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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抗日根据地开辟中的党政军一体化建设

作者: 文章来源:《军事历史》2017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7年08月30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广泛开辟根据地,成为中共抵抗日本侵略并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利器。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坚持和发展,历经艰难曲折,体现着中共强烈的进取态度、坚固的组织基础、切实的群众路线。

 

()八路军创建根据地情况。1937年全国抗战伊始,中共方面就认识到应坚持游击战方针,周恩来和朱德等拟订了一份关于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报送毛泽东等,其中谈到: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毛泽东则讲得更明确,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这段话说得斩钉截铁。就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言,游击战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战斗行动,而是中共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游击战不仅仅限于战场上的战斗意义,还具有战略和政略意义。

 

要打一场具有战略和政略意义的游击战,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至关重要,根据地是游击战成为对敌利器的保障。杨尚昆曾经从五个方面细数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巨大作用:1.坚持长期战争,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2.生息与壮大革命武装的源泉;3.发扬与培植民力,进行各种有利战争的建设保证最后胜利的基地;4.与敌伪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堡垒;5.维系敌后民心,提高全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灯塔。杨说到的这五点,恰切道出了根据地的后方和支撑作用。有了根据地,游击队才能在物资、人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才具备持久的条件;开辟、坚持和发展根据地,中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才能得到施展,党、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才有基础,根据地可以说是游击战的发动机。

 

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大力开辟根据地,都需要踏踏实实地进入地方,需要和地方民众的结合。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抗战时期,中共进入地方之初,武装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这是无法跳过的步骤,而且中共一开始也赋予军队开辟地方的责任。八路军总部指示:在没有党的地方,建立与发展党是军队的重要政治任务。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路线,同时对军队在发动群众中的作用也有深切体会,在他看来,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应该说,在还没有群众基础时,军队进入地方,帮助地方建立党和政权的确是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军队建党、建政的思路在八路军出动后迅速得到贯彻。八路军出动的各部队都严格执行了这一指令。平型关战役结束后,第115师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留下一部兵力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建立根据地。10月,聂荣臻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3000多人,以五台为中心,四面出动,进入晋察冀边的浑源、灵丘、蔚县、涞源等地区,并向冀西地区出击,收复曲阳、完县、满城等县城和广大农村,工作团分别向南开辟平山、盂县地区和向西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第129师出动后,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开往正太线南北地区,夺取先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并扩大自身力量。10月中旬,第129师进入晋东南地区开展群众工作。1113日,第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会后,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部进入沁县、长治、晋城、武乡、平顺、沁源等地,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抗日自卫队。第120师出动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散开工作,在晋西北大力发展地方工作,在部队中抽出中下级干部约300人组织13个工作团分派晋西北各县,协助地方党进行政权改造、组织地方武装扩兵等工作。八路军三个师的部队迅速在山西南北东西各地展开,建立根据地,随后又挺进华北平原,建立起广大的根据地。

 

()八路军进入地方的具体路径。正规军分散做地方工作,建党建政,大大促进了中共在地方的生根发展。由于人员有限,又面对庞大的发展地域,中共武装进入地方不可能采取大股部队长期集中的办法,而是将武装像种子一样,撒播四方。而且,游击战必然是多点开花,因此,尽可能多地建立根据地、巩固自己、袭扰对手是中共一直努力的方向。从当时八路军干部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军队进入地方开展工作的部署和实态。第120师第359旅政治干部王恩茂,抗战时期一直坚持写日记,他的日记记录了八路军介入地方的具体形态。19379月底,部队刚刚出动不久,王恩茂的日记记有他参加政治部部务会议,讨论政治机关工作的情形,其中提到的任务就有开展地方动员,组织武装群众,政治部除一部分同志到前线外,其余的都到山西苛岚进行地方工作。政治部人员到达岢岚后,即迅速布置地方工作,组织讨论地方工作的会议,布置岢岚县一、二、三区的地方工作。岢岚发动告一段落,军队政治部工作人员又转入其他地区继续进行地方工作。就这样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不断滚雪球式地把地方串连起来,实现根据地的成片发展。至于八路军的具体进入方式,当年文献也有记载,如果要进村,通常的办法是由武工队带一个村长,一个中队长,到这村工作,解决群众问题,建立威信。经过一两个月,群众了解了,同时发现了新的本地积极分子,带来的干部就培养出代替自己的本地干部,掌握住政权。然后自己再与武工队配合,向前推进一步,开辟其他村的工作。八路军工作方式的细致、深入、具体及其良好的节奏感,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上常常有些很有趣的现象,一场对垒中,往往是对峙的双方最能发现对手的绝招。作为中共在华北最主要的对手,对中共权力体系进入乡村的运作,日本人观察非常仔细,下面一段话出自日本防卫厅编的《华北治安战》,虽然比较长,但对了解中共武装在地方的运作方式很有帮助。这段话首先讲中共如何进入乡村:中共如何在乡村构成组织网,又如何扩充发展党的组织。虽因情况而异,但对处女地,一般则是由宣传开始进行地下工作。随后或者同时,派遣工作人员建立基层组织,逐渐扩大的工作,然后向‘面’发展。然而,在不易建立基层组织的地区,则采取等待军队进入时,在一定地区内组织多数支部,逐次集结起来再行扩张的方法。”接着讲中共进入具体的操作方式。日本人以山西和顺为例,观察到如下特点:首先分散安置牺盟会的中坚干部,同时利用麦、谷收割的大好时机,动员八路军驻扎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牺盟会干部义务帮助农民割麦。这种作法,是学习中共早先进行秋收暴动时的成功经验。这种平凡手段在收揽民心上取得了极大效果。以此为第一步,以后按照工作指导大纲,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宣传(收割、收获后暂时停止农民纳税、交租)此外进一步引用国共合作公认的口号‘为民族救亡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青年阶层中结合抗战政策的观念宣传减租减息,使贫农大众领会经济利益的观念及救国抗战的义务,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些铺垫过后,中共再开展政治工作及武装民众工作,“以各新编村长、秘书、副村长为中心,进行政治训练。对于民众,则由所属村常设文化联络员(直属县长领导)进行训练。为了加强各村自卫队的训练,由共军派出正规士兵担任指导”。由此可知,中共建设根据地初期的地方工作,军队始终起着核心作用,但是武装的进入又不纯然出自实力,而是贯彻了权力分享的理念,以军队作为实力保障,通过扎实的宣传、组织工作以及对民众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民众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权力和义务,达到党、军、民的有机融合,实现控制的自然落地。应该说,日方的观察非常准确,尤其是来自对手方的记载,不太可能刻意夸大中共的能力,因此更加可信。其实日军讲到的这些情况,当时国民党将领也有所意识,国民党第35军团军团长曾万钟曾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八路军之所以能延续维持,有两个因素,一为政治,一为经济,政治上上下能相见以诚,上下同乐,闲暇一起打球、开晚会、演戏,不分等级,精神生活颇活跃。而且凡军队将到之处,即派政治人员前往组织民众,调查敌情,所以八路军所到之处,筹集粮秣,均不感困难。

