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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与博物学”跨学科工作坊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举行

作者: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更新时间:2019年12月20日

原题:工作坊︱边疆与博物学的跨学科互动

 

20191130日,“边疆与博物学”跨学科工作坊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举行。本次工作坊共有25位学者出席会议,共襄盛举。这是国内首次系统讨论边疆与博物学关系及其知识议题的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的特点,正如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丁宏教授在开场致辞中指出的那样,是一次小而美、小而精的学术活动,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的发展背景下,从新视角看待传统的边疆概念,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开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袁剑副教授点明了本次会议的主旨:边疆与核心区域共同形成整体性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博物学使我们能够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来观察边疆人群、社会生活样态、动植物多样性等不同于既有框架的议题,更好地理解边疆、理解中国。

 

第一场讨论以“思想空间”为主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在引言中肯定了会议的创新性与跨学科带来的知识创生可能性与必要性。

 

复旦大学的段志强在《堪舆术与明清时期的边疆认知》中分享了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对“风水”、“龙脉”等概念进行考证。他认为南宋理学家杂糅了源自纬书的神话地理学、唐代一行的山河两戒说,这套理论经过元明两代堪舆家的改造后,逐渐演变为以皇权论证为目的的三大干龙说,又在清朝时期随着国土的伸展而不断调整变形。风水家口中的“龙脉”是真实山川与想象地理的重叠部分,既是宋代以来流传于一般社会之中的宏观地理观念,同时也是文人精英与堪舆术士共同发明出来的“被统治的合法性”。从堪舆地理学的视野来看待边疆,可以得出一套并不强调边缘与中心的等级秩序观念,体现了边疆观念的另一种有趣面相。

 

随后,袁剑副教授以《边疆中的博物学分类及其演进:理解边疆思想史的一种知识资源》为题,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我们在认识边疆的过程中实质区分出了“能够被编织进主流知识体系的边疆”和“主流之外的危险的、神秘的边疆”,如何处理“危险的边疆”?第二,在边疆与整体的多元叙事中,除却边疆如何进入整体的问题之外,各个“元”之间又具备怎样的铰接关系、交流关系、冲撞关系,边疆的各个区域如何相互编织互动?他提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博物学是自然而然进入我们视野的,博物学与边疆两个议题之间的关联便由此确立起来。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郑少雄副研究员以《云中何人:汉藏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何省察自身——以阿来及其〈云中记〉为中心》为题,介绍了自己在阿来研究中的新成果:在阿来的新作《云中记》中,表面上阿来一方面继续强化国族认同,另一方面强调了在灾难面前的人类共同体意识。通过文本分析,可以见到嘉绒藏族内部、以及藏羌汉之间的种种内在张力,以及对于在灾难的复杂解释,其文本反映出了汉藏交错地带知识分子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复杂性。

 

最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主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著名自然科学专家印开蒲以《两个植物学家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一场东西方博物学家的世纪接力》为题,介绍了自己在博物学领域的重要成果与贡献。举世闻名的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探险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曾在中国西部进行四次探险,发现了大量新物种,于途中拍摄了两千多张照片,印开蒲老师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运用传统博物学方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手段,穿越百年,重走威尔逊之路。会议上,印开蒲老师展示了大量影像成果,如在松潘白羊乡1908年、2007年、2019年分别拍摄的照片,在2008年寻找1911年威尔逊助手后代的照片等,不仅带来了体现历史变迁的珍贵资料,更展现了不畏艰险、探索求真的宝贵精神。

 

在本场的点评环节,曾经共同走过威尔逊之路的前记者王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王铭铭高度肯定了段志强和印开蒲老师的分享,认为民族学家应当始终保持警惕和自省,时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向印老师这样的学者学习,与自然谋智慧。

 

下午1时许,会议再度展开,进入以“边疆博物”为主题的第二部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教授在引言中谈到了博物学研究具有的中西交织的特点,对民族学学科的自我清理、中西学术系统的磨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随后,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的万秀锋以《藏香与普洱茶:清代宫廷中的边疆生活物品考察》为题,对藏香和普洱茶这两类常见生活用品从边疆进入中原的过程进行探析,考察了其与沿途的种种人事物之间丰富的互动,指出了不同阶层、不同空间的各色人等通过普洱茶和藏香入贡联系在一起,成为宫廷和边疆交流重要的物质载体。

