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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定熙副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作者:王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05月17日

 

2018515日上午,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会副主席、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副教授应社会史研究室邀请来所访问,作了题为信息、资本、权力:近代中国报业的起源与民国初年的演变的精彩报告。众多所内外同仁出席报告会,并与魏定熙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魏教授早年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和叶文心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引起了他的兴趣。因此,在完成北大校史的论文写作后,他的研究重心开始向中国新闻史转移。通过一系列个案的研究,他发现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源与英帝国庞大复杂的殖民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中国近代报业源于西方的这一表述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早已成为定论,但在现有对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历史叙述中,英国殖民体系下衍生出的中西纽带与中国近代报纸起源两者间的关联性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魏教授的报告旨在以全球史的观察视角,呈现在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框架下,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源与初步发展过程这一宏大场景,从而将这一过程纳入中英两国新闻史的共同组成部分。

 

 

魏教授在报告中重点阐述维系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与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所创办的在华早期近代中英文报纸关系的特殊纽带,即一个以伦敦作为世界新闻业中心,通过殖民地网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信息输出的方式进行扩张的“英帝国的信息传播秩序”。他指出,信息、资本、权力三种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这一传播秩序。对此,他进一步解释说,英国通过炮舰政策建立了其殖民体系,这为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提供了在各个殖民地和通商口岸创办报纸的平台,从而使报业在当地得以落地生根。然而,这一秩序更多还是以非官方的形式运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英帝国建构的松散性。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贸易运作的结果,而非从官方到民间自上而下设计和运作的产物。得益于通讯手段的进步,电报公司、轮船航运公司及新闻通讯社等信息传播机构出现,并在通商口岸以资本运作的方式满足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通讯技术的应用对报业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从而使得信息传播秩序得以运转。

 

魏教授强调早期英国人在华创办的报纸多以盈利为目的。英国报商专注于向英国商人提供他们所需的商业信息,并不过多介入政治,除非关系到报纸的生存。那时在上海和香港通常有两三家由不同英国报商创办的报纸,他们之间相互竞争。此外,这些报纸与英国政府之间也矛盾不断,以至于在上海和香港的英人报纸中常常有批评英国政府的文章刊出。传教士创办报纸虽然出于宣传基督教义的传教目的,但他们同样需要报纸盈利,并且在舆论导向上与英国商人间存在很多矛盾。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对于鸦片贸易的态度上,商人与传教士之间产生了裂痕。随后,英国报商开始出版中文报纸,从而开启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在这一时期,中文报纸的兴起依旧由利益主导。与英文报纸一样,中文报纸的所有者以英国人为主,并且在内容上依旧聚焦商业信息。此后,以美查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申报》为代表的综合性报纸开始出现,以此通过提供信息的多元化来吸引更多读者,为报纸增加广告收入。

 

魏教授在最后谈到这一传播秩序刺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他们纷纷开始创办中文媒体,以此表达中国的立场。随着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来临,“英帝国的信息传播秩序”在中国开始受到挑战。他以王韬为例,指出王韬并不关心英国人在华报纸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与政府间松散且不稳定的联系。他对于英国人垄断中国报业的感受是中国人必须在世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王韬认为英国在华报纸只能为英国利益服务,因此时常发出诋毁中国的声音。魏教授认为,王韬已经强烈感受到英国主导的这一信息传播秩序的巨大力量,因此迫切地认为中国人须要有自己的报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强调政论时评的《循环日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过程和心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源是建立在英帝国的信息传播秩序的历史背景之下。

 

魏教授将中国报业起源看作是帝国主义构建过程中的一段跨国历史。“英帝国的信息传播秩序”以市场为主导,它呈现了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这一传播秩序形成了英国与其各个殖民地之间连结的纽带,中国与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及印度因报业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魏教授提出的信息传播秩序这一概念的边界、早期报人的身份认同、中国人随后对于英帝国传播秩序挑战,以及新闻史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与魏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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