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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娟著《从省城到城市:近代广州土地产权与城市空间变迁》出版

作者: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02月02日

本书简介

 

本书以近代广州的城市建设为切入点,在大量使用方志、政府出版物、档案、报纸、期刊、谱录、游记、旅游指南、文集、回忆录、海关报告等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近代广州土地产权的产生及其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的过程,试图以地域社会的角度,展示广州从清末到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下从“省城”到“城市”的景观变迁和建构过程,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重新思考中国城市的转型问题。

 

导论

 

中国近代城市转型是中外学术界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现代国家政权在城市中的建立尤其受到重视。本书所关注的即是城市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之一,也是国民政府最早进行近代城市建设的城市,有“模范之广州”、“建设都市之指南”、“文明之路、自治之花”等美誉。

 

在这个过程中,广州的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0年前后,广州仍保持着明清时期省城的风貌。高高的城墙北倚越秀山,南临珠江,东为丘陵台地,西为河网密集的西关平原。城墙设有东南西北城门,城门之上建有重檐城楼。城内东西主干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衙署,南北主干道上聚集着书坊、酒家、茶楼等商铺,旗民及其眷属居住在城西,学宫、贡院、书院、合族祠咸集城东南。城墙之外是东南西北四关,东北部多山,西南部近水而利于发展商业,素有“东村西俏,南富北贫”之说。

 

20世纪30年代,广州的城市景观已截然不同。城墙被拆除,四通八达的马路连接全市各个地点,汽车穿梭,马路沿线遍布颇具西式建筑风格的骑楼。珠江河岸两旁筑有长堤,码头众多,船艇密集,跨江大铁桥沟通南北两岸。江北堤岸伫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城内散布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中山纪念堂等公共建筑。在1936年出版的《新广州市》(Modern Canton)中,作者李炳瑞(Edward Bingshuey Lee1907~1956)的第一句话写道:

 

一些外国保守派人士最喜欢说没有外国政治统治,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广州从一个道路狭窄曲折的省城迅速转变为一个拥有宽阔的沥青道路并如同欧美城市一样拥有公共便利的近代城市(Modern City)为这个过时的观点提供了答案。

 

显然,李氏认为广州从省城转变为城市的过程是中国无须依靠外国帮助走向现代国家的象征。李氏是广东台山人,早年赴加拿大留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院做研究员。回国后加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任《北平导报》、《民族周刊》等英文报刊的编辑。

 

《新广州市》由胡汉民题名,写作过程中得到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前市长孙科、广东省省长林云陔等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城市景观变迁反映出现代国家建设是不少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及社会精英共同的看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寄予着时人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追求。

 

然而,城市建设并非打造空中楼阁,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建基于城市土地之上。在明清时期,城市土地的重要性远不及广大乡村地区。从经济和国家税收角度上看,明清时期国家经济依赖于农业生产,赋税体系的支柱是田赋钱粮。随着近代国家经济逐渐向工商业转移,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城市日益成为赋税征收的对象,城市土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城市建设观念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城市土地成为开发的对象,被市政机构用于实施各种现代化市政建设;另一方面,城市土地亦是征税的对象,是市政机构筹集市政建设费用的来源。摆在近代市政部门面前的是一系列极为困难的问题:土地从何来?哪些土地属于城市而非乡村?如何划分“公有”与“私有”土地?哪些土地属于“公有”,可以被用于公共目的?哪些土地属于私人所有,不能被用于公共目的?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谁有权用怎样的方式去划分城市土地产权的类型。与之相应的,还有城市建设经费从何而来等问题。

 

本书试图从城市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入手,以广州从省城转变为近代城市为线索,来探讨中国近代城市的社会变化。特别关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政府如何逐步规划城市的不同土地,区分公私土地产权,并将公有土地用于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及生活在城市的民众如何应对国家政权控制城市土地的努力。换句话说,本书力图从城市土地产权变化入手,来讨论中国城市从传统城市到近代城市的转变,以及国家管理城市土地的种种措施给生活在城市的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虽然本书研究以广州为中心,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与整个中国有关。随着国家政权不断深入城市,广州从城墙高耸的省城转变为马路四通八达的近代城市。这个历史过程不但形塑了城市景观本身,也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想象和期待。

 

城乡关系与城市建设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指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在于借助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仿效西方包括香港和日本等地的模式,进行近代城市建设是借助西方物质手段以抵制外国势力统治的典型。这使得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发生极大转变。

 

