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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大为:佛利尔最长的一次中国之旅(1910—1911)

作者: 文章来源: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7辑)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08日

摘要:美国佛利尔和赛克勒档案馆所藏的查尔斯·佛利尔文件中,存有佛利尔1910年探访龙门石窟期间所留下的160张珍贵玻璃板照相底片,以及他旅行期间所记录的62页日记。本文基于这些档案史料写成,详述了佛利尔19101019日至1113日的中国内地之行,特别是他在龙门独自探索古石窟寺的历程。在他的日记中,佛利尔既展现了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不懈探索,又表露对中国人民和所到之处的温暖情感。佛利尔的个人记述中还揭示了他在龙门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其所处人文和自然环境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精神回应,反映这位相当尊贵而严肃的工业家和鉴赏家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性格面相。

 

关键词:   佛利尔   中国之旅   龙门石窟

 

1910年末,工业家兼艺术品收藏家、鉴赏家查尔斯·佛利尔(Charles L. Freer)第五次到亚洲旅行。佛利尔匆匆路过日本后即直奔上海和北京。从911日到次年220日,佛利尔一直待在中国。由于他逐渐把艺术收藏的重点转到了中国古代绘画上,[①]所以这是佛利尔自1894年首访亚洲以来,在中国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跟往年游览北京一样,他在北京城南的鞑靼城”(Tartar Quarter)建立了一个独立办事处,同时雇用了一些探子去找古董商和私人藏家收购其寻觅已久的特定类型的文物。佛利尔在给他的密友兼商业伙伴弗兰克·赫克(Frank Hecker)的信中谈到,他购买的收藏品已经引起相当多的关注:

 

我必须或多或少地参与一些庆祝活动,而且几乎每一个在北京的外交使团都提供晚宴或午宴——当然了,我不值得受到这样的关注。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真的不在乎他们,但是去年我在中国挖到的东西以及最近买到的一些古董已经被公使团圈里人士所知晓,他们认为我要么是个圣徒,要么是个蠢人,而我在想象他们正在设法学哪个。[②]

 

在社会责任和不倦搜索艺术珍品之间,佛利尔制订了一个到中国内地参观古代遗址的计划,特别是造访河南省的佛教石窟寺——龙门石窟。1910年时,到中国内陆旅行被认为是充满困难和危险的,然而佛利尔于9月初到达上海时,就决定做此旅行。

 

导致佛利尔决定去如此偏远的地方旅行的可能性因素有许多。1909年,著名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发表了他到石窟探险的引人注目的图片。[③]佛利尔的朋友、巴黎古董商人马塞尔·宾(Marcel Bing)在前一年也到过龙门。宾在回北京的路上被强盗打劫,他是骑着借来的马才回到北京的。这些故事很可能鼓励了佛利尔,激起了他的冒险欲望和对艺术杰作的向往。

 

查尔斯·佛利尔的助手们,龙门,右一为南明远,1910

 

起初,佛利尔打算加入一个较大的旅行团队,但最终他决定最好还是独自去旅行:

 

几个本地人和六个外国人自愿地要陪伴我,但是我更喜欢独自一人。此行要去观察和研究许多重要的东西。没有他人的陪伴,我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旅行被中断,那么发牢骚的人将只有我一个。[④]

 

佛利尔的向导兼翻译南明远(Nan Mingyuan),起初并不愿意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旅行,但当佛利尔描述了他的旅行计划后,南明远改变了主意。在写给弗兰克·赫克的信中,佛利尔说:

 

去年我请他陪我去Nankaon一日游时,他拒绝了我,他说他自己不想离开北京城。而现在你看,他坚持跟随我去每个地方。当然了,我对他这一改变感到很开心。今天我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他回答道:你对我非常好——我们俩都是学生(他已经是一个具有超过27年经验的专家,为大古董商和所有地方的博物馆购买古董),我们俩现在是朋友,我将不会让其他任何人安排你的旅行。我、你、我们的仆人,还有一个摄影师将单独行动。”[⑤]

 

