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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作者: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更新时间:2018年06月19日

按:本文系作者201852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

 

当三联书店的编辑告诉我,这次推广会放在北大时,我心中怦然一动。我离开北大刚好十年。当年在北大时,对北大的景物关注度不够。有一年,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对我说,很怀念北大二院(历史系)的紫藤,我听了很诧异,回来后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开。

 

今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北京大学是变法的产物,也就是北大的一百二十周年。再过两个星期,611日,正是百日维新的起始日。离开北大后回北大讲戊戌,感觉上是有点奇特,当然也只是巧合而已。

 

问题的发生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题目,是近几年最为关注者。我写了几篇非常学术性的论文,字数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字,十分繁琐。我在这里尽可能讲得不那么学术,尽可能简要明白一些。

 

大约在五年前(2013),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语所研究员黄彰健院士已经证明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既然中国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经发现《杰士上书汇录》和许多康有为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拟的),称戊戌变法是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运动,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据;那么,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结论来。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计划,申请了一个项目,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一篇五到十万字长篇论文。我得到了一笔小的资金支持。

 

可是,研究进行没多久,就卡壳了。我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儒家的《六经》皆存世,即今文经,秦始皇并未焚尽;所谓古文经,皆是伪经,是西汉时领校中秘书(皇家藏书)的官员刘歆所伪造,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此即新学伪经说。中国的早期历史茫昧无稽,尧、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创造,其目的是以民间素王身份来改制立教。不仅《春秋》为孔子所创,《诗》《书》《礼》(《仪礼》)《乐》《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此即孔子改制说”。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也非常极端——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服务于新朝,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以能改制,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为最终的结论。用今天的说法,属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仅仅用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去解释当时的康有为,那么,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如《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不会到广西去讲学,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更没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给光绪帝上书。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

 

二、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奏折来看,向光绪帝提出的政策设计大体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历史来说事;但从康有为的著述来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如《长兴学记》《桂学问答》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实法公理全书》,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1891年,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康在信中说:

 

……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

 

“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不仅早于孙家鼐(见其奏折,1897),更早于张之洞(《劝学篇》,1898)。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也没有去过外国,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其中以声光化电、机器制造为主,关于西方思想、制度、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他可能也看过一些日本译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若真读书,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上面说的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纯属偶然,不是由他来决定的。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进入了瓶颈。2015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个月,试图开一点思路,结果毫无效果。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没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

 

恰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便转过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大同书》的写作时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说法

 

康有为无疑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最重要的政治功绩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他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小的麻烦。他指责刘歆造假,赞扬孔子创造,他自己的文献也有作伪之处。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就是典型的一例。

 

康有为的另一大作伪是在《大同书》写作时期上“倒填日期”。1919年,康写《大同书题辞》中称:

 

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

 

“甲申”,1884年,是年有中法战争。康在《大同书》绪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对此,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教授已证明其伪,说明该书是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时写的,以后屡有修改。由于汤志钧教授的这一贡献,学术界大多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

 

比较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头号门生梁启超的说法。1901年,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次则论三世之义。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也。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

 

按照这个说法,康有为已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并将之传授给梁启超等少数门生。1911年,梁启超出版由其亲笔抄写的《南海康先生诗集》,在《大同书成题词》后作了一个注: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1901)、壬寅间(1902)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为国竞之世,未许也。

 

这个说法与前说有了不同。“二十年前”为1891年,梁启超刚刚入门,只是略授口说著为成书的时间是1901-1902年。这也是汤志钧教授推翻1884年说的主要证据。1921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梁启超又称其在万木草堂已经读到了康“秘不示人”的著书。三个时间,三个说法,如果相信梁启超的说法是真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二、康在戊戌时已有著书,如梁先前所说的《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但绝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大同书》。

 

“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汤志钧教授证明了《大同书》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所写的,但他同时认为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主要证据是《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礼运注》的成书年代也有点问题,现有的证据说明,该书也是康在大吉岭时完成的。

 

由此再来检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但十分简略。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又称:“尧、舜皆孔子创议。”(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此处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即孔子创造出尧、舜,圣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创造出文王,是为“拨乱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释,不易察觉。我仔细查看《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康的这一说法,是对《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扩展,加上《礼运篇》中“小康”“大同”的内容。我仔细查看《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五条。《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讲的是“孔子改制”的内容,“大同三世说”不是两书的主题。若不是特别的挑选,这十一条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过去了,且仅看此十一条内容亦难窥全豹。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亦有所施行。

