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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波:敬怀周汝昌先生——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岁冥寿暨逝世六周年

作者: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06月04日16版) 更新时间:2018年06月04日

我最早读的周汝昌先生著作,是《红楼梦新证》,时在1990年代初。其最能引起共鸣的,是红楼纪历史事稽年二章,当时所做笔记上出现最多的是心有戚戚四字。继而遍读周公书,再与其他健在的红学大家的著作相较,结论是:周汝昌是当之无愧的当今红学第一人。又六、七年,谋食京华,乃与周公同住一城,但因生性木讷腼腆,又不喜攀扯名人,故从未起意要拜谒请教。再六、七年,竟因胡适的关系,与周公略有交往。2004年,拙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接纳,因附有周汝昌致胡适函8通,社方提出:必须有周先生的授权才可。于是,在这年的92日首次冒昧致电周府,当日有记:与周伦玲女士谈颇欢,时间颇长。汝公外出开会,96日方回家,要去予之电话,回来后请示周老后再复我。对周函稿费事并不太计较,又谈及海燕社出版之《石头记会真》等。”6日,伦玲女士电告:周老同意拙书收入周函。得授权书后,是书出版仍周折,直到次年下半年才拿到书,第一时间即函寄二册与周老。1121日晚9点后,笔者尚在公车上,忽得周丽苓女士电话,告周老要和我说话,我答现在公车上,请周老稍候,到家后即打回来。但未下车,周老又打来,兴奋异常地连续说了近十分钟,我几乎不能插言,当日亦有记:“周老对予极客气,谈拿到书时与予一样高兴,又建议再印时封面应突出‘胡适’、‘红学’、‘全编’三词,又云纸张太不好等……”得前辈鼓励、赐教,自是心慰。与此相关的一事亦可略提:此次版权接洽催生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我与胡适先生》,该书《后记》云:“……此书最终决意落笔则是200410月,宋广波先生见告,父亲致胡适先生的全部信函均保存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完好无缺,但不易看到,不能借出。而此意,责任编辑亦曾向笔者道及。此外,这前后,笔者先后发现周老1948年读《楝亭图》后写给藏主张伯驹的《金缕曲》(上有胡适亲笔批注),发现周老为搜觅材料写给张元济的信,这均属周老佚诗、佚信,亦是红学史的重要史料,我都及时抄寄周老了。而我也不止一次荣幸地收到周老的亲笔签赠著作,每收到那占满扉页一页,又具有独特风格的“周汝昌”三字题签的,仍飘着淡淡墨香的新书,总是欣喜、愉悦的,也总是要一口气读完的。

 

 

我与周公另一可记之事发生于2008年,也就是周汝昌向胡适问学恰逢一个甲子那一年。这年夏,我访学于台北中研院,喜得胡适在有关曹雪芹文献(如《四松堂集》)、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及研红著作上的批注本一大宗,乃决意编《胡适批红集》,书编好后,忽发奇想:若书前有周老之序,岂不是一件佳事?我的理由是:一,是书收有胡适批点的,令他赞不绝口、引以为傲的周著《红楼梦新证》41页;二,当时大陆上健在的亲炙过胡适之教的胡门弟子,周老是硕果仅存者;三,当年周公受教、受恩于胡适,今周为胡书作序,也算是再续前缘。于是,将此意商之于周老,即得老先生爽口答应,不数日就收到了周伦玲女士发来的《序言》电子本。周序重又回顾了戊子年受教胡适的种种往事,并为拙编赋诗一首,实在为拙书添色不少。

 

我与周公之浅淡交往,发生于周先生九秩高龄前后,在几次有限的到红庙周宅(那真是名副其实的陋室)面谒时,感受最深的是周老的纯真、性情以及谦谦儒者的做派,记得有一次谈及《红楼梦》里戏曲之精妙,周先生当场唱了几句,那种字正腔圆、那种神情投入,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笔者晚辈后学,但周老与我谈话,必称“宋先生”。亲身的接触,也为周先生在文章多次自述自己是个“大孩子”的说法,找到了注解。笔者浅见,对学者而言,不可丢掉“纯”、“真”之性的,因学问乃求真之事,如果在学术探讨中也要玲珑八面、左右逢源,那是不相宜的。周先生的“纯”、“真”气质,也恐怕是他在红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原因之一吧?

