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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议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的丰富面相

作者: 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1月14日 更新时间:2017年01月22日

  在2016年度好书历史类决选书单中,《西班牙内战》和《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前者以一己之力挑战甚至颠覆主流学界对西班牙内战的认知,后者以务实之道为两岸学者、大众读者呈现出这个时代在既定政治框架下可得的,对晚清至1949年以来这段共享历史的解读。

    

  从2010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由此筹划至2016年晚清、民国两卷付梓,关于国共两党抗战、内战,尤其是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讲述,两岸学者在磨合中寻求共识又各自有所坚持。这一过程并非只在六年内。从1949年两岸隔绝,至1982年首次以第三方召开的学术会议为契机开始学术交流,再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解严两岸学术界的互动逐渐走向常态,两岸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磨合与默契,从无到有逐步建立。

    

  对于这段共享历史,两岸至今并没有一个完全写定的共识或是双方都全然笃定的真相。这并非全因为两岸长期隔绝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历史叙事总需要有一个主体。但正因两岸历史研究存在主体之别、隔绝之伤,突破意识形态局限,回归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本位才显得重要而难得。

    

  与其说这套书多少留有缺口,不妨说它为历史真相与共识留出了释读的更多可能性一个豁口,并启发人们反思,惯性思维中对于绝对化的历史叙事、对于历史真相与确定性的追求,是否会窄化我们对于历史的定义和理解。所以,这部由34位大陆学者、21位台湾学者、2位香港学者合编的著作,并不志在分辨黑白,而是希望拓展历史的丰富面相。

    

  两岸学者在长达60多年的两岸学术研究脉络中,用六年谨慎地迈了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包括两岸学者群体在主观局限、客观框架中拉锯式的学术对话,很难在某一年内去评价,还是静待历史长河的流向与转折,让时间作回应。

    

  B08-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历史是多向的 以史料说话是史学的公共基础

    

  新京报:就书名而言,这套书最吸引人处是“两岸新编”,那从它的内容来说,新意要如何理解?

    

  汪朝光:这套书的作者队伍来自两岸,都是中生代中较知名学者。过往通史类的著作比较讲究政治史、外交史,现在这套书结合若干年来的发展,有很大篇幅关注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视域更广阔。在具体写作方面,结合学界研究的进展和史料的公布,具体问题上的讨论与以往相比也有很大差别和进展。

    

  但就对历史的整个叙述来说,我不认为这套书对历史的主线有什么“颠覆性”的看法。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两岸学者的看法逐渐趋同。在宏观层面,过去以胡绳为代表的上一代学者习惯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诠释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标志,现在这种提法不那么凸显。但这不是这本书的贡献,而是上世纪90年代后,学界整体上不再用这样一种看法去看宏观历史。一是我们意识到,不仅有三次革命高潮,也可能有五次、七次;二是大家意识到革命的同时也有现代化的面向,两者不是相互取代,革命本身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现代化的进展也得益于革命后的变化。

    

  新京报:这次合作是在2010年两岸关系相对和缓时,由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划的,当时有什么契机吗?就合作是否能顺利展开,是否也有所担忧?

    

  汪朝光:契机之一是2006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出版。这套用新史料反映新看法的近代通史在学界获得了不错的反馈,但十卷本毕竟不太适合大众读者。所以我们一直有个想法,要做一套更简明扼要的书。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有所和缓,两岸近代史研究所的交往也越来越多。我们利用这个契机尝试进行一种大中华观的史学论述。但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简明,而在两岸。因为两岸对近代历史仍有认识上的差异。

    

  新京报:最初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联系的是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期望促成两岸近代史研究所之间首次正式合作。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在两岸政治框架中难以实现,最终以社科院和台湾学者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成书。

    

  黄克武:虽然之前两岸学者已经开了很多会议,对抗战时期到底主战场谁在打等一些问题的磨合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外台北的近史所和北京的近史所之前有长期的交流。上世纪90年代,大陆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台北近史所就会出机票费和生活费,每年固定请几位大陆学者到台湾来,查阅资料和办演讲。台湾学者到北京来也会有落地招待。这种交流建立了很强的互信基础。

    

  两岸合写这样的书在之前没有先例。我们坚信这是学术工作,不牵涉意识形态的差距和政治上的对立。接到这项计划的邀请时,我完全认同这是非常值得推动的工作。因为很多现实的差异、误会,其实是和对历史诠释的差异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诠释层面上的和解,可以提供现实中彼此了解的基础。两岸若能够写出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近代史,对两岸未来的发展有正面的价值。

    

  当时作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所长,我开始积极地组织团队,拟定名单,邀约学者。最初北京近史所希望以机构合作的方式推进,但这在台湾比较困难,所以后来我们决定采取主编邀约学者的形式,邀请中研院以及台湾其他大学的学者参与。

    

  新京报:两岸可以合写近代史,但“写定”很难,对这种情况的惯性表达是“求同存异”,“同”与“异”主要体现在哪些议题上?

