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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平议 【字体:

章 清:晚清士人思虑之枢机——《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序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20年3月16日第12版 更新时间:2020年03月20日

“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这番话,是一位学子在回答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所出课艺时给出的答案。

 

同样是针对“道”,王国维1924年在一篇文字中则阐述了这样的看法:“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

 

据此可看出,认识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中国之道难以行于天下,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晚清以降的读书人还致力于思考是否有“无中外”“无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这也成为晚清士人思虑之枢机。

 

项芳兰1896年在日记中曾录下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的交流:“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这是项明确表达的看法;黄绍第则忧心于“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当然,何谓“学”,如何区分“道”与“学”,也还是问题。

 

罗振玉对清朝学术源流之辨析,其目中之“学”,即可视作“道”:“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

 

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也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实际上,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在日记中也曾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这也意味着,中西之间自明末清初以来所展开的文化交流,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在“学”这一层面大致实现了所谓“中外无异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即表明他们那一辈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谓“学”,不再是“西学”,也不是所谓“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并且涵盖“诸学科”;甚至与“道”有着紧密关联的“教”与“政”,也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影响既深且巨,堪称理解这段历史重要的维度。晚清士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认识到有别于“中学”之“西学”后,所图谋的也正是中西之“会通”,并且最终走向的是中学与西学之“会通”。

 

会通中西学科知识的成长,这一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近些年一直引发世界各国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浓厚的兴趣。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自不例外。

 

“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即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

 

影响所及,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因此,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自有其必要性。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并借此把握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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