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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海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区域工业发展考察

作者: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更新时间:201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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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向为学界所忽视。以工业论,抗战初期,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五省损失巨大;此后,东南区域出现了繁荣的工业化浪潮;抗战末期,工业趋于萧条。从内部看,东南区域存在各省工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政府和民间投资取向迥异,工业结构“公轻民重”,化学、纺织、电气、饮食和机械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布局变动较大,工厂总体规模小、技术低、大多为半机械化等特点。而从整个国统区看,因地处抗战前线,东南区域工业相对落后,工厂数和资本额所占比重都比较低,与抗战大后方相比有同有异。东南区域工业对于启动或促进腹地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满足整个国统区的军需民用,以及争取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应忽视。

 

关键词:抗战时期、东南区域、工业、发展、变迁

 

全面抗战时期,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它是中国抗战的前线,又自有后方和腹地。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研究,大都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抗战大后方(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相对忽视了对东南区域(东南国统区)的整体研究。[]关于战时东南区域的工业,近20年来,学界已有一些探讨。[]只不过,以往的探讨大多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旨归,缺乏对整个区域的研究;更多注重对战时工业的定性描述,而相对缺乏量的统计分析;对于东南区域工业的布局、结构、资本投资取向、规模和技术等问题,多缺乏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在较充分占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从工业之损失和内迁、省营和公营工业的新设、战时工业的兴盛和量化分析、比较与评价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区域工业作一整体考察[],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

 

一、工业之损失和内迁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成立以资源委员会为首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将大批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到中国大西南、大西北地区,为中国经济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对来说,关于工业内迁工作,东南各省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动作,但远不如中央政府组织有效。

 

从行业来看,以电力工业为例。日军占领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后,由“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各省沦陷区没有拆迁的电力工业。表1显示,芜湖电厂和安庆电厂设备容量占1936年安徽全省设备的65.46%;艮山门电厂、闸口电厂、嘉兴电厂设备容量占战前浙江全省设备容量的56.00%;九江电厂和南昌水电厂占战前江西全省的107.70%。这说明安徽近2/3的电力工业、浙江超过一半的电力工业、江西主要的电力工业都被日军所占有和利用,都资敌了。另据浙江建设厅统计资料,浙江省共有87家电厂,其中,沦陷区44家,安全区43家。沦陷区电厂资本额4695330元,年发电容量23962295千瓦,原动力16190匹马力,工人368人;安全区电厂资本额2947915元,年发电容量10681612千瓦,原动力14071匹马力,工人379人。[]沦陷区电厂资本额、年发电容量、原动力分别占全省的61.43%69.17%53.5%。该数据也说明,浙江省一半多的电力工业沦为敌手了。

 

1还反映了另一个情况,即战前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的电力工业主要分布在安庆、芜湖、杭州、南昌等少数几个城市,其他诸多的小县城尽管也有了电力工业,但都是小型的,发电容量大的设备也不过几百千瓦而已。

 

1  抗战前后东南区域的电力工业概况

 

 

1936年电力工业分布

华中水电公司发电设备能力(1943.3.31

省份

厂数

总发电容量(千瓦)

发电度数(千度)

电厂名称

旧设备容量(千瓦)

现在可能出力(千瓦)

现在最大负荷(千瓦)

安徽

25

4644

9533

芜湖

2000

1400

1270

浙江

109

30908

50566

安庆

1040

1000

380

福建

29

11555

23783

艮山门

2000

2000

2610

广东

36

36060

102631

闸口

15000

检修中

-

江西

13

3792

6045

嘉兴

308

300

315

 

 

 

 

九江

846

400

350

 

 

 

 

南昌水电厂

3200

2000

440

说明:1.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艮山门和闸口属杭州市,安庆位于长江北岸。3.九江电厂和南昌水电厂均为军管理,其中九江电厂委托华中水电公司管理。

 

资料来源:李代耕编:《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料:解放前的七十年(1879-1949)》,水利电力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2页。

 

从各省来看,如皖南地区,其工业中心在芜湖,“战前芜湖有廉价材料、人工、食物而居丰富煤铁矿之中心,水路运输均甚便利,工业中心之条件咸备,境内设有大小工厂一百七十余家,工人三千余人,资本总额达三百五十万元以上。即皖北蚌埠,亦难与之匹敌”,可惜随着芜湖的沦陷,“除少数工厂内迁外,大部生产工具,均资敌用”。[]

 

浙江省政府虽然做了一些工厂内迁的努力,无奈战局推进太快、浙江省政府主席临阵“换帅”[]、政府动手太晚、工厂主犹豫不决、交通工具缺乏等,因而内迁成效不著。193711月,浙江省政府鉴于时局紧张,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察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厂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常务委员胡四兴等,拆迁了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5家较大规模的铁工厂,可惜机件运抵江干时,敌人已至杭州近郊,时情势紧急,船只缺乏,只运出50余箱机件。杭州的林长兴织带厂等6家工厂,在林崇熹带领下联合迁移,幸好得到航空委员会的协助,在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并运入四川。后来,浙江省建设厅又组织了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邱达雄负责。该委员会曾派黄爵俊、周寿笺等5人分向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及温州大华针织厂、毓蒙铁工厂等商洽迁移,但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后由省建设厅作价收购内迁。此外,省政府还派浙江铁工厂工程师金维楷、张桂荫等前往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搬运废炮弹4000余颗,以及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的两套机器。浙西行署也曾负责抢运了一批长兴煤矿材料和机件。[]

 

关于浙江工业内迁,黄绍竑也极为注意。他是12月初到杭州接事的,据其记述,这时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工人星散,“要建设厅召集各厂的负责人来开一个迁厂的会议,也召集不起来”;后来在他的严令和督促下,才拆迁了一些工厂,但是为时已晚,加上交通工具缺乏,“好些笨重的机件虽已拆卸下来,仍是搬不走。结果能够搬到金华的,不到十分之一”;“除了强制的拆了若干机器之外,能自动迁移内地开厂的,实不多见”。[]从全省看,战前浙江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和温州等少数城市。战争初期,战局发展出人意料,杭嘉湖地区在短短一两个月中全部沦陷,落入沦陷区的工厂家数虽然不算太多(245家),刚刚超过全省总数(844家)的1/429.03%),但资本额(12926500元)超过全省总数(22821116元)的半数(56.64%),工人数(28385人)接近全省总数(38938人)的近3/472.90%),浙江工业可谓损失惨重。[]

 

广东省则是工业内迁失败的典型。战前的广东工业,实力雄厚且甚巨规模。其中,省营工业投资额为35000000元,每年产值达14443420元;民营新式工业共347家,资本总额10953795元。[11]可惜的是,省会的“省营工厂,广州退守时,均以未及内迁,荡然无存”[12],其中大部分“于撤退时匆匆炸毁,资产损失,约在三千万元左右”,未及破坏的省营和民营工业,或被日拆运回国,或被敌抢夺生产,“汕头江门中山各地之民营工厂或被占夺或被钉封,均遭蹂躏”。[13]当时负责工厂内迁工作的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林继庸后来回忆,“敌军于1025日入广州,省营各厂除沪江及石井两厂外,均尽资敌。民营工厂除捷和钢铁厂一部分迁桂,及协同船厂,平安福、冯强两橡胶厂,华南制钉厂等数厂的技术人员在港谋复工外,其余均未及迁出”;当时“各厂的规模均甚宏伟,其中“尤以电力厂及硫酸铔厂两家最值得注意。我心念如能把粤省16厂迁入后方。其功效实胜于迁移民营小工厂100家””。[14]

 

广东工业的巨大损失,除战局出人意料、工厂主犹豫不决、交通工具缺乏等因素外,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战前广东的新式工业,“几全部集中于广州及其他沿海城镇,抗战爆发后,多未内迁”。[15]二是广东省政府昧于形势,犹豫不决,判断失误。据林其庸记述,早在19384月初,他就应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电请,赴穗多次会晤省政府相关主管机关人员和各厂主管人员,并草拟了18条迁厂大纲、11条各厂迁移办法,送交粤省当局参考,岂料4月底粤省当局决定,“厂矿暂不迁移”;6月,林拟由香港“再入广州,重商旧案。后来得知事已无希望,不得不放弃念头”。[16]关键时刻广东省政府为何放弃内迁,后人难知详情,但作为地方最高主政当局,广东省政府无疑当负主要责任。

 

相对来说,工业内迁工作以福建为最好。战前福建省的工业主要分布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四个沿海城市。战事发生后,资本最多、工厂最多的厦门金门首先沦陷;其中厦门的21家工厂、730名工人、5335000元资本全部损失,包括1家铁制家具厂、1家自来水厂、6家肥皂厂、4家制糖厂、4家冰及汽水厂、3家食品厂、2家棉纺织厂;金门和厦门的电厂也沦为敌手,资本损失共计1835960元。[17]吃亏后福建省政府“为着保持战时国民经济,乃不能不起而加以调整。首先对沿海各重要厂商筹□十万元的资本,督导和协助他们分别疏散,迁移内地,前后计达一百一十四家,其中自福州迁出的有六十家,自漳州迁出的有四十家,自泉州迁出的有九家,而以铁工织布两业占较多数”。[18]

