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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近代华侨与中国高等教育公益事业

作者: 文章来源: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7辑)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02日

摘要:本文通过对岭南学堂(岭南大学,1888-1951年)全球范围内募款、捐款活动的综合考察,旨在探究近代华侨公益事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操作。学者们以往多侧重分析民族认同、福利主权和国家与公益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关注点则在于那些形塑了中国高等教育公益事业形式和内容的海内外华人及西方人士的观念和策略。作者认为,岭南大学海内外华人公益事业的培育和发展,与募款人根据其具体助款者背景把大学教育作为机遇、希望、家乡、基督教、现代性、进步性、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流动的象征进行包装和再包装密不可分。

 

关键词:公益事业  募捐  岭南大学  华侨  高等教育

 

引言

 

本文通过对岭南学堂(岭南大学,18881951[1]全球范围内募款、捐款公益活动的综合考察,旨在探究近代海外华人公益事业在高等教育的实践应用。许多研究指出,华侨在家乡本土投资为他们自身带来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也为中国带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意识。民族认同、福利主权国家和国家与慈善公益的关系是以往研究的侧重点。[2]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募捐公益事业是在中国乃至整个太平洋沿岸相互影响的新旧社会机构之中形成的。

 

在扎根中国的现代机构之中,基督教大学和学院处于中心位置,它们在跨越亚洲、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城市社区联络交往中,塑造了获取援助的新可能和新力度。国内外的多方的参与表明,高等教育公益事业是实现社会期许的协作成就,它表达了20世纪头30年近代中国和世界更广阔的愿景。[3]本文的关注点在于那些形塑了被称为人类精神事业的中国高等教育公益事业形式和内容的海外华人和西方人的思想与策略。[4]

 

在社会理论中,公益来源于仁爱,后者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基督教美德,虽然公益一词指的是长期重建与塑造人们的心灵。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将社会需求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这是每个家庭对子女的责任,另一类由意外灾害引发,这为慈善的有限利用提供了正当性。[5]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及其他学者倾向于赞同教育不应该由国家提供的观点。有关公益事业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研究认为,美国与欧洲在教育捐赠方面不同,无论国家资助、教会或个人赞助都没有害处,他们的主要动机是服务社会。[6]19世纪末,美国公益活动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指出,人类社会在工业竞争法则下失去了经济同质性。为了缩小当时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卡内基倡导为公共目的管理大笔款项是处置剩余财富最明智的方式。[7] 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朱友渔在题为《中国公益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的博士论文中探讨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根源,但他却回避了中国传统慈善与近代公益在社会观、组织方法和筹款策略的差异和联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更多地关注慈善以及非教育领域的慈善事业,有时还包括幼儿园和中小学。[8]但学者很少将传统的乐善施仁与现代公益资助及其在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区分开来。

 

一、岭南财政、海外华人与多元公益事业

 

华侨公益事业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最初发展。他们的思想、领导能力和资金共同带来高等教育的变化。但是,正如冼玉仪(Elizabeth Sinn)所言,这一过程很少是单一、直接地从提供者(或A地)到接受者(或B地)。[9]岭南大学即是一个呈现全球范围内联系交结的范例,它是一个动员了海内外华人和西方人士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商业、军事和其他的共同工程。最先进的高等教育管理原则与美国最优秀的机构一同被引入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生机勃勃的公益运动可谓已在中国开花结果。

 

1952年之前,岭南大学主要依靠四种收入来源:海外华人捐献、学费收入、政府分配的资金以及纽约的岭南大学独立董事会,其中华侨捐款收入资助建设了岭南大学三分之二的校园建筑。至今为止,华侨个人和团体仍向岭南大学捐赠大量资金,其中包括香港、芝加哥、洛杉矶、纽约、旧金山、萨克拉门托、多伦多、温哥华、广州、深圳、上海和北京的岭南校友会在内。在过去20年,校友向广州岭南学院(大学)的捐款超过2.5亿港币,并资助兴建10幢楼宇,设立了多种教学与科研项目以及奖学金。[10] 

 

如同许多美国境内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岭南大学被认为是美国基督徒在中国的社会投资,只是得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而已。岭南大学被称为“南方的燕京大学”。1888年,美国传教士安德鲁·哈巴(Andrew P. Happer18181894)通过长老会外国差会于广州成立格致书院。1893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的赞助下成为脱离教会的独立大学。截至1887年共有10万美金的启动资金,这些资金是由哈巴的朋友和同事捐助。从建校开始,岭南大学就有一个负责财务的独立董事会,这使其独立于任何宗派团体,不同于中国其他基督教大学。

 

1904年,岭南学堂定址于广州河南岛北部的康乐村。创新型自筹资金的财政模式以及国内外华洋人发挥实质性作用,使得岭南大学当时就与众不同,直到今天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岭南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钟荣光(18661942)的两段讲话展示了岭南大学的优势和所面临的不寻常挑战:

 

