而言,这是对民众的交代,缓和了紧张的舆论氛围,给予了民众“领土慰藉”,所以占领威海卫是政治上的胜利。

 

在外交层面上,它更多地体现出象征意义:这一行动向列强和清政府表明,英国不会将中国北方拱手相让;它制约了德国在山东扩张的野心;它更向各国宣告大英帝国仍是世界一流强国。

 

就中国而言,在1897~1898年远东危机中,面对德、俄的索取,张之洞等人在猜测英人意图的基础上提出联英之议,清政府也曾就中英联盟之事试探驻华公使窦纳乐,而英政府并无此意,因此这可以说是一厢情愿。

 

在此背景下,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告知窦纳乐,有中国官员称“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威海卫给英国”。尽管不排除清政府中有人提出这一想法,“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同时满足英人在此次危机中“必有所图”之欲并使日本撤离威海卫,以收一石三鸟之效。

 

但是赫德之说是否属实,他又从何处得知这一消息,笔者仍然无法做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赫德的这一消息,给了索尔兹伯里和英国政府一种印象:清政府愿意主动让予威海卫。在租占威海卫一事上,英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决定威海卫的命运。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英国国内有欢欣鼓舞者,也有批评叹息者。随着对威海卫发展前景的探讨,英国政府逐步接受了威海卫并不是一流的军港、并没有任何实质战略价值这一现实,意识到如果要制衡旅顺港,在那里设防将会承担大笔开支。

 

英国政府和舆论对威海卫的战略价值、商业价值之间的争论持续较长,分歧较大。中国方面,官方和舆论对英国租占威海卫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舆论更是相信了威海卫是清政府赠予英国的这一说法。

 

通观中国人的观感和议论,少闻哀叹之声,亦少见对政府的批评,更多的是分析威海卫与各国外交,探讨列强的看法与作为,舆论界尤其关注外国的报道。

 

就列强而言,以俄、德、日、法为代表的列强对英租威海卫的反应都相对平静,认为英国租占威海卫并无多少“实际价值”,威海卫是“得之不足贵,失之不足惜”之地。

 

二 归还威海卫与英国的外交思想

 

英国在租占威海卫之时,国内便对此举持有不同意见。在英国租占之后的最初三年多,威海卫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身份”,英国政府对其未来和战略定位都没有详细的政策。

 

威海卫的“被忽视”与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平静有关。远东的平静源于1899年开始谈判的英俄协定。英俄协定名义上是对中国铁路范围的划分,实际上是英俄两国对各自势力范围的认可,这种和解有助于安定中国的形势。英俄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骤降,英国政府如何定义威海卫在英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显得不再迫切。

 

威海卫的地位也不再像英国政府之前想象得那么重要。随后,1899年英俄协定签署、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联军驻扎天津、1902年英日同盟达成,远东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1897~1898年远东危机时各国的紧张气氛不同,此时列强在华更多的是采取合作态势。

 

因此,1902110日,英国海军部、陆军部、殖民部召开了决定威海卫命运的联席会议。会议标志着将威海卫变为合适的海军基地的计划全部结束,英国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超过两年)决定这里不适合海军用途

 

然而,尽管英国国内要求放弃威海卫的提议一直存在,但英国政府并未立刻归还威海卫,而是占领了该地32年,直到1930年才将其归还。英租期间,英国在归还威海卫问题上有以下交涉:1906年英国拒绝归还威海卫、一战之后华盛顿会议声明归还、1923~1924年的交还谈判和1929~1930年的与国民政府最终谈判,这些交涉反映了英国秉承的一个外交思想:即便要归还对于英国来说意义不大的威海卫,也要通过每一个决定的做出获得更大的外交利益。

 

这些利益表现为:盟友的意愿、国际姿态的优雅、中国政府的好感等。英国归还威海卫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置于其远东外交的宏大视野中考虑的。

 

一战前后,由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威海卫问题再次被英国政府提及。这一时段,英国政府第一次考虑威海卫问题是在1915年日本占领青岛之后,第二次考虑是在1918年一战即将结束之时。

 