 

在刚过去的两个甲子里,周汝昌是红学史上贡献、影响位列前三的学者,也是学术创获和成果总量最多的学者。但对其研究与评价,却与其地位远远不相称。研究周汝昌,旨在还其学术史上的真面目。一提周汝昌,史家总习惯性地拿他与胡适相提并论,说胡是“新红学”的“开山者”,说周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这反映的主要是胡、周间的学术传承关系。事实是,周对胡,不仅有继承,亦有超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周汝昌在“新红学”范畴内对胡适的突破;周汝昌对“新红学”本身的超越。

 

详说此两点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周二人的红学研究,在各自的学术体系中所占比重极为悬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无人可代。但其《红楼梦》考证,只是其“国故整理”的一个分支——小说考证——下面的更小的一个分支。胡适考证的白话小说,除《红楼梦》以外,还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多种。与小说考证并列的,则有佛教人物考证、《水经注》考证等。而与“整理国故”并列的,则有新文学的提倡,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红楼梦》考证,对胡适而言,仅仅是其整个学术体系中微小的一部分。与胡适不同,周汝昌虽然在诗词、书法方面也造诣深厚,但毕竟,红学才是他的“主业”,是其六十余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部分。

 

除“比重”不同,二人研究初衷亦迥异。胡适考红,只是其治学方法论举例,目的是教人如何考证《红楼梦》与传统小说,教人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周汝昌不同,他是为“红学”而“红学”。胡适开创“新红学”之后,每遇新材料也写研红文章,但这仅仅是其开创工作的后续、延伸,而周汝昌则是为红学献身终生。

 

回归本题,我们再说周汝昌对胡适的超越。胡适开创“新红学”之初,就把论题限定在“作者”、“本子”两个方面,他根据曹雪芹家世材料提出《红楼梦》非写他人,亦非“排满”,而是自叙(即“自传说”)。周汝昌在论题、方法、“自传说”等方面都严格继承了“新红学”。同时他在此学派又有大突破。如,胡适提出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周汝昌则在前贤、时贤以及他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曹学”。他并不把研究的视角单单聚焦于曹雪芹,而是一开始就是从曹家的整个家世作为研究对象(胡适是从曹雪芹进而引申到家世研究的),到后来周汝昌更是把曹家的远祖上溯到更早的汉魏唐宋元明,上升到从中华氏族文化的高度研究曹家的历史、文化血脉。基于此,他所作曹家世系表较胡适所作,准确、复杂得多。他据史料提出:曹家虽是汉族血统,但自曹雪芹往上六世起,已逐渐从满洲旗的包衣上升为“簪缨望族”,“已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满洲旗人,不但‘亡国’‘思明’的想法,放到他头上,荒谬得简直令人发笑”,即是附会明珠、顺治的说法,也是万难讲通的。这就为旨在摧破索隐红学的“新红学”提供了难以驳证的新研究。此外,他不把作者、版本考证当作终极目的,而是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新红学的开山者则除作者、版本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新进境了。还有,他不同意胡适的《红楼梦》文学性、思想性不高的说法,而早在1948年就认定: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天才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中的非凡作品。若仔细比对胡、周之研究,即可充分明了新红学是如何从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变成丰美华丽的大厦的。

 

不独在“新红学”范畴内成就非凡,改革开放后,周氏逐步超越“新红学”。他针对以往《红楼梦》研究只固着于“思想性”之定势,提出研究《红楼梦》之艺术性;后又明确提出“红学是中华大文化学”。而此说,可上溯到1980年他赴美参加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对美国记者大谈《红楼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晶,是维护中华民族感情的载体之时;这实际上是发19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之先声。1980年代中期,周汝昌明确提出此说,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书写的是中华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若想了解中华文化,最有趣味、最便捷的办法是读通《红楼梦》。周汝昌明确提出此说后,曾引来不少时贤从学科定位等角度的不同意见,这都不奇怪。但我们对周此说做一番“同情的理解”,可不必将其看作是对红学学科的定位,只视作周汝昌对《红楼梦》的一个判断,一个解读即可。至于红学学科的界定,迄今亦未能达成共识。但探讨《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似乎不会引起争论。不仅如此,笔者还坚信:“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一论题,必将是未来《红楼梦》研究最具生命力的课题之一。

 