岭南大学新的管理层请求美国基金会[11]继续给予至少同当前一样多的外籍教师的支持。这种请求并非仅是为了外籍教师所代表的经济援助。即使我们有一百万美元可以支配,我们仍然希望我们这所大学有外国教授。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岭南大学是一所大学。对于一所中学而言,也许没有外国教授也可以,但一所汇集全世界知识的大学不能没有他们。大学必须具有国际性。伴随大学发展和部门增加,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外国人。1927年)[12]

 

在我看来,世界终极和平的曙光取决于学术人...世界各地的大学汇聚国际学者。这些大学除了培养本国青年之外,对于能够招收更多的留学生而感到非常自豪...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大学,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能够打开大门招聘更多的外籍教师、招收更多的留学生。(1936年)[13]

 

20世纪20年代末,岭南学堂提供三个级别的学习:高等小学(始于1906年,学制6年)、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学制6年,其中一年为大学预科)和大学部,大学部包括博雅和科学院、农学院(成立于1922年)、桑蚕学院(成立于1927年)、土木工程学院(成立于1928年)、商学院(成立于1929年)和医学院(成立于十九世纪后期)。此外,岭南大学还设有华人学校(1918年)。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岭南大学除了2000英亩的农业站外,还有600英亩校区,98座永久性建筑,4幢大学宿舍,8幢中学建筑,7幢小学小楼和40幢住宅楼。注册学生从1900年的17人增加到1947年的3000人,其中1058人是大学生,包括319名女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30.2%,远高于同年2.5%的全国平均水平)。[14]

 

岭南大学财政和学生人数的增长。[15]学校的收入从1897年的3122美元(黄金)增加到1916年的99791.96美元。华人捐赠呈现井喷式增长,从1900年的6.26美元(黄金)到1908年的528.68美元,1912年又增至14029.54美元。[16]1916年,来自华人的收入超过美国人的捐助,除抗战期间之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与许多美国大学类似,岭南大学长期面临巨大的筹集资金压力,很少有盈余。

 

1至表5概述了岭南大学1897年至1944年的财务状况,但一些年份数据缺失[17](除非特别指出,这些数据均以金美元为单位)[18]。如表2所示,在1928年,由于大学国有化,岭南大学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获得了104999.93元(52499.965美元)拨款,约占岭南大学总收入的25.6%。然而,在1930年到1937年期间的某一年(表4),国民党政府似乎没有拨款,广东当局拨款7.8 万美元,约占总收入的18.4%。来自纽约美国董事会的资金为11.95万美元(占总收入的28.2%),中国的私人捐助总额为73253美元(接近广东当局的拨款数额),学费为107235美元,约支持了岭南大学四分之一的开支。这些收支明细凸显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中国管理后的意义和面临的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多渠道资金及其国际化开放性背后的财政逻辑。

 

在全面抗战(19371945年)期间,岭南大学与当地人、海外华商及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为宝贵。广州沦陷之后,岭南大学于193812月至1945年底多次迁徙。首迁香港,之后其农学院迁至坪石,194112月香港沦陷后,岭南大学返回广东省,辗转大村、曲江、兴宁、梅县等地。[19]1942年至1943年财政年度(表5)可知,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联合会和驻纽约的美国董事会捐助了岭南大学近60%的财政资金。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189219541937年至1948年担任校长)和美方负责人黄念美也从中华民国教育部、财政部和广东省当局筹得法币31.165万元(约占岭南大学总收入的4.5%)。

 

 

 

二、高等教育的公益包装:募捐不要低三下四”[20]

 

岭南大学的公益事业是通过针对不同群体的长期宣传和关系建构而实现的。广州格致书院与新教关系密切,但并不受传教机构的直接控制,这与当时中国其他所有基督教高等教育不同。书院的生存依赖于学生学费和在本地、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公、私募款,就像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基督教学校一样。美国的国内公益事业和海外学院提供了高等教育的先例,其中最早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和黎巴嫩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均建于19世纪60年代。[21]由于其独特的组织和财政结构,岭南教育事业被根据具体的捐赠者基础,分别包装成为机遇、希望、家园、基督教、现代性、进步性、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象征。尽管不无分歧,但募集资金活动成为一种国际联合的探索,将所有的参与者和社区联结在了一起。[22]

 

岭南大学是如何向潜在的捐赠者“推销”自己的呢?许多人在他们的公益工作中将教育的远大目标与岭南校园内和世界其他角落的务实创业精神结合在了一起。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 1876—1949[23]、钟荣光(1866-1942),马应彪(1864-1944)和廖奉献(1890-1970)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晏文士(1876194919281941年任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克拉蒙特的波莫纳学院校长)19071924年曾任岭南学堂(1912年改称岭南学校)校长(监督),钟荣光早年是协助其工作的中方监督,他们是岭南大学中美两方的管理者,努力培养与中国官员、精英、商人和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富裕学生的关系。1908年,为了筹集资金建设3幢中学宿舍,岭南学堂向学生分发了带给家长的捐款表。任何认捐1000港币的人士,学校均可将其名字刻在一间教室的门楣上,且可以享受一个学生免除岭南学堂十年学费的待遇。共有80人响应这次募捐活动并进行捐助。19087月,约五百名清朝高官参加了另一个筹款活动,两广总督因病无法出席,但派遣了其外事负责人作为代表。其他出席者包括美国驻中国领事和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梁诚,梁诚的五个侄子均就读于岭南大学。梁诚在募捐活动上发言,广东学政沈曾桐则做了主旨讲话。[24]

