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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一二八期(2017年8月)

作者:闻一多研究会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7年09月19日

快 讯

 

【湖北民盟纪念闻一多殉难71周年】 713日,中国民主同盟湖北委员会在闻一多的家乡浠水县举行闻一多殉难71周年纪念活动,湖北民盟省委主委杨云彦,副主委叶春松、陈少敏,民盟省委原专职副主委王耀辉,民盟省委秘书长朱梅,常委郭鹏、姚海林,民盟省直基层主委代表及民盟黄冈市委盟员代表出席了这次活动。中共黄冈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易先荣,副部长甘早花,中共浠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付宇也参加了这次纪念。

 

上午10时,全体与会人员来到闻一多纪念馆,庄重举行闻一多殉难71周年凭吊仪式。奏唱《献花曲》后,全体与会人员默哀,向闻一多先生塑像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

 

杨云彦主委在纪念活动中致辞。他说,闻一多先生是探究真理、革命救国、追求民主的战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湖北民盟每一位盟员都要学习闻一多先生忠心报国,矢志为民的气节风骨;修身明志,探索真理的品德情操;自我修炼,奉献社会的情怀修养。充分发挥民盟知识分子的优势,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全面贯彻落实湖北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以更加坚定态度、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举措,努力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新征程的实际行动。同时也要努力发挥民盟的独特优势,加强自身建设,结合地区自身发展特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政议政,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为改革创新献策,认真履行新时期参政党的职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中国梦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闻一多生平事迹展。杨云彦主委一行还参观了拟建的巴河闻一多文化小镇。该项目占地24平方公里,计划投资20亿元,项目包括闻一多故居、闻一多纪念馆、书画馆等一系列相关纪念闻一多的配套设施。预计建成后将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民盟传统教育基地。(民盟湖北省委宣传部稿)

 

【常州举办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71周年座谈会】 825日,由民盟常州市委主办,李公朴研究会承办的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71周年座谈会在李公朴的故乡常州市武进高新区北区管理处召开。民盟常州市委原主委赵忠和,常州市社科联副主席叶英姿,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范小平,民盟常州市委专职副主委张翠娥、宣传调研处副处长刘静静,中共武进区委统战部统战科科长田珍鑫,李公朴研究会常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玉泉,和李公朴研究会的10位特聘研究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民盟李公朴支部主委、李公朴研究会会长许国大主持。

 

会上,闻一多的长孙、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应邀做了专题讲座,他回顾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的先进事迹,分析两人从文化、教育事业转投民主革命事业的奋斗轨迹。李公朴研究会的特聘研究员们也就学习李、闻精神的现实意义、如何进一步开展李公朴革命思想研究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赵忠和、张翠娥在讲话中均对闻黎明的到来表示欢迎。赵忠和指出,希望李公朴研究进一步明确研究李公朴的思想和精神是主要目的,并确定研究方向,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把任务做实。张翠娥介绍了近年来民盟常州市委围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主题,深挖统战资源,讲好常州民盟名人故事,做足常州民盟名人文章,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她表示希望今后常州民盟能和李公朴研究会,和闻一多研究团队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同心同行,通过学习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先贤的爱国精神,大力加强民盟传统教育,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826日,闻黎明在李公朴研究会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常州民盟北门书屋、李公朴故居、李公朴事迹陈列馆、李公朴小学等。(刘静静、王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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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闻一多学会召开第二十一届大会

 

722日,日本闻一多学会第二十一届大会在二松学舍大学九段校园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二松学舍大学、日本大学、关东学院大学、鹿儿岛大学、专修大学、青森大学、中国古典学习会、日本香港协会、海外日本语教育学会等单位的学者与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李乐平、吉林大学王桂妹、大同大学刘殿祥、江汉大学吴艳也特从中国赶来,与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一起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分两部举行,发言者及其内容简介如下。

 

闻一多和同时代的文化人

 

    李乐平(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新诗自由、格律和象征的集大成者――闻一多与中国现代诗家比较研究》比较了闻一多和徐志摩、郭沫若、李金发等,论述了闻一多作为承前启后的诗人,其诗作囊括了自由、格律和象征三派的特色,是二十年代中国新诗自由、格律和象征的集大成者。

 

