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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萍:“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

作者: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02日

二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受降与接收工作的展开,中法之间围绕处置在华战犯问题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存废之争。与对待美国在华处置战犯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截然相反,针对法国的蛮横做法,中国政府毫不妥协退让。导致战后中法间第一次外交危机的“白尔丁(Emile Bertin)号事件发生后,借助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中国政府迫使法国政府在中法新约签署前关闭了在华领事法庭。随即两国迅速签署了中法新约,彻底废除了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白尔丁号事件被视为中国政府签订中美、中英新约,收回治外法权后所发生之第一件大事,和战后西方列强企图“复活”在华治外法权的象征。关于中法新约签署的具体过程,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不再赘述。有关战后中法在处置战犯问题上的交涉与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关系,目前较为深入的研究有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上海的战后审判——萨尔礼事件与法租界的归还》一文。该文以法方的视角,着重于中方逮捕审判萨尔礼(又译为沙里)事件与法租界的归还的关系,即作者所言“法国在上海的历史”。本文则着重于两国在战犯问题上的交涉,酿成“白尔丁号事件”的背景,以及中方在事件中的态度和处置,以期揭示治外法权的废除过程及战后处置战犯问题上的多重面相,并就白文中的一些观点略作商榷。

 

一、白尔丁号事件

 

19451229日,上海市警察局外事课突然接到一法国女侨民报案称:其夫保罗·弗朗索瓦·卡尔平诺(Carcopino)(又译为卡可平诺),被法国驻沪总领事馆警察以在战争期间亲贝当政府并帮同德国宣传纳粹主义的罪名逮捕,拘禁于衡山路法国兵营内,交上海法国领事法庭审判,且即将被转移至法国军舰白尔丁号移解法国,故请求中方将其引渡。报案人还称:法国领事馆将继续逮捕嫌疑法侨,旧法租界捕房探长马龙(Maron)亦在被捕名单之列;法国兵营现仍关押有其他法籍嫌疑犯。接报后,负责战犯处理工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紧急派外事处人员赴卡尔平诺居住处展开调查。卡尔平诺之妻出示其夫恳求中国当局予以保护之法文亲笔信,并称:“余夫妇旅沪已届七载,从未有与日人交往之行动,以危害中国,虽曾任伪法政府教育部长,然彼此已有数年未通音讯”,并再次恳请中国政府将其夫引渡。据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人员调查,卡尔平诺1909129日生于北非阿尔及利亚之希依拉城,系一土木工程师,于1939105日抵沪,曾受前法国维希政府法租界公董局之聘用。因其政治思想倾向贝当,被法国驻沪总领事视为纳粹分子,予以逮捕。稽查处还获知卡尔平诺将于194612日转移至停泊上海的法舰白尔丁号,押解法国。

 

因事关国家主权,警备司令部外事处立即拟订了应急处置方案:(1)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商同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正式通知法国领事馆,将被逮捕之法侨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2)如法领事不允移交,则由警备司令部武装人员,俟法方转移人犯时,连同解送人员全部扣押,再行依法办理;(3)通知第三方面军港口司令部,在该法侨未移送我国政府前,法国军舰不准出口离沪。随后又补充三点:(1)函请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对法领事馆擅自在我国境内逮捕人员一节提出严重抗议;(2)法领事馆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之行为;(3)法领事馆应就此事向我国道歉。

 