 

19091910年期间,钟荣光被派往新加坡、越南(西贡的堤岸,至今仍存华人社区)和北美向当地华人筹款,分别筹得6000港币,1.75万港币和7万港币[25]。钟荣光先后访问了美国的檀香山、西雅图、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洛杉矶、芝加哥、纽约、波士顿以及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等城市,与当地华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钟荣光此行不仅为岭南学堂第三幢宿舍楼的建设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而且发展了广泛的人际网络,开始提倡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理念。

 

当时,岭南学堂是一个美国人的机构,这对钟荣光在海外华人中卓有成效地进行募捐活动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钟荣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1913年被袁世凯和广东宣抚使龙济光列入逮捕黑名单。晏文士得知龙济光的士兵在岭南搜寻钟荣光,将钟藏在自家的地下室里,拒绝士兵进入他家。当晚,钟荣光搭乘美国领事馆的船逃往沙面,然后经由香港前往檀香山。19141916年,钟荣光暂居北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并在岭南学校遇到财政困难时着手为之筹集资金。

 

危机常常会刺激公益事业的创新。岭南学校以港币结账,但美元在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有时,波动不定的汇率扰乱了岭南学校的预算。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危机中,美元急剧贬值,汇率从19151美元兑换2.27港币,下降到1916年的1.95港币,1917年的1.58港币,1918年的1.28港币和1919年的1.20港币。由于19171918年美元的贬值,岭南学校必须募集3.7万美元才能使年度财政有所盈余。[26]岭南学堂的中美两方领导人以及纽约董事会都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华侨,希望他们解囊捐赠。

 

在华侨会馆领袖、新教教会、当地国民党和其他等组织网络的支持下,钟荣光和他的新婚妻子组织建立了募捐对象网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30多个城市成立了北美岭南学校共进会”(Chines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in North America)。这种创新精神建立在新、旧两种公共领域的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这从上述城市或类似地方的各种岭南校友组织中可见一斑。

 

钟荣光是如何使岭南在环太平洋区域的华人眼中充满吸引力的呢?是同乡情谊、民族主义、还是其他?钟荣光的说服话语结合了关于“公益”的数种言说,因而十分有力。首先,中国需要新型、科学的贸易和农业方法。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期望丰衣足食、清洁的住所以及宽阔的道路。岭南是广东省为上述目的培育“可靠老师和领袖人才”的“最完美”的学校。但教育本身不盈利,岭南大学要想成为中国南方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就需要海外华人伸出经济援助之手。

 

第二,“教育是世界主义的”,所以欢迎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加入北美岭南学校共进会这一和平组织,没有界线之分。在筹款活动中,钟荣光有意识地宣扬中国传统美德。他讲述的一个例子是担任岭南纽约董事会秘书长兼司库二十多年的格兰特(Henry W. Grant)先生。跟他的兄弟姐妹们不一样,格兰特和90多岁高龄的母亲一起幸福地居住在新泽西州。格兰特前往工作地点的距离为50英里,但他离家上班时总是与母亲道别,下班回家后还给老母亲讲有趣的故事,日复一日,皆是如此。格兰也是个慷慨之人。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权贵家庭,为岭南学堂(学校)殚精竭虑地工作,却不领取任何薪酬。[27] 

 

第三,岭南学校位于广东,钟荣光称,帮助家乡教育是广东人的社会责任。当时华侨都是广东人。但岭南大学的大部分资金是由美国人捐赠的。钟荣光说:“如果广东人自己不捐款的话,那外国人会多么灰心丧气啊。”任何帮助都是需要的。“外国支持者们只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对教育感兴趣,爱国爱群”,他们会更加卖力地为之工作。[28]

 

第四,岭南大学是一所非教派学校,因此它向所有教派开放。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代表着现代性、学问、集体主义和一块标牌。[29]钟荣光说:我们大多数巨额捐助者都是基督徒,他们相信基督教在中国的重要性,正如在欧洲和美国的重要性一样。”[30]成立岭南共进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让北美众多华人基督徒共享图书资源、通力合作。

 

1917年,钟荣光建议开办一所华侨学校,理由是南中国海诸岛(作者按:原文如此)上的许多华侨都很富有,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经过几年的中文、英文或荷兰文学习后,能够回到中国接受进一步的教育。钟荣光相信通过华侨学校,岭南大学可以与香港富商以及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富裕华侨保持联系[31]许多祖籍广东和香港的侨民都就读于岭南学校。岭南华侨学校于1918年成立,学生占岭南大学学生总人数的30%左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岭南大学会将之列为优先进行的工作之一。[32]

 

1917年秋至1918年初,晏文士和钟荣光都在东南亚筹款。在这一轮募捐中,东南亚的华侨捐助2万港币用于建成岭南第四宿舍,1.5万港币用于一般用途,1万港币用于建造小学中心楼,7万港币用于岭南学校第一学生宿舍(即爪哇堂)建设。在该财政年度,岭南的总收入为308792港币(1港币= 0.8美元),其中72.2%(222984港币)来自华人。[33]

