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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议程

作者: 文章来源:清史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6年09月02日

  The 7thLate-Qing Dynasty Histo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BEIJING,2016.09.04-05

  会议主题:中国近代的制度、思想和人物研究

  会议目的:

  晚清中国历二千年未有之变局,邦家多故,国势陵夷;赖民众觉醒,雄才并兴,肇建共和,始创新局。回溯既往,深觉艰难时世,非无玉成之功。举凡晚清体国经野之制,鄙夫野老之学,皆富新蕴,足供学界同仁商量邃密,更转深沉。

  会议嘉宾:

  来自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以及国外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美国华盛顿大学、特拉华大学等四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八十余人。

  会议日程:

时间

内容

地点

2016.09.04

9:00-12:00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主楼接待厅

14:00-18:00

分组讨论

甲所一、二会议室,丙所会议室

2016.09.05

8:30-12:00

分组讨论

甲所一、二会议室,丙所会议室

14:00-16:00

分组讨论

甲所一、二会议室,丙所会议室

16:00-17:30

闭幕式

校史馆报告厅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协办单位: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部分专题论文介绍 

  1.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作者:桑兵)

  “汉奸”一词,作为一类特定人物的专门指称,今人看来似乎不言而喻。尤其在网络世界,动辄以“汉奸”相称乃至对骂,已经成为流俗。尽管有人说叛国通敌当汉奸者以中国称最,可是,放眼中外,即使考虑到语言和翻译的差别,具有类似意识的国家、民族其实并不多见;纵观古今,有此概念并用于特指的历史也不算长,充其量就是近世才有的新名词,决非如坊间和媒体所误以为的是汉代以来的旧观念。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辛亥时期“汉奸”指称的转义及其使用为主题,进一步耙梳史料,重现史事,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本相及发展进程,进而依据历史实事把握相关概念及其演化。

  2.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问题再研究(作者:崔志海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访华既是清末中美关系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清末币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关于币制本位问题的探索。许多研究清末币制改革的著作多会提到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但专题论文尚不多见,目前见到的主要有韩国学者丘凡正的《精琪的货币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中美关系史和币制史角度,利用中美两方资料,对精琪币制改革方案重新做一探讨,并就精琪货币改革方案遭否原因与丘凡正先生商榷。

  3.再考晚清中国与万国公法(作者:川岛 真  译者:帅如蓝/薛轶群)

  本文旨在以中国的视角考察国际法在中国接受过程。众所周知,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中国已经开始与欧洲各国缔结了条约关系,而将国际法视为规范来接受则始于丁韪良(William  Martin)将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the History of Science, , Philadelphia : Carey, Lea & Blanchared,1836.的第六版(1855年)译作《万国公法》,并于1865年由总理衙门出版。然而在当今中国,并不使用“万国公法”这一词,取而代之的是随20世纪初留日知识分子引入国内的国际(公)法这一译法。本文将先回顾万国公法在中国被作为规范接受前后的情况,再分析之后围绕万国公法的情势,以及向国际(公)法这一用语转换的背景,并就此后的展望做一阐述。

  4.略论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作者:熊月之)

  胥吏问题是晚清吏治中的顽症。为数众多的各类胥吏,利用官场信息牟利,利用权力缝隙进行权钱交易,敲诈百姓,贪赃枉法,严重地影响了中央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败坏了官府的形象。这一问题的产生,表层原因是胥吏素质低下,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实际上掌握了很大权力;制度层面原因,在于政府官员不熟悉业务;各色地方官因回避本籍,不熟悉所治地方风土民情;官场机构叠床架屋,多方牵制,效率低下。更宏观原因,在于其时官制设计过度地堵塞了胥吏阶层的升迁通道,缺失了对这一阶层的激励机制,从而在官僚制度的最底层,留下了普遍性的漏洞。冯桂芬、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过许多改造胥吏的思想,诸如改变胥吏结构,提高胥吏素质;删削、精简则例,以杜舞弊之门;免除回避旧规,减少舞弊机会;优给工食,量予出身,提升胥吏素质。清政府也在改造胥吏方面进行一些实际的努力,但直到清朝覆亡,这一问题也没能彻底解决。

  5.清代朝考之创制与终结(作者:关晓红)