 

云南大学的毛晓玲展示了她与马翀炜的共同成果《小凉山彝族毕摩传统仪式植物分类研究》,以“云南小凉山”的烂泥箐乡小二地村、大兴镇东河村为田野点,对当地彝族对植物的命名进行采样分析,认为其命名以植物器官、植物形态结构、植物的理化性质、以文化意义表达为基础等,相较现代科学中的植物学分类体系,小凉山彝族植物分类观念深受其宇宙观、生命观、疾病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体现出对社会的整合功能。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张铭心教授以《中央民族大学藏“台湾高山族文物”入京经过》为题进行报告,对两份民国末年的书信进行考证,重现了一批清至民国年间的台湾原住民文物如何进入大陆、由沪至京,并最终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重要馆藏品的全过程。

 

最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严赛以《底马撒宣慰司再考释》为题,分享了自己最近的研究成果:底马撒宣慰司在明清史书中的记述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底马撒到底位于何处,尚有争议;通过对中国明代的信符、缅甸的地图与现存史料进行对比研究,严赛对底马撒宣慰司的建置、沿革、历史、区域进行了再考证,认为其实际位于印度南部地区。

 

在点评环节,李鸿宾教授对各位学者的会议内容进行了深刻而认真的点评,认为本次论坛不仅要强调跨学科交流,还应该注重本学科的立身之本。

 

短暂的休息过后,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个场次“域外知识”拉开了帷幕。在引言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重新建构(已经消逝的)博物学的过程中,面对自然科学对“物”的话语权的垄断,人文社科试图适度地为每个人恢复对物的话语权。博物学和本次会议都是打破学科界限的极好尝试,为科学史、艺术史、历史学、人类学提供交流平台,而本身边疆就具有中介性的特性,因此边疆与博物学两个议题之间能够自然互动。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陈巍,他以《中古伊斯兰贸易文献与博物学》为题,对伊斯兰的市场监察官制度及其使用的市场监管手册进行介绍,这些手册以9世纪初生活在巴格达的博物学大师贾希兹的著作为起点,随后越发完备,成书地域也遍及伊斯兰各地政权,其内容时常超越市场中的贸易本身,而成为各领域专业知识在商业层面上的汇集,体现了博物学在贸易领域内的应用。

 

此后,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蒋澈以《相对挥舞的捕虫网:19世纪欧洲博物学家研究中国蝶类的两条地理路径》为题,以欧洲博物学对中国蝶类的收集为研究内容,他分析认为,在欧洲蝶类在19世纪获得了系统、全面的记录之后,以德国为中心的蝶类博物学家对中国蝶类展开研究,辐射出两条入华路径,这两条路径又对应着两类博物学家群体:德、俄博物学家从中国北方边疆开始对蝶类的考察及研究,而英、法博物学家的蝶类研究工作则从中国南方扩展至北方,其研究对象也分别带有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区系特征。蒋澈分析指出,边疆地区对蝶类的关注很少,在这一失语地带,西方人进入并且占据了研究的话语权。

 

四川大学的姜虹以《科学帝国的天使:19世纪殖民地植物学中的女性》为题,从女性主义的层面对帝国博物学进行研究。她指出,在宗主国和殖民地语境中,种族影响大于性别影响,帝国主义影响大于性别。女性在实践、消费、生产等多个层面参与了帝国博物学的发展,并且因为她们受益于殖民地活动的成果,因此潜移默化间认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殖民行为,博物学实际上帮助了帝国意识的渗透。从女性发展角度来看,帝国博物学活动对当时的女性发展具有多种有益影响。

 

最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吴羚靖《当分类成为工具:英帝国商业扩张背景下檀香属分类探析》为题,以印度与澳大利亚的檀香争端为切入点,对近代檀香属植物分类体系形成的过程进行解构,她指出,所谓科学的檀香生物学分类知识实际上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的工具,影响着全球檀香贸易市场的格局。由此可见,分类活动与命名、商业、历史的相互纠葛,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具有更复杂的关系。

 

在点评环节,刘华杰教授指出,在当今世界内,对“物”的关注逐步提升,各位发言人的研究内容都深入到各自的专精领域内,以遗产保护、性别视角、商业贸易等等不同的切入点对博物学现象进行研究。

 

靳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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