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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干革命的劲头做研究——“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采访记事之二

作者:周武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6年11月08日GB07版 更新时间:2016年11月10日

  “咬定青山不放松”

    

  记得“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准备采访李文海先生,当时金冲及先生跟我们说,李先生刚刚做完了手术,身体很不好,他家里人肯定不会接受你们采访,看来最好等下次了。但是项目组思虑再三,还是冒昧地去了一趟。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胡波说越是这种情况,就越应该进行这种“抢救式”采访。后来我们试着打电话给李先生,没想到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立即表示可以接受采访。我们跟他约好下午3点到达,其实我们2点半就到了他家门口。我记得那时候是初春,外面刚下完大雪,放晴的天空变得很蓝,我们一行人在蓝淀厂世纪城他家门口猫着,等到3点钟才敢敲门,其实老先生早就起来了,还针对提问写好了回答大纲,虽然是刚刚出院,身体状况还很不好,但他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直到我们满意为止。在他受访位置的身后,放着一台治疗用的呼吸机,采访结束,他的额头也微微地出了点轻汗。可在采访中,李先生仍然是思维敏锐,逻辑清晰,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大病初愈的样子。但遗憾的是,我们采访完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李文海先生就在北京逝世了。我在想,要是没有对孙中山研究这份事业的热情,没有一股力量支持着他,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吗?这不是一般人有的意志和品质。也因此,在所有的采访中我对这段访问印象最为深刻。

    

  我们在广州赛马场附近采访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教授,他那时也是在和病魔作斗争的人,听说他总共化疗了31个疗程,这是多么有意志力的一个人。当时他行走已不方便,也不能在椅子上坐太长的时间,但当谈起自己的学术研究时,精气神一下子就上来了。赵教授最大的学术成果是康梁文化研究,其代表作《康有为》获得学界公认,在我们要他谈谈孙中山与康有为的思想比较时,他的评价依然客观。他说,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巨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讲到他的个人品德,我觉得非常糟糕,我写《康有为》这本书,就不会很特意宣传他的品德比较差的方面。“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个人好恶,影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客观性。”赵立人教授的涉猎面较广,他讲道,“我们的眼界要开阔一点,伟大的史学家眼界都是很开阔的,我在《信息时报》上有一篇记者的采访,‘阅读不要带有功利性’,不要为了研究什么课题才读书,平常就应该读尽可能读的书。当你有足够广阔的知识,你才能融会贯通。说老实话,我也知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要我活着就尽量多懂一点,这样做什么研究都顺手一点。”我们采访完几个月之后,就从他的学生冯爱琴那里知道他已离世的噩耗。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有这种意志,赵教授才能“立人立德,广府研究呕心沥血;著文著书,康梁考证博大精深。”这是他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挽联,这也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好写照。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陈绛老师也是一位躺在病床上的孙中山研究者,我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和他的家人联络。在上海做完他的采访后,我们把采访他的录音整理稿发给他审阅,此时他已经卧在病床上半年之久了。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他很快就把审阅稿快递回来了,稿件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批注,还附上在哪里查对这些东西的清单,这是他在病床上完成的工作。并且还亲自打来电话对需要注释的东西和我们的整理者一一核实,怕我们看不明白弄不清楚。看到陈老的这种认真劲儿,我深深感叹,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凭着对研究工作的热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完成这份使命,让人感动,更使人在平凡中见到伟大。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013316日,北京。在毛家湾1号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办公大楼静谧地掩盖在一片灰色平房之中。一种只有老电影中才能感受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感觉,瞬间将我们的思绪带入到回忆历史的感觉之中。

    

  一大早,时年84岁的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前会长金冲及教授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热情地与中山来的老朋友们寒喧着。金公告诉记者,他和孙中山研究结缘是起源于一本书,他小心翼翼地从包中取出一套自己早年珍藏的《中山全集》,泛黄的书页透露出这套书经历过的坎坷岁月。这是我读过最早的有关孙中山先生的书,在文革中差点被造反派当做资本主义流毒抄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存在身边,目前国内很少见这么早的版本了。金公在采访的过程中,还背诵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讲述自己求学和研究的经历,甚至拿出他各个时期的论著,为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金公回忆起他和人民大学的胡绳武教授一起续写《辛亥革命史稿》2-4卷的过程,由于当时行政工作繁重,只能靠晚上和星期天及节假日来完成,他说,我想,既然目标已经确定,困难再大也要咬紧牙关走下去,走不到爬也要爬到。面对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两摊事,要想兼顾二者,只能挤自己的业余时间,即使十来分钟也舍不得白白费掉。不仅珍惜时间,还要有效地利用时间,讲究一点方法,提高效率,合理地安排使用。那时,我决心在60岁以前写完《辛亥革命史稿》和完成单位计划编写《周恩来传》建国前部分的任务。在那段日子里,朋友笑我是白天周总理,晚上孙总理’。因为60岁以前健康大概是有保证的,不完成,拖到60岁以后,万一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就会成为终身遗憾。 

    

  金公74岁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开始动手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部书约120万字,从中日甲午战争写到2000年,他又不会用电脑打字,只能用笔写。为什么到了这样高的年龄还要做这样一件自讨苦吃的事情呢?金公的解释是几十年来多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包括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原始历史材料。过去我做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部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看着满头银发的金公,眼里闪烁着孩童一般纯洁和智慧的光芒,虽然年至耄耋,却依然保持着干革命的劲头,他在给项目组的题辞里说“永远弘扬中山先生精神”,事实上他的一生贯穿的是一门心思做学问,专心埋头做研究,严格地从言行上去践行。

    

  尚明轩先生也已经90多岁了,我们称他为“90,他也乐于接受这个称谓。他家住在顶楼,也还能爬楼梯,还可以上竖梯拿书给我们看,然后还做体操给我们看,像孩子一样。

    

  在上海采访夏东元老先生时,他已经听不清电话声了,打电话都是保姆帮我们传话,我们去到他家时,他早在门口等着我们。访谈内容只能通过画板写给他,他才能回答。他的嗓门很大,而且老先生戴着假牙,讲着讲着,假牙一下子就出来了,又按回去。采访到最后,他一激动,一张口假牙就突然飞出去掉到地板上了,我们几个人就帮他找假牙,到沙发底下找了半天才找到他的假牙,他拿起来洗一洗,就放回嘴里继续说。90多岁了,他还是坚持做学术、写文章,对过去的事情仍记忆犹新。

    

  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事比较执着,看问题比较客观,他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无私奉献、不计名利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和欣赏。这一群人在孙中山研究的领域里真正体现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

    

  ◎周武,广东省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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