佛利尔雇用了一个名叫周裕泰的专业摄影师为其服务,[⑥]他在哈德门街(北京崇文门大街)拥有一家照相馆。有关周裕泰我们知之甚少——佛利尔总是称其为“Utai”——但这位摄影师陪伴了佛利尔整个行程,并赢得了佛利尔的高度尊重:

 

事实证明,我的摄影师裕泰对我帮助极大,使我总是忍不住地赞扬他。或许是为制止我这样做,裕泰今天晚上第一次告诉我,他必须对一些古物和遗址有所了解,因为爱德华·沙畹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出自他手。沙畹的书在当下广受关注,尽管该书至今仅有两卷问世,且无文字说明。我真是幸运,竟在不知不觉中抽到了奖。[⑦]

 

本文写作的原因是对周裕泰龙门之行留下的160张玻璃板底片所进行的深入分析,这些底片是佛利尔和赛克勒档案馆中查尔斯·佛利尔文件的一部分。除了这些照片外,佛利尔还保存了其旅行期间62页的日记,该日记是查尔斯·佛利尔文件中佛利尔留下的最长个人记述,是他反思其所见和所经历事情的一例极为宝贵的记录。[⑧]很显然,佛利尔也带了他的手提照相机,在龙门拍摄了一些人物和风景的业余相片。他的内地之行从1019日持续到1113日,其间他在开封、郑州和洛阳停留过。然而,他此行的重点是用将近两周的时间在龙门独自探索古石窟寺。

 

以下是对佛利尔中国内地之行的一个简要概述,资料主要来源于他自己的原话和在他指导下拍摄的照片。在日记中,佛利尔既展现了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不懈探索,又表露对中国人民和所到之处的温暖情感。佛利尔的个人记述还传达出他在龙门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对其所处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精神回应,反映这位相当尊贵而严肃的工业家和鉴赏家不为人知的性格面相。

 

佛利尔一行人于1019日清晨乘火车从北京出发,他在日记中写道:

 

 整日穿越于连绵不断的农庄园地,其中有淡绿色、黄绿色、葱绿色和刚播种粮食的绿色,也有灰色和玉米色的草,还有用来制作小扫帚的紫红色的灌木。人们将两块圆形石头固定在车轴上,把土地轧出沟,以便播种;用筛网筛除沙子,摞起像美国的干草垛一样的堆;用脚当模子来做砖,打谷子并扬去谷壳,用铁和木头制成犁耕地,耙地,碾磙子;妇女们采棉花、摘柿子、挖红薯;在下午的山坡西边,骆驼满载红薯藤,小推车则装着成捆的棉花。

 

佛利尔一行人在安阳待了一夜之后,到达了宋代(9601279)都城开封。在周裕泰的协助下,佛利尔用六天时间参观了城内外的各种遗迹。最让佛利尔感兴趣的是建于1049年宋代的一座琉璃砖结构的铁塔(祐国寺):

 

 

开封,祐国寺,1910年。

 

星期六下午,参观铁塔。据僧侣说,铁塔修建于唐末和五代时期,后屡经修葺,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9)命将黄琉璃坐佛放在入口处。名叫Fan Ming Tun-ger(佛教僧侣的家名)的僧侣,现在已经70岁了。他9岁时便进入了该寺,自此再未离开过开封府,也没有离开古塔。该塔远看近观都很美,它低调的颜色极好,远看像有雅致绿锈的古铁。在古塔的小入口处就可以看到一尊不重要的坐佛像,可能成于清代,用灰泥制成,但其四周墙壁上的早年装饰瓦很有魅力。

 

佛利尔被附近已部分毁坏的寺庙建筑里的一系列雕塑深深吸引:

 

这些十八罗汉具有杰出的艺术品质。在寺庙仍有屋顶部分下面的九个罗汉保存完好,而另外九个罗汉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屋顶覆盖,受到严重损坏,但其神情仍然逼真。这些罗汉是木制的,部分是空心的,在木头表面涂有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石膏。石膏外面糊纸,纸上上了漆,涂了金,颜色现在依旧是鲜艳的纯金色、玫瑰红等。那些已没有石膏、油漆或纸的罗汉,木制造形凹凸而有力。

