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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宇:2016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作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6年12月29日第07版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丰硕,各个领域均有拓展和深化。今年学界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海内外学者强化合作,学科之间深化交流,重点研究新意迭现,研究领域开疆拓土

    

  今年出版的《两岸新编近代史》集中了两岸学界诸多优秀的研究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近30年来两岸研究的新成果,是一次共写史书,建立共识的有益尝试。同时,利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史料数据库,以及新型的地理学和统计学软件和方法研究近代史,成为今年多次会议的一个共同话题。限于篇幅,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的热点问题和代表性论著作简单梳理。

    

  热点纪念研究

    

  “周年纪念”是近代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传统,也带动了相关主题成为该年的学术热点。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近代史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长征的学术研讨会。学术会议的召开,极大推动了长征研究的发展。同时,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其中既有对红军领导权变迁、红一、四方面军从分到合的历史进程、蒋介石是否对红军放水等问题的探讨,如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黄少群:《长征中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由分到合历史必然性探讨》;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等;也有对《红军长征记》这样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如于化民:《长征早期叙事的鲜活画面与生命张力——以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为中心的文本解读》。另外,相当数量的经典研究和资料汇编得以问世,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红军长征史》、朱晓宇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和《红军长征纪实丛书》,这些都为长征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今年还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北京、南京、上海、台北等地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学术纪念活动。今年也有许多优秀著作问世,如尚明轩:《孙中山图文全传》,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武上真理子著,袁广泉译:《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及澳籍华人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12卷本采访了近百位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以口述史的方法对既有研究作一总结回顾,颇具新意。

    

  许多期刊推出了孙中山研究的纪念专栏,相关论文涵盖了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各个时期,如左玉河:《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欧阳哲生:《近代国家观念之兴起——以孙中山国家观为中心的探讨》,周利生、王钰鑫:《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再认识——以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考察中心》,李国芳:《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及熊秋良:《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诞辰“逢十”纪念活动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但令孙中山的形象更为立体丰满,也加深了对孙中山背后的时代的认知。

    

  此外,今年也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学界除了召开学术会议外,也有李义彬的著作《西安事变事略》,曾景忠:《西安事变发生后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的反应》及冯兵:《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其形象的重塑》等论著。

    

  抗战史研究

    

  抗战史依然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与第2期邀请了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笔谈,探讨抗日战争如何继续推进,指出抗战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有新视野(比较视野、国家视野、国际视野)、新方法(军事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新境界(共有、共鸣、共享)。今年也出版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四卷本,肖如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研究》,解学诗主编的《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救亡运动》,杨栋梁翻译的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1931-1945)》及史义军的《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

    

  国内外的多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眼光转向底层,体现出研究者关注相对广泛、失语的弱势群体的研究自觉。战争中中国民众痛苦与抗争的个体经验得到了充分重视,除了徐旭阳的《灾难·屈辱·倒退和抗争——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沦陷区历史研究》外,美国萧邦齐的《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日本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美国学者周锡瑞、李皓天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等相关译著,也被国内学者翻译出版。

    

  研究论文关注面更为广泛,在对日关系、士兵教育、战地救护、军备建设等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如彭敦文:《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陈默:《不教而战: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教育与训练》,段金生:《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张德明的《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及毛光远:《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等。

    

  今年出版的抗战研究资料也是出版多部,如有《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79—2011)》《伯力审判庭审记录》《二战日军暴行报刊资料汇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日本侵华战争珍稀档案汇编与翻译》《抗战阵亡将士资料续编》《日军侵华期间中国劳工伤亡调查(1933.9-1945.8)》等。

    

  经济史

    

  晚清经济史研究是今年近代史研究为一大热点。刘增合认为清末新政期间初步建立了近代预算制度,能够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但本身也存在缺陷。(刘增合:《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王昉、燕红忠、高宇指出营口的过炉银,为营口贸易及其市场覆盖区域提供了交易媒介和信用工具,是一项极具特色的区域货币体系。舒满君、曹树基通过分析光绪年间发生在安徽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呈现出一套不同于常征的税收机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整合重组。(舒满君、曹树基:《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王国平和张燕指出,晚清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转型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王国平、张燕:《论晚清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空间的拓展》)

    

  此外,吴景平的著作《政商博弈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金融》,黄正林的专著《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朱荫贵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日本的比较》,李金铮的《“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朱英的《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及皇甫秋实的《中国工商界谋求战后发展的努力》等,也多探讨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诸多问题。

    

  政治史

    

  近年来,打破晚清、民国的时段限定,寻找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连续与断裂,已经成为研究者的一种自觉。桑兵在《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一书中,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亲历者日记的细致考察,挖掘其观念和心态变化,探求巨变下民众的复杂感受。黄兴涛、朱浒主编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试图将晚清覆亡与民国肇建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放在同一平台探讨,试图勾勒出鼎革之际更为复杂生动的历史场景。张仲民则在其《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中,以文化史的视野,透视外来新知如何在地化,并被大众所接受,为清末民初的变与常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从职官制度角度梳理外交官群体的起源和流变,颇具启发性。李在全在《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一文中,认为民国的司法革命应引起足够重视。

    