 

那么,岭南大学是如何向美国捐款人宣传自己呢?在1921年晏文士担任校长期间,一份12页有关岭南养蚕工作宣传小册子揭示了岭南大学向美国人兜售自己的内容、风格和策略。晏文士宣传岭南大学的方式与钟荣光在海外华人中的宣传截然不同。专业的视觉材料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岭南大学具有先进性:图片包括桑树丛,从河面汽船上望去的校园,蚕丝工业建筑的结构设计,校园北缘的荔枝树和实验稻田,一天内吸引了4000多中国人的学院农业展览,以及学院物理系使用的费礼门气象台。

 

第二,来自纽约丝绸进口公司和康涅狄格州曼彻斯特切尼丝绸公司的两封证明信强调年轻的美国人在岭南学堂完成了“真正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这些美国年轻人”,他们“教中国人如何让自己的劳动有更大更好的成果,这将有助于岭南大学的声誉和美国丝绸业的成功”。[34]

 

第三,美国募捐者们强调岭南已建立从小学部到大学部的广泛教育基础,以及岭南所处的战略地位。岭南大学是中国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广东省唯一的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在东方传播最具影响的力量之一……是引领东方人达到西方文明进步准则的一个实质性因素。

 

第四,募捐者们积极鼓吹岭南学堂(学校)异常迅速的发展:从1904年的60名学生、中外各6名教职员工以及2000美元的年开支,到1921年的690名学生、36名外籍教职员工、54名中国教职员工以及29.7万元开支。同时,募捐者也高调宣传华人对岭南学堂(学校)的赞赏和支持,他们捐建了校内35个永久性建筑物中的15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募捐者们认为中国南方在农业领域亟需帮助,这同时为富有创业开拓精神的美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宣传册写道,“中国急需领袖人才,中国农村亟待发展。岭南学堂是一个为中国提供技术和精神领导者的‘人力资源工厂’”。作为一个美国的“机构”,岭南大学“正在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开展文化和商业上的合作做准备。”该宣传册还宣称,“ 美国与中国贸易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民通过诸如岭南学堂等机构所做的准备。” [35]  

 

1922年,晏文士校长在给岭南大学董事会会长赫伯特·帕森斯(Herbert Parsons)的信中,描述了他是如何竭尽全力推销岭南的:

 

我一直忙着向美国朋友发送两轮募捐活动信(每轮活动包括约2.6万封募捐

 

信),募捐信的副本已邮寄给你。我还在为宣传材料的后期制作拍摄大量照片,底片我都随身带着,同时忙着修改拟建科学大楼的计划并起草一份写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呼吁书....这次(回岭南)的旅行非常忙碌辛苦。57天里我唯一的运动就是带着相机走遍整个校园![36]

 

为了农学院的扩建经费,钟荣光与岭南大学的教员兼行政人员陈辑五教授一同再次踏上南北美洲筹资之旅。在1925527日的一封来自古巴的信中,钟荣光概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行程:光自去年8月,由巴拿马沿太平洋南下;今年1月,由巴西沿大西洋北上,前往英属西印度群岛劝募资金。美洲这一部分的工作已结束。我现在在古巴首都,计划前往中美洲、墨西哥与北美,完成剩余的工作。”[37]美洲的筹款活动非常成功,为岭南带来了34万美元巨额资金。[38]1929年,岭南大学美方主管黄念美(Olin D. Wannamaker)写道:

 

1908年第一次面向中国人筹集资金直到今天,钟校长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同胞中

 

奔走,并亲自为岭南大学筹得几十万美元。在他和学校忠诚的教职工、学生群体的努力之下,岭南大学校友已经发展培育出类似于美国校友对自己母校的最忠诚的精神。[39]

 

参与早期中国高等教育公益工作的人员包括中外人士和各行各业的组织,他们勇于创新,思维前瞻。长期以来,岭南的资金来源多样,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既有私人的也有公共的。其中一位杰出人物是澳大利亚华商基督徒马应彪。他和爪哇的华侨资助建造了校内多个建筑,如1918年的护养院、1919年的爪哇堂(学校宿舍)、1921年张弼士堂(华侨校舍)和马应彪招待室[40]1925年的同学屋和岭南医院,1931年的陆佑堂(另一所大学宿舍)和1936年的岭南礼拜堂。

 

与钟荣光一样,马应彪(18641944)是广东香山人,在悉尼华人长老会牧师周容威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41]马应彪十七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当时正值淘金热,他靠种植蔬菜和水果起家。后来,马应彪在悉尼开设了永泰(1890),生泰(1893)和永生三家铺位,并在其他地方积极从事水果(如香蕉)贸易,特别是跟昆士兰和斐济的贸易。1894年,他在香港开办进出口生意和侨汇业务。1900年,在12位澳大利亚华侨和美国华侨的协助下,他筹集了2.5万港币,成立香港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马应彪将西方的零售和管理模式介绍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内地,通过联姻或工作与马应彪建立密切关系的人包括郭标、郭乐和郭泉(18751966)三兄弟。郭氏兄弟也是香山人,1897年在悉尼开设了永安水果店,1907年在香港创办了永安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与永安百货公司逐渐成为港人以及华侨消费者的一站式百货公司。1912年先施百货公司在广州开设了5层楼的分公司,并于1914年扩展到上海。这三家先施百货公司价值700万美元,拥有3000多名员工。[42]