 

在这座较高的建筑和损坏了的寺庙之间的旁边有另一座寺庙,里边住着一个非常贫穷的男人和他年老的妻子。这座寺庙储存着十年前部分倒塌的Wa Yen Whuang-hi寺的一些重要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尊约六英尺高的青铜佛像。这尊单独铸造的佛像坐在一个巨大的莲花座上,莲花座也是单独铸造的,它置于一头站立的狮子背上,而狮子和基底则是一体浇铸的。因此,这三部分构成了一个整体。服装上的饰品和李龙眠的画风极为相似。项链看起来像印度风格,而头饰看起来像唐代的风格。莲花让我想到宋代,但是狮子和色彩在我看来更接近元代和明代。总体上,我断定它要么是元代的,要么是明朝早期的。它虽然有一些瑕疵,但真的是一件美丽的作品,在我的永久收藏品中能看到它,我应该会感到非常自豪。

 

在这段话中,两种审美目标开始浮现,并且贯穿佛利尔的旅行日记:一是追寻与早期中国绘画具有相似特征的古物;二是综合国际艺术传统,佛利尔相信这种综合是中国艺术巅峰的标志。

 

佛利尔于1025日乘火车离开开封,到达了今天巩义城外洛河边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此乡村的寺庙已经住满,所以佛利尔一行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的学校。

 

两所学校在校孩子们温和的性格和对知识的热切渴望吸引了我。他们送给我写有他们中文名字的红色大名片,朗读上面的字,并请我用英文写下他们的名字。我的发音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还在黑板上写下英文大写字母,按照老师的要求学生们纷纷走过来尝试着去辨别它们。

 

学校建在黑石关,我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今天晚上,校长告诉我,这所学校是已故的慈禧太后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在西安府时下令建造的。慈禧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她期待可以早日离开西安府,搬到这个战略要地住,直到她能平安返回北京城。但是慈禧却继续待在西安府,当她回北京的时候,她只在这个建筑里停留吃了一顿午饭。我仔细查看了这种清代建筑结构风格,我必须要说的是它与简约的宋代建筑相比相形见绌!早期的建筑风格没有这么复杂、混乱,龙的设计装饰精美,云彩雕刻精致。

 

佛利尔再次不可避免地把中国后来的所有艺术品归因于审美标准的恶化。他继续写道:

 

一旦安顿下来,我就一个人沿着狭窄的河岸散步,最后爬上一条通向高耸的黄土山丘的陡峭小路,山丘和秀美小河的两岸平行,从高高的丘台上我可以饱览锦绣山水。夕阳西下,四周的村庄连着附近的河水、壮美的梯田、平顶的山丘、花苑似的田地里,新播种的谷物正在发芽,美丽的绿色植物生长得错落有致,诸多梯田交替重合划出蜿蜒曲线,南部山脉山峰相连,寺庙坐落于此。我知道,在往东不远的广阔的平原上有鲜为人知的宋陵,山丘矗立在古巩县境内,附近浅黄和暗绿柳树与深褐和红色的柿子树混杂在一起,柿子树上,满载着成熟果实,形成了一道我认为的最美丽的风景,尤其是当太阳在柔和清新的空气中沉落于远山之后时,我于是想起了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句,之后我便下山回到了我在河边的住处。

 

第二天,佛利尔和周裕泰坐轿子到巩县,见到北魏(386534)后期的石窟群。佛利尔继续他沿途的观察:

 

途中我们在一个小的新寺院前发现了两座古代石拱门,经我们检查发现石拱门的顶部是令人开心的宋代手工艺品。石拱门的支柱和基底可能在清乾隆时期被换新了。我们拍照后,继续沿河的路线前行,穿过了一个肥沃的山谷,这里人口稠密,还有数十座小型新寺院。

 

 当到达和龙门石窟同时期的洞穴时,佛利尔写道:

 