 

二、省营和公营工业的新设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应国防和民生需要,国民政府逐步实行国家干预的“统制经济”政策。在工业方面,其主要内容有:以国防军事建设为中心,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工矿物资;以重工业建设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一起上;在西南后方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后方工业,在借贷、税收、运输等方面予以优惠。[19]在上述战时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下的资源委员会、军事系统、交通系统、经济部系统、财政和粮食系统、国家银行系统创办了众多的工业企业。[20]只不过,出于安全考虑,这些新创办的企业大都扎根于大西南、大西北等抗战大后方,只有极少数企业“花落”东南区域。与此同时,为满足市场需要,东南区域各省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一边继续发展原有的工业,一边新建了一批工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各省的省营工业。这些省营工业和其他各级政府机构创办的公营工业,一起构成了战时东南区域工业的骨干力量。

 

江西省政府利用战时与资源委员会合办了大批工矿企业,奠定了本省重工业的基础。矿业方面,1936年,江西省政府与资源委员会商订钨业合作办法,将江西钨矿局交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处接管。资源委员会随后设立赣南分处,并先后在全省重要产钨地区设立12个事务所,办理钨砂采收、整理、运输及查验等事项;在主要矿区,设立工程处和矿厂,从事新式方法开采,“产量年有增进,矿工逾三万人”。从1937年到1940年,资源委员会先后接管或与江西省政府合作办理了大余锡厂、赣县铜厂、天河煤矿、萍乡煤矿等;其中,萍乡煤矿1938年初合作开办,19394月因战事影响,将“全部机器拆卸”,“该矿因之停顿”。[21]工业方面,1940年至1942年,资源委员会与省政府合办了机器厂、炼铁厂、车船厂、电工厂、硫酸厂等5个工厂。其中,机器、电工、车船3个厂在泰和,炼铁厂“计在赣,湘,桂各省分别让购及其材料,约计一千余吨”,设在天河镇,各厂均设备齐全;硫酸厂设在大余,月产498度浓硫酸。另外,资源委员会、中华水泥厂和省政府在天河合办水泥厂,年产水泥8000桶,每桶约170公斤。[22]此外,江西省政府还设立了金矿厂、乐平锰矿采炼厂,以及萍乡瓷厂、赣县糖厂、赣县酒精厂、赣县麻织厂、赣县锯木厂、赣县机器厂、赣县制革厂、赣县纸厂、赣县印刷厂等系列轻工业厂。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底,江西省省营和公营的工厂共有61.5家。[23]

 

浙江省最重要的工厂是兵器工厂和铁工厂。浙江省为建立战时工业的基础,最早在丽水大港头创建铁工厂,该厂起初是由杭州拆下来的二三十部机器起家,逐年扩充,到1939年冬发展为三个兵器厂、一个造船厂、一个炼油厂和一个工作母机厂。其中,小顺(距大港头约20公里)的新厂专造步枪,石塘(距大港头约15公里)的新厂专造机枪,玉溪(距大港头约2公里)的新厂专造手榴弹、枪榴弹筒及各种爆炸品,大港头厂专造各种母机。到1942年的春天,上述四个工厂机器增加到1000多部,拥有4000多员工,月产1000多枝步枪、50多挺轻机枪、五六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以及其他零碎产品。除此以外,还有浙赣路副局长吴竞清办理的军工厂,该厂能制造迫击炮、重机枪和各种机械。19423月,三个兵工厂全部上交“中央办理”,浙江省只留下大港头厂;浙赣战役中,交出去的工厂担心资敌而全被破坏,直到两年之后,才重新恢复起来。[24]同时,鉴于工厂生产需要硫酸、硝酸、盐酸等基本的化学原料,浙江省又创建了化学工厂。为给化学工厂提供制造三酸的硫磺等原料,建立了硫黄矿采炼厂,开采矿石,采炼硫磺。此外,还创建了染织厂、浙东纺织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以裕民生(见表2)。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到1941年初,浙江省省营和公营的工厂共有45家。[25]

 

2  1938年至1942年浙江省主要省营工厂概况表

 

工厂名

成立日期

主要产品

月产量

铁工厂

1938.3

机械及各种机械母机

60余万元

染织厂

1938.7

服用品、针织品

布匹500-1000匹,内衣300

印刷厂

1939.1

各种印件及教材

普通印件月30万元;教材250万元

化学工厂

1939.9

硫硝盐三酸、烧碱

66度硫酸15吨、60度硫酸30吨;盐酸15-20吨;硝酸1吨;烧碱9-12

樟脑厂

1940.1

樟脑油

6000

造纸厂

1940.5

改良纸

100

浙东纺织厂

1942.1

20支、16支机纱

20

硫磺矿采炼厂

1942.4

硫磺矿石

炼制硫磺月30市担,开采矿石16

 

资料来源:浙江省政府编:《浙江省重要施政报告》,19448月印,第7页。

 

战时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以后,办理工业的气魄很大,尽管财政拮据,但还是从省库中筹拨了近1800000元的资金,从1939年开始,先后在永安、南平等闽西、闽北安全县份建立了铁工、硫磺、酒精、灰炭、棉织、面粉、皮革、肥料、造纸、炼糖、瓷器、工艺等厂,从事工业建设必需的机器、燃料、化学品,以及军用民生所需的各种日用品生产。同时创设和整理了7个县城的电气厂、一个省营营造厂,省贸易公司投资了一个电工修造厂,前后总共兴办了24个工厂。[26]19407月,为将行政与业务划清界限,同时更好地实现管理与经营的合理化,福建省政府组设福建省企业公司,接管上述各工厂。该公司为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资金为15000000元;8月中旬,公司开始接管各省营工厂;9月,公司迁往南平。1940年度,公司对各工厂投资共计5500000元,其中铁工厂2200000元、日用工业等各制造厂1640000元、各电厂1200000元、营造厂(土木工程)460000元。[27]另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底,福建省营的工厂共有25家,职工4215人,资本额333000元,全年营业估计4127000元。[28]1942年,是省企业公司发展的黄金时代,“公司所属的铁工、电工、防治、制药、工艺五个工厂,电化、磨粉、印刷、手工纸改良四个工场,以及永安、南平、沙县、建瓯、龙岩、漳州六个电厂,各厂都有盈利”。[29]19432月,福建省政府又将省贸易公司、企业公司,以及1942年单独创设的制药公司合并,统一组成企业公司,实收资本21000000元。到1944年初,公司在省内外有11个办事处、6个通讯处;仍拥有1942年省企业公司时的铁工等5厂、电化等4场、永安等6电厂。[30]

 

广东省营工厂因没有组织内迁,损失殆尽。1939年,李汉魂接任省府主席后,开始重新创办;尤其是1941年以后,预感到“国际风云日亟,工业品输入,恐将断绝,遂于致力农政之余,重建省营工业”。[31]最初几年,进展缓慢,省建设厅只办理了电池厂、肥皂厂、药棉厂和制纸厂等4家工厂,与资源委员会合办了煤矿和钨矿,省振济会出于救济需要,办理了缝纫、砖瓦、竹木、肥皂、牙刷、火柴、制纸等日用工业品厂。1942年以后,增设了纺纱、织造、面粉、酒精、炼油、农具、制糖、麻织、化工等许多工厂。此外,广东实业公司创办了8家“粤”字系列工厂,广东省银行创办了3家“中”字系列工厂和农产加工厂。1944年,省府对省营工业加以调整,将药棉厂合并于酒精厂,纺纱厂与织造厂合并为纺织厂,制纸厂让于民营。[32]整个抗战时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广东省至少创办了39家省营和公营工厂。[33]皖南地区虽为安徽省战时经济重心,但工业建设相对落后些。安徽省建设厅、地方县政府、第三区救济分会,以及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与地方银行合资筹设的皖南实业公司等,在这里设立了一些军需民用且规模不大的工厂(见表3)。其中,屯溪电灯厂,原为1932年私人创办,1934年改归公营,19411月改归安徽省建设厅直辖。

 

3  抗战时期皖南地区主要省营和公营工厂概况表

 

工厂名

成立

年份

资本额

和地址

职工人数

设备、产量及创办者

屯溪电灯厂

1941.1

25000

18

动力机和发动机各1座,年发电138240度;安徽省建设厅

隆阜难民纺织厂

1941.3

31000

400

木机60台,手纺车300辆,摇纱车20辆,弹花机2部,年产布10000余匹、毛巾8000余打、纱布650磅;第三区救济分会

皖南强民工厂

 

瑶溪

 

