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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寻找真实是最好的纪念

作者: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更新时间:2018年06月04日

今年915日是先父李新百年冥诞,他的门生故旧相约合作出版一本纪念文集,高谊可感。著名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赐函约稿,敢不从命。

 

 

一个世纪前,父亲出生在四川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据族谱记载,这一支李姓最早属于陇西李氏,北宋时迁华北,南宋时下湖南郴州,明末张献忠入四川,杀戮极重,故有清初“湖广填四川”,先祖因此移居荣昌。

 

父亲幼年失怙,家道中落,然而读书优秀,靠宗族祠堂资助读完初中,考入川东师范。他十七岁参加一二九运动,任重庆学联主席,次年被学校开除。自此父亲先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旋即纠集同学七人步行去延安。

 

父亲前半生的行迹,在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里有相当详细的记述,后半生的事功,他的学生和旧部比我清楚得多。作为后人,我能写的更多是私人的回忆,出自血缘关系的视角、感受与理解,别有不可替代之处,只是作者须格外注意不因感情而溢美。

 

父亲转身学术实属半路出家,由于主编了几部大型通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遂于当代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不过,父亲虽然没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一直好学,晚年尤多省思。我青年时也曾是习史之人,由于时代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在观念和方法上和父亲颇有抵牾。比如我对集体撰史一直有所保留,更倾向于个人书写历史,历史书写个人。但另一方面,我对父亲的历史观还是认同的。他经历的岁月里,由于政治运动频仍,以论代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乃至于掩盖真实的事情时有发生。父亲因此深有所感:“我认为写历史应该照例是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

 

以上引自《流逝的岁月》前言第二页,父亲写回忆录时已经年近八旬,再无顾忌,履践了他自己写史存真的信念。在我看来,这部回忆录是他毕生最好的著述,历史家的回忆是史笔,波澜不惊之间,涉及许多令人震撼的历史本相。他晚年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回忆录已经写到文革前夕,却因为中风而搁置。

 

我是家中幼子,四川话所谓“老幺”,父母有我时已经四十余岁。我甫记事即逢文革,从此家人分散数地,自顾不暇。文革结束不久高考恢复,小学初中辍学的我也从此回到学校,忙于读书应试。我考上大学一学期后获保送出国留学,从此去国30多年,也就再没有机会从容与父母交流,询问他们的个人史。父亲的相当一部分经历,我也是通过回忆录了解到的。进而言之,我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渐渐走近他,开始理解他。这固然令人遗憾,却也再平常不过。父子之间往往亲情与张力并存,关注与冲突同在。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走过时间之桥才能缓缓抵达。然而时不我与,当我年过不惑,渐渐多一份历史的眼光看上一代人时,父亲已口不能言。所谓互相理解,更多在想象之中。

 

关于父亲,我已经写了六七篇文章发表,与其说是怀念,更多是为了留下一些历史叙述,记录我眼中的父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生平,我希冀通过状写父亲呈现他所处时代的点滴。这样的写作,毋庸赘述,以寻找真实为追求。

 

 

大约是1967年,父亲白天在位于东厂胡同的近代史研究所接受批判,学习改造,晚上回到张自忠路3号大院的家。他除了写检查、外调材料外,没有工作可做,因而有大把空闲的时间。他教我打扑克、下象棋,夜里,紧闭窗帘,在餐桌上铺上厚厚的毯子打麻将,应该都是在这个时期。

 

我清楚记得自己坐在父亲的腿上,听他给我念《三国演义》小人书。半个世纪过去,我还能够大致背诵60册小人书的目录:桃园三结义、董卓进京、捉放曹……我通过读这些小人书完成了识字,父亲又教我背诵古诗。后来有一段时间,背诵《长恨歌》与《琵琶行》成为我在大院里的保留节目。

 

在压抑而缓慢的时光里,父亲大约从天伦之乐里找到一些慰藉。他自己翻看家里不知从哪里留下来的一部《白香词谱》,顺便就给我讲了诗词平仄的基本知识。我听得似懂非懂,却从13岁就开始应用,糊里糊涂地写诗,受益至今。如今想来,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其实是父亲的遗传。不过我开始写时,父亲已经恢复工作,受命主编《中华民国史》,无暇再指点我。我也没有觉得父亲精于诗词,在我看来,他写得过于直白。后来我渐渐认识到,诗词是中国读书人抒发怀抱的一个重要传统,作者不必是诗人,事实上,大多数作者也称不上诗人。这个传统到父亲这一辈还相当普遍,如今已基本不复存在。