当时,各部门就威海卫归还问题展开会商,以备在巴黎和会上做出决定。英国政府内部此时对归还威海卫存在分歧:在威海卫拥有直接利益的海军部不同意归还;殖民部、外交部也以不归还为主,不过他们都认识到威海卫的实际价值并不大,他们保留威海卫的出发点在于将其作为一张牌,在需要“得到回报”时打出。

 

华盛顿会议期间,列强希望整体解决在华租借地问题,达成在华门户之开放。英国华盛顿会议代表团团长贝尔福认为威海卫并无价值,希望通过归还威海卫促成山东问题的解决,达成中国的门户开放,他说服英国外交部、殖民部,并主导了放弃威海卫声明的提出。

 

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姿态,为英国赢得了声誉。另外,1923年决定归还是因25年租期到期,归还行为于英国的声誉无损。通过中英政府谈判,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陆上部分,保留续借刘公岛的权利,将刘公岛作为海军疗养院。

 

英国政府在外交谈判中非常出色地贯彻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它就威海卫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表态,成为“英国在外交上深谋远虑、机警明智的典型例子”。

 

因中国政局动荡,1924年谈判之后威海卫交收之事暂时搁置。接下来的数年内,中国政局的最大特点在于北京政府的无力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强健。随着国民革命兴起,广州政府迁到武汉、南京。

 

此时,英国在对华外交中采取了观望政策,既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也不承认广州、武汉或南京国民政府,然而承认南方“事实政权”的存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巩固,其与列强展开一系列“厘正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谈判。中英威海卫问题也在这一背景下于19293月再次走向前台。

 

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和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英方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最鲜明的表现是继续租占刘公岛十年。双方谈判过程中,英国将威海卫归还给新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赢得了南京的好感,也是一种“优雅”的姿态。

 

归还威海卫对于英国外交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归还与否,对于英国的利益无伤大体。但是在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思考中,威海卫归还问题一直是被置于更大的远东外交中来考虑的。

 

因此,在研究威海卫归还问题时,也必须将归还威海卫的历史考察置于英国远东外交政策这一大的视野之下。

 

三 威海卫与英国的殖民统治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前,日本威海卫占领军在威海卫驻扎了两年半。日军占领之初,曾对威海卫百姓进行迫害,后期的纪律还算可以,并未引起双方更多的冲突。

 

占领期间,日本军队在威海卫开办医疗诊所,预防传染病,为当地解决了一点问题,当然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军自己的问题。如果不是日本的占领,威海卫或许有不一样的命运。

 

英国在租占威海卫问题上得到了当时驻军在此的日本的支持。英国对威海卫的租占和最初的管理是由海军部完成的,然而,海军部占领威海卫一年之后,从政策层面看,无论是威海卫的管理计划,还是威海卫在远东的未来战略角色问题,都悬而未决;从实践层面看,租借地的边界尚未勘定,管辖更是无从说起。

 

总体来说,1898~1899年远东形势下的威海卫是安静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安静反映了1899年远东事务的相对平静。海军部短暂接管威海卫之后,将其移交给陆军部。

 

陆军部接管时期(1899~1900),组织完成了1900年的威海卫勘界。勘界时,英国当局与租借地百姓发生冲突。

 

当时英国人在租借地内宣布收税和勘界,百姓实质上反对的是税收,反对勘界只是反对税收的表象。百姓反对税收的原因是听信谣言,谣言来源于当地士绅。他们散布谣言,部分因利己主义的动机在作祟,部分源于读书人的家国观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怀。

 

反对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士绅,百姓是被引导甚至裹胁的。谣言引发了暴力,在勘界斗争中有29名村民被英国武装杀死,民众也杀死了部分汉奸,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勘界纠纷中,英国动用的武装力量是华勇营。华勇营是英国于1899年高饷招募的驻威雇佣军武装,实际人数在五百至一千三百余人不等。

 

军官由英国人担任,士兵从威海卫乃至山东和直隶等地招募。华勇营成军不久即参加了平定威海卫勘界纠纷、八国联军作战等军事活动,赢得了英方的认可。

 