木机20台,日产白布20匹;安徽省建设厅

纺织厂

 

 

 

木机50台,日产白布60匹;皖南实业公司

皮革厂

 

 

 

皖南实业公司

火柴厂

 

 

 

皖南实业公司

民生纺纱厂

1940

4000

50

木机50架,月可纺十六支纱400

 

说明:1.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单位分别为年、月、元(法币)、人。

 

资料来源: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安徽省休宁县经济调查》,《东南经济》第5期,1941515日,第110页;吴企云:《皖南工业建设问题》、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安徽省宁国县经济调查》,《东南经济》第78期合刊,19418月,第26-27186页。

 

三、战时工业的兴盛

 

就东南区域来说,战前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工业化已经起步,而广大内地尚属萌芽阶段,只有南昌、九江、芜湖、赣州等少数城市分布着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如地处内地的江西,1931年以前“所有工业,皆不脱手工式;一二较大工厂,又因办理不善,致无起色。不特重工业毫未着手,即轻工业,亦无足称道者”[34];“以全国地区而论,距离海岸线较远;战前工业,比之江浙,自感落后”[35]。皖南地区的工业,“则简陋独甚;战前除制茶、榨油及宣纸徽墨等手工业以外,仅芜湖设有纱厂、植物油厂、面粉厂,及其他少数县份设有电灯厂、碾米厂而已”。[36]即使地处沿海的福建,“工矿事业,向极幼稚,在战前,除了沿海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四个城市,有若干合于工厂法的工厂,内地几县有原始的淘金、炼铁、采煤、和其他六个采矿权的设定外,再也不看到什么!”[37];“各种工业也多未使用动力,严格的说,尚是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38]。内地的普通县份,工业则尤为落后。如苏区革命后的宁都工业,“极不发达,除少数之手工业,以织夏布,此外实无一工业可言”[39];革命后的闽西上杭,也“无实业之可言”,“全县无一大工场,无一大制造厂,所有出品皆用手工制造,无有用机器者”[40];皖南的休宁,“工业,向不发达”[41]。即使交通比较便利的浙江衢县,也“无轻重工业,惟手工业特多”[42];浙西的于潜县,直至抗战时期仍“无轻重工业”[43]

 

全面抗战爆发后,外部由于日军的封锁,物资来源紧缺,内部由于人员和难民的大量内迁,区域内市场需求旺盛,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客观上造就了东南区域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面对这一良好环境,东南各省在大力发展省营和公营工业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鼓励民间发展工业,或进行工业技术的试验与改良。如福建省,1938年曾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分驻各县,“经常指导造纸、织布,陶瓷,制茶各主要的手工业,改良技术,增进质量”,从1940年起“开始办理贷款,予以扶植”;1943年度,福建省拟定三年建设计划大纲,“以发展省营工业,扶助民营工业,指导手工业的改良”为工业发展目标。[44]江西经济主管官员认为,“凡各种轻工业之经营,政府意在试验与提倡,试验成功,则让与民营”;事实上也将省营的三个火柴厂和一个罐头厂改归商办,另外,临川面粉厂、南城豆饼厂和纺织厂、赣州锯木厂等民营企业均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45]1940年,江西省政府专门设立工业实验处,“研究本省原料之利用,设计并造各种工作机,化工机械及各种工业应用之及器械与电气器材,以促进本省工业之发展”;该处下设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气工业三组,进行了造纸、制药、制革、制鞣料、制理化仪器、从糖中提取酒精、从煤中提取汽油等多种技术改良或试验,以及仿制和设计各种机械,其中有些技术和机械已在工业中推广使用,效果良好。[46]广东的民营工业,如丝织、抽纱、纺织、火柴、橡胶等,“战前亦颇负盛名,战后以机器原料资金困难,一时未能恢复”,广东省为此订定各种奖助办法,鼓励民营工业发展,并由省建设厅在业务和技术上对发生困难的企业予以帮助和指导;1942年度,广东省银行根据所订的贷款优惠办法,贷给民营工业1116610元。[47]浙江战时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基本工业或规模宏大的工厂,需要资本过多的由政府办理,轻工业及小规模的工厂,人民能力能负担的,奖助人民承办”;为此,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纲领确定了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并改良手工业、树立工业推广及经营制度、重工业由政府经营、轻工业鼓励民营等主要工业发展原则。[48]

 

市场的引导与刺激,加上政府主办工业的努力,东南区域腹地一改战前工业落后的面貌,区域内部工业呈现蓬勃的发展趋势。

 

战时江西的工业,以吉安、赣县和泰和为中心;其中,吉安原来就是赣江中游的工商业大都市,赣州是赣南的经济中心,而泰和则是战时省会。据战时经济部的一份统计,赣县工厂最多,达40家;吉安16家,泰和14家。[49]另据统计,战时吉安10人以上的工厂有41家、115名工厂职员、2250名工人,泰和有64家、362名职员、3704名工人,赣县有67家、235名职员、3836名工人。[50]这两份来源不同的资料均显示,赣县的工业最为发达。另据报载,抗战后迁到赣县的印刷厂有私营的印记、鼎记等7家,公营的民生印刷第二厂、新赣南印刷厂等4家,还有上海迁来的专印钞票的大东书局、专翻印铅版的商务印书馆,共计13家印刷厂和1家制铅锌版和凹凸版的企业。[51]地方文献记载,1941年,赣县拥有工厂54家,工人3978人,赣县(赣州)是全国14个重要经济城市之一。[52]

 

福建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南平、永安、沙县、建瓯等交通发达的闽北地区。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福建省营的25家工厂中,有7家在南平、5家在永安、建瓯和沙县各3家。[53]另据统计,福建省建设厅核准登记的省营和民营工厂共48家,其中化学工业8家、电气工业2家、酒精工业5家、铁器工业7家、火柴工业4家、锯木工业1家、□磨工业5家、造船工业1家、印刷工业5家、其他工业7家。另外,19445月省建设厅统计,全省有23家电气工厂。[54]

 

抗战的爆发也给原来落后的闽西山区提供了工业化的契机。1939年,上杭县商家合办“丰记布庄”,为木机织布企业;同年,武平县城创立“开文印务局”,1945年迁到上杭;由地方乡财投资兴办的“上杭复兴书店”,从梅县买来两台旧机器,承印《上杭精诚报》,兼印各式表格。[55]1943年,国民政府的汉阳兵工厂1000多人内迁长汀河田镇设厂;同年,长汀商人兴办新华米厂和大同、民生、春光碾米厂;1944年,官商合办的“长汀县光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另外,化工、冶炼、印刷、服装等工业企业也相继创办。[56]战时龙岩的卷烟工业异军突起,到1945年,10家卷烟厂有工人350人,年产卷烟1500箱;私人印刷厂有振成、大川、尚文等,职工共26人;新建立的电力工业有1938年由漳州迁到龙岩的龙岩电厂,1942年郭涌潮在罗桥创建的水电发电厂,1943年龙门镇湖洋浦的巨轮水电厂,1945年罗凤歧集资在雁石北河开办的雁腾电厂;冶铁厂有1943年振华生铁有限公司在东肖镇东坑设厂,另有兰溪、马坑锅厂冶炼生铁;电化厂有1942年郭涌潮集资创办的力行电化厂,1945年张焕成创办的巨轮电化厂;整个抗战时期,龙岩(6家)、漳平(2家)、长汀(4家私人碾米厂,加上长汀县田赋处官办米厂)共有13家机器碾米厂。[57]

 

广东的工业除前述建立的39家省营和公营工厂外,在政府登记在册的民营工厂有92家,其中酒精厂21家、火柴厂15家、卷烟厂15家、电器厂21家、电讯器材厂2家、机器工厂2家、其他工厂16家。[58]另据1941年底出版的资料,广东各县的民营工业共有474家,资本1292918元。[59]大多数工厂分布在以曲江、坪石、韶关、连县为中心的粤北地区,和以兴宁、梅县为中心的粤东北地区。其中,粤北地区是省营和公营工厂的集中地,而粤东北则是民营工厂的集中地。

 

粤东北地区承接了19世纪末以来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又较少受到1930年代国共战争的伤害,抗战时期现代工业呈膨胀式增长。如梅县计有卷烟厂10多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火力发电厂4家,私营机械修理厂14家,纺织厂13家,碾米厂7家,印刷厂20家,玻璃厂7家;其中机械修理、纺织、印刷、碾米、卷烟等行业多采用机械化生产。[60]值得注意的是,卷烟业完全是抗战时期兴起的,并成为战时梅县的支柱产业;该县先后成立民生、海源、复兴等十几家烟厂,职工人数多的达几百人,少的也有百人以上;产量从最初每天的几万支增至几十万支;设备从手工制作发展为机器制造,各厂生产的香烟牌号达百余种。如1938年成立的海源烟厂最盛时职工人数达400多人,每天生产50多万支香烟,并在兴宁和广州设立分厂;复兴烟厂创设于1940年,职工最多时二三百人。[61]兴宁则是纺织中心,该县织布业自19世纪中叶开始发展,抗战前后一段时期,是近代的鼎盛发展阶段。全县有大型合众、南京、霖兴、睦仁、勤信、普通等众多布厂,各厂初有织布机百余架,后来逐步改装铁机和电动机;据1935195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织布人数达20多万人;另据1950年兴宁工商联的粗略统计,全县有木制织布机28000多架、铁木机300多架、电动机100多架。[62]