 

当年父亲的诗写在两个本子上,中间还夹着一些散页。少时我都读过,不知道现在还保留了多少。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他14岁时写的一首诗,是送他的哥哥参军抗日:山河悲,家国危,从军曲,誓不归!……男儿自古重义气,安能戚戚乎别离?通篇激扬的基调,既折射时代的波澜,也反映父亲的个性。1998年我最后一次听他长谈,因为耳背,他说话声如洪钟,中气还很足,所以当时我想他的身体还很好,谁知道几个月后就一病不起。他很激昂地反复说了几遍:他一生的追求是救国,从年轻到老一直如此。

 

他说得很真诚,我也知道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对于他那一代人中的大部分来说,是信念所在也是精神寄托。我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现实化、个人化,以至于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说法。世代的变迁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无所谓谁对谁错,从不同的视角看各有千秋。每个历史人物都是很多面性的,不过自己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父亲也承认,他从历史学的角度,认为回忆录往往是不可靠的。出于这种自觉,他写回忆录时委托朋友和学生去核证史实,对自己的经历多有反思。

 

父亲也是很多面的。他有四川人爱摆龙门阵的习性,一生健谈,然而谈笑之间,更多保持乐观精神,极少流露自己内心的感情。感伤或激愤,大多只有在诗词中偶显端倪。我个人觉得他写得最好的一首,是写于1976年清明后的《金缕曲》:

 

此恨何时已,望峨眉云山万叠,故人千里。

 

往日花开不知惜,今日落花难觅。叹花落水流春去。

 

世路哪能行两遍,若能行携手重行起。

 

长夜听,巴山雨。

 

曾经沧海难为水,数十年天涯行尽,几人知己?

 

误了佳期空自悔,且盼梦中相遇。竟一梦也无消息。

 

欲寄音书从何寄,但泪痕湿透千层纸。

 

情未断,人老矣。

 

如果不了解1976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这首词读起来便是一首简单的伤怀忆旧之作,看不出其中感时的层面。父亲后来曾经把这首词抄送给好几个朋友,并且点明是对当时世事有感而发,我曾经对他说这一首写得有些李义山(商隐)的味道。

 

义山诗本来就兼具讽世与感伤的两面,这一点父亲应该也很清楚,只不过他对自己写的词里流露的另一面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他青年就成为职业革命者,革命者被要求立场坚定、对敌人无情。革命成功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有许多时候不表现出坚定无情还真是不容易幸存。

 

我记事时,父亲已久经风雨,年近半百,绝大多数时候喜怒不形于色。少不更事的我有时觉得他缺乏感情,或者至少比较钝感,待自己人过中年,性格基因日益明显后便体会到,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时刻,完全可能内心汹涌澎湃。我因为性格很像父亲,尤其能想象严酷境况里他的动摇。我从自己内心的软弱,体会并体谅到父亲的心境与选择。

 

父亲1968年第一次中风,虽然后来恢复不错,多少不良于行,而且生怕再摔跤中风。此后八年多,他出门时多半我会陪着,因此我见过不少他青年时的战友。在他们当中,父亲既有才子之名,又有清谈家这样一个多少有些调侃意味的绰号。与他的战友相比,父亲更多文人气,而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彭梦庾颇似豪杰,我见到时正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宋一平仪表堂堂、很有威严,因纪录片《安东尼奥尼》一段公案而被免职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深目鹰鼻,不苟言笑。与他的战友相比,父亲选择的道路也相当不同。他们的大多数在文革前已经升到副部级,而父亲却在1962年卸去所有官职,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手下帮助他编撰《中国通史》。

 

