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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作者: 文章来源:新浪读书 更新时间:2017年08月17日

 

2017年8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周振鹤、陈平原、陈万雄、张人凤、袁明、季家珍、王立、黄兴涛、许纪霖、沈国威、周武、吴永贵、范军、张志强、石鸥等来自国内17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高校、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共70余人共聚一堂,就商务印书馆企业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教育等主题展开研讨。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商务印书馆历史研究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

 

商务印书馆的一百二十年,是中华民族衰弱到极致而开始复兴的一百二十年。商务作为一个蜚声海内外卓有成就的文化教育机构,以其卓绝的文化出版活动,深刻嵌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见证了百余年的复兴之路,同时也顺应时代大潮,于百年激荡的政治风潮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以出版为实验田,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商务印书馆120年的兴衰及成就,以及其间蕴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启迪,吸引了学界长期的关注。自从70年代末第一部研究商务的专著——法国汉学家戴仁先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问世以来,商务印书馆史研究呈现越来越热的趋势,每年都有一两部甚至多部研究专著出版,硕士、博士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目前,商务印书馆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关注的题目越来越细,并呈现多学科、多视界、多维度的研究特点。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在致辞中认为,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出版机构无法比拟的。这首先取决于其让人叹为观止的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其次则缘于其近乎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期许,以及培植根基,着眼未来,与教育结盟的思路和情怀。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认为,商务先贤的终极追求并非一般层面的“后人的荣光”,而是试图通过现代教育达到现代中国理性的建立。商务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它如何处理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上,即“放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商务人放眼看世界时那种令后人尊敬的坦然——旧学新知的平衡和完美结合,使得他们在行事处世上具备一种“现代中国理性”。这种文化自信给后人以启迪。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哲后张人凤发言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自信的代表和典范,商务精神是商务印书馆研究十分重要的方面,这种精神是对中华文化的无限热爱和极强的责任心。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前总裁陈万雄先生在主题演讲中详述了商务印书馆馆歌的创作过程,以及商务精神和商务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商务印书馆对现代文化的贡献表现在对“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出版宗旨的坚持,始终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保持独立的风骨和品格,参与培育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守正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四个方面,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富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常务副馆长上官消波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开幕式由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主持。

 

五个方面的主题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5篇,围绕商务印书馆五个方面的成就展开研讨。

 

第一,创立现代教育制度,开启全民启蒙进程。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端者与推动者。以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为推手,率先建立了一个面向普通百姓的现代教育概念和教科书体系,加速了数千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塾教育的土崩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起了决定性作用。

 

参与讨论这一主题的文章有:张人凤《商务印书馆版教科书和张元济的教育理念》,毕苑《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石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科书的早期现代化》,杨早《<共和国教科书>的承启意义与<铁达尼号邮船遇险记>的叙事旅行》,栾伟平《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出版考实》,吴小鸥、姚艳《1933年商务印书馆“复兴教科书”的启蒙坚守》,佐佐木睦《从中国漫画史看<儿童画报><儿童世界>的价值》等文章。

 

第二,整理国故、译介西学,参与构建了整个现代汉语知识体系。

 

商务的引进西学,通过报刊杂志与市民阶层接轨,通过大学教育与知识界互动,通过商务出版活动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保证了这个浩大工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西方文学戏剧等等无不涉足。时间上,更是绵延一百余年不曾中断。涉及这一题目的论文有:马克锋《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思想启蒙散论》,张志强、黄芳《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出版活动探析》,黄相辅《期刊中的通俗科学与知识传播》。

 

整理国故,是商务堪比译介西学的文化成就。这项工作的初衷,正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文化救亡的急迫心情,他们以商务印书馆的公司化出版活动为支点,以张元济等一代版本大师为核心,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成为数千年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者,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和巩固发挥了长远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周武《天意宁忍丧斯文——论张元济日本访书及意义》,卢仁龙《张元济与北京图书馆》,林英《叶景葵与商务印书馆》。

 

第三,追随时代发展的先进方向,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风骨。

 