 

当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的时候,他骄傲地雇佣了他的妻子霍庆棠作为店员,成为当时中国的创举。霍庆棠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与马应彪养育了13个孩子。她也积极参与公共福利、慈善和公益活动。1918年,霍庆棠与包括她的小妹妹霍絮如(马永灿的妻子,夫妻二人在澳大利亚居住了9年)在内的同道一起成立了香港基督教青年会,霍庆棠任第一任会长。[43]

 

除了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之外,新教和资本主义在这些进程中携手并进,就像世界各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样。[44]马应彪深信演进中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的未来,他也为社会事业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1918年他成为岭南大学首位华人校董。1921年岭南农科学院董事会成立,马应彪任主席。[45]

 

中国政治家、商人和社会精英认识到,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岭南农学院曾获得30万元法币的启动资金以及广东省省长颁发的10万元法币。广东政府当局还为岭南弄学院购买土地和农场提供了帮助。[46]马应彪为农学院捐款1万港币。19249月,钟荣光在纽约为农学院募捐活动,捐赠者包括华侨个人、海外家庭、公司和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纽约的致公堂、国民党支部、华人教会和香山同乡会。此外,还有来自美国、香港、泰国、夏威夷、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上海等地的捐款。

 

公益事业不仅促进了岭南的学术创新,而且还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扩展到中国女性群体,向世界其他地方看齐。1903年,岭南学堂的二年级开始招收女学生,在中国是首例。1908年,岭南学堂成为第一所向女生开放大学课程的学校。[47]一些富裕的中国父母向学堂请愿,希望允许他们的女儿在中学部毕业后继续进入大学学习。其中就包括岭南大学的校医、孙中山的盟友廖德山,他的10个子女(7个女儿)都接受了良好教育,而岭南学堂是他们接受教育的第一站。[48]

 

从岭南中学毕业后,廖家女儿之一廖奉献女士(18901970)于1909年去美国的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学习了两年。1914年,她取得了威尔斯利学院学士学位——宋美龄是在三年之后去那里学习的——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了一年,并于1916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到岭南大学。廖奉献是岭南大学的第一位女院长[49],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校董。就像岭南大学的其他许多项目一样,女子教育是一场跨太平洋的运动,涉及一个相互援助的巨大网络,参与其中的包括岭南董事会成员的夫人们、女子部成员、在美国的岭南大学前教职人员和来自匹兹堡大学、宾州州立学院、威斯多佛中学、史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纽约女子美国东方俱乐部和纽约妇女大学俱乐部。

 

早在美求学期间,廖奉献为岭南学堂的女子部和女子学院进行宣传募款活动。19159月她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做了一则关于家庭生活和妇女教育的演讲,一位记者称赞其演说具有启发性,话语亲切有趣[50]廖奉献给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写了很多封信,请求他们帮助岭南女子学校,哪怕只捐助一小笔钱。通过廖奉献的努力,广东省省长承诺于1918年捐助4000美元,无论他届时是否仍在广州。[51]

 

是什么驱使像廖氏姐妹这样的年轻女性从事公益事业和接受高等教育呢?1913年,廖奉献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西方已经给予了东方许多东西,东方也有可以给予西方的东西感觉到这里学院(韦尔斯利学院)与家乡(岭南大学)同样需要我,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52]岭南的妇女工作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世界趋势是一致的。在公益事业这一历史悠久的领域中,男性和女性经常和谐地工作,同时促使女性为自身的利益打算。其结果,正如美国艺术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18191910)所言,“并非是矛盾,而是一种实际行动和主观意愿上更加全面与自由的和谐。”[53]廖氏姐妹和许多其他现代女性的生活道路都证实这一点。1918年,廖氏姐妹之一廖奉基在一本宣传出版物中谈到岭南的妇女工作。她说,妇女对丈夫和孩子确实有义务,但中国必须有好的家庭,决不能永远只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教育不仅对妇女有益,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都有好处。” [54]这与同时期的美国人士观点一致:按照圣徒阿维拉的方式,她(女人)不允许她的理性陶醉对她的日常普通职责熟视无睹,她充分证明她可以承担爱、奉献与先知这三重责任。”[55]

 

三、结论:睦邻友善的世界[56]

 

世界主义认识到,在这个包含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观点的世界上,人类是彼此依赖的。美国驻上海广告代理商卡尔·克劳(Carl Crow18831945)在193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将中国人视为潜在的可爱客户,并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使你成了4亿中国人的邻居[57] 1936年至1937年,来自哈佛大学的交换生埃德蒙·迈森海德(Edmund W. Meisenhelder)与其他留学生共同提议在岭南大学建立一个国际之家,因为他们深信国际交流计划对于所有各方的价值……外国学生和对此最对此最感兴趣的中国人汇聚一堂,将有助于开展更富有成效的思想交流;有关世界问题的讨论将如火如荼,代表大约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声音意见。与过去相比,岭南大学将成为一个更真正的国际大学。” [58]