  北洋政治在2016年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尚小明教授围绕宋教仁被刺一案,分三篇文章对宋案中几位关键人物——赵秉钧、袁世凯、洪述祖加以考察,详细地梳理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多方考证历史细节,提出了宋案刺宋案应有所区隔,袁世凯、赵秉钧并非刺宋主使等观点。(尚小明:《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为宋案主谋》《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杨天宏的《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与《罪与非罪:罗文干案的审断与案情》两文,则以罗文干案为考察对象,还原北洋时期复杂混乱的法政关系和政治生态。

    

  晚清和民国的高层政治研究久有传统,今年又有诸多论著接续,如马忠文的《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平安的《清末变局中的袁世凯集团》,汪朝光:《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桑兵的《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王开玺的《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卢艳香的《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及齐春风的《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消解(1927-1929)》等。此外,广东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当代学人精品系列《茅海建卷》《杨天石卷》,其中文章多涉及政治史研究。

    

  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

    

  在近代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方面,本年研究内容更趋多元,方法更为多样。民族认同和民族观念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如张太原认为全面抗战是中共确立中华民族观念的关键时刻,调和了其理论中民族自决与统一中国的内在矛盾。(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郑大华的专著《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1931—1945)》则关注了抗战时期知识界的民族复兴观。还有学者关注到教科书中的认同建构问题,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如刘超的著作《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何一民、黄沛骊:《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张运君:《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书写》等。

    

  大学是中国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场域。近年来大学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在今年仍保持相当的热度。研究的内容既有学者纠葛、学生生活,如桑兵:《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倪蛟:《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重庆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为例》;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大学与政治的关联,如蒋宝麟的新著《大学与现代中国: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何方昱:《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贺江枫:《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等。

    

  乡村教育与乡村改造问题,成果层出不穷,既有从高屋建瓴的宏观归纳,如朱汉国的著作《转型中的困境——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耿达:《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王先明、熊亚平:《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释义问题》。也有细致生动,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如梁心:《“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王先明:《晋绥边区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审视——以1945年的村选运动为例》等文章。

    

  社会文化史近年来兴起了从政府对民间活动、民间娱乐、民间文化的管控,分析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热潮。本年也有多项成果,如唐仕春等主编:《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罗敏主编:《民国时期的法律、社会与军事》,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邵雍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及余凌云的《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旗、国歌、国徽》等著作,及高强的《1912—1931年东北边疆危机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张景平、王忠静的《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刘文楠的《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熊远报的《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等文章。

    

  研究者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将目光投向以往较少关注的移民、婚姻、女性、医患、军阀等形象,不满足于泛泛而谈的过程描述,而是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侧重于分析这些形象在近代是如何被型塑和理解的,如李明欢翻译的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夏晓虹的《晚清女子国民学识的建构》,王栋亮的《自由的维度:近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18601930)》、张太原的《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高力克的《自由与国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等著作,及翁有为的《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夏卫东的《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转换的考察(1907—1945)》,郑师渠的《从五卅三一八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等论文。

    

  革命史

    

  今年的革命史研究硕果累累,佳作不断。相关著作有于化民等主编:《裂变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金冲及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与《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苏若群、姚金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及高波翻译的美国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等书。

    

  革命史方面的代表论文有黄道炫的《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该文系统通过对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多个环节的考察,呈现出中共别具特色,动态调整,内外结合,知行结合的干部培养体系。杨奎松梳理了1939晋西事变爆发后中共决策层面的分歧和统一,指出中共最后接受划界而治的方案,实际上为中共争取到了地方实权。此外,利用新方法、新视角,回溯中共革命理论中的概念、形象、认同演进过程,是今年革命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例如周游:《愚公移山寓言在现代中国的阐释与运用(1936—1976)》,曹龙虎:《民主革命界说:一项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朱益飞:《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王建伟:《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等。此外,在学术资料方面,今年出版的有《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全五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中共早期党报图录》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

    

  中外关系研究方面,除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6辑刊出外,中苏、中日、中朝关系研究也均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中苏关系尤为突出,如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三版),马蔚云的《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胡昊等翻译的俄国学者聂丽·米兹等著的《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侯中军的《企业、外交与近代化:近代中国的准条约》关注到近代电信、铁路、矿业等领域的准条约,系统梳理了这个外交与经济交错的特殊产物在近代的发展历程。王诗伦翻译的日本学者村上卫的《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则探讨了清末华南沿海地区的中英诸多交涉。

    

  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陶飞亚、李强的《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杨雄威的《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张礼恒:《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崔志海:《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李花子:《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张毅:《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沈志华:《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及张维缜:《中国内战背景下的美国青岛驻军政策》等,探讨了中国与日本、朝鲜、苏联及美国等国的多方面交涉。

    

  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方面,有戴景贤的《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高莹莹译的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闻黎明的《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欧阳哲生的《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及罗志田的《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等论著。同时很多重要的人物研究材料也被收集整理成书,如奚金芳、伍玲玲主编的《陈独秀南京狱中资料汇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注的《饮冰室遗珍——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黄英哲等主编的《许寿裳家藏书信集》等。

    

  资料汇编方面,除上文提及的各专题资料外,2016年还出版了相当多的优秀成果,如《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汇编》《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续编》、《民国时期监察史料续编》《清末民国戏剧期刊汇编》《民国奉系军阀档案(1912年卷)》《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及《民国时期社会统计资料汇编》等等。

    

  此外,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有《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刊发马勇、左玉河、刘巍等人参与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专栏,王也扬、赵庆云的著作《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谢宝成的《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罗志田的《北伐前后清华与北大的史学》,马勇的《老辈史家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及马俊亚的《史实的构建: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等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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