小林基起(海外日本语教育学会)《关于〈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介绍了去年和商金林共著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并获得年度优秀论文奖的《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写作经过,并纠正了论文中日语翻译的错误。该论文里有“我和周氏叙旧,发现周氏已经忘了曾经给了我一本刘复选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一文,应更正为:“以前周氏介绍给我的刘复选编的《初期白话诗稿》,我已经忘了,但这次他带来赠给我了。”

 

  王桂妹(吉林大学文学院)《潮流内外:闻一多、老舍与“五四”》论述了闻一多和老舍都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从旧学走向新知,但是在五四学生运动中,因身处潮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差异。闻一多因亲身参加学生运动而激发了爱国心和叛逆精神,老舍则以旁观者的心态写出了学生运动的混乱和血腥。后来重述“五四”也因对应着各不同的政治语境而产生了不同的指向。四十年代的“五四”成为闻一多反抗专制复古、呼吁民主的大旗,五十年代的“五四”则成为老舍检讨、改造自我的一种方式。二者的“五四情怀”都应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个人生存的境遇中给予理解之同情。

 

  邓捷(关东学院大学)《闻一多和鲁迅的“怎么写”的问题》论述了1926一八”惨案时,关于如何写“血和肉”,闻一多和鲁迅表现出的写作态度的鲜明对照:鲁迅悲愤在血的面前语言的无力,自己写的只不过是“空话”、“墨写的谎言”、“言语道断”;而闻一多却呼吁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还用北京土白入诗来描写惨案。“怎么写”?二者态度的不同其实意味着现代文学至今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关照现实(血与肉)的文学如何延续“瞒”和“骗”(鲁迅语)的传统文学?特别是诗,传统汉语的诗性的特质该如何在现代诗中展开?鲁迅主张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而闻一多主张新诗要新,但还要保持本地色彩,做中西艺术结合的宁馨儿。在现代文学史上,二者的主张不应论其优劣,而是各具合理性,相互补充完善。

 

第二部 闻一多和古典

 

  野村英登(二松学舍大学兼职)《数式和文学――关于郭沫若和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指出1907年夏目漱石《文学论》用数学公式定义文学,这在以前的欧美文学论中都是没有的。中国的郭沫若也曾用数学公式来定义诗,但和漱石有明显的不同。关于表现论,漱石认为文学是自我在自然里的投射,而郭更强调诗人的主体性。关于道德和文学,漱石认为道德是文学的一部分,郭也强调道德和文学的同根。二者文学论的差异主要在于《文学论》是漱石在大学讲授文学史的讲义,是以读者的立场构建的文学论,力图超越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而从小创作诗词的郭沫若的文学论则以作者的立场论述诗,重视诗人的内心,从自然主义文学的立场将中国传统文学观(知识人观、伦理观)作为“现代性”的东西来重新发掘。

 

  吴艳(江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特点及当下价值》论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童子功、乾嘉朴学功夫和教学相长是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三块基石,在此基石上建造的学问大厦却又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富有创新意味的艺术感悟,在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引领下,运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成果给予言说,便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正统的道路”。

 

  刘殿祥(山西大同大学)《闻一多的古典学术研究与“清华学派”》通过对“清华学派”的“释古”的研究态度的总结,以及其流派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描述,论述了闻一多即为“清华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他既受到形成“清华学派”的清华学术语境的影响,又参与了“清华学派”的学术建构。闻一多个人研究与“清华学派”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学术个性和学术流派的关系,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又表现出“清华学派”的学术特征,以自己的研究丰富着“清华学派”的内涵,但同时有保有了自我的学术内涵。

 

  牧角悦子(二松学舍大学)《关于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指出闻一多古典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从《诗经》、《楚辞》,到古代神话、庄子、周易,以及概观中国文学文艺的文学史文化史,还有从诗的历史形成上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诗的关注,这些基本形成了一个研究古典学整体的学术体系。闻一多对周易的训诂,是以寻找古代史料为目的的,并非重视象数和义理。《周易义证类纂》的特征有三点:一、从民俗学的视点,将《周易》作为了解古代社会的资料而利用,可以说是现代的“古代”学。二、共有《周官》语言的背景。三、批判郑玄等旧注。闻一多认为诗和楚辞歌谣背后所有的古代习俗,同样存在于《周易》经传的背后,《周易义证类纂》是和《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同等性质的训诂,且比诗经更成熟。

 

以上八名研究者的发言以后,还进行了充分的质疑和探讨。关于文学研究时比较的方法、关于现代和传统、关于民俗和诗的问题等等,都交换了更深刻的意见。最后,日本闻一多学会会长牧角教授做了总结发言。(邓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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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目加田诚《闻一多评传》(连载之四)

