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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所第75期青年读书会活动报道

作者:青年读书会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02月08日

 

2018130日,近代史研究所第75期读书会在后副楼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由经济史研究室吴敏超副研究员主持,特约嘉宾为高士华研究员和黄道炫研究员,本所青年科研人员吕文浩、李在全、徐志民、云妍、张会芳、张海荣、魏兵兵、王康、李珊、彭姗姗、冯淼、赵妍杰,博士后张淑贤、任超、李政君、王春林以及访问学者刘志鹏等20余人参加讨论。

 

首先,吴敏超介绍了选读巫仁恕教授《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一书的缘起:第一,这本书的议题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相对于国统区、根据地研究,积累较为薄弱,推进较为艰难。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第二,这本书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抗战史、社会史、经济史和城市史等很多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都可能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巫教授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城市史研究,苏州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学术界有关苏州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厚。

 

第一位引言人云妍认为,巫教授这部作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所谓“意料之外”,是因为巫教授以明清社会经济史见长,特别关注消费与物质文化、文人士大夫雅趣等题目,因此,他写出这样一部关于抗战的专著,实在是出人意料;所谓“情理之中”,正如刚才主持人吴敏超所提到的,巫教授一直做城市史研究,他对于城市史的研究视野和重点,可能在于“中古城市革命”之后兴起的经济型城市,这种城市以苏、杭为代表并且在18世纪臻于极盛,因此关注它们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本书所体现的价值,在于揭示沦陷区的生活史,而这一领域是现有的“抗战史”研究较少涉及的;在这个意义上,《劫后“天堂”》具有引领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是一个正在推进的新的研究领域,那么下一步到底应该关注什么?或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巫教授这本书里研究了4个业态,最后在结论中提到“伪政权不断地将其统制力量深入到城市生活中……如此力量的渗透,是战前政府所无法企及的”,这是本书很有意思的一个结论。

 

第二位引言人李俊领因故缺席,其书面发言由本所博士后张淑贤宣读。李俊领认为,《劫后“天堂”》一书探讨沦陷时期苏州的城市生活,属于抗战史研究,也属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著作。近期相关著作有加拿大学者卜正民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和日本学者石岛纪之著《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这三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探讨抗战时期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当然,他们的侧重点不同,或重在城市民众,或重在乡村民众。他继续指出,沦陷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当事人留下的史料稀少,研究难度比较大。这可能是国内学界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目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本土化的解释体系和理论。在历史解读的深度和整体性上,远不能和政治史相比,而且现在还不时听到对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抗战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可能出力不讨好。再一个是,如何理解抗战时期民众的行为逻辑与精神世界。对沦陷区民众的理解与同情可能会涉及历史叙事“去道德化”的问题,可能涉及对日伪政权的评价问题。因此,巫教授在《劫后“天堂”》一书的序言中特别说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李俊领说,阅读该书后还感觉到有一些不够过瘾的地方:第一,史料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如1938年出版的《沦陷区域的非人生活》(曹乃珉编,新生书局1938年版)有一篇《苏州的恶梦》,记录了该文作者在沦陷时期往返苏州与光福镇保护当地民众免遭日军摧残的经历和体验。第二,日常生活研究因为材料的琐碎,很难有精彩的叙事,也不容易做到人类学所谓的“深描”。《劫后“天堂”》一书既不多见血肉丰满的人物,也很少呈现当时在苏州的日本人的面孔,多数叙事的画面感较弱。第三,期待对民众的日常反抗多一些讨论。当时苏州民众除了无奈与妥协,还有没有低姿态的避免公开反抗风险的日常反抗技术,比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暗中破坏等。

 

第三位引言人魏兵兵指出,巫教授主要以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闻名学界,写作此书可谓是一次“跨界”挑战。全书主旨鲜明,资料丰富,叙述流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学著作。拜读学习之余,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尚觉有几点意犹未尽处。首先,作者选取茶馆、菜馆、旅馆和烟馆这四类城市空间为切入口观察城市生活,自有根据,若能在序言中就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更充分的阐述,当有利于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其立意与用心;其次,作者利用了沦陷时期苏州商会的部分档案,若能同时挖掘这一时期苏州市政府社会局、警察局以及地方法院档案(当然,前提是这些档案对外开放)中与城市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记录,可进一步丰富资料来源和叙述内容;最后,作者通过对沦陷时期苏州“四馆”繁盛情形的论析,指出了一般民众在“苦闷中”寻出路、“逃避现实”、“及时行乐”的心态,但若能对“四馆”中的日常生活进行更微观细致的考察和剖析,进一步探究其中所反映的群际关系、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或可使全书内容更为充实、丰满。