194611日,外交部驻沪办事处秘书吕怀紧急赶至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向法总领事费礼浩(Filliol)面交抗议书,提出严重抗议,主要内容为: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早经一律废止,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应立即封闭领事法庭,速将卡尔平诺移交中国军警当局,转送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法总领事此举不但损害中国主权,且影响中法两国固有之邦交,其后果应由法总领事负完全责任。翌日,法总领事费礼浩正式复文,断然拒绝了中方的要求:在中法新约未签字生效前,法国总领事仍握有领事裁判权;希望中法新约早日签字,在未签字前,愿保证尽力使领事法庭之活动减至最低限度,尽量不妨害中国司法机关之权力。并称,并未接到法驻华大使馆关于封闭领事法庭之通知。2日上午,中方得知法方置中方的抗议于不顾,已将卡尔平诺悄然转移至白尔丁号军舰。下午5时,吕怀再次赶赴法国总领事馆,提出措辞极为严厉的口头抗议:(1)中方不承认法国总领事有权在华拘捕、移解人犯;(2)法舰来沪之任务,经中方外交部限定为撤兵撤侨,并不包括押解人犯,该舰若要押解人犯出港,已越出原定任务,须再经中国当局核准;(3)依照国际公法,兵舰在外国港口不应有违犯当地法律之行为,否则所在国得采取适当行动,予以制裁;(4)法国总领事及该舰舰长费利浦中将,若决意押解该犯离沪,则一切后果应由彼等负完全责任。同日,上海市政府也向费礼浩递交了相同内容的书面抗议书。费礼浩口头表示,愿竭其所能,当晚赴法舰与舰长商议;但同时又声称,因舰长不受总领事指挥,且时间上亦来不及向法国政府请示,故不能保证事件顺利解决。

 

果然,法方对中国的严正交涉置若罔闻。3日晨,白尔丁号舰艇在未经中方允准的情况下,擅自启锭离沪,扬长而去。

 

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紧急从南京赶回上海,进行处置。而费礼浩宣称“白尔丁号事件”系地方事件,企图大事化小。针对费礼浩的言论,陈国廉坚称,此事在主权上讲,为侵犯我主权之行动;在法律上讲,法国总领事与白尔丁号舰长均应负刑事上的责任,“此案决不能视为地方事件,而为我国收回治外法权后所发生之第一件大事”。

 

随即,此案被迅速移交外交部处置。17日,中国外交部向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要求:(1)撤换法国驻沪总领事;(2)撤退所有在沪法军及越南警察;(3)取消法国在华领事法庭。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并密电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要其迅速查明法驻沪军警确数,并制定撤退法国军警方案。从6日下午起,上海军警将法国总领事馆、总领事官邸及法国兵营加以严密监视。

 

此时正值中法两国关于签订新约谈判的关键期。“白尔丁号事件”的发生,令15日刚刚到达重庆履职的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梅里霭(Meyrier)颇感意外。梅里霭表示,中法双方事实上已一致确认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因此其本人希望能够尽快化解矛盾,中方提出的条件可以接受,但因撤换领事需要请示法国临时政府同意,故又表示向政府报告后正式答复。出人意料的是,法国政府接到报告后,其发言人却公然宣称,在中法两国签订新约之前,法国在华仍保有治外法权,表示正式支持驻沪法总领事费礼浩立场,并宣布,将把法国在华治外法权问题提交正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研究。

 

法方言论一出,中方舆论哗然,群情激奋。有舆论称,法方的言行,实为藐视我政府,藐视我主权。14日,上海爆发3万多名学生示威请愿大游行,游行队伍沿途高喊口号,并散发《上海巿学生为法总领事蔑视国际公法,维护中国主权运动宣言》传单,至外滩法国总领事馆抗议。因法国总领事馆已迁至太原路,外滩领馆空无一人,故队伍转向上海市政府,向市长钱大钧请愿,要求:(1)向法政府交涉交出在沪被捕之法国人犯;(2)撤换驻沪法总领事;(3)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向我国道歉;(4)收回法商电车公司;(5)收回中法学校。

 

同日,上海市米号业、绸缎业等60余家同业公会,也联电向中国政府外交部请愿,指出此案系我国收回治外法权后发生之第一大事,务必向法方提出严重抗议,并宣布:本会等于必要时,当运用国民外交,与该国留华官民断绝经济上一切关系,以为报复,促其反省。

 

由“白尔丁号事件”引起的民众抗议持续发酵。125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国立艺专等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又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擅自修筑九龙屏山机场及法国制造白尔丁号事件

 

二、 围绕战犯处理问题上的矛盾与纠葛

 