    

  汪朝光:两岸对抗战阶段的共识在增强。现在台湾学者能比较坦然地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大陆学者也比较正面地评价国民党抗战的功绩,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就越来越多地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和在外交方面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讲,台湾还是不太肯定共产党在敌后的贡献。对于19451949年内战时期,现在台湾学者比较认可大陆学者的看法,对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无能、腐败有严厉的批评。

    

  比较值得讨论的是1927-1937年,对于这段时期,两岸学者在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上有共识,认为国民党派系之争是它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就如何认知国民政府在大陆施政的成效,两岸学者仍有比较大的差异。台湾学者肯定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建设成效,如将这一时期论为国民党执政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谁是这一段历史的主体?从历史的延续性来说,要把谁放在相对负面的立场去写?未来对这段历史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新京报:台湾学者如何看待这种“求同存异”?它具体以何种方式实现?

    

  黄克武:历史叙述都会牵涉到一个立足点,台湾学者的基本立足点在台湾,大陆学者的基本立足点在大陆,我们对近代史的回顾难免有差异。复杂的历史有时候确实像罗生门,但历史学作为一个专业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靠材料讲话,不能以论代史。这个公共点也提供了这套书的重要基础,就是做历史判断,譬如不管是蒋介石好还是坏,要拿出证据来。基本上历史都是灰色的,所谓黑白是各自立场的不同所致。所谓求同存异,就是有共识,也维持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让两岸学者各自发挥优势,观点交织起来,希望能够拼凑出一幅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历史图像。

  汪朝光:晚清上卷写政治军事外交,比较接近过去通史以时间为经的写作方式,但民国上卷有些主题是专题式的写法。最后采取的方法是总体以时间为经线,但对一些问题民国时期不做全盘性的评价,而是以国民党政府的体制、军事等专题作为写作主题,寓评价于其中。专题式的写作多少可以避免认知差异带来的困扰,也可以让一些学者发挥专长。

    

  从隔绝到看到对方  今日之常态曾不可想象

    

  新京报:“合”的前提是1949年以后历史学者有了两岸之分,此后两岸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有何主要差异?

    

  汪朝光:过去老一辈学者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以史料和叙事为基础,不太讲究论述和分析。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很在意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老一辈学者有了差别。1978年以后,我们又反思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那种脱离史实、政治挂帅的研究,开始重视实证研究。而台湾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很多学者留美、留欧回去,中生代比较重视分析。不过现在两岸从研究路数到教育背景都有趋同面,差异主要在于研究本身的对象或主题方面,如社会史、思想史领域更偏向于分析路数;政治、外交史会更重视实证。

    

  新京报:台湾学者会如何看待1949年后,近代史研究在台湾的发展脉络?

    

  黄克武:过去60年台湾的近代史研究脉络大致是从现代化典范到对现代化典范的反思。早期现代化典范的研究借鉴美国学界,以蒋廷黻、郭廷以那一代学者为代表,研究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自强运动(大陆称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和之后,如何因应西方冲击、展开何种建设。对现代化典范的反思也是从美国学界开始,人们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有因应现代的一面,也因中国传统的复杂性有很复杂的面变向。于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近代史研究不止关注沿江沿海,开始注意更广泛的历史范围,如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自由平等。

    

  新京报:隔绝30多年后,1982年在芝加哥,两岸学者才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有了第一次接触交流。这次交流使部分两岸学者变成彼此的芝加哥的老战友,也对之后两岸近代史学术交流影响深远。

    

  汪朝光:这次交流很有意思。在台湾1987解严之前,两岸在政治层面剑拔弩张,学术交流方面不能合理、合法地往来。1982年是一个契机。两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正面评价,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1982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协会年会主题之一就是辛亥革命,所以美国学界有意撮合两岸学者有一个交流的场合。台湾方面率队的是时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大陆率队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两岸都规定了会见的各种纪律,比如见到对方要如何措辞和处事。在一些议题上两岸还是有争议的,例如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但两三天会开下来,大家都说中文、吃中餐,会议结束时已会彼此喝点酒、聊聊天。此后,两岸利用类似的场合交流,至1987年台湾解严后逐渐走向正常。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在当时不可想象。这也是一个启示,有些事可能真的要等待时间。

    

  黄克武:我读了很多关于这次交流的资料,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次交流。两岸刚开始接触时的谨慎很快被一些因素打破了,比如我的老师张朋园就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协助找寻家属。之后他们变成好友,我同老师多次一起来大陆同章开沅教授一起开会。两岸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隔,但学术交流本身没有问题,又因血缘、亲缘交织更容易交朋友,也慢慢打破了隔绝的情势。

    

  新京报:台湾“解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近代史学者有了更多实际接触和往来。您参与也见证了这20年多年间的学术交流。

