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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一二七期(2017年6月)

作者:闻一多研究会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7年07月03日

    沉痛悼念

 

【日本闻一多学会创始人铃木义昭先生逝世】 日本闻一多学会创始人、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科教授铃木义昭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于59日在东京逝世。

 

 

 

铃木义昭194596日生于静冈县,1964年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部,1969年入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攻读硕士课程,1974年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攻读博士课程。其间,曾任共立女子大学附属第二高等学校、早稻田实业学校高等部教师。铃木义昭从1983年被早稻田大学聘为专任教师,直至20063月退休,始终在这所著名大学教书育人,培养了许多中国留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铃木义昭多次访问中国,曾任北京大学日本语教师。在教学中,他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对闻一多产生浓厚兴趣。1994年春,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看到闻黎明撰写的《闻一多传》,发现内中有许多他不了解的材料,于是决定把这书著作译成日文。200010月,经过多年努力,日文版《闻一多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成为日本学者进一步了解闻一多的必读图书。

 

在翻译过程中,铃木义昭把闻一多研究确定为学术方向,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文章,其中对闻一多在日本暂短逗留的沟沉,填补了闻一多历史的空白。早稻田大学是汉学研究的重镇,铃木义昭在庐田孝昭、工藤元男、古屋昭宏等教授协助下,于1995年成立了日本闻一多学会。与此同时,他设计的闻一多的综合研究也获得了早稻田大学300万日元的最高额赞助。铃木义昭曾把他撰写的闻一多研究论文结成文集,但因眼疾严重未能定稿,实是日本闻一多研究的损失和遗憾。

 

    要 闻

 

【闻立鹏油画艺术展在湖北美术馆开幕】 68日,心迹刻痕——闻立鹏油画艺术展湖北巡展在湖北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湖北美术馆共同主办,是国家美术作品收藏与捐赠奖励项目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分别在开幕仪式上致辞,闻立鹏在开幕仪式上作了讲话。湖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雷文洁参观了油画艺术展。湖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严荣利与安远远、冀少峰,及浠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黎爱华、县文化局长郭永红、巴河镇副镇长夏小平出席展览活动并看望闻立鹏、张同霞夫妇,祝贺展览圆满成功。

 

展览基本延续了2016年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展出时的结构,展出了闻立鹏1979年至今创作的60余幅作品,既有创作生涯的重要代表作品,也有不同阶段的人物主题创作和风景画主题创作,和不同时期的风景写生,代表作《红烛颂》、《大地的女儿》等作品及手稿亦在其中。展览命名心迹刻痕,正如冀少峰所说:是他不断尝试从写真到写意、从再现到表现、从人物到风景的不断转向,也同时映证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安远远认为:从闻立鹏这位艺术家的创作,不仅能够了解中国油画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和艺术家的个人探索轨迹,也是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精神历史的写照,看到了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历史文脉在这一百年的传承。”

 

【日本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举办】 近悉,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决定11月中旬与北京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办公室在东京联合举办日本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决定参加协办的有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日本闻一多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这次会议将是亚洲举行的第一次闻一多研讨会,也是继20006月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国际举行的第二次盛会,必将成为闻一多研究走向世界的又一里程碑。

 

    朱自清的佚文《回忆闻一多》

 

四川师范大学龚明德在《“知白”的〈回忆闻一多〉考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3期)中,根据线索发现朱自清以笔名知白发表在1946930日天津《民国时报》民园副刊上的《回忆闻一多》。这是朱自清的一篇佚文,反映了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认识。特全文转录如下。

 

诗人闻一多氏竟被卷入时代的漩涡里而陨谢了。我们于惋惜之余,愿意追忆一下他的光耀的既往。

 

新诗在我国,可以说始终没有成熟,然而却有许多文学者在不断的努力,想要扶起这荏弱的嫩芽。五四运动以后至民国十四五年间,这个新文学启蒙时期,稍稍植下一个初基。以后,有许多新进作家,采取了西洋方法,创造出一番新的风格,这第二期的领导者,便是徐志摩和闻一多。——凑巧的,两位诗家竟先后惨死。徐志摩在民国二十年的坠机而亡,只成了我们回忆中的凄惨故事。而闻一多的死,却是血淋淋的正摆在眼前。

 

徐志摩发行《诗镌》

 

一九二六年四月,徐志摩利用晨报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四发行《诗镌》,其中有许多闻一多的诗与诗论。他的诗论有时很警辟,他是力主作诗要有格律的,所以有《诗的格律》一文,其中略云:“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种规定的条律之内,出奇制胜。作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作诗岂不比下棋,打球,打麻将还容易些吗?难怪这年头儿的新诗比雨后的春笋还多些。……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又说:“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他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

 

胡适之主张的“诗体解放”

 