 

浙江省工厂似乎最多,截止到194010月底止,符合《工厂法》的工厂共有844家,除去沦陷区245家外,实有工厂599家。[63]1941年春以前,这些工厂主要分布在宁波、温州、金华、丽水、永康、云和等地,之后进一步收缩到浙闽边境山区。比较重要的工业,除前述提及的省营兵工厂和铁工厂外,有民营电气工业,据统计,未沦陷区共有电气工业43家;也有浙江省政府与资源委员会在金华合办的浙东电力厂,同时在丽水、碧湖、小顺、大港头、松阳、龙泉设立6个分厂,资本640000元,发电324千瓦。[64]有碾米工业,共计451家,资本662591元,工人1508人,每厂年可碾米3200石;主要分布在浙东沿海地带,如鄞县61家、黄岩53家、慈溪51家、温岭48家、乐清32家、宁海21家、绍兴15家,瑞安11家,天台10家,永康9家、余姚8家、奉化和兰溪各5家,金华5家等。还有民营的纺纱工业,1940年前,萧山的通惠公纱厂和宁波的和丰纱厂所产的棉纱,能使市场得到相当的满足。造纸厂,除政府办理的外,民营的有宁波的天生造纸厂、华兴造纸厂。文化工业,除政府开办的文具厂和印刷厂外,民营的有勤业文具二厂,“制造蜡纸,供应市场需要”,还有东南日报馆、正报馆、决胜印刷所、浙江印刷所、新力印刷所等应运而生。[65]

 

皖南地区除前述省营和公营工业外,民间开办的工业大都是轻工业,如建国工厂,有木机24台、铁机12台,可织造斜纹哔叽等较为高级的布料;旌德纺织工厂、太平平民工厂、黟县民生纺织工厂等,连同省营和公营的纺织厂,生产总量“不过每年八万疋”,远不及战前皖南各县(17县)民间自行织布的总量(26万余匹)。另外还有两家皮革厂,连同皖南实业公司的皮革厂,三家皮革厂“总产量日约二十至三十张,数量极小,且近日生皮来源不旺,采购困难,而鞣料多系舶来品,供应时感不足”。[66]此外,宁国县有一家私人经营的港口灰山煤矿,机器开采,战前有矿工六七百人,战后因交通停滞,仅留工人数十人,“日产煤二十吨,供销邻近各县”。[67]

 

在某种程度上讲,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中期,是近代以来东南区域腹地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东南区域腹地不仅拥有原有的工业和手工业,而且承接了沿海内迁的工业;各省政府不仅创办了许多省营和公营工业,民间也兴办了不少民营工业,很多传统的手工业还得以复兴和改良。这些新式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一起,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开足马力扩大生产,适时满足了军需民用和市场需求。

 

四、战时工业的量化分析

 

实事求是地说,要准确描述东南区域发展概况是不容易的。最大的困难是相关数据的不确切,使得难以作深入的比较分析。以江西省工厂数为例,民国时期资料有多种说法。其一为抗战后期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登记的74家说,其二为抗战后期经济部发给江西省公(民)营工厂登记证的97家说,其三为1942年的102家说,其四为刘善初的105家说,其五为胡嘉诏的174家(工业115家和矿厂59家)说,其六为徐菲明的231家说,其七为谭熙鸿的197家(工业145家和矿业52家)说,其八为1944年底的154家说,其九为1946年《江西省政府施政报告》的124家说。[68]上述9种说法,最多的为231家,最少的只有74家。

 

为什么相差这么大,且有多种说法呢?主要原因有4个。一是各家说法的统计时间不一样,有的明确为1942年,有的指1944年,更多是的“战时”这样一个模糊说法。战时不仅战情瞬息万变,市场也是瞬息万变的,这些变动均决定了工厂的生死,因此,统计时间不一样,工厂数目自然不一样,甚至相差很大。二是统计标准不一样,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规定,现代工厂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用汽力电力水力发动机器”,其二是“平时雇佣工人在三十人以上”[69]。在当时来说,这个标准是不低的。上述9种说法大多没有说明统计标准,其说法只能存疑。不过,97家说是经济部颁发了工厂登记证的,102家说是来自经济部的统计资料,这两个数字应该是确切的。我们可以作个初步判断,即1942年,江西至少有102家现代工厂。三是大多数说法都没有将矿厂统计进去,或仅统计了某一类工厂,因而造成遗漏。如前四种说法都不包括矿厂,而1946年的124家说仅统计了民营工业,没有把公营工业和矿厂计算在内。四是统计工作平时做好不易,战时尤其不易,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难通等因素,各家说法存在遗漏因而不一致,甚至相差很大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相关资料和数据仍是我们分析的基本依据,尤其是如同一部门、同一时间的统计资料,仍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从内部看,战时东南区域工业发展呈现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各省工业发展势头和水平不平衡。表4显示,除皖南地区不论外,东南四省中,江西工业发展最好,无论是1942年还是1944年,其工厂数和资本额均为最高。而近半个世纪前,江西工业在周边7省中是最落后的。据相关资料统计,1895-1913年,江西万元以上的厂矿数只有13家,在周边7省(包括湖南、湖北)中位居末位,资本额居第5位。[70]1942年,江西工厂数在周边7省中排名第2位(第1位为湖南省);1944年,江西工厂数和资本额在周边7省中均为第2位(第1位为湖南省)。[71]在某种程度上说,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中期,不愧是江西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浙江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尽管其遭受1942年浙赣战役的重创,其工厂数和资本数仍超过广东,并且1944年高居东南四省中的第二,尤其是工厂数,几乎翻了一番。整个抗战时期,福建和广东工业发展水平大抵持平,皖南地区最为落后。

 

各省工业发展势头和水平不平衡,和各省的地理位置、战情和传统等省情密切相关。江西发展最好,不仅是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和主管经济的官员杨绰菴、张泽垚等的经济视野和管理能力密切相关。浙江发展势头强劲,则离不开战前浙江工业的良好基础和民间强大的“江浙财团”力量。福建战时有“偏安一隅”的气象,而广东则深受战事的影响,因而这两省发展势头均不如前两省强劲。战时皖南地区工业比较落后,是因为战前工业中心集中在芜湖,战后不仅芜湖沦陷,原有工业尽失,又地处军事前线,发展环境受制。

 

4  1942年、1944年东南区域工厂数及资本额概况表

 

 

1942

1944

厂数(家)

占全国比(%

厂数

占全国比(%

资本额

(千元)

占全国比(%

江西

102

2.71

154

2.92

100851

2.10

浙江

70

1.86

137

2.60

88261

1.84

福建

88

2.34

61

1.16

33598

0.70

广东

69

1.84

71

1.35

32143

0.67

安徽

83

2.20

22

0.42

6107

0.13

皖南地区

41.5

1.10

11

0.21

3053.5

0.065

东南区域合计

453.5

12.7

434

8.24

257906.5

5.37

全国

3758

100

5266

100

4801245

100

 

说明:1.根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皖南地区以安徽省数量一半计算。

 

资料来源:《后方工厂数资本工人及动力设备统计(1942)》,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2年印,第13页;《战时工业厂数资本数及工人数统计——截至民国三十三年底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工业统计资料提要》,1945715日印,第3页。

 

第二,战时工业呈现相对的“公轻民重”格局,尽管如此,公营工业和民营工业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可比数据的1944年为例(见表5)。从工厂家数看,该年东南区域共有434家工厂,其中公营工业123家,占总数的28.3%;民营工业311家,占71.7%。从资本额看,东南区域总数为257906.5千元,其中公营工业93294.5千元,占总数的36.2%;民营工业164612千元,占63.8%。这说明,无论是工厂数还是资本额,公营工业只占1/3左右的比重,民营工业占有2/3左右的比重。战时工业这种相对的“公轻民重”格局,反映了各省政府主管部门的既定政策和思维,即政府举办工业的目的在于倡导工业化(机械化),以带动全省工业的发展,政府举办工业应着重民间资本无力举办的重工业等部门。如江西省,“凡各种轻工业之经营,政府意在试验与提倡,试验成功,则让与民营”;抗战以来,“除轻工业外,更进而为各项重工业之建设”。[72]

 

与公营工厂相比,民营工厂数量占比较高(71.7%),说明民营工厂数量众多,行业分布较广,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恰恰是民营工业生存的基础。