若干三分之一真人大小的佛像——观音和其他神明,不但有极好的线条和比例,而且神情表现得极为宁静而平和。我想特别提及三尊侍从像中的一尊,它的模型极可能受印度和希腊的影响,但具有更细腻的宗教情感。规模反次于最大石窟的其他三个石窟,除了颜色外,在设计和效果方面是相似的。规模最大的那个石窟仍是最好的,因为烟熏将石窟内部调成特殊的桃木褐色——效果上有趣而丰富。

 

左: 开封,祐国寺,罗汉堂,1910年;右:祐国寺,铜质观音像。

 

 次日,佛利尔和周裕泰前往宋(9601279)皇陵。虽然皇陵空间本身引发出一种浓烈的情感反应,但佛利尔对于这里较近出现的,因此在他看来质量较低的雕塑的评价有所保留:

 

人们跟我说这些雕塑在宋代艺术史上非常有名,那些喜欢这一伟大时期雕塑艺术的人都应前来参观,但是我听说参观这些雕塑的人数(甚至是当地人)少得可笑。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人照看坟墓、雕塑或地面附属物,墓地却仍没有传达出丝毫伤感之意,且是数英里内,直到想象的边界,每一英尺土地被农民耕作得像花园一样。未开垦的墓地的草、野花和蔓藤是暖色的,它们和成排的雕塑、平坦的平原、夹杂着绚烂梦想的宝石蓝色的山峦连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远离人类纷争与冲突的宁静的小世界。这本身便是一个涅槃。

 

佛利尔在旅程的最后一段,开始摈弃泛泛描述和条理的分析,转而去揭示一种近乎灵魂的敬畏——他的龙门日记中强烈展出这一特质。

 

那天下午他们向着洛阳城继续西行:

 

然而当天下午,我们再次返回纷争和冲突的世界,等待下午四点的火车。两个小时舒适的铁路旅行,带我们穿越了洛河古河谷,这里人口稠密,寺院星罗棋布,坟墓环绕着像花园一样连绵不断的农地。一路上我们不断瞥见洛河和其他令人着迷的自然景观,直到抵达铁路线的尽头——河南府。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在其中一个车站时,裕泰被一个看不见的调皮鬼扔的石头重重击中了右眼。这是留满珍贵印象的一天中唯一不美好的记忆。

 

在洛阳,佛利尔拜访了丹麦的传教士们和一个河南府长官代表,因为最近洪水和盗匪都太危险,所以他们都建议佛利尔放弃西行西安的初衷。

 

当时我和南(明远)讨论了这个事情,我发现他也强烈反对去西安,裕泰也同意南的意见,所以我决定放弃西安府。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感到失望。一个人的所有愿望不可能都得到满足,而且整个中国我特别想看的好地方是龙门,那里仅仅距离河南府25里,即8 英里多一点,我现在确定要去那里参观。

 

 有个姓舒(Shu)的官员将为我们一行安排三辆马车、一顶轿子和轿夫。由于最近有一伙盗匪连续捣乱、抢劫并犯下一两起杀人案,他们的总部就在龙门附近,所以当地的官员说我必须由至少六个士兵来护卫陪伴,他们将对龙门供我使用的寺庙实施日夜的保护。此外,不论我离开寺庙到哪里去,都至少有两个士兵跟随。在我看来这些完全不必要,但我身在中国,必须要按中国的规则行事。南戴上他那有孔雀羽毛的帽子,拜访了上述两位官员,解释我们未来在河南省的旅行,并表达我们对他们好意的感激。

 

次日,29日,周六,佛利尔准备出发:

 

接着来了三辆车,每辆车都套有两头骡子,还有一顶配有六个轿夫的古代旧式轿子。精心挑选出来的士兵穿着多彩的制服,他们的步枪上都备注了自己的名字,红色的法兰绒插入枪口,裹住枪机。马和骡子比原来看起来要好,它们凭着多年磨炼出的耐性和坚毅拖着重物穿越数英里的泥浆,越过山岩和巨石,穿过数以百计的沟壑,跨过了宽阔的洛河。