在传统帝国时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存在着社会与文化的“连续一体”。从建筑式样、空间布局与空地利用,到服装、饮食、交通工具或日常生活中其他显而易见的方面,再到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都没有明显的城乡分别。这一点在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等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得到充分论证。直到19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这使得中国文化中“城”与“乡”浑然难分,与前现代欧洲的城乡分别截然不同。“城乡连续一体”的提法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明清时期蓬勃的商业发展和繁庶的物质文化,使城市成为相对自由的所在。城市中的时尚、豪宅、情色、节庆、感官之娱、城市文学与城市想象等都与乡村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但城镇和乡村同处于一个贸易网络中,士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及赋役征收系统的运作和胥吏的活动等,使得中国传统城市与乡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个漫长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去体会城乡之间的种种交流,就不难发现,很多东西根本无法标签为“城”还是“乡”。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城乡是“合治”的。城市作为各级官衙的所在地,通常由管辖全县城乡的县衙门兼管,没有专设的城市管理机构,且同城的地方衙门在城市管理上的职权不清。明清时期广州“省城”既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布政司、按察司、广州将军等衙署驻地,也是广州府及南海、番禺两县的府治和县治。省城日常行政管理事务虽分署南、番两县,但驻在省城的高级官员衙署均有权干预本城事务。相应的,城乡土地在行政管理架构和买卖交易中也具有相似性。《大清律例》户律下关于田宅的律例中,并无城市房产的规定。城市房地交易中的契约也与乡村土地契约极为相似。这些契据至民国时期仍被视为产权所有的直接证据。广州商铺中存在的双重产权现象更是直接来源于乡村田地的所有权观念。

 

20世纪初,随着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变革,城乡连续一体逐渐出现分离。科大卫(David Faure)强调这种分离是源自政治改革。当划分城市和城镇作为社会变革代理人时,一种视乡村为落后之源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在二三十年代,这种视乡村为落后的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学家关于中国社会的观点。在卢汉超看来,人们认为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比乡村市镇要好,则是来源于城市有更好的经济机遇。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将近代中国城市物质结构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他认为,拆城墙、修马路、行驶人力车和电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使用自来水和电灯电话等、公共卫生规章的制定与实施、公园和运动场等新公共空间的形成等物质空间的变化,以及百货公司带来的新商贸形式、印刷业带来的新闻评论等舆论媒介的蓬勃、铁路和银行及电信工具将大城市连接到全国性的都市网络,所有变化都使得近代中国城市与帝国晚期的中国城市大相径庭,一方面城市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凸显,突破了帝国时期县、府、省的王朝行政架构中的等级次序;另一方面城市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城市与乡村的鸿沟变得明显而真实。

 

可见,由城市建设所带来的迥异于乡村的马路、高楼大厦等物质空间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城乡分离的开端。前辈学者已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变迁做出细致而深刻的研究。以广州为例,胡华颖、李萍萍、周霞等从城市规划角度研究广州城市形态之演变;许瑞生关注近代广州市政制度与城市空间变迁的关系;彭长歆研究近代广州建筑风格所体现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但较少研究论及市政当局改造城市空间的背后所牵涉的土地产权变化。

 

中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是乡村社会的土地产权,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少量关注城市土地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学术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为了解决中国普遍存在的乡村土地问题而研究土地产权。他们引进西方土地经济学理论,梳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并进行相关的土地调查,以便国民政府推动土地立法、土地政策和土地行政。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为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学者们探讨了因土地分配和利用而形成的权力与经济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注重土地契约文书及相关资料的收集、研究,强调从当时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自身所处的结构重新思考土地产权问题。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乡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契约,较少涉及城市土地。自20世纪90年代起,有学者注意到近代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发展、土地产权、土地管理思想和地籍整理等问题。其中马学强和陈玥的研究填补了城市土地产权研究的空白。马学强认为,传统中国关于土地的占有、使用、所有之种种权利及房屋与地产的分离情况,都有自己的表达语言和处置方式,不同于近代意义的“所有权”概念。到了近代,原先官府占有的财产大多已按市场规律、经济原则,逐渐转化为“民有”,在能控制的有限的公产中,大多造册在案,或租或卖,都有章程予以制约;与此同时,政府在产权管理方面的职能与功能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他也注意到近代市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即由地税、房捐等组成,江南的部分城市还成功地通过标卖土地等形式融资,加快了城市建设。马学强并未说明官府占有为什么会转化为“民有”,近代政府如何强化产权管理的职能,政府如何实现通过标卖土地等形式融资。他强调道契是建立近代上海土地制度的核心,但道契的影响仅限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并不适用于全国其他城市。陈玥认为传统土地业权向近代土地所有权的转化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发生在城市及其周围,一是从国家最高处置权转变为土地国有权,二是从业权转变为土地所有权。民国的法制建设中,私有为主的所有制结构与私法自治的司法原则被确立,直至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彻底破坏了产权秩序。但陈玥没有说明,谁有权力用怎样的方式去区分土地国有或是土地私有,民众对于这种区分做何反应,在法律层面确立私有为主的所有制结构与政府的行政管理、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产权实践是否一致。