 

5  1944年东南区域公营民营工厂及其资本额比较表 

 

 

总数

公营

民营

总数

公营

民营

厂数

占比

厂数

占比

资本额

占比

资本额

占比

江西

154

47

30.5

107

69.5

100851

41607

41.3

59244

58.7

浙江

137

52

38.0

85

62.0

88261

31764

36.0

56497

64.0

福建

61

14

23.0

47

77.0

33598

14115

42.0

19483

58.0

广东

71

7

9.9

64

90.1

32143

5180

16.1

26963

83.9

安徽

22

6

27.3

16

72.7

6107

1257

20.6

4850

79.4

皖南地区

11

3

27.3

8

72.7

3053.5

628.5

20.6

2425

79.4

东南区域合计

434

123

28.3

311

71.7

257906.5

93294.5

36.2

164612

63.8

 

说明:1.根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皖南地区以安徽省数量一半计算。3.单位分别为家、%、千元。

 

资料来源:《战时工业厂数资本数及工人数统计——截至民国三十三年底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工业统计资料提要》,1945715日印,第3页。

 

第三,化学、纺织、电气、饮食和机械工厂比较多,这五个行业是东南区域优先发展的工业,也是和国计民生最为密切的行业。无论是公营和省营工厂家数的占比情况,还是公营民营工厂家数的占比情况,都反映了同样的结果。表6是抗战时期东南各省省营和公营工厂家数结构概况表,该表显示,在10个行业中,四省省营和公营工厂家数占比排在前五位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工业(27%)、纺织工业(21%)、电气工业(11%)、饮食工业(10%)和机械工业(9%)。各省工业家数占比排在前两位的稍有不同,江西分别是纺织(26%)和化学(25%)工业,浙江是纺织(29%)、机械(18%)和化学(18%)工业,福建是电气(24%)和化学(20%)、建筑(20%),广东是化学(44%)和饮食(13%)工业。表7是抗战中期江西和浙江工厂家数结构概况表,该表也显示,在10个行业中,两省工厂家数占比排在前五位的行业依次为饮食工业(55%)、化学工业(14%)、纺织工业(11%)、电气工业(7%)和机械工业(5%)。这两个表资料来源不同,统计时间也不一样,但反映的结果是一样的。

 

6  抗战时期东南各省省营和公营工厂家数结构概况表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四省合计

家数

%

家数

%

家数

%

家数

%

家数

%

电气工业

6

10

7

15

6

24

 

 

19

11

机械工业

3

5

8

18

1

4

4

10

16

9

化学工业

15.5

25

8

18

5

20

17

44

45.5

27

采掘冶炼工业

6

10

 

 

 

 

3

8

9

5

建筑工业

3

5

 

 

5

20

2

5

10

6

纺织工业

16

26

13

29

2

8

4

10

35

21

文化工业

5

8

5

11

 

 

1

2

11

7

饮食工业

5

8

3

7

4

16

5

13

17

10

日用品工业

 

 

1

2

 

 

3

8

4

2

其他工业

2

3

 

 

2

8

 

 

4

2

工业总数

61.5

100

45

100

25

100

39

100

170.5

100

说明:1.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化学工业包括酒精、造纸、肥皂、制革、火柴等工厂,建筑工业包括土石和木材处理等工厂,纺织工业包括缫丝(织绸)等工厂,饮食工业包括碾米、面粉、榨油、农产加工等工厂,其他工业包括不明产品和不适合划分的工厂。3.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为1940年底和1941年初统计数据,广东省为1939年至1945年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江西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3期,1941315日,第100-101页;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浙江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6期,1941615日,第114页;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福建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4期,1941415日,第114页;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4-35页;《广东省抗战后省营工业概况统计(民国二十九年)》,《广东政治》第2卷第3期,1942315日,第42页;傅润华、汤约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中国工商年鉴编纂出版社1948年版,第165-166页。

 

第四,政府和民间办厂有着不同的取向和旨趣,政府更倾向于重化工业,而民间资本更倾向于轻工业。为便于比较,我们将电气、机械、化学、采掘冶炼、建筑划为重化工业部门,纺织、文化、饮食、日用品和其他行业划为轻工业部门。表6显示,东南四省省营和公营重化工厂家数占有总家数58%的比重,轻工业只占总家数42%的比重;如果分省看,那么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工厂家数的重轻比例分别是:55:4551:49683267:33。很明显,政府和相关部门办理的工厂中,重化工厂家数稍稍超过轻工业工厂家数,福建、广东两省尤其明显。而表7显示,抗战中期江西和浙江重化工厂家数只占有总家数的28%,而轻工业工厂家数却占总家数的72%。结合两个表的统计数据,不难判断,民间资本更倾向于轻工业投资。其背后的原由,既和政府、民间所处不同位置和所承担的不同职责有关,也和轻工业技术要求相对含量低、投资小、成本回收快,而重化工业恰恰相反等密切相关。

 

7  抗战中期江西和浙江工厂家数结构概况表

 

江西(A

江西(B

浙江(A

浙江(B

合计

家数

%

家数

%

家数

%

家数

%

家数

%

电气工业

3

3

5

5

40

7

16

16

64

7

机械工业

8

8

8

8

17

3

11

11

44

5

化学工业

42

43

44

42

16

2.5

21

21

123

14

采掘冶炼工业

 

 

 

 

2

 

 

 

2

 

建筑工业

6

7

7

6

1

 

1

1

15

2

纺织工业

14

15

18

17

40

7

30

30

102

11

文化工业

5

5

8

8

5

1

9

9

27

3

饮食工业

9

9

9

8

469

78

11

11

498

55

日用品工业

1

1

1

1

9

1.5

2

2

13

1

其他工业

9

9

5

5

 

 

 

 

14

2

工业总数

97

100

105

100

599

100

101

100

902

100

 

说明:1.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机械工业包括铁、砂皮、铜锡、冷藏等工厂,化学工业包括酒精、电池、造纸、肥皂、制革、火柴、玻璃等工厂,建筑工业包括水泥、钉子、砖瓦和锯木等工厂,纺织工业包括针织、绣花、轧棉、织染等工厂,饮食工业包括碾米、罐头、面粉、榨油、精盐、卷烟、农产加工等工厂,日用品工业包括药棉、火柴盒梗、自来水、陶瓷等工厂,其他工业包括生产产品不明和不适合划分的工厂。

 

资料来源:《抗战时期经济部已发给江西省公(民)营工厂登记一览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江西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6页;刘善初:《江西经济建设之路》,江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经建季刊》第2期,1947131日,第74-76页;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1941215日,第47-49页;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浙江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6期,1941615日,第114页。

 

第五,战争改变了东南区域的工业布局。战前,东南区域的工业主要分布各省省会和沿江、沿海地带。如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宁波和温州,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汕地区,江西的南昌和九江,皖南的安庆和芜湖。战后,东南区域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各省临时省会和腹地交通便捷的县份,浙江以金华、丽水、永康、云和为中心,福建以南平、永安、建瓯、沙县、建阳为中心,广东以韶关、坪石、梅县和兴宁为中心,江西以赣县、吉安、泰和、兴国、南城为中心,皖南地区以屯溪为中心。如福建,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27家工厂中,南平7家、永安5家、建瓯3家、沙县3家,其余7县均为1家。[73]如江西,据战时经济部的一份统计,105家工厂中,赣县40家、吉安18家、泰和14家、兴国8家,其他各县均为3家以下。[74]另据战时江西省建设厅登记的74家工厂中,赣县24家、泰和14家、吉安13家、南城6家,其他各县都在3家以下;经济部已登记的97家工厂中,赣县38家、吉安14家、泰和9家、兴国8家,其他各县在4家以下。[75]

 

第六,相对来说,工厂总体规模小、技术低,大多为半机械化,部分达不到《工厂法》的标准。据可比数据,东南区域工厂资本额不到国统区平均数的2/3。据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年代的资料,东南各省工厂工人人数和资本额状况大致如下:在浙江,1940年,全省599家工厂中,平均每家工厂约有18人、资本16519元;599家工厂中有451家碾米厂,平均每家只有3.4人、资本1469元;如果除去这451家碾米厂,另48家工厂平均每家约有188名工人、192334元。[76]另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不完全统计,1941年初,浙江省有工人人数记载的88家工厂中,平均每家工厂约有137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工厂为省振济会难民染织厂,有2370人,30人以下的工厂有35家,人数最少的工厂为田德兴碾米厂和鸣光电厂,都只有4人。有资本额记载的85家工厂中,平均每家约有资本103429元;其中,资本最多的工厂为浙东纺织厂和浙江铁工厂,分别有20000001300000元;资本最少的为田德兴碾米厂,只有1000元。[77]在江西,据一份报刊资料计算,战时吉安10人以上的工厂平均约有58名工人,泰和10人以上的工厂平均约有64人,赣县约有61名工人。[78]在广东,据1940年统计,有职工人数记载的11家省营工厂中,平均每家工厂约有79人、资本51445元;其中,两家工厂的人数在30人以下(一家29人,另一家23人)。[79]在福建,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不完全统计,1940年,全省27家工厂中,平均每家工厂约有156人、资本122704元;其中,人数最多的工厂为南平的福建省企业公司铁工厂,有1709人,30人以下的工厂有6家,最少的只有7人,为沙县电厂碾米磨粉部。[80]另据前表5计算,1944年,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皖南地区工厂的平均资本额分别为654877644241550787452718277597元;东南区域每家工厂平均资本额为594257元,国统区每家工厂平均资本额为911744元,东南区域每家工厂平均资本额约为国统区平均数的65.18%