 

第四位引言人王康首先指出,以往我们对于战争中的城市,印象多是轰炸、流血、杀戮,伴随着种种泯灭人性、地狱般的存在,而这本书以抗战沦陷后的苏州为个案,给我们呈现了沦陷城市的不同样态——畸形繁荣,这是作者把主标题命名为劫后“天堂”的原因。江南市镇以及商业繁荣造就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名。近代以来苏州的经济地位下降,太平天国以后被上海完全取代。劫后余生的“天堂”,是什么样的呢?与作者的治学经历有关,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苏州城市本身的发展。巫教授治明清城市史出身,苏州一直是他的重要城市个案,从他的博士论文到后来发表的论文,涉及了明清苏州的城市空间、消费等。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在此书中从长时期视角给出进一步的分析。以逃难行为选择为例,不仅有现实的考量,还有历史的惯性。如他在分析苏州城市生活反映的社会心理时,四馆兴盛,往来人口的消费、自杀体现了战时大众心理的苦闷,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可否从长时段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行为?江南在太平天国时期经历过战争,这种灾难记忆会对战时人们的行为选择有何影响?第二个特色是,本书在社会结构和动态生活二者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本书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包括人口的流动,菜馆、茶馆、烟馆、旅馆业的发展,政权组织的更迭等。汪荣祖在关于地方史书写的见解中,特别强调静态结构和动态生活的不同呈现:“一部有内容的地方史应呈现某时某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该时该地人民的生活历史,包括情感表现、族群派系、暴力罪行、时空观念、历史文化感以及宗教信仰等。”一本专著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可以以小见大,有点有面,深入论述。在动态生活呈现方面,本书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在城市生活画卷里,虽然无法深描每一个人,但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样态以及有形形色色的人:难民、普通人、商人、上海寓公、合作者、公务人员、日本人、旅行者等。

 

接下来两位所内专家谈了他们对该书的看法。高士华研究员认为,该书可读性强,文笔很流畅。书中呈现了沦陷时期苏州的总体面向,但不过瘾。巫教授认为的“畸形繁荣”的成立,一部分原因是苏州成了省会,并替代上海,很多人从上海迁住苏州,是战时环境造成的。不过,19371945年战争中亦有和平,繁荣并非全是畸形,战争中也有和平时期,和平时期的经济生活有平稳进行的可能。“协力政权”的典型表现为法国维希政权,collaboration一词的翻译在大陆与台湾不同。卜正民的著作,大陆译本《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中翻译成了“合作”,在台湾翻译成“通敌”。“协力”是日语词, 与“合作”的意思比较接近。二战中有不少这样的通敌政权,去道德化是相当困难的,也是有问题的。这项研究还需深入,很多面相说得不透,若可以深挖,或更能凸显价值,当然,这不是一本书能解决的问题。苏州有特殊性,难以代表整个沦陷区。现在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沦陷区个案研究,再整体关照这些研究,才更有意义。1937年底到1939年下半年时期和19401945年的情形不太一样,前段是战争时期,后段是战争中的和平时期,最好将这两个时期分开探讨,作者把前一个时期定为“傀儡”时期,后一段定为“协力”时期,中和了“傀儡”“协力”两种解释体系,是否可行,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黄道炫研究员指出,从“序”可知,巫仁恕教授研究沦陷区的苏州,背后有很多个人的关怀,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实现他的某种情怀,与此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太一样。这本书写得很扎实,不过,如能更多地交代苏州的历史地理等要素会更好,比如交代苏州特殊的地方,苏州是向近代迈进的代表,而非传统地区的代表。总之,从各个方向呈现出苏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此外,书中“人”的形象不太饱满,或许可以进一步突显人的主体性,人不再是事件的附属品,以区别于传统史学。从抗战史角度言,该书提供了许多材料和史实,难能可贵,若能推演出更完善的解释体系,具备更宏大的关怀,将会引起更多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

 

最后,所内青年科研人员先后谈了对该书的看法,并就民族情绪、畸形繁荣、“协力政权”等问题做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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