  朝考为清代甄选正途入仕者考试之称谓。继雍正初年创制新进士朝考授官制度后,乾隆朝又将贡监生考职、拔贡、优生三种考选,相继列入朝考。与既往认识不同,尽管进士朝考成绩前列者可获庶吉士入馆资格,但其并非科举考试的最后环节,而是举官入仕的甄别方式。殿试策士与朝考选官,分属举士、举官不同范畴。戊戌期间光绪帝一度诏停进士朝考,辛丑时慈禧将其恢复。1905年立停科举后进士朝考终止,优贡、拔贡朝考依然延续,直至民初改元后才终结。清季朝考选官虽未能与酝酿已久的文官考试制度衔接,但光宣之际的优、拔贡朝考,却成为科举善后的重要内容。

  6.统合官绅的困境:“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冲突(1853-1856)(作者:崔岷)

  1852-1855年间,清廷先后向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14省陆续委任了近300位旨在协助地方官员办理团练的“团练大臣”,希望凭借此举统合地方官员与“在籍绅士”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尽快将绅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以阻止太平天国向基层社会的蔓延和渗透。然而,清廷以“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合作办团的模式在实践中却因双方的意见分歧和权力相轧而不断引发争议。作为1853-1856年间地方社会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冲突并非仅体现在地方财源控制权的争夺,而是在司法、财政和防剿方面均对地方官员构成竞争,所谓“一切公事掣肘多端”,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清廷制度设计上的不切实际和模糊性。至1856年6月,因遭遇严重军事失利而急于改善团练效果的清廷断定办团一事“任绅不若任官”,从而决定放弃“团练大臣”而回归以地方官单独办团的传统模式。地方官员与“团练大臣”的冲突反映出清廷统合官绅的艰难,直接影响着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的走势。

  7.从榷税到夷税:1842——1854年粤海关体制的转变(作者:任智勇

  道光二十三年(1843)后,南方四省五口岸(广东之广州、福建之福州、厦门、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依据与列强签订的条约“开市”并征收中外贸易税,是为“夷税”。与学界所熟知的洋税不同,征收夷税时期,海关行政权基本控制在清政府手中;与此前的榷税不同的是,征税的根据是条约所定税则,其征税机构也系新设。易而言之,夷税是从榷税到洋税转换的中间阶段,对它的研究可能有利于我们从另一种视角理解对近代财政史影响深远的榷税和洋税,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可从另一角度理解清政府在此间的行为。

  8.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作者:黄兴涛  李章鹏)

  1897年之前,以具体统计事例为载体的西方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经传入中国,1897年后,经日本消化吸收的社会统计学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这对清末和民国统计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清末时,梁启超等人视统计材料汇编为历史,陈黻宸等人明确主张以统计法来研究和表述历史,他们固然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但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和外来成果所施予的直接刺激也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已有人在一般通史、专史特别是国别史的编纂,地方史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使用统计分析法,这构成为清末中国新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

  9.晚清户政叙评(作者:夏卫东)

  中国户政制度之起源较早,相传开始于夏禹时代。据《禹贡》载:“禹平水土,为九洲,人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五”。至周代则有户籍专官之设置,周官云:“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书于版,辨于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上之于司冦,司冦于孟冬献之于王,王拜受之,登之于天府。”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一般学术界都采用顾颉刚的说法。学术界目前尚有不同争议,除战国说以外,还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末至汉初说等。相较于近代而言,中国古代的户政主要集中在人口调查,其目的则作为征兵、交纳赋税等的依据。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人分赴日、英、俄等国进行政治考察。次年七月十三日,正式宣示进行“预备立宪”。该时期推行的户政,不仅有别于历代户政,而且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户政的开始。

  10.街头政治:辛亥革命是如何从大众文化中展示出来(作者:王笛)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政治运动犹如海面波浪翻滚,实际上是下面看不到的潜流所决定的,这个潜流就是社会变化的长时段。他启发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注重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观察,但他却视政治为“海面的泡沫”,虽然轰轰烈烈,但却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因而在他眼中,政治并不像社会那么丰富多彩,那么富有魅力。在社会史和文化是大行其道的今天,辛亥革命在西方收到冷落,也便是情有可原的了。然而,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从下往上角度来观察辛亥革命,可以发现许多我们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辛亥革命前十年经济、政治、教育制度、社会组织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使得革命成为可能。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切入,来重新认识这次运动,来揭示大众文化是如何用来动员民众的。革命中的成都给我们提供了大众文化如何成为政治工具的极好例子。街头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经常为各阶层人所使用的公共空间,任何事件发生在街头都会造成比其他地方更为轰动的效应,当政治运动爆发时,街头便成为一个政治舞台,各种人物都在那里表演。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让我们考察一下民众是怎样卷入这场运动的。