 

从规模看,以上资料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碾米厂和电厂工人人数都比较少,大都达不到《工厂法》规定的人数标准。其二,除去碾米厂和电厂以外,还有其他部分工厂也达不到《工厂法》规定的人数规模。其三,从工人人数和资本额看,各省工厂规模不一,工人人数多的达几千人,少的只有个位数;同一省份,不同时间也不一样,浙江省即为典型。若以平均数看,1940年前后,浙江省和福建省工厂规模较大(浙江省碾米厂不计算在内),工人人数在150人左右,资本额都在100000元以上;江西、广东工厂规模相对较小,工人人数在六七十人左右,广东工厂资本额在50000元左右。1944年的资本额数据显示,东南各省工厂平均资本额从多到少的排序依次为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皖南地区,东南区域每家工厂的平均资本额不到国统区平均数的2/3

 

从技术看,东南区域大多为半机械化的工厂,总体技术含量比较低。以省份或地区论,战时江西“有一度工业相当蓬勃,其实仍然是手工业”,鲜有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生产。[81]皖南工业,“则基础过于脆弱,不足配合运用”。[82] 战时“浙江省的工业,可以说是仍以手工业为主。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工厂,□属寥若星辰,小规模的或半机械化的工厂,除掉沿海通商口岸及一二交通据点,稍稍呈现一点集中趋势外,也是疏疏落落地散布于各地。手工业作坊,在生产上所尽的任务,依旧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工业近代化的门,虽然打开,工厂的烟囱,却始终还未到处树立着”。[83]以行业论,如电力是现代工业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很多电厂只是作为照明使用,能够给工厂提供动力能源的比较少。据战前国际贸易局调查,浙江省58县共有电厂120家,但“大多数只供给电灯,只有八家兼供电力;三家兼供电热;三十三家兼营碾米”;而据浙江省建设厅登记的87家电厂中,未沦陷的43家电厂“兼供电力的,依然很少”;“电力的应用,仍距理想尚远。亟须设法开展,以促进工业的发展”。[84]战前福建省共有25家电气工厂,“只有福州厦门两地的规模较大,其用途又大多是用于电灯,很少用为工业动力的”,战时仍然如此。[85]如浙江省最大的铁工厂,虽然能制造各种机器,“可惜的是该厂生产能量有限,各种机件,均不能大规模地生产;社会需要,尚不能十分满足”;其他“浙赣路局铁工厂,也能制造小型机器。浙光工厂,只能修理配置零件”;“炼钢的原料矿铁,浙江省是有的。但是炼钢铁的工程,尚没有成立”。[86]整个东南区域,只有江西省有一家炼铁厂。

 

第七,战时的工业化浪潮没有得以延续,抗战末期不仅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而且随着战争结束市场中心转移趋向萧条。1944年底,豫湘桂战役后,日军窜扰东南区域腹地,区域工业呈现进一步的颓势。在广东,1945年春,“敌人再大举进犯粤北时,曲江,坪石,乐昌,先后沦陷,各厂事前未能计划及时迁移,又再次惨遭洗劫!”[87];省营的织造、面粉、炼油、农具、电池及化工材料厂全部停工;酒精和肥皂厂迁移仁化后,酒精厂停工,仅肥皂厂开工;南路制糖厂亦停工,仅麻织厂开工[88]。江西工业迅速收缩,据可比数据,战时江西共有公营民营工厂105家,战后仍然生存下来的只有35家,为原来的1/3[89]另据统计,抗战中全省在后方设立的59家矿厂中,1947年正式开工的只有35家,筹备开工的13家,其余11家已报请经济部撤销其矿业权;战时设立的115家工厂中,“因资金周转不灵,原料缺乏,相继停闭者”达93所。[90]而浙江的省营工业早在浙赣战役中就遭受严重打击,此后又在日军的持续骚扰中饱受摧残。据19448月的《浙江省重要施政报告》,列出的省营工厂只有8[91],与1941年高峰期的45[92]相比,真有不胜今昔之感。福建省的“许多民营工厂,由于金融,交通种种急剧的刺激,不必等候善后复员,很快的停闭了”[93];战时盛极一时的企业公司,“随着胜利带来了它的没落”,省府重组新公司的行动失败,公司资产或变卖,或由省行信托部接收;1946年,全省由经济部核准登记的公司工厂场共有134所,未经登记的“尚有四百单位”,“惟大都设备简陋,资本短小”。[94]

 

五、比较与评价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东南区域工业历经重大兴衰变迁;与抗战大后方相比,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的异同点,显示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以整个国统区论,因地处全国抗战前线,东南区域工业是比较落后的,工厂数和资本额所占比重都比较低。大体说来,工厂数只占国统区总数的10%左右,资本额占国统区总数的10%以下,每家工厂平均资本额不到国统区平均数的2/3。表4 显示,在东南区域工业发展相对繁盛的1942年,这一年东南区域(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皖南地区)共有453.5家工厂,只占国统区工厂数的12.7%1944年,东南区域有434家工厂,占国统区工厂数的比重下降到8.24%;资本额为257906.5千元,只占国统区总资本额的5.37%。进一步比较1942年、1944年东南区域和整个国统区的工厂数,不难发现,东南区域呈下降趋势,减少了19.5家工厂,减少比例为4.30%;而整个国统区却呈迅猛上升趋势,增加了1508家工厂,增加比例为40.13%。东南区域和整个国统区的降升趋势,反映了军事前线与安全后方的差别。说明东南区域身处全国抗战前线,工业发展深受战火伤害,1944年工业环境恶化;相对来说,大西南、大西北地区因地处抗战大后方,远离战场,工业发展环境安定,市场需求旺盛,工业因而呈现迅猛发展的趋势。

 

从公营、民营工业的比较看,东南区域和整个国统区相比有同有异。以工厂数和资本额所占比率看,前文分析表明,以可比数据的1944年为例(见表5),东南区域公营工厂家数占总数的28.3%,民营工厂家数占总数的71.7%;公营工业资本额占总数的36.2%,民营工业占63.8%。相对应的是,1944年,从整个国统区看,公营工厂家数占总数的9.5%,民营工厂占90.5%;公营工业资本额占总数的34.9%,民营工业占65.1%[95]东南区域公营、民营资本额所占比率与整个国统区大致相同,呈现出“公轻民重”的格局,但公营工厂数所占比率几乎是国统区的近3倍。这从反面说明,大后方公营工厂的资本额几乎是东南区域公营工厂的近3倍。虽然工厂数和资本额呈现“公轻民重”格局,但与1936年公营资本只占全国工矿业资本的15%[96]相比,战时已有明显改观,翻了一倍多。

 

尽管战时公营工厂资本额所占比重稍轻,但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由于所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责不同、对市场回报要求不同,在东南区域,政府更倾向于重化工业,而民间资本更倾向于轻工业。整个国统区也是如此,国家资本(公营和省营)掌握了冶炼、电力、电气、机器、化学等部门,而民营厂仅在五金、木材、食品、文具印刷、杂工业中占优势,一向民营的纺织工业是公私平分,煤矿是民营为主,金属矿和石油则是国家独占。[97]国家资本在主要行业上的优势,不仅反映了国家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投资取向和旨趣,而且说明了国家资本在工业生产中的垄断地位。当然,战时公营工业和民营工业相互补充的作用仍是明显的,不可否认。

 

从工业变迁轨迹看,东南区域和抗战大后方有些许差异。从纵向变迁看,东南区域工业有着明显的损失-繁荣-萧条的变动轨迹。抗战初期,受日军的迅猛进攻,以及地方政府拆迁工作不力、工厂主犹豫不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东南各省工业损失巨大。此后,由于日军的封锁,外来原料和货物等的断绝,政府主办工业的努力,加上市场的引导与刺激,东南区域出现了繁荣的战时工业化浪潮。抗战末期,受战事和市场中心转移等因素影响,工业趋于萧条。和东南区域相比,抗战大后方工业虽也有一个兴起-繁荣-萧条的变动轨迹,但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抗战初期,大后方不存在工业损失的情况,而是直接承接了沿海内迁的工业,或者直接创办新的工业。二是抗战后期,工业萧条的时间不一样。东南局区域地处抗战前线,受军事影响明显,有些省区工业很早就衰落了。如1939年至1940年的两次粤北战斗、19411942年的两次惠博战斗中,广东工业受影响不小;1942年的浙赣战役,对浙江工业打击较大;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湘粤赣边区战斗,广东和江西工业深受其害。尽管1944年大后方经济不景气,但该年工业生产仍然达到抗战以来的最高峰值,工业萧条的真正到来还是在抗战胜利后才出现。[98]