我隐约感觉到,他很多年前在同侪之间就有些另类,这是他后来从官员转向学者,从革命走入学术的根本原因吧。在知识分子被要求进行革命改造的五十年代,父亲却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知识分子,这多少反映了他骨子里的价值观。不过个人史如同大历史,还有更具体也更偶然的诱因。同样重要的,大约是他1957年差一点被打成人民大学最大右派的经历。他本就无意仕途,才会到人民大学,不意也是风波险恶。反右运动过后的第二年是大跃进,到1959年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原人民大学副校长,刚刚调到北大任副校长的邹鲁风被整得自杀身亡。同案的张腾霄(时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研究生部部长,文革后曾任党委书记)也被下放到农场赶大车。

 

 

文革前,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陆续调入相当多党内资历颇深的“老干部”,他们当中多数是从事党务和行政工作、少数出身党内笔杆子。他们或者由于仕途顿挫,或者因为历史复杂,来到这里多少有些被贬谪的意思,像父亲这样自愿,为了来这里还颇费周折的很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避祸的意识,即使有他也不会说出来的,不过他通晓历史,应明白远离中枢,不担任官职是相对安全的做法。

 

事实上,他幸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虽然史学界由于其敏感性在文革开始时首当其冲,19666月初父亲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月底被抄家,但他毕竟不是担任领导、掌握实权的人,更多是陪绑的,所受到的批判与冲击相对要少一些。

 

文革后旧识劫后重逢,多有细说文革惨痛经历的一幕。父母的朋友里,有家破人亡的,有羁狱多年的,每到伤心处不免涕泗交流。父亲说起自己,不禁庆幸“没当官”也“没想当官”。这是事后回过头看的感受,当初的心境未必如此。据母亲回忆,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前本是一个工作狂,而且勇于任事;进入六十年代就放慢了节奏,为人处事也谨慎了很多;到文革里经常无事可做,我记忆清晰的景象是在炎热的夏天,父亲光着膀子,摇着一把大蒲扇,晃着他的秃头,反复地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小时候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老在唱这一句,如今想来大概是一种自我暗示、自我安慰吧?他这样一生总惦记着家国天下的人,其实是无法真正散淡的。

 

宦海的凶险显然影响了他的选择,文革结束后,父亲有过出任人民大学校长和去中纪委的机会,他都主动放弃。这种选择无论在何时都相当另类。父亲的身份定位最终在学者,不过他很少以学者自居,他颇有自知之明:早年教育的不足、戎马与行政生涯再加上多次政治运动消磨的岁月、周围有太多的大知识分子及饱学之士,这些都足以让他认知差距。在他的同代人里,不少人以革命者自居,对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不知不觉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领导心态。相比之下,父亲对有学问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尊敬。在钱钟书、瞿同祖这样的大学问家面前,父亲虽然比他们年轻不到十岁,却持晚学之礼。父亲对他的同事、学生相当谦和,这大概是他晚年颇受尊戴的原因之一吧。

 

父亲的经历注定他不是书斋中人,这使得他在学者中也是相当另类。他虽然口才极好,讲课、演讲都很受欢迎,笔头也快,但是留下来的学术文章并不多。另一方面,他早年从事青年工作、组织工作,担任过县委书记,其领导力、沟通力与组织力是许多学者不具备而且缺乏经验的。这些能力对于由众多人共同撰写的大部头通史主编来说相当重要,尤其在早期风雨飘摇的岁月里。

 

在近代史研究所东厂胡同一号八角亭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时,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即使在北京大多数人也食不果腹,浮肿与肝炎相当普遍。父亲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解决吃的问题,最终编写组没有人浮肿或患肝炎。从父亲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他行事相当实务灵活,比如带四位共同主编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和彭明每天吃人民大学食堂的小灶;又比如为了能够从高等教育部领取一点给教授的特殊供应,由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给了他一个教授职称。父亲就这样当上了教授。

 

在饥馑中结下的友谊是长存的,八角亭编书组同仁由此结缘,情谊甚至延续到我这一代成为两代世交。编书组的诸位长者初次见到我时,我还在襁褓之中。其中最经常到家里来帮忙的,一位是陈铁健先生,另一位是李义彬先生。

 

当年我在长春学日语时,原任教吉林大学的李义彬先生已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留下两间小屋给他的次子小和住。酷寒难耐时,我经常去那里借住,和小和兄喝白酒,一盅一饮而尽,身上暖流升起。小和兄后来英年早逝,我听说后忍不住倒了一杯白酒,遥望西天,在心中向他告别。

 