 

1900年夏天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著述。

 

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对此,康在《〈礼运〉注》中称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无徵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精心著述时,阅历与见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18989月他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国军舰接往香港,然后去了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戊戌前后康的大同三世说思想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若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会有致命的缺陷——我的目的原本是要证明戊戌变法的性质,由此来证明戊戌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若以康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期(即戊戌之后)的著述,来说明戊戌时康有为思想,是不可能精确、不可能具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除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十一条内容外,我找不到更多的18989月之前的材料,来说明戊戌时康的大同三世说

 

我就在这个关键点上被卡住了。

 

由梁渡康

 

前面提到,梁启超在190119111921年三次著述中谈到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康在万木草堂向梁传授过大同学。从梁入学时间来看,应是1891-1896年,即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梁为十八到二十三周岁。康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梁呢?

 

前面提到,我因发现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开始集中阅读梁启超的著述,其中大部分是再次阅读。由于阅读时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从梁的许多著述中都看到了“大同三世说”,尤其是《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湖南时务学堂初集》。

 

1896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说明中国古代就有议院的思想,甚至有相当于议院的制度,结果受到了严复来信的严厉批评。梁给严回了一信,用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来自我辩护,并提出了反批评。年轻的梁启超(二十四周岁),意气风发,仅仅回信尚觉不满足,又在189710月在《时务报》第四十一册上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将与严复的讨论公开化。该文起首便直接、明确地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这是“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第一次完整的表述,梁启超将之分为“三世六别”。在批判了多君世的罪恶后,梁称从多君世转为一君世是孔子的贡献:

 

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

 

梁启超继续指出,“三世”是各国必经之路,中西之间并无区别,并不以其是否有议院的“胚胎”而致道路之不同(即严复来信中的观点):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此专就三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为“小康”,中国的前途与“西人”一样,是“同归民政”(民主)。在该文的最后,梁启超谈到了世界的前途:

 

问今日之美国、法国,可为太平矣乎,曰恶,恶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而言,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而言,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耽耽相视,龁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梁启超对仅仅只有美国、法国实行总统制(民政世)是不满足的,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仍是“多君之世”,“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他那指责现实的笔法——“各私其国”“耽耽相视”——暗地里却描绘着那个无总统、无国家、无战争、无私产的“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的未来画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一句,典出于《春秋公羊传》最后一句:“……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康也很爱引用,见后)梁暗暗自诩他们这个以康为导师的小群体是能真正解读《春秋》微言中所含“大同之意”的“后圣”。“见群龙无首”一句,典出于《易·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梁将之解释为“大同三世说”中最高阶段——民政世(太平)之“无总统之世。”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梁启超去了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康门弟子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担任分教习。

 

康门弟子掌握的湖南时务学堂,所授内容不是一般的“时务”,而是“康学”。梁启超为此制定了《学约》,并写了指导性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时务学堂学生每天要读规定书目,主要是《孟子》和《春秋公羊传》,若有问题提出,由教习予以答复,若有心得写下来,即“札记”,由教习加以批语。时务学堂内部材料虽不能全见,但在1898年春,已将梁启超的《学约》、《界说》、学生与教习的问答(部分)、学生的札记与教习的批语(部分)合刊了一部书,共四卷,名为《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今存世不多。当我读到《湖南时务学堂初集》,非常兴奋。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中大力宣传“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涉及到“大同三世说”的地方非常多,我这里因时间关系只能举一个例子。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义”一义作札记,推及世界“大同”,梁启超作批语称:

 

说得极好。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义。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征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由身以推诸民,由中国以推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数年,尚未能悉闻其说,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为学者之于学也,必须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发其端,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对也。今鄙人与诸君言,亦如是而已,将以发心灵、濬脑气,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辞乎?诸君幸勿误会此意。若欲有所凭藉,以为思索之基,先读西人富国学之书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见地,再将《礼运》“大道之行也”一节熟读精思,一字不放过,亦可略得其概。至所云起点之处,西人之息兵会等,亦其一端也。(《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二册,《札记》卷一)

 

师生所言的内容,皆是“大同三世说”。梁启超仍是从“仁、义”出发,谈到了大同、小康。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是宣称康有为对“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经穷思极虑,条理极详,西方各国目前对康有为所思之条理,已实行者一二,未实行者八九,要求李炳寰通过自修来自证。“富国学之书”,大约是指《富国策》,与《佐治刍言》皆是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梁让李炳寰以此为基础,再“熟读精思”《礼运篇》中“大同”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段话,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李炳寰若“一字不放过”的“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这正是梁启超希望得到的教学效果。