 

(六)

 

关于诗的格律的主张,在《冬夜评论》里曾有一定的叙述,十五年(19265月闻一多在《诗镌》第7期上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一起参加他们的诗歌运动的诗人当中,徐志摩最为有名,但在诗歌理论方面无人能及闻一多。闻一多非常重视诗的格律Form,他说如果诗可以不要格律,那就比下棋还容易,难怪这些年新诗比雨后的春笋还多。诗国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但自然界里也有格律,只是这些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用艺术来补充它。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自然界里面也可以发现出美来,不过那是偶然的事。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了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语言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这难道不是诗的自杀吗?我并不反对用土白作诗,并且相信土白是新诗里非常肥沃的领域,但是用土白作诗,就须要经过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越是有魅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格律的脚镣跳舞才跳得好。格律可以说是诗人表达的利器。他将诗的格律具体分为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以及音尺、平仄和韵脚来论述。他说音节就是音乐美,词藻就是绘画美,章句就是建筑美,主张必须利用中国文学特有的――方形文字所具有的――视觉上的要素。

 

本来在中国讲究格律的是所谓的五七言的律诗,这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但现在所说的新诗的格律与之稍异。律诗永远只有一个不变的格式,但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作律诗,无论咏叹什么,都得把它挤进一种规定的格式里去,但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和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定的,新诗的格式随时由自己构造。因此这里所说的格律,绝不是诗的复古,而是诗的创新。

 

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前面所引的《死水》为例来看。此诗由五章构成,各章四行,各行整齐地排列为九字,且每一行都是用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的。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死水》是格律诗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关于这些,闻一多对胡适的《尝试集》的做法颇为不满,批判胡适为始作俑者。

 

《诗镌》共发行到第11期停刊。用朱自清的话说,格律诗一派,特别是闻一多对当时诗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往不注重形式的新诗逐渐开始规矩起来,格律诗风行一时。

 

(七)

 

这年夏天,闻一多携家人返回故乡后就没有再回艺专了。秋冬之间,应聘于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但不久因长女的病又回到了老家。

 

民国十六年(1927)的北伐,即所谓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前一年即19267月蒋介石与中共合作,作为革命军总司令,开始了对北方军阀的北伐。同年2月,武汉政府终于成立。这在文学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众多文学者如茅盾、郭沫若、还有蒋光慈、钱杏邨等都聚集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

 

闻一多也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武汉参加政治部的工作,担任艺术科科长。可以想像,一个唯美主义的艺术家,美国留学的经历使之成为了激烈的爱国主义者,可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后,政治的混乱和腐败却令之绝望、苦闷,发出了没有出路的死水的悲叹。在武汉闻一多一定是抱着新的希望参加革命工作的。

 

北伐成功同时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武汉政府也从此解散。这一革命的挫折让众多文学者离开武汉,有的幻灭于革命,有的亡命于国外,有的潜伏于地下的左翼工作,有的妥协于国民政府,大家开始各走各的路。闻一多虽一度加入武汉政府,但短短一个月后便因不习惯军中的政治生活辞职而去。在武汉他最终也许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行动的人。

 

他回到了吴淞的政治大学。学校被国民党接管后,闻一多闲来无事,或游杭州,又到上海,作为唯美主义的文学团体的一员,参与筹划《新月杂志》的创刊,不久又就职于南京土地局,接着辞职任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科主任,教授英美诗歌戏剧和散文。民国十七年(19281月,出版诗集《死水》(新月书店)、3月《新月杂志》创刊,和徐志摩、饶孟侃共同担任编辑工作,并在每期上发表自己的诗作和诗论。8月第6期上刊载了评论杜甫的文章,这是他开始中国旧文学研究的先声。

 

秋天离开南京,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事,便是闻一多转向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契机。他自幼习读旧诗,五四以后作为新诗人出世,留美期间熟读杜甫、李白、陆放翁,特别是留学反而触发了他对祖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兴趣。如今退出革命工作,开始潜心专研祖国的古典文学,这对他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才接受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民国十八年(19294月,他辞去《新月》编辑工作,完全从诗的世界退出,一心伏在古典研究上。庄子论(民国十八年)、《杜少陵年谱》的力作就刊载于武汉大学《文史季刊》(民国十九年、1930。翌年结稿)上。

 