这番议论,仿佛与胡适之先生在新诗初期所主张的“诗体解放论”有些违背,其实又不尽然。胡先生虽然在大倡“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铐镣”,但是所指乃是唐宋以来的五七言律绝诗的格律。闻氏的主张只是反对“散文诗”,力谋视觉听觉方面的美。故在音节方面求匀称,在句法方面求整齐。也曾特别声明:这种格律与中国旧诗格律不同。以为旧诗格律固定,新诗格律则变化无穷。旧诗格律与内容无关,新诗格律则根据内容而生。旧诗格律是别人所定,新诗格律则由自己来定,各首诗间又不见尽同。这与胡适先生的主张,实在是相反而相成的。不过公然提出“自制脚镣”,实足过于胆大的创见,故不免为文学解放后的新诗界所诧怪。

 

晨报停刊之后,一九二八年三月,有以“新月派”标榜的《新月月刊》问世,闻氏便是其中的主编人之一。一九三一年春,他又和徐志摩共办《中国诗刊》,由新月书店出版。于是这个“新月派”的作家,更被人注意了。

 

闻一多的诗

 

闻一多的诗和徐志摩,朱湘,刘梦苇等人,在形式上都差不多少,他们大都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极力摹拟,篇幅较长,修辞特别讲究,用韵十分严格,外形力求整齐。在技巧方面是太注意了。因此有人讥他们为雕琢炫耀,失却真朴自然之美,或更戏称之为“方块豆腐干诗派”。因为他们写出的行款呆板,每首外貌,差不多都长方形式。闻氏的诗集有《死水》、《红烛》、《屠龙集》等。朱湘曾著《评闻君一多的诗》一文,在民国十五年五月十日出版的《小说月报》十七卷五号上发表,对闻氏责备甚严。大致说他用韵不对,不妥,不顺。用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不过那是文艺批评家的过细的诛求,现在不多引了。

 

他是湖北蕲水县人

 

最后,我们再略记其为人:他是湖北蕲水县人,一八九八年生,今年四十八岁。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留美,在芝加哥入艺术大学学艺术,后又转入纽约艺术学院攻习。所以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无宁说他是个艺术家,当无怪乎他的诗之雕琢磨炼了。归国后曾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七七事变前,执教于清华大学。在一般朋友中,都称他为“老大哥”,缘故是老成憨厚。平常服装非常朴素,喜戴瓜皮小帽,着中服,裤脚用绸带扎缚,脚下是一双“老全盛”的“双脸皂鞋”。不认识他的,总以为是什么商店的大掌柜,又谁知他是个不修边幅的名诗人呢!

 

然而这是“七七”以前的闻一多,以后这位诗人竟渐渐把他的兴趣转向到政治方面,才有这样的不幸,想起来我们只有替他的文学造诣叹嗟了。(案:龚明德认为文中小标题是报纸编辑加进去的)

 

    日本学者目加田诚《闻一多评传》(连载之三)

 

(四)

 

民国十一年(192211月,闻一多和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刊行(《冬夜》为俞平伯、《草儿》为康白情的诗集)。闻一多负责评论《冬夜》,他特别注重《冬夜》作者在音节上下的功夫,肯定其对新诗的贡献。闻一多认为,新诗必须下新诗音节的功夫,胡适自鸣得意以自己的《尝试集》为纯粹的自由诗是可笑的。旧诗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诗、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的可能性在各自的语言之中,各自的语言自有各自的天赋的音节。声与音的本体是文字里内含的要素,这个要素发于诗歌的艺术,就成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普通的语言差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的力量,厚载情感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所以才能将这种潜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表现出来,等等。闻一多从以上这些思考中肯定了俞平伯对音节的锤炼,但同时也不忘指出俞诗意境的浅薄、幻想的空疏。读了此长篇评论的郭沫若表示了自己的共鸣。闻一多知道后极为欣喜,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

 

今早得梁实秋信称郭沫若君曾自日本来函与我们的《冬夜草儿评论》表同情。来函有云:‘……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报》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给梁实秋的信中也说道:

 

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若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然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

 

对郭沫若如此的敬仰,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因为郭也同样是身在异国日本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诗人。对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指出其诗里表现的全是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他说二十世纪是动的世纪、反抗的世纪、科学的世纪、世界主义的世纪、悲哀与兴奋的世纪、黑暗的世纪。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形象,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形象。《女神》完美地表现了这一世纪的精神。

 

但他对《女神》也持有批评的意见,这一点总结在《<女神>之地方色彩》里。他指出现在的新诗人都有一种欧化的狂癖,《女神》不仅在形式上欧化,在精神上也是欧化的。一般人也许认为这样的正是所谓的新诗,但我的想法不同。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世界的时代的经线和作家的地方色彩的(这里指的是民族性吧)的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那样才会产生独创性。中国的旧诗大体看来没有时代精神的变化,中国文化全体也如此。新思潮的波动便是我们需求时代精神的觉悟,但是一变而矫枉过正,似乎又把本地的民族文学性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里有德谟克拉西,有泰果尔,或者有心弦,有洗礼,一味地喜好西洋的名词,但我们中国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女神》中的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ApolloVenusCupidBacchusPrometheus。凤凰也非中华的凤凰,是菲尼克司。作者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不是中国的人力车夫。