 

从东南区域内部看,由于各省的地理位置、战情、传统和主管官员等基本省情的不同,各省工业发展势头和水平不平衡。江西工业发展最好,浙江工业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工业“偏安一隅”,广东工业深受战事影响,皖南地区最为落后。此外,化学、纺织、电气、饮食和机械五个行业是区域内优先发展的工业,也是和国计民生最为密切的行业;相对来说,战时工厂总体规模小、技术低,大多为半机械化,部分达不到《工厂法》的标准。至于东南区域工业的产值和经济效益,限于资料,无法做出的整体估算和比较分析。

 

战争改变了东南区域的工业布局。战前,东南区域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各省省会(杭州、福州、广州、南昌)和杭嘉湖地区、闽南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宁波、温州、福州、汕头、九江、安庆、芜湖等沿江、沿海地带。战后,工业主要分布在各省临时省会(永康、云和、永安、泰和、韶关)和腹地交通便捷的县份如金华、丽水、南平、建瓯、梅县、兴宁、赣县、吉安、屯溪等地。这种改变对于改善近代以来的沿海-内地不平衡的工业发展格局,以及启动或促进内地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毕竟,近代以来的沿海-内地不平衡工业发展格局,是长期以来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趋势。

 

战时工业的兴衰变迁,对各省的意义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就江西和福建来说,由于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战前两省工业都不算发达,战时却是两省工业建设的“黄金时期”,战时工业相较战前都有较大发展。战前直至抗战初中期,两省的工业是持续发展。[99]而相对浙江和广东两省来说,尽管战前省内仍然存在沿海和内地工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其工业都远比江西和福建发达,而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不仅严重破坏了两省已有的工业基础,而且大大迟滞了两省的工业化进程。[100]战争之于不同地区工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东南区域工业经济抗战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抗战时期,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成功地建立起战时工业体系,对于持久抗战,最终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01]相对来说,学界对东南区域战时工业的研究是不够的,对其历史贡献是忽视的。实际上,东南区域的战时工业,同样对我国的持久抗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行业看,如军事工业,浙江省制造的各式武器和其他军工产品,“西边销到广西、贵州,南边到了福建、广东,北边到了安徽,一直销到西北的甘肃。在战区与本省的销场,更是普遍”;造纸工业,浙江省营的造纸厂,出租给商人,“制造钞票纸”,得到银行界人士的高度评价。[102]纺织工业,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办理的麻织厂,其生产的苧麻布,“美观耐用”,“自出品以来,行销最广,大有供不应求之势”[103]1942年秋,蒋介石的侍从室在麻织厂定制制服“数百套”[104]1943年,该厂织成钨砂袋141719条、米袋937条、麻布8626码,供应各方需要。[105]卷烟工业,梅县卷烟工厂生产的各种牌号的香烟,远销江西、湖南、福建、广西等省。[106]

 

从省区看,如江西的省营工业,截至194110月止,赣县的麻织厂制售麻袋50万只,因“坚固耐用”,该省出口的钨砂和锡砂全部采用本省自制的麻袋;赣县炼糖厂生产的糖,“不惟足以自给,且外销湘、粤等省”;吉安、赣县和泰和的三个印刷厂,印刷设备和技术国内“首屈一指。中央及邻省,均曾交印各种书报刊物”;萍乡的民生瓷厂,“制造各种军用电瓷,供给军政、交通两部,及本省公路处,电话工程队,电讯大队,并各电厂之用。至美术及普通瓷品,则畅销省内及湘、桂、川、黔诸省,供不应求”;药棉药布厂的药棉,不仅供应本省,“且湘、桂、粤、黔之所需,亦赖本省供给”;罐头厂每年生产的20万罐荤素果蔬罐头,“除本省外,其市场遍及川、湘、粤、桂诸省”。[107]正是由于江西工业的飞速发展,以至于战后有人评价,战时江西民营工业,“对供应东南各省需要,颇具贡献”[108];全省工业,不仅“完成了物资自给自足毋须外求的计划;同时还有大部分的物资,专供应西南各省的需要”[109]

 

从整个东南区域看,据研究,战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东南区域先后办理的500多个工业合作社(其中不少工合社采用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不仅有力支持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军事抗战,而且救济了战时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们,促进了东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工合社的产品还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战时和市场的需求,充实了我国的“经济国防线”。[110]

 

总体说来,尽管战时东南区域工业在全国所占比重是比较低的,但是其所发挥的维持东南区域甚至大西南、大西北等抗战大后方军需民用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论述国统区工业对民族抗战的贡献时,不应忽视东南地区国统区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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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的国统区为例”(10CZS022)的结项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详细和中肯的修改建议,文责当由作者自负。

 

作者简介:游海华(1972- ),男,汉族,江西丰城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共党史。联系方式:yhh1872@163.com13958081353

 

[]例如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工业的研究,刘国良认为,抗战大后方工业活动的主要地区在川、滇、黔、桂、湘、陕、甘、康8省,其中心是四川;徐秀春认为,抗日大后方包括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阮陵、桂林、西安、宝鸡、昆明、贵阳、宁雅、甘青等11个工业区;黄如桐认为,抗战后方包括西南、西北和湖南、广西10省以及华中、华北少数县区,而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陕西、甘肃、西康8省为较稳定的经济区。因而,对于东南区域的公营和地方政府经营的工业,刘书和许书只简要提及,对于民营或私营工业没有加以考察,王书则均没有论及。分别参见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王相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542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61页。

 

[]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各地迁设丽水地区的工厂及其影响》,《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省营工业的损失与重建》,《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刘莉莉:《江西近代工业化的“黄金时期”:1938-1943》,《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袁成毅:《区域工业化进程的重创:抗战时期浙江工业损失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温锐、游海华:《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肖自力:《论民国年间(1914-1949)赣南钨业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刘义程:《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工业发展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笔者曾专文考察过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以工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主要为手工业生产)。本文的工业主要指省营和公营工矿业、民营工矿业等,一般不包括工业合作社,但难以分辨和剔除民国时期各种统计数据中的工业合作社和其他手工业。拙作参见游海华《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工业技术会议纪录》,《东南经济》第910期合刊,194110月,第134页;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270页;林继庸:《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彤新春编著:《民国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7页。

 

[]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1941215日,第52页。

 

[]吴企云:《皖南工业建设问题》,《东南经济》第78期合刊,19418月,第25页。

 

[]据黄绍竑回忆,“因为当时长江下游各省正当军事要冲,为使军事便利起见,都调换军人充当省主席,江苏的陈果夫换了顾墨三,安徽的蒋雨岩换了李德邻,浙江的朱骝先换了我”。其中,顾墨三即顾祝同,蒋雨岩即蒋作宾,李德邻即李宗仁,朱骝先即朱家骅。从军事的角度看,临阵换帅确有必要,但省政府主席的更换,无疑将在一定时期内影响行政的正常运转。参见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林继庸:《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彤新春编著:《民国经济》,第27页。

 

[]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357498页。

 

[]《工厂法》规定:符合登记的工厂必须“使用动力和雇佣工人三十人以上”。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4749页。

 

[11]陈仲章:《广东工业建设研究》,《广东建设研究》第1卷第2期,第30页。

 

[12]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4页。

 

[13]陈仲章:《广东工业建设研究》,《广东建设研究》第1卷第2期,第31页。

 

[14]林继庸:《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彤新春编著:《民国经济》,第5149页。

 

[15]陈仲章:《广东工业建设研究》,《广东建设研究》第1卷第2期,第31页。

 

[16]林继庸:《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彤新春编著:《民国经济》,第48-51页。

 

[17]统计室:《抗战一年中福建实业损失概况》,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闽政月刊》第3卷第1期,1938930日,第50-51页。

 

[18]包可永:《抗战四年来之福建建设》,《东南经济》第2期,1941215日,第23页。

 

[19]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第371-375页。

 

[2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第504-523页。

 

[21]杨绰菴:《赣省十年经济建设》(5),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5-7页(文页)。

 

[22]傅润华、汤约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中国工商年鉴编纂出版社1948年版,第135页;张泽垚:《十年来之江西工业》(23),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7页(文页)。

 

[23]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江西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3期,1941315日,第100-101页。

 

[24]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388-391498页。

 

[25]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浙江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6期,1941615日,第114页。