  11.礼仪、体制与主权:1890年清朝赴朝鲜赐祭使行研究(作者:王元崇)

  1890年夏,朝鲜赵太妃薨逝,朝鲜国王一反宗藩旧制,要求清朝不要派遣钦使前往汉城赐祭。此举遭到了北京礼部的抵制,驻扎汉城的袁世凯也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促北京遣使,而美国等国家亦借机积极参与到事件中来。派遣钦使遂演变为多方势力参与的外交角力,以中国对中朝宗藩关系的界定以及西方国家对朝鲜独立自主地位的界定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为核心,最终以北京派遣钦使改经海路前往汉城,并严格按照旧制进行了赐祭仪式而结束。这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宗藩框架之内最后一次赴藩属国朝鲜的钦使之行。礼仪、体制与主权问题的三重变奏,揭示了甲午战争前夕清朝在朝鲜所陷入的外交困境。

  12.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作者:杨念群)

  晚清以来,科举制一直背负着为中国教育长期落后于西方负责的恶名,此恶名的产生固然与晚清改革者对中国历朝政治制度矫枉过正式的极端批判脱不了干系,却也与后人对科举制内涵的评价日趋狭窄密不可分。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对科举制的猛烈批判通过现代中小学课本、媒体报刊和专业学术杂志广泛传播流通,遂造成“科举”即等同于“八股”、“时文”的简单刻板印象。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渐趋深入,对科举的负面评价出现了不小的转向。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把科举制当作一个完整复杂的系统,深入评估其运作机制的得失,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科举制视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腐坏体系加以情绪化的贬损,已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仍没有注意到,科举各场应试文本之间的差异及应举士子对其进行选择的取向性,很可能是科举人材呈现出高低层级区别的关键因素。参加科考之人选择研习何种类型的阅读文本也往往是其能否成为卓异人士的重要指标。本文拟从“科举”如何被晚清改革群体妖魔化的角度出发,尽量通过科考之人的内在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科举文本的阅读效果对晚清士子应试生涯的影响,以期为科举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探索维度。

  13.庚子事变前荣禄与刚毅的政争(作者:马忠文

  从戊戌年(1898)八月政变发生,到庚子年(1900)四月义和团兴起,虽然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清廷朝局却发生了自辛酉政变以后最大的逆转,甚至出现光绪帝将被废黜的传闻;己亥年(1899)十二月出现的“建储”事件,更是波涛诡谲,引起时人对局势的担忧。与此相联系,清廷内部守旧势力迅速回潮,京城笼罩在一片顽固愚昧的氛围之中。对此,以往研究大多侧重于探究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与庚子事件的因果关系,注重梳理事态演变的线索,主要突出的是帝后矛盾和新旧斗争的因素。诚然,这个时期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在一起,政局异常复杂。不过,满洲权贵荣禄与刚毅的明争暗斗,则是一条深刻影响其他矛盾走向的主线,这一点以往明显被忽略了,至少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厘清该问题将有助于理解庚子年政局动荡的复杂原因。

  14.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考(作者:廖文辉)

  清代的户部银库负责收储各省在留支与协济之外解交户部的余剩银两,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季年之前,其库存一项高达数千万两,成为了全国财政储备金的主体部分,在整体的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清廷很快陷入了入不敷出、库储殆尽的绝境。由于战争期间各省例行呈报的收支报销册籍或焚于战火,或者展限,未有呈报户部者甚多,而户部银库的黄册造销则未有间断,因而在关于咸丰时期财政的研究中,基于银库黄册而展开的关于户部银库收支问题的研究成为了财政史学者们关切的焦点。不过,依据银库黄册进行收支统计的方法在研究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上遭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咸丰朝以前,户部银库的收支以实银为主,钱文所占比例约在10%左右。因此,可以说“清廷国库财政稳定与否,取决于实收银两的多少”。咸丰时期,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清政府采取了铸造大钱、颁行票钞等措施,导致银库收支中银钱比重发生明显变化,实银所占比例也因为“非实银”(官票银)的出现而与此前不同。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使得研究者们难于简单地通过户部银库大进大出黄册对于此一时期银库的实银收支数量作出准确的统计。