但武大也并非永久之地。不久发生学潮,闻一多作为文学院长成为攻击的目标,他立刻辞职,秋天便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讲授文学史、唐诗及英诗。这一时期他最专注的是唐诗。一旦和学生谈起唐诗,便完全恢复了诗人本色,投入得以致忘记师生之别。翌年《诗刊》创刊时,他发表了《奇迹》一诗,这是他时隔三年的作品。徐志摩看到后惊叹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但是此后就再不见他作为诗人的活动了。武汉大学时的同事游国恩此时也来到青岛,二人住楼上楼下。闻一多和游国恩几乎天天讨论《楚辞》和《诗经》,游国恩的《楚辞概论》就是在第二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完成的。

 

但青岛大学也发生了学潮。文学院长闻一多认为学生修改学则的要求并不合理,所以不予理睬。此时校长为杨振声,院长为梁实秋,剧作家洪深也在一起,大家都是老朋友。这些人成为了学潮中被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是省政府、市政府、铁道局、教育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牺牲品。那时学生的标语里有一句“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而支持他的唯一的一个学生是臧克家。

 

“不学无术的闻一多”这句话令人深思。此时的他虽然开始重新发掘中国旧诗,从唐诗特别是其最高峰的诗人杜甫着手,又溯及《诗经》《楚辞》,但他仍然还不能充分展望和把握中国旧文学,仍然在暗中摸索。这一时期,不仅被学生,甚至被那些傲慢的同事称为无能、无学,可见很少有人理解他学术上的苦恼。也许就因此而失望了吧,暑期休假结束后,他离开了山东,终于回到了相别十年的母校清华大学,被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民国二十一年,1932)。当时的主任为朱自清。朱自清是诗人、散文家,此后两人的友情持续到闻一多死后遗稿的编纂。

 

闻一多终于得到了潜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最佳环境。

 

清华的生活持续了五年,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此期间他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唐诗、《诗经》、《楚辞》、乐府以及古代神话传说。授课的内容也全部是有关这些的。

 

在唐诗研究方面,闻一多从武汉大学时期开始编录杜甫年谱,一直持续到青岛,到清华以后发表了岑参的系年考证、交游事迹等,为学界作出了贡献。但中国诗歌研究如彻底探究下去必溯及汉魏,最后到达《诗经》《楚辞》。《诗经》《楚辞》才是中国诗歌的母体,从这里出发才能究明中国诗歌的源流。闻一多在青岛就和游国恩朝夕探讨过《诗经》《楚辞》,来清华后更加专注于《楚辞》,写下了《天问释天》、《离骚解诂》、《敦煌旧抄本楚辞音残卷跋》等。这些成果最终发展到晚年的屈原研究。当时我最敬佩也最受益的是他的诗经研究。这一时期有关《诗经》的研究为民国二十三年(193436岁)的《匡斋尺牍》、二十四年(1935)的《新台鸿字说》和高唐神女传说的分析、二十六年(1937)的《诗经(二南)新义》等。《匡斋尺牍》里关于芣莒诗的论述、狼跋诗的解释都很精彩,特别是关于狼跋,其与旧说里所谓的周公无关,而是对贵族的夸张讽刺,这一假说非常令人愉快。他说得很痛快:所谓学诗,汉人堕落于功利观念,把《诗经》当作政治读本;宋人稍好一点,但还是不能完全从道学里解放出来;清人的研究虽然客观,但局限于训诂,没有诗。现代人拥有科学的方法,但遗憾的是,无论唯物史观或非唯物史观等,这些论述都已离诗太远。明明一部歌谣集的《诗经》,为何偏不把它当作文学来解释?

 

在《新台鸿字说》里,闻一多把《诗经》里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鸿字解释为“蝦蟆”,古人将蝦蟆称为“苦蠪”,“苦蠪”是“鸿”的切音。和“窟窿”为“孔”、“喉咙”为“亢”一样。他旁征博引证明了“鸿”字应该解释为丑恶的蛤蟆,如此诗义才可通达。这些方法承继发展了清朝学者的考证法,在《诗经》《楚辞》里他有不少这样的发现。

 