 

当然《女神》产生的时候,作者住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他读的书是西洋的书,他所见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畸形的情况。但我疑心的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他虽然在情绪上爱祖国,但并没有理智地去理解祖国的文化。

 

有人提倡世界文学。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合艺术的所谓“变异中之一律”了。

 

闻一多就是这样,一方面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被视为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但同时不知何时在他心中燃烧着祖国爱,对祖国文化的乡愁越来越强烈。在绘画方面也一样,开始怀疑西洋绘画,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也许有更高的价值,在给弟弟的信中倾诉道:“我整天思维不能解决。哪一天解决了我定马上回家。”

 

1924年(26岁)闻一多从科罗拉多迁往纽约,转学进入Art Students’League of New York。但这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演剧上,看奥尼尔(O’Neill)的戏剧而感动。第二年春天顾一樵在波士顿上演《琵琶行》时,梁实秋、谢文秋、谢冰心、王国秀、沈宗濂、徐宗涑等参加演出,闻一多和赵太侔一起从纽约赶来,赵担任舞台设计和照明,闻一多担任布景和服装,用油彩画龙袍,又画碧海红日白鹤的大屏风。

 

但他最终还是诗人。和他一起在纽约参加演剧活动的剧作家熊佛西回忆说:

 

记得一九二四年我们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你对于国事是那样的关切,你对于当时的军阀当道是那样的痛恨,你当时所学的是绘画,你觉得专凭颜色和线条是不足表现你的思想和感情,――不能传达你对于祖国与人民火一般的热爱!于是你改学了文学。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犹有酷爱,……常对我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为了努力于诗的创作你时常废寝忘食。我因为当时和你同住在一起,有首先读你的诗篇的光荣。

 

(五)

 

1925年(民国十四年)4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中国留学生召开追悼会,会上悬挂的孙中山遗像是闻一多试画的。他还赋写了歌颂孙中山的诗篇《南海之神》(之后似乎未刊)。

 

已无异于蛰居异国的谪戌(给梁实秋的信)的闻一多,终于在这年5月结束了三年的留学生活,和余上沅(剧作家)、赵太侔同船踏上了归国之途。李广田说:他从美国带来了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成就,也带来了爱国主义,他要为国家主义而努力,这是他留美的结果。

 

但是,抱着如此憧憬而归来的祖国处于什么状态呢?

 

回国当月(19255月)30号,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各地开始罢工,世界性的阶级斗争运动波及到中国,支持劳动运动、打到军阀的呼声越来越高,形成了一场由劳动阶级主导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对革命未竟途中死去的孙中山遗志的继承,7月,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但是力图镇压这一全国性革命气势的北方军阀势力也越发横暴,中国充满了混沌和矛盾。闻一多喊到: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死水·发现》)

 

他回国以后一度返回故里,9月到北京,担任余、赵二人主持的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主任。自命为国家主义者的闻一多,在他所属国家主义集团的机关杂志《大江季刊》(民国十四年七月创刊)上发表了《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洗衣曲》等作品。杂志的发行量不错,这些诗也比《红烛》的评价高,闻一多为此高兴了一阵。不过,翌年19261月,他写信给梁实秋道: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者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

 

正值此时,发生了“三·一八”惨案。1926318日,为镇压学生的爱国游行运动,段祺瑞军阀政府突然向学生开枪,造成了无辜学生死亡的惨案。众所周知,鲁迅直面此事件,声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写下了那篇痛切的《无花的玫瑰》。那么闻一多是如何反应的呢?

 

为纪念此惨案他写下了《天安门》一诗。又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第一号上发表了题为《文艺与爱国》的“三·一八”纪念文章,主张其文艺的爱国主义。

 

……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这与满身愤怒而喊出笔下所写毕竟是空言的鲁迅是多么不同。

 

但回国后的国内政治的黑暗,闻一多也不得不完全绝望了。加之艺专的内纷,更增加了他的忧郁。他北京寓所里常有国家主义的同志者集会,同时他也参加新月社每周一次的晚餐,在那儿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徐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是诗人团体的刊物,闻一多的寓所就成了他们的聚会处。《诗镌》是他发表《死水》《黄昏》等著名诗篇的杂志,也是他论诗的格律的杂志。

 

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出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即为没有出口、停滞不流动的水。也是腐烂的污沟水。这里表达的是他的绝望和痛恨。这决不是恶之花的赞美,有的只是没有出路的绝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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