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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出版座谈会举行

作者: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供稿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6年04月10日

 

2016年4月9日上午,《中华民国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以下简称《汇编》)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报告厅举行。这是迄今为止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编纂出版的首部全面系统的大型外交文献汇编。该书由王建朗主编,副主编为马振犊、张俊义。全书共10卷、24册,1000余万字,201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分别作为编纂方主管单位的领导及会议主办方领导出席了本次座谈会。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谦平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育民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朱汉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郭双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桂芳教授、外交学院外交系熊志勇教授等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汇编》的部分编纂者和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的编辑等也参加了会议。此外,来自《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人民网等十余家媒体的记者亦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报道。座谈会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主持。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作为出版方代表首先发言。他将《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的成书历程形容为“十年一剑,玉汝于成”。这套资料自2006年在中华书局签约立项至今,历经十年时间,其间编辑团队坚持不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指出,中华书局的传统便是古籍的整理出版,对于中华书局而言,出版基础文献义不容辞。近年来近代史新资料迭出,但仔细爬梳、校订史料的并不多。而这套书的编者仍然以整理古籍的方式,对资料进行了细致的爬梳、校订及编排,在现今学术界愿意花力气花功夫进行资料整理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他表示,相信这套以如此专业的态度完成的资料汇编一定能嘉惠学人。

 

 

随后,《汇编》的主编王建朗研究员代表编纂方发言。他首先介绍了《汇编》从项目立项到最终完成的大致经过:该项目是于2004年作为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华民国外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立项,2005年开始上马,至今已11年。此书编纂工作以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为骨干力量,并邀请了近代史研究所内其他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参加,初步估计,所内人员先后参与者达21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也有10余人参与了相关档案的编选整理,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1位学者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工作。10余年间,所有参与此书编纂的科研人员均付出了非常大的心血。

 

王建朗研究员指出,资料集的编纂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档案材料按照卷宗完整地印出,另一种是广泛搜罗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精心选择,按照专题进行编排,并在每部分之前附上导语说明。《汇编》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吃力但不一定讨好的。但是,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编者借助数种资料来源,得以将某个历史事件多角度、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有助于读者相对集中地把握某个专题的史料。

 

他还对《汇编》的资料来源作了介绍。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主要包括已刊、未刊两大部分。已刊文献主要包括:政府公报、外交公报及文牍、报刊杂志、日记及回忆录、各种专题档案资料集。未刊文献包括: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未刊档案,总量大致在200万字以上;遴选自美、英、俄、德、法、日本等国出版的官方外交档案及各国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文献,这些外文档案均由本书编纂人员译出。

 

王建朗研究员认为,《汇编》具有如下特色:一、系统性,这是民国时期外交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出版;二、珍贵性,《汇编》中包含了大量未刊档案;三、全面性,《汇编》的内容相当丰富,编纂人员不仅尽最大可能地搜集各类中文史料,还努力搜集并翻译了多个国家多种语言的外交档案。这得益于庞大的编纂者团队,以及团队成员多语种作业的能力。

 

此外,他还按照卷次对《汇编》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解读了每卷资料的主要看点。《汇编》的编纂定位于研究性质的资料整理,各卷的资料编选也以在此宗旨之下进行,因而在很多章节及专题中都呈现出资料的丰富性和观点的创新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局长在发言中表示,《汇编》的出版不仅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项盛事,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荣誉,它反映我院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潜心研究的努力。他指出,打造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优势学科,需要这样几个要素:系统的研究体系及理论、期刊与社团等学术交流平台、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及知名的出版机构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编》的出版也为我们探索社科院打造优势学科的方法、优质学术成果的产出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因事未能出席座谈会,他特地给会议发来书面发言稿,由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张俊义代为宣读。他指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恢复中国在19世纪丧失的主权及利权,许多中外档案都反映了这样一个过程。他认为,《汇编》具有以下特点:一、开创性,民国外交资料浩繁,而民国时期既出现过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有政权分立、列强插手等复杂情形,这给资料的搜集及编排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汇编》在整理民国外交史料上作了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二、中外合璧,《汇编》中收入了大量美、英、俄、法、德等国的档案史料;三、编排精当,全书按照时间和专题顺序将文献进行排列,既注重史料的丰富性,又考虑到研究者使用的便利,而这其中也反映了编者对相关专题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的把握。他相信,《汇编》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也将为我国当前的外交工作提供借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在发言中表示,作为研究当代外交问题的学者,他深感这套资料集对于研究今天的外交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譬如,在当前全球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之下,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非常想要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同时又是一个弱国,是如何参与谋划战后国际格局的,读了《汇编》第8卷和第9卷中,我们便能找到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了解这些史实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今日渐强大的中国在目前国际秩序的重构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上述发言结束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分别代表《汇编》的编纂方和出版方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外交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赠送了《汇编》。