 

由梁渡康,恰好合璧。

 

康门其它弟子的言说和梁鼎芬的评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还谈到:“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除了已经去世的陈千秋和梁启超外,康有为的其它弟子对“大同三世说”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

 

康门弟子的著述,大多尚未整理编集,但康门弟子在《知新报》和《时务报》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为了验证梁启超的说法,我将《知新报》《时务报》重读一遍:康门弟子九人(不包括梁)在《知新报》发表了五十八篇政论文,康门弟子三人(不包括梁)又在《时务报》发表了九篇政论文;有些是类似梁启超《变法通议》那样的大文章,多期连载。也就在这些文章中,我又看到了忽隐忽现的“大同三世说”的痕迹。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其在康门的地位,仅次于陈千秋、梁启超。他在《知新报》上发表《地球大势公论》,称言:

 

……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

 

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争夺相杀,而民贼之徒徧于时;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于上。赢政无道,驱黔首以为囚;罗马暴兴,合欧西而一统。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

 

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沓。盛华顿(华盛顿)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故结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地球大势公论·总序》,《知新报》第二册)

 

“大同三世说”反映的是世界的变局,徐勤的着眼点也是世界的。他没有用“据乱”“升平”“大同”之词汇,而代以“土司”“君主”“民主”之三变。“洪水”“地顶”“地运”“动力”也是康有为讲学时使用过的概念。

 

其二是康有为的弟子刘桢麟。他在康门中的地位不高,但在《知新报》的金主、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授馆课其子。康门弟子中,他在《知新报》发表的文章最多。其文《地运趋于亚东说》连载于《知新报》,第七、八册,多处涉及到“大同三世说”。在该文结尾,他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呜呼!尝闻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而趋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地万国,寐觉已开,中土蚩氓,蒙翳渐辟,远识之士,竞驰新学之途,杞忧之儒,群倡开化之术。吸吁所接,或有动于当途;阖辟所关,即不朽之巨业。匪一隅之偏局,实万国之同风。乘朕兆已萌之后,为有开必先之举。将岂徒一国、一洲蒙靡穹之利赖欤,其将以是期之百千年后,凡我圆颅方趾之伦——黄人、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半黄半白淡黑人、不可思议之诸色人——咸被此靡穹之利赖焉,而为智、为仁之世界,均于是起点也,而又何东、西之有耶,而又何趋、变之有耶?

 

刘桢麟清楚说明了前、中、后三世,分别崇尚力量、智慧和仁爱。他将“小康”误说为“太平”。他认为,当今“智”已“萌芽”,其后的发展趋势将不可抵挡;当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后”,人类(即“圆颅方趾之伦”)将不分国家、不分洲别、不分肤色,共同经由“为智”而进入“为仁”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东、西可不必分,趋、变可不必论。这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所认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业”。

 

康门其它弟子,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论还有许多;但若从总体来看,所言“大同三世说”只占其全部著述的较小篇幅,其深度远远比不上梁启超。既然公开刊刻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都有“大同三世说”的内容,康有为也没有必要在万木草堂保密不说,只是所说的内容与深度,要远远少于对陈千秋、梁启超之传授。

 

康有为的同乡、昔日好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大幕僚,戊戌变法期间与康决裂。在康逃亡日本后,他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由张之洞交给来访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以能让日本驱逐康。其第三条称:

 

康有为之教,尤有邪淫奇谬、不可思议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其徒所设之局、所立之学,皆以“大同”为名),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古人所谓忠臣、义士,皆是多事。一化贫富之界。富人之财皆当贫人公用,此乃袭外国均贫富党之谬说、小说戏剧中强盗打富济贫之鄙语。一化男女之界。谓世界不必立夫妇之名,室家男妇皆可通用。将来康教大行后,拟将天下妇女聚在各处公所,任人前往淫乱。生有子女,即筹公款养之,长成以后,更不知父子兄弟为何事。数十年后,五伦全然废绝,是之谓“大同”(少年无行子弟,喜从康教者,大率皆为此为秘密法所误也)。其昏狂黩乱,至于此极,乃白莲教所不忍言,哥老会所不屑为。总之,化三界之说,一则诲叛,一则诲盗,一则诲淫。以此为教,不特为神人所怒,且将为魔鬼所笑矣。或疑此条所谈太无人理,康教何至于此?不知此乃康学秘传,语语有据,试问之康徒便知。若有一言虚诬,天地鬼神,实照鉴之。(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有校正)