 

军队直接介入地方,说起来似乎是个很容易想到的高招,但却在历史上很少见到,因为这不是一般政治力量敢于轻易尝试的。一般而言,由于军队的强势地位,权力核心会有意让军队和地方保持距离,以防军队与地方结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也就是说,很多政治力量都会有意识地防着军队和地方结合。中共则大异其趣。由于中共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空前加强,军事长官的权限受到限制,官兵都受到理念和党性的熏陶,所以中共敢于让军队直接和地方在一定条件下接轨,军队中成功的政治工作让中共可以放心地把军队投入到地方政治建设当中,开展军政结合,抗战初期各地出现的军政委员会就代表着中共的这一取向,这是中共和以往政权大相径庭之处,而这也正是中共的特殊之处。

 

军队的介入,保证了党和政权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所谓把架子尽量地支开,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这是讲求效率的中共充分发挥自己通过政治工作建立起优势的关键一着。这一点,恰恰是其长期的国内竞争对手国民党难以做到的。纵观整个中共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抗战初期中共建立根据地,依赖军政结合取得的优势,只是中共革命中军队发挥作用的个案之一,政治化的军队所发挥的超常效能应该是中共革命运动中屡打屡灵的一张王牌。

 

()根据地的扎根。当然,武装进入地方只是拓展空间的基础性一步,在以武装介入地方后,进一步动员民众,改造乡村权力结构,重塑社会生态,实现党和政权在地方的扎根是中共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中共革命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烈的系统思维特征,所以,中共革命从来都充满着整体推进的特征,在党政军民和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共说得很清楚:固然没有军队则根据地不能存在,但如没有地方党政民的配合,则根据地也无法存在。所以,军队的进入,必须和建党、建政联系进行。在存在着地方党基础的地区,军队要帮助恢复、壮大地方党;在原来没有基础的地区,军队要帮助建党,而且军队的活动要尽量以党的面貌出现,以帮助建立和提高党的威信。当时的文件要求: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切实建立各地方的党部,各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见八路军不见党。1938年,王恩茂率部到山西的广灵、浑源开辟根据地时,任务中有一条就是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牺盟、农会等群众团体,恢复政权,成立区公所。到达后布置的具体任务包括半个月内每个主村建立一个支部。建党之后,接下来就是建立政权。中共强调,要依靠八路军及一切抗日部队的力量,在新恢复的区域建立临时的地方抗日政府;在地区上,要抓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村庄、学校、工厂、作坊和商店开展工作,因为这是乡村中的“城市”,常有中枢号召作用。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共真是十分灵活,根据地必须依靠广大乡村,但在乡村中展开工作则要借力于乡村的中心区,即所谓乡村中的“城市”,在什么地方发力,关键要看怎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通过军队的帮助,党和政权建立起来后,再将自己的政治动员和控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在乡村发酵、成长。

 

和中共这一套严密、有效的运作方式比,国民党敌后游击基本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缺乏党政军民的配合,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建设,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当时中共就曾判断,国民党方面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就是政治之继续落后,与群众脱离,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中共非常精当地点出了国共两党敌后生存处境各异的要害。

 

回顾全国抗战之初的历史,可以看到,战争初期,八路军出动到前方时,乡村社会在日军入侵下,正遭遇空前混乱。华北地区国民政府战前控制本就十分有限,地方不稳定因素巨大,日军的入侵和国民党军的迅速溃退使地方社会完全失控,冀中抗日政府后来曾经在报告中提到,战争初期,河北群众悲观失望,溃兵土匪到处公开行劫,卖烧饼的小贩都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时要遇到20多起拦路抢劫。这时,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军队,成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民众真是徨徨无助,特别期盼安定和秩序。民众望治的心理,从定县、无极一带普遍流行的“只要有了官,人民才能过太平日子”这句话中,可见一斑。八路军到达后,带来了秩序和安定,带来了社会进步的希望,带来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受到民众由衷的欢迎。聂荣臻报告中谈到八路军在平汉线主动出击后民众的反应:此间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沿途老幼男女对我喜形于色。自卫队已全组成步哨,前出到铁路沿线,协同游击队破坏道路。这真是军民同心的场面。随着八路军的落地、生根、发芽,随着根据地的广泛建立,中共党政军体制逐渐成形,一个让日本感到震撼,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社会逐渐在敌后蓬勃生长,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的“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新中国航船的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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