 

 

座谈会的下半场为与会学者自由发言时间。出席会议的学者们纷纷发表了自己对《汇编》一书出版的看法。

 

 

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认为,《汇编》的出版将会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起到长期的、持续的推进作用。从教学角度讲,这套资料可以作为基干性的、框架性的史料供研究生阅读。他特别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纂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曾经滋养了一代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者,他希望《汇编》也能成为这样的一套书。同时,他还对《汇编》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期待出版续编,补充一些未及收入的史料;二是《汇编》主要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着眼,今后在修订中是否可以包容更多的内容,比如中外文化、经济关系等。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谦平教授也认为,《汇编》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便于学者研究、教师教学、学生阅读。他指出,这套书的一大特点是对外国外交档案及文献的收录,民国时期是中国国际化趋向较为鲜明的一个时期,因此进行民国时期外交资料的整理编纂,不仅要在观点上国际化,在资料来源上也应该国际化。他还提出,学界是否可以借鉴《汇编》这一资料集的体例和形式,再推出一些有关重大事件的专题性资料集,力求穷尽某一专题的所有史料,以便于深化和推进相关学术研究。此外,在学术研究机构怎样与学术出版机构如何合作推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方面,《汇编》也有镜鉴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教授发言指出,《汇编》的出版是在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编纂领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在初步浏览《汇编》后给他留下了这样几种印象:一、集大成,《汇编》将许多已出版的外交资料整合在一起;二、有新创,就内容而言,翻译了许多与当时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的主要国家的外交档案;三、择精要,外交史料浩如烟海,《汇编》的编纂者在对相关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对史料有所取舍。四、成体系,《汇编》架构了一个中华民国外交史的详备的体系。

 

 

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认为,《汇编》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华书局强强联合的优秀成果,该书的内容不仅对原有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专题有所深化,还开拓了一些以往较少关注的新专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郭必强研究员认为,《汇编》的出版,对于档案馆探索史料的编纂方法以及档案资料面向社会的宣传推广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在发言中谈到,近年来大量出版的近代历史资料非常多,但其中很多是未加选择的直接影印,这些资料集不仅在学术性方面有一定欠缺,往往定价颇高,研究者利用起来多有不便。他认为,《汇编》是一部有助于研究者及青年学生进入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资料集,不仅每卷编排精当,每卷和章节的导读也有助于读者对基本的史实脉络有所了解。

 

 

首都师范大学史桂芳教授表示,《汇编》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世界史领域的研究者也对这套资料集抱有很大的兴趣。她认为,首先,这套资料集在编纂上匠心独运,既有简明的导读,又有较为明晰的线索,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通过阅读这套资料再回溯到相关的原始资料中,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其次,《汇编》对大量外交档案的翻译与辑录也有助于研究者克服语言障碍,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朱汉国教授表示,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而近代史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书局三个机构的合作保证了这套资料集的较高水准。《汇编》充分体现了编纂者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学术思考,从中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到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融入世界的努力与尝试。朱汉国教授建议,今后可以结合《中华民国外交史》的撰写工作,对《汇编》进行一定的修订与补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郭双林教授说道,《汇编》的出版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民国资料浩繁、散乱,编纂这样的一套资料集很不容易。这套资料集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例如第二卷有关中国参与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的内容,不仅局限于外交层面,还反映了当时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复杂的状况,对研究很有帮助。他还就当前学术评价机制对史料整理出版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史料应当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而不仅仅是辅助工具,如果这种意识能在学术界产生共识,必将有助于更多更好的资料的整理出版。

 

 

外交学院外交系熊志勇教授对《汇编》的出版感到高兴,相信这套资料可以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相关专业的学生通过阅读这套资料不仅能对民国外交史形成基本的认识,甚至可能从其中找到一些可以深入研究的题目。此外,《汇编》不仅是简单的史料汇集,而是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很多章节的导言对于相关历史问题的评述都与以往较为熟知的看法有所突破。熊志勇教授也对《汇编》在体例及具体内容上的补充完善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座谈会最后,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对中华书局编辑团队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了感谢。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近现代史编辑室主任的欧阳红感谢了《汇编》的全体参与者,并热情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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