然而因为华勇营士兵入伍是为了当兵吃粮,所以在通过八国联军之役抢到大笔财物等战利品之后,便不愿意继续作战,有大批士兵“开小差”挟财物逃走。

 

当然,其原因还有不愿在租借地附近同乡亲作战、在乎“面子”和“传统力量”、不想背负骂名等。逃兵现象加之募兵困难等问题成为英国缩编、解散华勇营的诱因之一。

 

华勇营的兴衰与英国的远东政策、中国的形势、威海卫的环境息息相关。英军没有在威驻防说明他们对威海卫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视,随着远东的稳定,威海卫对英国已丧失战略价值,再加上以最小代价统治殖民地的策略,英方遂不再积极经营华勇营。于是,英方从1902年开始遣散华勇营士兵,最终于1906年将其彻底解散。

 

190011日,殖民部接管威海卫,随后租借地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是租借地的宪法性法令。在这一法令之下,威海卫行政公署成立,至1906年形成了以行政长官为首,以政府秘书、华务司兼治安官、医官长为主要属僚的管理体系。

 

1916年,华务司与政府秘书分别改称正、副华务司,此后这一体系一直存在到威海卫交还。威海卫行政公署的欧洲职员一般维持在12~14人。行政长官是最高长官,集行政、立法、司法权于一身。英租时期威海卫行政公署一共有6任行政长官,其中骆任廷和庄士敦是任期最长、对威海卫的管理影响最大的两任。

 

威海卫的税收规模和经济规模都比较小,即便到最高时期,192945万元的总收入和2600万元的贸易总额,也并未达到德国撤离青岛前1913年的水平。

 

从财政和经济方面可以看出,威海卫从军事卫城走向近代商业口岸的过程举步维艰,在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的报告中,租期未定、投资缺乏、铁路不通成为自租占之初直至归还前夕一直在强调的制约发展因素。

 

英国在威期间,在市政建设、公共卫生、医疗事业和教育事业等公共事业上有一定的投入。

 

从社会变迁层面看,英租时期英国人“尽可能维持现状”的治理政策给威海卫乡村带来了安静的环境,维持了稳定有序的状态。

 

威海卫的乡村仍旧藏在“传统的保守主义的城墙后面”,规范百姓思想和行为的教义仍没有变化。到1920年代,在整个中国要求摧毁旧道德、打破旧伦理的时候,威海卫的农村仍然在儒家伦理的规范和传统乡绅村董的管理下有效而规范地运转。

 

不过与此同时,威海卫的乡村也在进行稳步的社会变迁,百姓逐步接受了近代医疗、公共卫生和新式教育。与乡村的变迁缓慢相比,威海卫商埠区已经由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渔村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城镇。

 

比起市政和市容的变化,商埠区更大的变化体现在以威海卫商埠商会为代表的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商埠商会在从成立到结束的15年里,整顿商务、倡行公益、参与政治,服务地方并影响社会,在地方事务上全面超越传统乡绅,体现出鲜明的近代社会组织的特征。

 

1920年的赈灾是威海卫商人超越地方乡绅的标志,商人取代传统士绅是商埠区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标志。

 

英国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殖民地采取不干涉主义、尊重当地文化与习俗。在管理威海卫上,英国人采取了儒家思想,使威海卫在动荡的近代中国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这是英国人管理威海卫的最大特色。不过,在发展威海卫上,英国人做得并不好。

 

威海卫不但没能成为“第二个香港”,甚至比起附近的青岛和烟台也差了很多。实际上,英国人在威海卫所做的,是一个近代化的起步,这个起步本可以成为后来发展的源头,可惜动荡的局势将其扼杀了。当然,英国人采取的所有殖民征服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

 

英国租占威海卫的历史,长期以来被当作威海卫的地方史,只是威海这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仅是这样。

 

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通过威海卫问题,我们看到了英国政府在面对列强竞争时代时外交行动的反应迟缓和政策的不一致性;看到了英国政府如何将威海卫归还问题置于远东外交政策之下谋求利益最大化;也看到了英国在统治租借地时的一个面相。威海卫只是一个局部,但将其放在一个大视野下,它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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