 

梁鼎芬又从何处得知康有为此类“秘传”的“大同”思想?他赌咒发誓称“语语有据”,很可能得自于“康徒”。就“化三界”而言,对照此期梁启超及康门弟子在《时务报》《知新报》和时务学堂中的言说,“一化各国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有为先前和后来所著的《实法公理全书》《〈礼运〉注》《大同书》及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化贫富之界”可以成立;对照康后来所著的《〈礼运〉注》《大同书》,“一化男女之界”也有部分内容可以成立,只是称康门弟子“为秘密法所误”,当属梁鼎芬并无根据的诬词。

 

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书中的简说,到梁启超的多种著述,再到康门其他弟子的言说以及康政敌的评论——除了梁鼎芬的评论外,所有的材料都是18986月(即百日维新起始时)之前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戊戌时确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当我将相关的论文写完,时间已过了五年。我才完成了证明的过程。

 

创制立教

 

对康有为来说,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其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大同三世说”。从“大同三世说”再到《大同书》,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康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过“微言”而发现的“大义”;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说明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那种历史命定论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皆是学理,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康有为虽然有参与高层政治的企图,但他唯一的办法是上书。通过上书而获得皇帝青睐的机率是很低的;而“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这类学理在高层政治是不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说”,其目标是改皇帝为民主,最终要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对此认同呢?

 

康有为创造这些学理,目的是“创制立教”。在万木草堂,他对其门徒直白地说:

 

孔子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书者,六经也;言者,口说也;意者,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然则,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

 

康多次说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记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义,其义理由孔子口说而由弟子相传,《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许多义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于《易》,全是义理。此即“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康此处所称“今日学者”,即是康本人。这种不见于经、传,甚至不见于董说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体会,也可以说是康的自我发挥。康可以将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对其门徒说: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

 

此处的“春秋时”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时”又可见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创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公羊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颇有自许之意(见《〈中庸〉注》《〈孟子〉微》)。康还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称: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

 

他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

 

当时的文士章太炎,对康有为创教的设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他在《自订年谱》称:1897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冯自由后来记录章太炎对梁鼎芬的谈话称: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谈到的《康有为事实》中又称:

 

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教、佛教、耶苏、希腊教四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著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说法也是相当肯定。即便从康有为这方面的材料来看,也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书起首便称: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其中“黑帝乃降精”,见《春秋演孔图》,属纬书,称孔子的母亲在梦中与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纬书言“黑帝降精”,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诞说”。康办《强学报》,用的是孔子纪年;又命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也用孔子纪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办到。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要求建立孔教会。

 

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创制经典,二是传教于门徒。《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说”,“小康”“大同”之制,经典的创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万木草堂,已有相当的规模,其门徒张伯桢称:“同学凡百余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康又到广西去讲学,梁启超等人去湖南主办时务学堂,亦可视之为“传教”。

 

根据《孔子改制考》,从春秋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即孔子创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并规范了“百世之后”的政教礼仪。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创制立教”,也不会太注重于当下。大约在1897年春,梁启超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

 

……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甚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觉迷要录》,录四)

 

梁此中谈到的“教”,是超越国家的,即“国之存亡,于教无与”,说的就是“大同三世说”。梁让康“专以讲学、授徒”,当万木草堂学生学成后,出而传“大同三世说”之教。梁对其掌握的“教”义仍不满足,想通过“入山数年”以补足。梁又通过数学、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自觉“归依佛法”,甚至对“吾教太平大同之学”一度产生怀疑,觉得“所学失所凭依”。梁的这一封信,是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内容大体相近的梁信,还有一封。

 

康有为“创制立教”,是想当教主;当然,如果有可能,也想当帝师。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结局,他没有当成教主,也没有当成帝师,而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期当了光绪帝的重要谋士。由此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说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写《我史》,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称,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其弟康广仁劝其不如归去,回乡授学,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

 

根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批语:“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仅仅是“救中国”,而在于“地球”。康又称,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来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死生,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

 

我以前每读至此,总觉得康在造作;然读到梁启超等人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诸多著述,才隐约地感到,康也未必矫情,或真以为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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