 

对于廖氏姐妹来说,高等教育领域的公益事业代表了人们对普世现代化和平等性别关系的信念。廖奉灵在一次毕业典礼演讲中讲到近代中国现代女性的理想时说:

 

现代女人面临的任务不是对西方这一部分或东方那一部分的简单模仿移植,而是通过对东西双方精华更深刻的理解和赏识,来创造一个新生事物。渴望跟随西方姐妹的中国女人,一定不能忘记老祖宗传给她的好东西。她的职责是在争斗冲突的世界中创造出和谐的乐章。[59]

 

高等教育和公益捐赠使得人们得以将新旧社会关系的异质性视为一种机遇。“作育英才,服务社会”,至今仍是岭南大学的校训,它提倡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公民生活的公益精神。1929年,中国接管岭南大学一年后,时任岭南大学副校长李应林(也是一位华侨)与美国的梁敬敦(Clinton Laird19051942期间在岭南任职),将岭南教育的使命重新表述为私立的、基督的、国际的和中国的。[60]这种表述超越家族血缘、乡土情谊和国家界限。

 

近代中国海外移民的公益捐赠既是现实功利的,也是世界注意的,同时它又包含浓重的民族主义成分。就在岭南大学收归中国人自办之前,钟荣光用中文给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写信,请求给予额外补贴。[61]他说,岭南大学的扩建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额开支。学校急需资金,但必须维持运转,因为计划中的该校收归中国管理关系到国家主权和中国政府的信誉。[62]

 

民族主义与其它因素一起确实激励了许多华人捐助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岭南慷慨解囊。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岭南大学收到了来自谭礼庭(18761966)的一份史无前例的巨额捐赠。谭礼庭是一位经营船坞和煤矿的广东企业家,自1910年代以来一直是岭南大学校董成员之一。谭礼庭将全部资产捐给岭南大学,包括十几家商店、几套住宅、一个大码头、9艘蒸汽机船、一些空地、70亩稻田、在广州一代的48亩土地以及价值70万元的富国煤矿公司股份。[63]此举是对此前钟荣光言论的回应,谭礼庭资助岭南大学是因为外国人出资为我们办学。如果我们即使有能力的时候也不做出相同的贡献或者毫无作为,这将是一种耻辱。”[64]

 

通过研究岭南大学的筹款理念和策略,本文认为近代国人、华侨、美国人和其他各国人民形塑了中国高等教育公益事业的形式和内容。岭南的华人公益事业表达出显著的中国价值观,同时在现代化、基督教和世界主义方面都居于时代前沿。海外华人公益事业的培育与发展,与募款人根据具体助款人背景把大学教育作为机遇、希望、家乡、基督教、现代性、进步性、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等流动象征进行包装和重新包装密不可分。

 

*本文的研究和初稿得到2014-2015年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工作坊和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坊项目支持。本文由作者英文原稿翻译而成,为作者在海内外首次发表。

 

**本文作者王栋,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译者史晓云,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1] 有关岭南大学1951年之前的历史,参见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以下只标注作者、主标题、页码)。 有关岭南大学1951年之后的重建与发展,参见李瑞明翻译编纂《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第218-242页;《南方凤凰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第134-268页。

 

[2] 参见Lane J. Harris,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Firms, the Limits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850s-1930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4, no. 1 (February 2015): 129-51Chee-Beng Tan,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2013);Prasenjit Duara,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194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no. 4 (1997): 1030-51。最近,学者们将这种动力概括为协调包括乡土归属感在内的传统情结与有关组织透明和组织结构的国际准则David Faure, “Charitable Donations for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Jennifer Ryan, Lincoln C. Chen, and Anthony J. Saich, eds., Philanthropy for Health in China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50-267. 

 

[3] 在近代中国,世界主义和自由开放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因此,民族国家和民族身份只是历史叙事的一个元素。参见Shelly Chan, “The Case for Diaspora: A Temporal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4, no. 1 (February 2015): 107-28Xiaoqun Xu, Cosmopolitanism, National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henbao Fukan and the New Culture Era, 1918-1928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4] 参见Andrew Y. Y. Tsu, Friend of Fishermen Ambler, Pa.: Trinity Press, 1951.

 

[5] 参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edited by Eugène Daire, Oeuvre de Turgot Paris: Guillaumin, 1844, pp. 299-309.

 

[6]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开始于1638年约翰·哈佛给哈佛大学的遗产捐赠。有关公益事业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早期著述包括Jesse Brundage Sears, Philanthrop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Bulletin No. 26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Bureau of Educati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2);Merle Curti, and Roderick Nash, Philanthropy i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5. 也可参阅Frederick Rudolph,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 2nd ed.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1st ed. in 1962. 