 

但是轿子却很糟糕——先前的使用造成了太大的损坏。我小心翼翼地提醒助手注意我的腰很粗,那顶将要载我到龙门的轿子很不结实。助手明白我的意图后,像一个职业拳击手一样扑向领头的两个轿夫,打他们的脸,当轿夫转身跑时,助手猛撞他们的背,并使出了几脚飞踹。助手的身体语言比我的更有力,也更有效,因为没费一句话,那两个被打的轿夫便慌忙聚在一起,并很快找来了另外一顶轿子。

 

这里地理位置怡人,可以看到整个山谷和对面群山,是一个学习和居住的极好地方,宾阳洞和潜溪寺可以从河边沿着一条宽阔的路到达,路上有三座大门,一个眺望所,半路上还有座瓷砖铺满的木屋结构建筑,墙上嵌有石碑,石碑上刻着各式图案和题记。穿过大墙,有一个通向第四座寺庙的入口,这所寺庙和潜溪寺后面的三座寺庙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宾阳洞寺庙群。在这条路的矮门处,有一个围场,里面有设计漂亮的方形喷泉池,20英尺见方规格,喷泉墙由琢石建造,高出水面8英尺,上面宽阔可供人行走。喷泉池之内,有一股水晶似的甘泉,略温的泉水以每分钟20桶的速度涌出,喷泉能够高出围墙约3英尺,从前墙开口冲出,飞滚越过礁岩,汇入河水之中。山泉后面,在峡谷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木结构的寺庙,一对老夫妇在这里为游客提供茶水。

 

 佛利尔一行下午抵达龙门,他和随行的助手、士兵们在宾阳洞前的一座小庙里安顿下来。佛利尔对住处极为满意。他首先考察的自然是住处正后面的宾阳洞。令人宽慰的是裕泰的伤已经充分恢复,于是两人开始了观测和记录洞穴及其内容的工作。佛利尔对5世纪和6世纪洞穴的印象似乎超出了他的预想:

 

我在龙门石窟的第一个整天非常充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让我领略到希腊、波斯、印度以及中国雕塑和绘画艺术巧妙的融合,无可挑剔的和谐之美,可能没有任何其他事物比这更有意思了!

 

远眺龙门石窟

 

庄重肃穆的设计以及精妙绝伦的工艺随处可见。每一条纹路都有它存在的原因,体现着各种影响的结果。佛教有成千上万的教徒遍及华北和华中,它为人们提供了灵感;犍陀罗、希腊和萨珊王朝模式提供新的形式;树、花等自然物被赋以新的方式呈现;自然的精神实质得到更多的表达,物质层面的影响减退。

 

我可以就此退休,愉快地期盼着每天在这些珍宝洞窟中漫步,这在现实中只能短期为之,在睡梦幻想则可以永远如此。

 

除了拍摄照片外,佛利尔雇用了一个团队去制作浮雕拓片。佛利尔艺术馆的收藏品包含了六十六张拓片,像照片一样记录了许多相同的浮雕。佛利尔一行随后前往最大的雕塑工程——占据大部分崖面的大唐王朝(618907)的大日如来(毗卢舍那)圣殿。

 

关于主佛像,佛利尔写道:

 

规模巨大,气势磅礴。他让人感到不可抗拒的其实更多是怜悯而不是力量,无论那是什么,每次参观都有更强烈的感受。他是许多佛陀中的巨人,守卫着非凡的峡谷。他的保护能力一定会被每个人所感知;她端坐在露天场地的后方,主宰着他的信徒,面带浅浅微笑,温柔地凝视着河对面自然形成的大龙头。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永恒的,让我们成为永恒的朋友。

 

大日如来像的左边是一尊严重破损的巨大佛像。虽然只剩下长袍下边缘以及部分莲花宝座,但原像是极壮观的。紧挨着这个受损佛像的是一尊几乎完整的巨大的观音立像,她的左手举起,掌心向外,食指和拇指接触。她的右胳膊和右手向下伸展,食指和小指指向外。她的长项链以三个环形落到了她的膝盖上。她的长袍和场地的其他佛像一样优雅,紧密地贴靠在她完美的身材上。她的身材比起大日如来像和其他武士像稍微更结实一些。