  15.“发覆见宝璧”:晚清战时财政协济研究散论(作者:刘增合)

  治学境界首在发覆,在于发掘时光遮蔽的真相,发现新的思想、观念和智慧,收获史学研究的“新元素”,宋代诗人苏舜钦尝有类似情怀:“绀囊出文章,发覆见宝璧。”民初史家亦断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抱具新的问题意识,确立新的视角,发掘解读新的材料,是迈向学术高端至为重要的前提。晚清史研究领域虽历经数代前贤耕耘,恐怕仍不能称之为成熟学科,无论是热点膏腴之地,还是冷点贫瘠领域,遗留的薄弱环节并不少见,甚至沙滩筑楼、误读误判之类的问题亦不乏其例,此处讨论的晚清咸同光三朝战时财政协济问题即是其一。问题是突破瓶颈、研治此段历史的发覆之道何在?此处结合自身研究阅历,围绕晚清战时财政协济制度研究课题,就“放眼视界”、“发覆之道”、“发现新境”等方面试作讨论,祈求学界指教。

  16.清末民初地方士人的联宗活动与家国观念——围绕着丘复和丘逢甲的初步分析(作者:张侃)

  清末民初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转变阶段,宗族作为维系传统社会运行的基本细胞,虽然仍发挥着地方自治的功用,但存在着顺应时代转变的内在需求。闽粤地区的宗族和宗法较为严整,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宗族之中的士人精英就此利用各种社会和文化资源而改造宗族结构,并赋予新的意识形态标签或或文化象征意义。本文以清末民国闽西的文坛领袖与地方诗人丘复(1874-1950)为中心展现这一过程,从个案角度作一初步分析。丘复一生身处于历史大变局。学界对丘复的诗文成就与贡献、方志编纂体例与理想及地方文化建设等已展开初步探讨。2013年,其嫡孙丘其宪先生整理出版《丘复集》,将丘复存世文献搜罗完备,其中收录了若干谱序和家族事务的资料,说明丘复参与了清末民初的谱牒修撰和家族建设活动,这为我们探讨宗族形态提供了一个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士人交往网络中,宗亲丘逢甲的家国情感与政治追求起着较大的作用。他们既为宗亲,又是挚友。本文将围绕他与丘逢甲的联宗实践及相关文献资料展开讨论,以晚清民初的社会巨大变革和制度的新旧更替为背景,进而考察知识分子对宗族进行改造的历史形态,以及强烈的国族情怀又如何内化为地方的肌理。

  17.清末民国时期四川民间慈善组织十全会(作者:徐跃)

  近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级政府和组织为推进新式教育等各类公共事务,持续征发乡村社会民间组织的“公产”,使传统乡村民间社会组织大为缩减。其中,在明清时期民间乡村社会的互助和救济中充当过重要角色的施棺会、掩骸会、放生会、药王会等组织逐渐减少或消失;但与此同时,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从传统慈善组织中蜕生出一大批深入到乡场一级的民间慈善组织。十全会即是清末民国时期活跃于四川县、乡层级的民间慈善团体之一。这一民间慈善组织兴起于清代中叶,入民国后,形成一种风气,几乎遍布四川地方社会。据《大竹县志》载,从清末到民初在大竹各乡场先后成立了约二十余处十全会,体现了十全会在四川地方发展的大致程度。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学者山田贤在《移民的秩序》一书中,从移民的秩序形成和整合过程的历史角度,对清代中叶兴起于四川地方的十全会有所关注外,基本未见研究者提到它。事实上,十全会的内涵及意义异常丰富,它的兴盛与衰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观察近代四川地方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线索,而且,从某一特定的层面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底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及此一时期国家及四川地方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观念互相交结作用于民间社会及民间慈善事业的一些复杂情状。本文利用广泛的史料,其中包括地方志、报刊新闻报导、档案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讨论和研究,目的是去追索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此间隐含的意义。

  会务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戚学民:13911015632     阎昱昊:18810496014   温  馨:18810302667

  张海荣:15120053708     李思楚:15201139865

  附:清华主楼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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