 

[7] Andrew Carnegie, “The Gospel of Wealth,” in Andrew Carnegie, The Gospel of Wealth and Other Timely Essay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4-49. 原载于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CXLVIII in June 1889, pp. 653-664, and Dec. 1889, CXLIX, pp. 682-298.

 

[8] 1994年,在朱镕基总理的支持下,中华慈善总会成立,隶属民政部,是中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慈善组织之一,http://cszh.mca.gov.cn/article/zhjs/ (2014119日查阅)1998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界定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会团体。1994年和1998年的政策为当代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运作奠定了框架。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了捐赠人和受赠人的权利义务,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管理情况以及捐赠现金免税的待遇。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已经明确写入2004年第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中,成为社会和谐工作的一部分。Jennifer Ryan, Lincoln C. Chen, Anthony J. Saich, ed. Philanthropy for Health in China, chapters 1 and 2; 王娟:《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王振耀:《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路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07期,2010720日,http://sspress.cass.cn/news/11587.htm(2014119日查阅);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有关公立大学的研究,参见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9] 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http://www.lingnan.sysu.edu.cn (2015515日查阅).

 

[11] 即岭南大学董事局或董事会,位于纽约。

 

[12] 这段话是于1927年岭南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治下高等教育国有化运动中,和平交给国人接办之前写的。“Memorandum re. Lingnan University,” Office of the Trustees,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City,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钟荣光是1894年出生的广州香山(现称中山)举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是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1927年~1937年),广东省档案馆,岭南大学档案,《钟荣光传》,文档号:38470;私立岭南大学履历,19311948,文档号:38183 

 

[13] 钟荣光的广播讲话,《国际的岭南》,重印于《岭南校友》第16卷,1988, 1516页。

 

[14] “Academic Year Semester II, 1945—1946, Lingnan University,”人事材料,广东省档案馆,文档号:38459; 无标题无日期(作者推测为1947年末), 人事材料,广东省档案馆,文件号:38458

 

[15] 表格与部分论述节选自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3章。

 

[16]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26.

 

[17] Report of Operations 1924-25,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26.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p. 116.    

 

[18] 广州地区的收支以墨西哥鹰洋、港币和法币计价,并转换为美元。1924-1925年的汇率为1墨西哥鹰洋= 0.52美元; 1港币= 0.5美元; 1法币= 0.38美元。

 

[19] 大村岁月出版组:《大村岁月抗战时期岭南在粤北》,香港岭南大学,1998

 

[20] James M. Henry,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f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in New York, “C.C.C. Publicity and Cultivation Brief,” Records of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University, Box 202 (1914).

 

[21] Robert L. Daniel,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the Near East, 1820-1960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岭南大学纽约董事会与哈佛燕京学社之间关于查尔斯.霍尔地产70万美元捐款的争议,是中国自筹资金办大学和公益事业所面临困难的一个例子。详细内容参见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Chapter 3

 

[23] 关于晏文士担任岭南大学及波莫纳学院校长的研究,参见Dong Wang, “From Lingnan to Pomona: Charles K. Edmunds and His Chinese-American Career,” in Daniel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73-191.   

 

[24] 晏文士记录了这些事件,这与钟荣光的自传吻合。参见“Extract from Dr. Edmunds’ letter to Dr. Jackson,” Honglok, July 9, 1908. Records of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ox 15;杨华日:《钟荣光先生传》,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1996,第三次印刷,第28—29页。

 

[25] 杨华日:《钟荣光先生传》,第30页。换算成美金为6.5万美元。参见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联会刊:《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报告书》,1918,第40页。    

 

[26] Charles Edmunds’ letter to Clinton N. Laird, April 3, 1918.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6.   

 

[27] 《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报告书》,第45-46页。

 

[28] 《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报告书》,第6页。

 

[29] 参见Dong Wang, “Portray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 American Press and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the 1920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3 (November 2008): 81-119.

 

[30] 《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报告书》,前言和第6页。

 

[31] 参见Chung Wing Kwong’s letter to W. Henry Grant, September 21, 1917. Charles Edmunds’ letter to W. Henry Grant, January 27, 1918.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6. 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chapter 3. 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p. 26. 埃利斯(Henry Ellis)是英国1816年阿美士德来华使团的第三代表大臣。他观察到东南亚华人长期以来的做法:把孩子送到中国接受教育是巴达维亚富有华人的普遍做法。  

 

[32]广东省档案馆,无标题文档,文档号:38—4—58

 

[33] 简又文:《岭南,我岭南》,《岭南通讯》,第60卷,第17页。

 

[34] “Sericulture at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nton, China,” held at Trinity College Library, 378.53/1084.

 

[35] “Sericulture at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nton, China.”

 

[36] Charles K. Edmunds’s letter to Herbert Parsons, president of the Trustees of C.C.C., dated November 18, 1922, Records of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ox 38 (1922).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7. 晏文士1876年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0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和电力工程学博士学位。他来到中国在岭南学堂担任教职,受卡内基研究所之委托对中国全境进行磁力调查。参见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chapter 5      

 

[37] 杨华日:《钟荣光先生传》,第 76—77页。

 

[38] 同上,第79页。 

 

[39] 参见Lingnan: The News Bulletin of Lingnan University, vol. 6, no. 2, 1929, Canton, China, held at the Yale Day Missions Library. 