 

这两座佛像使我想起更健壮的希腊雕塑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但是我感觉龙门的这两尊巨型雕塑比我在雅典和罗马看到的雕塑具有更大的想象力、更强烈的性格、更深刻的真理和更多的力量。这里的环境的确是无双的,这里的历史和传统像雅典和罗马一样重要,但是我感觉龙门的宗教精神比以上其他城市的宗教精神更出色。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佛利尔和助理们继续勘测洞窟。每当有新的进展,他在日记中表达的观察时的喜悦和兴奋之情都益发强烈。出人意料的是,最让他震撼的雕塑似乎是古阳洞里的一个小壁龛像:

 

论精致细腻,我认为在龙门见到的中等大小的佛像没能比得上位于这个寺庙右边第二行的中央壁龛中的两个人物。这是两个坐着的观音,她的头部最上面的部分和右手指尖部分已经没有了,较小的侍女站在她的右边。二者的态势都极好,较大的佛像头微向前倾,暗示以最慷慨和最优雅的方式给予宽恕,而较小的佛像带着深深的共鸣见证着这一行为。这两尊佛像表达的生活是很了不起。我无法理解毁坏其中较大佛像的野蛮人的动机,除了这也许就是艺术的宿命。宋代早期诗人欧阳修在写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时,心中一定有这尊佛像。

 

在古阳洞这个最早开凿的石窟中,佛利尔找到了他所探求的核心原则,他认为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传统就是简洁明快。

 

裕泰和佛利尔坚持不懈地工作,直到他们用完底板。考虑到在世纪之初运输这些沉重、脆弱和笨拙的玻璃底板及显影设备颇为不易,在龙门拍摄的这些照片保存下来这么多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查尔斯·佛利尔自伊河边捡回的39块鹅卵石之一,配有定制的木质底座

 

在离开龙门的前一晚上,佛利尔写道:

 

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它不断强加于人的精神意义,这一方面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我必须度过许多次生命来了解它。明天早上就要离去,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最好按计划离开。更长时间的逗留也许会使我现在的一些想法产生混乱,我希望有空闲对这些想法进行更充分的思考。有一件事我非常确信,下一次来中国,我一定要参观五台山云冈附近伟大的佛教石窟寺,它比这里的石窟开凿得更早些。

 

不幸的是,佛利尔再也没能到云冈寺其他石窟旅行。他回到北京后,去了上海,在那里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内地探险,他和一小组人乘驳船溯江而上,到了拥有西湖美景的古都杭州。[⑨]不久以后,他便离开了中国,之后仅在日本做了短暂停留。

 

回到底特律时,佛利尔的健康已整个垮掉了。他本来就隔三岔五地生病,将近十个月的艰苦旅行导致他长期卧病,从未能完全恢复。他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静静地拓展和完善他的收藏品,并作为礼物赠给史密森尼(Smithsonian),他认为这是他审美眼光的集大成者。从佛利尔在最后十年所收藏到的中国艺术品类型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龙门之行的经历的回响,因为他搜集的是那些能捕捉到其在石窟数周孤独时光中纯粹不加修饰的艺术专注精神的作品。在与朋友及熟人交谈中,他频繁地叙述其在龙门的冒险之旅,有时夸大偶尔也美化这段经历。[⑩]

 

佛利尔龙门日记的最后部分是几页看起来很随意的笔记和零散的记录。这些文段共同反映出当与周围环境几近神秘地融为一体时,佛利尔所展现的一种近乎幻觉的心理状态:

 

这里呈现了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伟大艺术时期的作品,是任何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完全欣赏的。它的美丽是多样的,每一次看它,就可以发现新的东西。它是属于迷人和虚幻一类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它不断强加于人的精神意义。

 

野花和野草在裂缝中发芽,水滴穿透了岩石顶部。这里没有乞丐,甚至也看不见朝圣者。

 

独处的魅力总是存在的——没有说谎的向导,没有过于好奇的游客,没有导游指南,没有传说故事,而苦行主义的精神却无处不在。

 

人们进入这里浓烈的宗教生活——佛是否被遗忘了?这里连绵的山脉,清澈的泉水——这是否即是涅槃?除了大理石外,佛以及众多信徒也在这儿吗?