 

[26]包可永:《抗战四年来之福建建设》,《东南经济》第2期,第23页;陆桂祥:《福建省企业公司概况》,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闽政月刊》第9卷第2期,19418月,第53页。

 

[27]陆桂祥:《福建省企业公司概况》,《闽政月刊》第9卷第2期,第5356页。

 

[28]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福建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4期,1941415日,第114页。

 

[29]张来仪:《福建工业现状的考察》,中国经济研究会:《经济周报》第3卷第11期,1946年,第21页。

 

[30]刘建绪:《福建省政府施政报告》,19444月,第27页。

 

[31]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0页。

 

[32]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4页。

 

[33] 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4-35页;《广东省抗战后省营工业概况统计(民国二十九年)》,《广东政治》第2卷第3期,1942315日,第42页;傅润华、汤约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中国工商年鉴编纂出版社1948年版,第165-166页。

 

[34]张泽垚:《十年来之江西工业》(23),《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20页(文页)。

 

[35]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江西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3期,第95页。

 

[36]吴企云:《皖南工业建设问题》,《东南经济》第78期合刊,第23页。

 

[37]包可永:《抗战四年来之福建建设》,《东南经济》第2期,第23页。

 

[38]朱玖莹:《三年来之福建工业及其建设》,福建省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福建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1期,1945430日,第3页(文页)。

 

[39]《江西民国日报》193981日。

 

[40]张汉等修、丘复等纂:《上杭县志》1938年印,“实业志”。

 

[41]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安徽省休宁县经济调查》,《东南经济》第5期,1941515日,第110页。

 

[42]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浙江省衢县经济调查》,《东南经济》第1期,1941115日,第114页。

 

[43]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浙江省于潜县经济调查》,《东南经济》第6期,1941615日,第88页。

 

[44]朱玖莹:《三年来之福建工业及其建设》,《福建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1期,第4页(文页)。

 

[45]杨绰菴:《赣省十年经济建设》(5),《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12页(文页)。

 

[46]张泽垚:《十年来之江西工业》(23),《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18-20页(文页)。

 

[47]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5页。

 

[48]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65页。

 

[49]刘善初:《江西经济建设之路》,江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经建季刊》第2期,1947131日,第76页。

 

[50]《停滞衰落中的江西工业概况》,《力行日报》194654日。

 

[51]《赣南民国日报》194184日。

 

[52]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赣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53]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福建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4期,第112-114页。

 

[54]据原资料分类工业统计只有45家,与总数48家相差3家。朱玖莹:《三年来之福建工业及其建设》,《福建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1期,第4-7页(文页)。

 

[55]上杭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张家龙、丘福生:《上杭印刷业发展史》,政协上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上杭文史资料》总第5期,198410月印,第41页。

 

[56]长汀县志编篡委员会编:《长汀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19212页;李阳民:《抗战时期长汀的工业与手工业》,政协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汀文史资料》第26辑,199512月印,第66-67页。

 

[57]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市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9151-152153155页;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地区志》(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445页。

 

[58]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5页。

 

[59]陈仲章:《广东工业建设研究》,《广东建设研究》第1卷第2期,第31页。

 

[60]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工业”。

 

[61]欧阳英:《梅城卷烟工业今昔》,政协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第19辑,19915月印,第150-151页;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99年印,第398页。

 

[62]罗怀铎整理:《兴宁土布业发展情况》,政协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梅州文史》第3辑,19906月印,第117121122页。

 

[63]《工厂法》规定:符合登记的工厂必须“使用动力和雇佣工人三十人以上”。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47-49页。

 

[64]徐世治、杜宋绶:《浙江省经济近况》,《浙光》第7卷第1920期合刊,1941216日,第5页。

 

[65]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6052-5356-57页。

 

[66]吴企云:《皖南工业建设问题》,《东南经济》第78期合刊,第26-27页。

 

[67]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资料室:《安徽省宁国县经济调查》,《东南经济》第78期合刊,19418月,第186页。

 

[68]《江西省政府建设厅工厂登记清单》、《抗战时期经济部已发给江西省公(民)营工厂登记一览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江西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8282-86页;《后方工厂数资本工人及动力设备统计(1942)》,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2年印,第13页;刘善初:《江西经济建设之路》,《经建季刊》第2期,第76页;胡嘉诏:《江西之建设》,江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经建季刊》第5期,19484月,第1213页;徐菲明:《衰疲了的江西工业》,吴宗慈主编:《江西通志稿》第20册,江西省图书馆1985年印;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36-1945)》,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320-1325页;《战时工业厂数资本数及工人数统计——截至民国三十三年底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工业统计资料提要》,1945715日印,第3页;《民国三十五年三至九月江西省政府施政报告》,吴宗慈主编:《江西通志稿》第20册,江西省图书馆1985年印。

 

[69]《工厂法(19291230日公布)》,《农矿月刊》1930年第12期,第1页。

 

[7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70-920页。

 

[71]1942年,各省虽有工人数和资本额的统计数据,但均有缺漏,不具可比性。《后方工厂数资本工人及动力设备统计(1942)》,《后方工业概况统计》,第13页;《战时工业厂数资本数及工人数统计——截至民国三十三年底止》,《工业统计资料提要》,第3页。

 

[72]杨绰菴:《赣省十年经济建设》(5),《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12页(文页);张泽垚:《十年来之江西工业》(23),《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7页(文页)。

 

[73]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福建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4期,第112-114页。

 

[74]刘善初:《江西经济建设之路》,《经建季刊》第2期,第76页。

 

[75]《江西省政府建设厅工厂登记清单》、《抗战时期经济部已发给江西省公(民)营工厂登记一览表》,《江西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第78-8282-86页。

 

[76]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47-49页。

 

[77]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浙江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6期,第108-114页。

 

[78]《停滞衰落中的江西工业概况》,《力行日报》194654日。

 

[79]《广东省抗战后省营工业概况统计(民国二十九年)》,《广东政治》第2卷第3期,第42页。

 

[80]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福建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4期,第112-114页。

 

[81]刘善初:《江西经济建设之路》,《经建季刊》第2期,第74页。

 

[82]吴企云:《皖南工业建设问题》,《东南经济》第78期合刊,第32页。

 

[83]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47页。

 

[84]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51-52页。

 

[85]朱玖莹:《三年来之福建工业及其建设》,《福建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1期,第3页(文页)。

 

[86]许延俊:《浙江省工业现状及其发展》,《东南经济》第2期,第51页。

 

[87]傅润华、汤约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第165页。

 

[88]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34-35页。

 

[89]刘善初:《江西经济建设之路》,《经建季刊》第2期,第76页。

 

[90]胡嘉诏:《江西之建设》,《经建季刊》第5期,第12-13页。

 

[91]浙江省政府编:《浙江省重要施政报告》,19448月印,第7页。

 

[92]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浙江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6期,第114页。

 

[93]张来仪:《福建工业形态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第3卷第34期合刊,1947年,第22页。

 

[94]傅润华、汤约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第185-186页。

 

[9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第529页。

 

[96]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第397页。

 

[9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第530页。

 

[98]据刘国良书统计,国统区工业产生指数若以1938年为100,则1939年为1301940年为1851941年为2421942年为3021943年为3751944年为3811945年为316;而许涤新书则认为,“1943年,后方民营工业陷入困境,……1944年,经济更不景气,公营生产亦衰退”。分别参见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第394-395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卷,第504页。

 

[99]如福建省,“省内各地,已渐步入新工业之境地”,“全省工业,有勃兴气象”;各种省营工业“居然成为一具体而微的,合于实际需要工业规模”。分别参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第四组:《福建省工厂调查》,《东南经济》第4期,第112页;包可永:《抗战四年来之福建建设》,《东南经济》第2期,第23-24页。

 

[100]如广东省,广州沦陷后,省府在后方先后建立了不少工厂,但是“因为战时交通阻塞,及其来源缺乏,各厂规模设备,固大不如前,而产品质量,亦较战前为逊”。傅润华、汤约生主编:《中国工商要览》,第165页。

 

[101]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第362页;王相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第539-549页。

 

[102]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390501页。

 

[103]《本处消息·新式麻布》,实业部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农村服务通讯》第38期,19433月,第23页。

 

[104]《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负责办理指挥监督振济第二、四两工厂一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案,全宗:农林部,副全宗: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档案号:20-47-012-01

 

[105]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3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版,第102页。

 

[106]欧阳英:《梅城卷烟工业今昔》,政协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第19辑,第150-151页。

 

[107]张泽垚:《十年来之江西工业》(23),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印,第10-1417-18页(文页)。

 

[108]余行鲁:《江西之民营工业》,《经建季刊》第6期,194811月出版,第55页。

 

[109]徐劭文:《一年来之江西工业》,工商知识月刊社:《工商知识》第4卷第1期,1948年。

 

[110]游海华:《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3119-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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