    

  黄克武:我第一次来大陆是1993年,去广州参加戊戌维新讨论会。那之前台湾图书馆一直有收大陆的资料,但像大陆这边的港台资料一样,是限制阅读的状况。我们对大陆了解的范围窄,也没有亲身的接触。我到广州时,大陆改革开放起步还不久,两岸差距仍较大,差距不只在经济发展,也在历史研究领域。大陆这边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台湾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相对而言,那时台湾还是比较开放,对西方接触较早,对大陆的接触还很少。双方开始接触时的确得比较多。但从偷偷看彼此的成果、不知道对方怎么想,到看到对方的材料,看到对方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互动过程,这套书的写成也在这样一个脉络中,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2016年,已经有近30年了。

    

  新京报:今天两岸学者间学术交流活动已是常态,这次来北京是什么感受?

    

  黄克武:这2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大陆国内经济状况不断好转,学术的多元兴趣也在增加。我每次来北京都会去万圣书园,看到学术出版的情况日益蓬勃。我也看到大陆年轻学者对于传统议题很感兴趣,这在过去比较少见;新的研究多半不太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已经看不出来两岸学者的研究上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这为彼此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回归学术对话,营造出很大的学术空间。

    

  阅读彼此的前提  历史的丰富面相需要多元叙述

    

  新京报:两位都强调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从201681日起,台湾史料典藏机构国史馆阅览新制上路,馆藏档案史料不对大陆及港澳学者开放。这种做法引发学界强烈的反弹,它对两岸研究交流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黄克武: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政党原因,民进党上台之后有一些新的做法。过去台湾一向是标榜自由、民主,认为史料是天下公器,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都应尽可能开放。我在担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时候,只要不违背原则,就尽可能开放档案。所以过去大陆学者可以到台湾来看档案,对大陆档案馆反倒批评较多。民进党201681日开始实施这一规定,我们为此在报纸上投诉、发动联署、找立法委开公听会。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不管制度如何封闭,你想要看的材料总可以以某种方式看到的。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不是外在的牢笼可以控制的。

    

  汪朝光:大陆史料开放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有些方面开放度还不够,不同地域不同档案馆的开放度不同,但这不是一个统一层面的问题,也不会针对某一特定群体不开放。台湾政党轮替引发政治环境的变化,令人忧虑,未来几年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另外即便没有硬打压,“独”的意识会让写中国历史的台湾学者感到无形的压力,因为这样的中国论述不容易得到岛内主事者的认可。但我们也不要夸大这种影响,我还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再怎么样,现在也比上世纪80年代好很多。

    

  新京报:2016年《哈佛中国史》中译本出版,以海外学术角度讲述中国史的版本又多了一个。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环境下,如何理解这套书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述以及意义?在近代史领域,未来的学术研究与对话还可能会有哪些合作形式或空间?

    

  黄克武:中国的学问也是世界的学问,研究中国历史有几个不同的传统,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传统以及美国的、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传统。这套书在很多专题上容纳了除了海峡两岸外欧美学界的学术成果,本身是一个对于当前中国研究的世界视野的浓缩,这可能也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很多作者都有留学经验,例如我有留英、留美的经历,也有其他学者将日本学界的观点融合其中。

    

  汪朝光:两岸这次合作研究是一个开端,今后或许还会有更多香港学者、澳门学者包括海外学界参与到合作研究中。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就在向抗日战争研究倾斜。抗日战争研究没有在世界二战研究中占据一定地位,有语言因素,也有学界话语权的因素。我们在尝试进行两岸合作、国际合作的抗战研究,包括邀请英美学者参与共写抗战史,以期在国际共通的研究平台上取得更大好影响。至少在未来三五年内,这一领域会有更多的两岸合作和国际合作研究。

    

  新京报:去年年底,台湾作家蓝博洲来清华大学交流,教室挤满学生,他感慨相较十几、二十年前,两岸对彼此的关注在不断增进。这套书面向学界也面向大众读者,你期待它带给后者什么影响?

    

  汪朝光:我希望它能让更多的历史读者知晓,历史有非常丰富的面相,包括思想、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从我走过的路程来说,就像以前我们只知道鲁迅、郭沫若,后来更多人知道钱钟书、张爱玲——原来书还可以这样写!可回过头来我会发现,鲁迅确实还是文学第一大家,“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今天再看这样的表述是多么深刻,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广泛的阅读。

    

  黄克武:阅读彼此的历史是相互了解的关键。希望通过这本书的传播,大家能看到更多元的历史叙述方式。不但是大陆学者、读者看到台湾,台湾的学者、读者也能够看到大陆学者的看法,毕竟从晚清到1949年是两岸共有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书建立起对过去历史的共识。当然,现实中的问题不能通过历史解决,但对历史问题的共识可以协助当代某些议题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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