 

龙门是有趣的,其他的石窟都相形见绌。它的有趣几乎淹没了我。它对我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让我几乎狂热——一种来自这些石刻圣徒灵魂的影响力。

 

美丽的奇迹,这个精美的几乎超凡的作品,阳光使它们重获新生。

 

佛陀奇特的安静与平和,世人皆能感知。

 

显然,佛利尔在龙门不仅经历了艺术的启灵,而且和遗址本身发生独特的转化性共鸣,这就是偏远隔绝的洞穴产生的深刻情绪状态。[11]

 

佛利尔的龙门之行发生在中国石窟浮雕和石像因为西方雕塑艺术市场的需求而被严重打劫的开始时期。然而,佛利尔自己并没有从石窟中带走任何东西。但是,他也没有空手离开。在佛利尔留给史密森尼的伟大艺术杰作中,有三十九颗普通的河卵石,显然这是佛利尔从龙门住处下面的伊河岸边收集的。在北京,他给每一颗石头配备了木座,将它们用作观赏中国卷轴的镇纸,这是佛利尔依恋龙门的一个优雅见证。

 

 

* 霍大为(David Hogge),美国佛利尔和赛克勒档案馆主任(Head of Freer and Sackler Archives),本文译者蔡亚明、郭璐霞 ,均为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原文“Freer’s Longest Trip to China 1910-1911”发表于Arts of Asia 4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1), pp.122-134,翻译时有所删节,原文配有大量当时所摄的珍贵历史照片,由于技术原因,在此只能割爱。——译者注

 

 

注释:

 

① Ingrid Larsen, “‘Don’t Send Ming or Late Pictures’: Charles Freer and the First Major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in an American Museum”, Ars Orientalis?

 

② Freer to Frank Hecker, October 13th, 1910 佛利尔给赫克的信是为数不多的讲述他在海外旅行期间想法和活动的资料。他给赫克的信非常坦诚,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像佛利尔这样一个通常书面沟通十分谨慎之人思想之一斑。

 

③ Edourad Chavannes, édouard,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华北考古旅行记》),佛利尔在给赫克的信中提到沙畹的这一著作;考虑到佛利尔自己的照片与沙畹书中的图片极其相似,我们可以断定佛利尔在某种程度上把沙畹的书作为了旅行指南。

 

④ Freer to Frank Hecker, October 13th, 1910.

 

⑤ Freer to Frank Hecker, October 13th, 1910.

 

⑥ Charles Freer’s 1910 Diary, Address Pages.

 

⑦Freer to Frank Hecker, October 24th, 1910.

 

在此我特别感谢档案馆志愿者们不辞辛苦地帮助转录佛利尔的日记。

 

不知道周裕泰在北京之后是否继续陪伴佛利尔,但是在杭州拍摄的63张底片的格式和风格与周裕泰的照片是相似的。

 

⑩ Louisine W.Havemeyer“The Freer Museum of Oriental Art: With Personal Recollection of the Donor,” Scribners MagazineMay 1923, pp.529-540.

 

11 查尔斯·佛利尔的龙门探险发生在最后也是最活跃的一次中国艺术品实地采购旅行期间。在这种意义上,龙门之行是他对古老和正宗探寻的结晶。那是一种精神追求,是进入理想化过去的一种逃避,与正宗的一种接触,也是他艺术收藏核心中的一个美学搜寻。佛利尔的毕生事业是完整搜集一批能够连贯表达其审美观的来自不同时期和文化的艺术品。龙门的日记说明,佛利尔对艺术表达的异常关注中还有一种心灵局面,这就反映在他与龙门石窟深刻动人的遭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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