 

在笔者看来,城市建设的迫切需求使得近代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控制城市土地的管理体系,城市土地产权由此日益脱离“城乡连续一体”。然而,这个过程必然会牵涉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人群的利益。换句话说,当近代政府想要征用城市土地用以公共建设时,关涉到切身利益的不同人群不会被动接受,他们会利用各种途径与政府讨价还价。这意味着拆城墙、开马路、建公园等城市建设的实现,是国家政权与城市社会互动的结果。

 

国家政权与城市社会

 

已有不少前辈学者指出,在20世纪国家政权渗透进城市社会以前,城市社会是相对自治的。来自不同区域的商人融合成独特的城市精英体,在很大程度上自行管理着城市事务。广州的情况与之相似,基层的街坊组织获得官府默许,通过“集庙”来议决本街区公益事务、解决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甚至抗议官府的不公平对待。而街坊组织的中坚力量绅商,组成更高级别的七十二行、总商会、九善堂等商人组织,在清末城市事务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前期,国家政权通过持续地深入基层和吸收基层财源来实现权力扩张。在城市中,国家政权通过建立近代警察制度和市政制度,来改革税收系统、教育、公共卫生及城市规划等,进而缔造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20世纪20年代,现代国家政府开始利用各种“科学”知识来改造城市空间。广州作为国民党的“革命摇篮”,“竖立模范”和“国民政府大本营建设”的政治需求推动了城市改革的最后成功。

 

然而,重大的城市变革往往不是政府构建出来的“理性”规划,而是具有偶然性和意外性。尽管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法规将力量延伸至街道、邻里和社区,但政府的规章经常遭到抵制,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影响到普通人的生计时,而政府也因时局变动或缺乏资源无法始终如一地监察,这再次证明了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底层的困难。王笛、何杰尧(Virgil Kit-yiu Ho)、冯志明、马木池等人的研究都证明,虽然近代城市改革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但不能忽视地方社会的多元性。例如,尽管政府一再加强对赌博、娼妓、吸鸦片等行为的管治,但人们对这些敏感的道德与政治行为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管治稍微松懈时这些行为又会卷土重来。尽管城市生活常被认定为必将带来统一的同质性,但基于传统亲属关系的迁移模式,在一些职业中相当盛行族群差异、竞争与排斥,以及同乡同音人群的聚集等都证明了中国城市生活的不均质性。

 

因此,有学者指出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不必然是此消彼长。潘淑华认为,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扩张是一个协商过程,而非单纯的高压强制。国家和社会均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不同的差异。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非零和博弈,没有绝对的赢家和输家,国家控制与城市自治始终交织在一起。杜丽红建议采用“社会中的国家”的视角来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在她看来,民间组织与国家实际上围绕着什么应该归国家管理及如何管理的问题展开互动,这一过程伴随国家权力扩张的始终。由于有些事务关系到某些行业的经济利益,国家不仅无力切实保证制度的实行,而且其内部亦存在矛盾。因此,它不得不与商会、行会等民间组织展开博弈,最终达成妥协。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城市土地产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特别是回到地方社会本身的历史脉络中,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视角相互结合,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以来,当市政机关在扩张“市区”的界定的时候,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挑起的城市土地产权问题,也不断受到地方社会的各种抵制。但在近代中国城市中,广州的城市建设却是相对成功的,为后来国民政府建设南京、上海等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特别是土地登记、征收地税等办法,成为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的基础。因此,对其实施过程的探讨,将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城市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城市土地情况的了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广州的城厢格局(1860~1900

 

   第一节  省城内外的景观

 

   第二节  张之洞主粤时期省城的新建设

 

 

 

第二章  新政时期广州城市的开发(1901~1911

 

   第一节  兴建长堤之争端

 

   第二节  新城市观念及其实践

 

 

 

第三章  军政府时期的土地产权与城建计划(1912~1920

 

   第一节  广东军政府成立初期的城市土地与城建计划

 

   第二节  市政公所时期拆城筑路计划及施行

 

第四章  市政厅时期政府控制领域的扩大(1921~1928

 

   第一节  划定市区与土地控制

 

   第二节  双重产权与城市建设

 

第五章  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实践(1929~1936

 

   第一节  都市设计

 

   第二节  市的边界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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