 

[40] 这两层招待室设有一间厨房,一个阁楼,四间客房,一个阳台和一间可以容纳50-60人的会议室,其照片刊登在19312月《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封面上,第3卷,第2期,封面和第23页。马应彪负担了包括家具在内的一切费用。

 

[41]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4Ching-hwang Ye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chapter 6;杨永安:《长夜星稀: 澳大利亚华人史》,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第4章,第8—12页。  

 

[42] 参见黄冷:《商界名人传: 马应彪先生》,《商业杂志》第2卷第5期,1926,上海,第1—2页,《良友》第15卷,1927年,第32页。

 

[43] 《基督教女青年会月刊》第7卷第6期,1940年,第6页;《富吉堂会务周刊》第54卷,1939年,第2页;刘咏聪编纂《中国妇女传记辞典: 清代卷 (1644-1911)》,悉尼大学出版社,2010,第34—36页。

 

[44] Mei-fen Kuo从另一角度指出,形塑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中-澳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悉尼大都市的社会和商业网络,而非亲属关系和同乡会。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Australia: Urban Elites, Newspaper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 1892-1912 Clayton: 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3, p. 155.         

 

[45] 《南大(广州)》第5卷第4期,1921年,第5页。 

 

[46] 《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经过及概况》,《岭南大学工农两学院概况》,19345月,广东省档案馆,文档号 38—1—6

 

[47] “Women’s Departments,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37. 

 

[48] 本文提到的廖先生的女儿包括廖奉献、廖奉恩、廖奉灵和廖奉基。

 

[49] Henry Grant, Secretary of the Trustees, “Is It Worth While to Educate Chinese Girls?” in Ling Naam: The News Bulletin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New York, vol. 1, no. 1 (August 1924); Letter dated April 24, 1916 from Liu Fung Hin in Canton, China, to Henry Grant in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37. 1918年,在岭南蒸蒸日上的事业与东北的王正黼的求婚之间,廖奉献犹豫不决。王正黼是她在哥伦比亚遇到的一个朋友,他的妻子在生下一个女婴一周后过世。廖奉献最终决定嫁给王正黼,并与他养育了6个孩子(5个亲生)。王正黼(18901951)是一位矿业工程师和工业家,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商务部副部长。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采矿工程学士学位,并完成了所有博士课程后,由于健康问题于1914年返回中国。廖奉献还曾从事过基督教女青年会、盲人学校、托老所、孤儿院、大众教育和妇女运动的工作。她的妹妹廖奉恩1915年获得史密斯学院学士学位,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士学位。1918年回到中国,成为宋庆龄的英语秘书。王正黼有三个兄弟,他的一个哥哥是王正廷(18821961),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和驻美国大使。参见K. P. Wang (王恭斌), A Chinese-American Exciting Journey into the 21st Century Bloomington, Ind.: AuthorHouse, 2006, pp. 125-140   

 

[50] 19159月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州一份报纸剪报。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37

 

[51] Letter from Owen E. Pomeroy, Bursar, in Canton to C. K. Edmunds in New York, dated July 3, 1917.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microfilm roll 37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chapter 4。当时广东政局不稳,19166月到19189月之间更换了5位省长。

 

[52] Letter from Liu Fung Hin to Mrs. Doremus,  dated September 27, 1913 and sent from Wilder Hall, Wellesley, Mass.

 

[53] Julia Ward Howe, Introduction, in Annie (Nathan) Meyer, ed., Woman's Work in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891.

 

[54] 廖奉基:《岭南女学》,载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联会刊,《美洲岭南学校共进会报告书》,第53—54页。

 

[55] Mary F. Eastman, “The Education of Woman in the Eastern States,” in Woman’s Work in America, ed. by Annie (Nathan) Meyer, p. 53.

 

[56] Carl Crow, 400 Million Customers: The Experiences—Some Happy, Some Sad of an American in China and What They Taught Him Norwalk, Conn.: EastBridge, 2003, p. 318. 原版出版于1937年。

 

[57] Carl Crow, 400 Million Customers, p. 318.   

 

[58] Edmund W. Meisenhelder, “The Foreign Exchangers at Lingnan,” manuscript, p. 14, 李瑞明先生提供。

 

[59] Liu Fung Ling, “The Epic Woman of China,” Ling Naam: The New Bulletin of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vol. 1, no. 1 (August 1924).

 

[60] 杨华日:《钟荣光先生传》,第 95页。 

 

[61] 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于1924年,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董事会最初由5个美国人和10个中国人组成。

 

[62] 《私立岭南大学请补助函及附件》,无日期,文档号:03—12—006—07—00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63] 《私立岭南大学谭礼庭基金保管委员会办理经过及校产现状》,广东省档案馆,文档号:38—1—68, 19451950年。

 

[64] 李应林,《谭礼庭先生献产兴学记》,《广东教育》,无日期:40,广东省档案馆,文档号:38—1—69—8 1949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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