周汝昌巨大成就之取得,当与以下原因不可分:一,终生痴红。因痴迷,而能执着。顺境中(1947-1953年,1978-2012年)固有大成绩,逆境中亦研思不辍,甚至遍体鳞伤亦痴心不改,真正是为芹辛苦见平生。二,敢于挑战学术难题。以版本校勘为例。自胡适提出版本问题以来,为读者校勘出一部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遂成红学家的重要任务。但格于客观、主观条件之限制,无人敢碰此难题。周当而立之时,即发愿做此事,积半个多世纪之努力,其成就,又有谁可与比肩?对学术研究而言,若不发狠攻克一些大的难题,敢于碰硬,而只在一些浅层的话题上“打转转”,是很难有进步的。三、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不懂清史,读不透《红楼梦》;没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柢,亦难深入堂奥。在文化素养方面,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相较,并不占优势;但与流辈相比,则非他人所企及。四、独立思考。周汝昌本是“新红学”的正宗传人,但他对开创者也不是一股脑儿的全盘接收,而是“扬弃”。在曹雪芹生年问题上,他根本不同意胡适坚持的曹雪芹必须赶上曹家繁华这么一个前提;在版本问题上,他以恢复雪芹原书真貌为出发点,不同意胡适为推广白话文而追捧“程乙本”。胡适曾劝周汝昌搁起“年表”,但周未从,“年表”反而成了《红楼梦新证》的主体部分。要之,周对胡之否定与对胡之继承,几乎是同步的。这正是独立思考使然。

 

毋庸讳言,周汝昌亦难免错误。这既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原因。作为千古奇书,《红楼梦》有这样的魔力:能令老友为喜欢宝钗还是喜欢黛玉而挥老拳。又因其最复杂,以致其几乎每个字都成了争讼的论题。红学史,实是红学论争史。而周汝昌,自涉足红学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论争的漩涡之中。在学术层面的“批周”上,以时贤杨启樵先生最为客观、公允。周书之“史事稽年”,本是将曹雪芹、《红楼梦》置于广阔的清代前期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索,以反映红书之时代,此立意,毫无可指摘之处。然这属纯粹的清史研究范畴,并非专攻此业的周汝昌之长,在专业的清史研究家面前,难免现出“短处”来。当然,杨亦有“硬伤”,如他在驳周时,特别举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11月始付梓做为根据,但实际上此文早在同年5月即随亚东本《红楼梦》一同流布。这也反映了红学的一个有趣的规律:每前进一步,都极其艰难,需要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反复辩难方可。而有的问题,甚至需历几十年,经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出定论。明乎此,我们对包括周汝昌在内的所有论争的问题,即不必再轻动正谊的火气,只平心静气地讨论可也。至于令人讨厌的酷评,更应彻底丢弃。

 

研究周汝昌,不仅是对周汝昌的最好的纪念,更是红学学术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从1904年开始的现代红学学术(以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为标志),经历的是一个流派纷呈、百家竟放、起伏跌宕而又纷争不断的过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能代表时代水平的像样的红学史。编撰一部权威的红学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感。毋庸置疑,最近若干年来的红学研究界不乏乱象,如何能走出困境,开辟新局,是每一位严肃的学界同仁都要认真面对、严肃思考的问题。一个不可少的工作,就是学术史梳理,要把每一个流派,每一位有影响的大家,都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认真总结、盘点前贤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学术遗产,又有哪些待解决、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研。最近一、二十年的《红楼梦》研究现状已经预示:红学若想前进,扭转颓风,必须开出一条新路。而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为此提供了所有的客观条件。不管持什么立场的人,都不能否认这样几个事实:最近的五、六年,是国家最重视传统文化和科学的一个时期;和平、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得到进一步巩固(近百年制约中国科学、学术发展的是战争、动乱);充足的科学经费为早前所未有。也就是说,无论从红学学科的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外部条件都说明:在不久的将来,红学必然会迎来一个大飞跃、大发展的繁荣时期。作为每一位严肃的业界人士,都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机遇,从不同的视角,创新提升,做出贡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后起的学人,不仅要继承包括周汝昌在内的所有前贤,更要超越他们,而所有这些,都应从实事求是地研究他们开始。

 

2018414日是周汝昌先生百岁冥寿,531日是他逝世六周年忌日。这段时间缅怀周老,研思周之学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乃撰此小文。此外,尚有三愿:希望《周汝昌全集》早日面世;希望恭王府的周汝昌纪念馆早日挂牌;希望在2018年举办一次以纪念周汝昌为主题的高水平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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