去年父亲农历生日虚岁一百岁时,有一个小型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举行,85岁高龄的李义彬先生不仅出席,还特意写了七页纸的发言,回顾了他和父亲四十余年的交往,由女儿在会上宣读。听说老先生身体很好,我感觉很欣慰,不意他今年初骤归道山。

 

 

长者在父亲百岁之年远行,我并没有悲伤,只是想起母亲生前几次告诉我,李义彬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三岁大病到抽搐时,他赶往医院把医生请到家里急诊,终于化险为夷。这些很个人化的情节,在生活中屡有发生,虽然微不足道,但对当事人说来很重要。个人史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不留痕迹,被时间的河流冲得越来越远;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些看上去并不重要的个人史,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相。

 

当生命终止时,一个人便定格在一段光阴里。对于生者来说,逝者的生命存在于历史之中。关于历史,重要的不仅是我们知道多少,还要追问有哪些我们不知道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湮没是一种宿命,不过很多事情是被湮没与被遗忘的,越是波澜起伏的年代越是如此。即便是自己的父母,在他们离开尘世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他们的一生我了解得其实很有限。他们不愿说、不便说或者不敢说的事情,别人也就多半无从知晓。

 

父亲的回忆录虽然写得真实,但也有许多有意无意之间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之处。比如他涉及祖父时都很简略,而且没有说明死因。他提到祖父毕业于川东师范,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镇上小学校长。然而父亲去世后,家兄回荣昌老家,父亲当时唯一在世的堂弟说五伯(祖父行五)上过云南讲武堂。如此说来,祖父并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先生。可惜家兄旅途中没有做进一步的了解,后来这位堂叔也过世了。父亲的曾祖父在本地发现过煤矿,家族持有股份;父亲的外公是本县为数不多的有功名的人,而且是望族。由此看来,父亲这一支的境况与地位原本是不错的,只是遭遇祖父的早逝。

 

人生的幸与不幸往往只是相对而言,当年和父亲一道去延安的同学,大多家境富裕,或经商或是地主。他们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出身吃了不少苦头。他们在老家的父母家人,后来也不乏被镇压或打入另册的。父亲由于祖父最后的身份是教师,出身就填写了“自由职业者”。在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这是一个中性的出身。父亲从来没有因为出身挨整,也没有必要与家庭划清界线,反而在进北京后,接他的母亲到家中奉养,直到去世。

 

老一辈如果“家庭成分”不好,大多对家世讳莫如深。我们这一代后人因而对先人的事迹所知有限,父母的事情都未必了解很多,再往上一代多半就一片茫然。家族史的断裂在上个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里相当普遍,如今想重新继续,谈何容易!

 

我一直想回到父亲生长的村庄与小镇,感受一下那里的山水,也看看还能找到什么。我不敢怀抱太多期望,近百年前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据说父亲曾经每日走过的小路,现在已沉入水库底。那一代人走过的道路,更多已经湮没;父亲至少还留下一本回忆录,更多的人什么都没有留下,历史和故事成为骨灰,本是更常见的。《流逝的岁月》其实没有写完,但其体例是以时间和事件为线索,每篇都独立成文。这样的写法为历史提供个人角度和一些细节,但对个人感情、喜怒哀乐多半着墨不多或者忽略不计了。唯一的例外,是关于一段暗生情愫的初恋。父亲很少谈自己的感情史,不过他能写出“往日花开不知惜,今日落花难觅”,自有其多情的一面。他虽然晚婚,但很早就有女友。后来的事情他没有多说,只是相当详尽地记录了与初恋女友的交往与印象。分别近三十年后的1963年,父亲乘轮船途经万县,在一个晚上到了她家门口,但最终没有进去相见。

 

我个人以为这个细节相当说明父亲的性格:他内心的许多波澜,最终也没有写出来。我的理解其实没有什么缘由,更多是出于他去世以后我才清晰感到的血缘上的联系。父亲并不曾想影响我,我早年因为和他更多意见相左,也很难受他影响。然而近年来我也来越感到和他性格的相似,看到遗传的无可抗拒。这是一种有点复杂、多少无奈的感觉,然而恰是在这种感觉里,我仿佛日益走近父亲的内心世界,在我的心里看见我所认为的真实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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