商务印书馆在社会激烈动荡、内外环境复杂纠结的情势下,顺应时代发展,吸收当时各界精英和有志之士,凝聚成一支有着共同文化理想和奋斗目标,满腔热忱地为国为民的文化人集体。商务人作为一个整体,一百多年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有一种内在的文化风骨,张元济先生是其杰出的代表。

 

这方面的文章有:许纪霖《“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杜亚泉与<东方杂志>》,叶新、潘玥《张元济<环球谈荟>研究》,后宗瑶、叶新《邝富灼——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开创者》,廖太燕《周建人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自然界>杂志为中心的研究》,陈福康《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黄鸿森《陈翰伯与北京编译社》等。

 

第四,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与时代潮流密切互动。

 

商务印书馆产生于甲午战后戊戌失败不久,是维新运动的产物。商务印书馆始终关注时代发展,以解决时代命题为己任,与时代密切互动。在国人沉睡之际,宣传维新、推动启蒙;当国人亟需普及读物时,印行“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新中学文库”等,让知识走进中小学生、普通百姓;大学初立,商务组织出版“大学丛书”,编印百科、专科词典等,推动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当现代化陷入暂时的停顿,商务在困难中坚持移译西学名著,为现代化再次启动提供知识资源和学术支持。

 

参与这个命题的讨论有:殷亚迪《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杜亚泉与胡适的间接思想战》,胡晓进《商务印书馆与美国宪法在中国(大陆)之翻译与传播》,杨剑利《<妇女杂志>与新性道德问题》,王燕《从<绣像小说><小说月报>——论商务印书馆的救世情怀》,张稷《商务印书馆与新中国初年的教科书供应》等。

 

第五,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运用成熟的经营策略,以公司的力量成就了文化的伟业,表现出独特的企业文化魅力。

 

不论是早期合伙制的初创,还是张元济时期对于商务体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乃至王云五时期科学管理的逐步推行,商务印书馆在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商务的公司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还体现在有效的资本运营、多元化集团化的经营模式、科学细致严格的激励机制、先进的财务管理制度、强大的销售发行网络、超前的市场塑形能力和营销能力、规范的版权管理等方面,并展现出文化理想与企业活动相互支撑、水乳交融的独具魅力的企业文化。

 

这方面的文章有:吴永贵《<东方杂志>长寿基因的社会文化考察》,范军、沈东山《试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福利制度》,欧阳敏《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管理制度变迁述论》,王京芳《1917年商务印书馆新书广告底稿研究》,肖伊绯《民国“名人荐书”商业模式初探——以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为中心》,刘运峰《商务之所以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出版品牌——读<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札记》,魏玉山《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双子星”》等。

 

新方法与新视角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商务印书馆史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方法与视角,达到新的研究高度。

 

著名历史学家周振鹤先生的《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印刷出版活动》,以独家的史料将视角投射到少人问津的商务创办初期的出版活动。

 

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女士以商务印书馆一本《日用百科全书》为切入点,讨论民国时期知识文化。

 

语言学家沈国威先生的《<辞源>1915)与汉语的近代化》,则以精湛的语言学学术功底,为商务印书馆研究贡献了概念史的新坐标;上海历史学家周武先生则以上海档案馆等地档案史料为基础,以抽丝剥茧的功力,第一次还原了张元济先生赴日本遍搜流失的中华珍本古籍的艰辛过程,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一个世不二出的出版大师的工作侧影。

 

华东师范大学洪九来的《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则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商务普通经理人的日常生活。

 

商务印书馆张稷的《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从商务印书馆整体史的视角,探讨了商务印书馆的魅力所在,论述建立“商务学”的必要性。她认为商务印书馆在现代文化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代意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多重范本意义;商务作为一个文化平台和经济实体,关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构成了一幅丰富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时空“场”,值得以多学科工具,展开全景式研究,因此有必要设立“商务学”,进一步推动商务印书馆研究。

 

人民大学黄兴涛的《文化启蒙、教育自觉与学术担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引擎的商务印书馆》,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商务定位、商务的现代文化引擎地位、商务的文化选择及现代品格三个方面论证本次研讨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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