最有意思的是高唐神女传说的分析。关于《诗经》里《候人》诗“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闻一多认为“朝隮”即彩虹,自古虹被想像为美人,于是这首诗和《楚辞》里宋玉的《高唐赋》里的“朝为行云,暮为行雨”里所说的高唐神女传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楚民族的原住地即为流传《候人》诗的曹卫之地的解释来说明。不仅如此,他还把高唐神女联想为所谓的高禖的性祭礼,其构想的宏大令人惊叹。此外《二南新义》里也有很多前人未到的好的解释。难解的《行露》诗里的“谁谓雀无角”的“角”为雀的“觜”(嘴),“摽有梅、“击”,此诗为古代男女的抛果风俗,等等解释真是无可动摇。

 

闻一多终于打破了将《诗经》奉为经学的传统训诂解释,引进民俗学的考证,将诗的“国风”完全当作了民间歌谣。他从这些诗中听到了古代人民的声音。他将这一方法更加上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在学校课堂上也屡屡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这些研究之后著述为民国三十一年的《伏羲考》、以及退移昆明后的《龙凤》等文章,还有民俗学研究的《说鱼》一篇。作为《楚辞》系统的东西,从《司命考》等民间信仰出发,著述了《神仙考》、《道教的精神》、《端午考》等论文。)

 

同时,从《诗经》《楚辞》的民歌系统往后,当然就是汉的乐府。他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民国二十五年、1936)还讲授了乐府研究,这些后来著述为《乐府诗笺》(民国二十九年十月、1940),都是他杰出的成果。

 

如此以后,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清华五年是闻一多从现实世界中引退出来,一心沉潜于古典的时期。他在《诗经》里看到了古代民歌,顺其源流看到了乐府,发现在这里才不是文人贵族玩赏的诗,而是人民的歌的传统。他在古典学习和研究中,一定无意间触摸到了从古到今源源流传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东西。

 

(八)

 

但当闻一多在清华沉潜于古典的时候,中国的危机也日益紧迫。

 

19377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月28日北平沦陷,85日,日军占领清华园。闻一多立刻携家人,带上仅需的一点物品离开北平南下。在车站遇到臧克家,被问及藏书的去向时回答到:国土日渐丧失的今天,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呢。他乘津浦线南下,返回湖北故里,再移至武昌。清华大学此时迁移湖南,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临时大学,法理工三院设在长沙,文学院设在南岳圣经学校。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闻一多也来此继续授课。

 

关于在临大的生活,正如闻一多日后所回忆(全集年谱61页),当时教授和学生都一样地处于紧张和兴奋之中,在国民总动员的热情下,有人不待政府的指示主动参加前方工作,也有人在后方致力于教育。但是最初的兴奋并没能长久持续,大家渐渐又回到了自己本来的岗位,教授们依然备课,开始讲授过去曾教过的书籍。那时物价还没有暴涨,只不过香烟贵了一些,在南岳报纸两三天后才能看到,世界不大注意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日常的教课和散步、半辈子来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暂时的喧嚣也只在生活的表层起了一些波纹,结果还是回到常态。当时也许什么事都还比较悠闲。冯友兰回忆到:当时的空气虽然严肃但很愉快(《朱自清选集》年谱57页)。

 

但是到12月南京沦陷了。日本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华的攻势,战局日益深化,有人主张临大再度南迁,翌年的民国二十七年1月大学终于对学生下达了迁移云南的通知。进入2月以后,临大学生两百人组织了湘黔滇(湖南、贵州、云南)旅行团,闻一多也加入了这个步行入滇的团体。当时闻一多40岁。

 

36日旅行团到达沅陵,天气寒冷,风雨变成雹雪,仿佛严冬。北平艺专当时也迁移到沅陵对岸,闻一多得以和过去的同事重逢。时居沅陵城内的沈从文为闻一多等设宴洗尘。12日到达湖南贵州交界的晃县,旅行团在抚水河岸举行了营火晚会,月光底下,闻一多讲解了桃花源(在沅水岸边)地名的原始意义。

 

411日渡过盘江到达安南。安南是一个小镇,两百多人旅行团的食宿没法解决,学生们闹起来,闻一多等当晚也不吃不睡,陪学生在县府门口冷坐。428日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徒步三千五百里的长途旅行。同年2月从长沙出发的朱自清和冯友兰等一起乘车到桂林,经镇南关到达河内,在314日先抵达昆明。但闻一多当时选择了和两百多名学生一起的这场艰辛困苦的长途跋涉,这一经历一定给他不少影响。他在旅途中写生、收集偏僻地方的民谣,对苗族的服饰、语言也非常感兴趣。许多人都胡须满面,直到到达昆明,闻一多都没有剃须。他说,不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不剃胡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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