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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安:回望漫漫治学路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28日

  回顾一生的治学生涯,感慨良多。

    

  我生于1939年那苦难深重的年代,长于鲁西北穷乡僻壤,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很少有人读书识字。多亏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才得以上学读书,并于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只是十余年间与史学研究无缘。迨及潜心向学,提笔习练,已近不惑之年。书海无涯,时不我待,若非龙盛运先生手把手地教我,很难迈出开头那艰难的一步。不意,借多方推助之力,发表一篇论文,积累一点写作经验,却行文议事未脱当时的流行模式,殊非史学正途。

    

  我于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著作所读不多,但于四卷《毛选》却颇下过一番功夫,通读默记,略知大意。故当世上纷传“信仰危机”、“诚信危机”之际,我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而于史学信誉不佳却深感警惧。遂于1977年转换研究课题之时,遍访马克思主义名家,以求其为学之道、格致之方。然千言万语终不外实事求是四字。“‘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就是我们去研究。”[1] 

    

  于是,反思史学研究的现状和自身经历,决心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遵循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参照司马迁等史学先贤的做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以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第一要义,力戒史学无诚信之弊。为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科学性第一,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论断。凡属研究课题的基干部位,不接受现成答案,不遗留研究死角。一切现有成果均视为学术动态,即便有所吸纳,也是在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只有那些一时无力研究而又不可或缺的相关内容,如《曾国藩传》中清代学术和幕府幕僚部分,另当别论。有关清代学术部分,《曾国藩传》初版时只能搬用现成说法,及至修订再版即以新的研究成果予以替换,并发表《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一文,以为诠释。而有关幕府幕僚部分,则因《曾国藩传》初版时其相关成果过于薄弱,不得不以为时十年的专门研究出版《曾国藩幕府研究》一书,并于《曾国藩传》修订再版时压缩为《知人慎用  幕府称盛》一章,既弥补了昔日的缺憾,也为其后的曾国藩集团研究打下基础。

    

  新的课题研究从曾国藩入手,围绕晚清时期的中国政治步步推进。由曾国藩而曾国藩集团、太平天国、晚清政府,又进而推及义和团运动、庚子之战,并从晚清满汉关系的角度对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同时,还在文字上下过一些工夫。要求自己的作品内容上符合客观真理,文字表述则准确、精炼、流畅。其初衷是方便读者,也出于对史学先贤的景慕。

    

  多年来,深居简出,心无旁鹜,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晚清政治史领域,做一些基础性研究。但于学术上一些平日未曾留意而突然汹汹袭来的问题,也往往形格势禁,不得不应。有关排外主义、神权政治、天津教案、庚子之战的几篇文章,就是对来自社会或学术界的几次挑战,被迫做出的回应。有关庚子之战一文[2]认为,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已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死人,若非义和团舍命保国、那拉氏放手一搏,从而促成军民联手抗敌的局面,西方列强绝不会中止瓜分中国的再建计划维持垂帘听政体制。而关于孔子思想的文章[3],则既属基础研究也有现实需要。专门研究儒学初为评价曾国藩,其后则发现对孔子的评价之所以忽天忽地,其根源在于缺乏一个科学稳固的学术基础,亦与郭老古史分期不当有关。孔子思想源于周公,宪章文、武,祖述尧、舜,既有民本主义等合理内核,亦有食古不化之弊。该文溯其源而泛其流,理、势兼论,一分为二,略可自圆其说,避其积弊。

    

  自1977年以来,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坚持不懈。虽往往事倍功半,所获成果不多,然幸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未因风潮的变幻而引起社会价值的涨落。至于这些科研成果同先前那段社会实践的关系,则古有史识”[4]之说。其与史学作品的质量干系甚大,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假若我没有十年社会实践的历练,对史学问题的识别能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就写不出现在这样的著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所感悟,深感人生艰辛、生命可贵。而作为一名史学研究人员,其人生价值和社会奉献主要体现于笔下。既有近代史所这样优越的客观条件[5],若不写出点好书好文章,那就有负今生!。回望几十年来治学历程,若非这口倔强之气积聚于心,我就不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选择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也难以在科研事业上苦战几十年,攻坚克难,浴火重生。至于对这些科研成果乃至今生今世的自我估量,则古人云尽人事而知天命。既已尽心竭力、无憾无悔,那就顺其自然吧。

    

  几十年来,我所以能沿着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走过来,除上述种种,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80年代以来科研环境的宽松和曾国藩政治命运的变化。倘无这个客观条件,或者我一直坚持以辛亥革命为研究方向,那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我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些许成绩,同众多前辈和师友的鼓励、帮助分不开。曾在科研工作中给我很大帮助的老师,除前面提到的龙盛运先生,步步扶掖、督促鼓励外,还有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钱宏先生,学术界前辈罗尔纲先生、刘大年先生、荣孟源先生,以及蔡美彪、何重仁、张振鹍、王其榘、贾熟村等诸位先生。至于一言之师,切磋之友,则更是不胜枚举。几十年来,凡我著述文稿,字字句句皆有他们的心血。值此文发表之际,再次向诸位前辈和师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1]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1页。

    

  [2]《从三个历史文件看庚子之战的性质与起因》,《明清论丛》第七辑。

    

  [3] 《战国封建说质疑——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刘知几《史通》认为,史家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重史识

    

  [5] 这里资料丰富、良师众多、治学严谨,更有崇尚无私奉献的二冷精神,可以大有作为。二冷即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是范老的口头禅,喻生前受人冷落,死后配享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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