“白尔丁号事件”虽因法国在华擅捕、移解战犯,侵害中国主权而起,但也折射出二战后对战犯的审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牵涉法律问题,也牵涉国际政治、国家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

 

就中法关系而言,“白尔丁号事件”实质上是中法有关对战犯司法管辖权矛盾激化的结果。从法国内部看,它也折射出新旧势力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1945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同盟国军队在开展对日受降工作的同时,也立即着手处置战犯的工作。中法在战犯处置问题上的交涉,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和上海地区,涉及的对象又分为日籍战犯与非日籍战犯。

 

根据战后盟国协议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越南境内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划归中国受降地区,由中国军队第一方面军受降。为此,法国驻越北高级专员公署多次函请受降主官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将对法国及越南军民犯有罪行之日本战犯予以拘捕,并引渡给法国;并提出如果中国政府自行判决战犯,在终审时,应准许法国代表列席法庭参与审判。针对法方提出的引渡日籍战犯的要求,中国政府具体负责战犯处置工作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凡经调查确实仅对法越有罪行而对我国无罪行之战犯,准依照外交途径引渡;对我国和法越都犯有罪行者,由我方审理,法方可将罪证资料送交我国法庭参考,如对我方所判罪刑不满意,可循外交途径请求引渡。而对法方提出的派代表列席审判的要求,无疑是会审公廨制度的延续,司法行政部认为,“此举与我国法权不无妨碍”,因而断然拒绝。随后,中国外交部将中方决定转知法国大使馆。有关中法间引渡战犯的交涉将另文论述。

 

在上海地区,虽然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并迫使法国维希政府将法国租界归还汪伪政权,但直至战争结束,法国在上海除保留有领事馆外,并占据法国兵营,拥有法国军人400名,警察30名,越南军警1864名,甚至继续保留领事法庭。日本投降后,中方在逮捕日本战犯的同时,对于战时与日军和汪伪政权合作,出卖中方利益的外侨也实施了逮捕。先后以战争期间有媚敌行为等罪名,逮捕了前法租界巡捕房副警务总监罗朗·沙里,前法租界巡捕房巡长、俄国人奥萨可夫斯基,法侨亚来西、史百克,越南籍翻译阮万宏等人。而法国戴高乐政府驻沪领事馆警察也逮捕了部分法奸,如卡尔平诺、阿尔蒂尔·索非、泰奥多尔等。双方相互要求释放或引渡被对方逮捕的法籍嫌疑犯,由此产生司法管辖权之争。针对法国领事馆警察在上海擅捕人犯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交涉。123日,法国驻华代办照会中国外交部,同意封闭在华领事法庭,并表示即刻通知法驻华各领馆。

 

根据国际法,国家没有引渡的义务,引渡需要根据一定的引渡条约进行。关于引渡法籍人犯问题,虽然法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希望签署引渡条约,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认为:“我国法律系采属地主义,在华有战罪之法人,以不引渡为原则。”所谓属地主义,又称领土主义,即法律适用于该国管辖地区的所有人,不论是否本国公民,都受法律约束和法律保护,实际上也是一项对国家司法主权的保护措施。

 

不知是法国大使馆关于关闭领事法庭的通知未传达到,还是费礼浩故意隐瞒,1945127日,费礼浩以法国在华仍然拥有领事裁判权为由,向中国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提出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法侨史百克的要求。1212日,外交部驻沪办事处顾问、主办沪地涉外事务的官员刁作谦答复费礼浩称:因法国大使馆已与中方约定,立即封闭其在华领事法庭,法国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已不复存在;由于中法间尚未订立协议,同意以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起草的《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为引渡战犯的条款,故法方提出的引渡要求无所依据,婉拒了费礼浩的要求。1213日,费礼浩又分别致函刁作谦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要求将另一法侨西来亚释放或移送法国审判,并进一步提出,如果中方认为有预审的必要,须告知法国领事馆,以便根据法国的法律预审;16日,费礼浩又亲赴淞沪警备司令部,以法国尚未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为由,要求释放沙里,均遭到中方拒绝。费礼浩遂以保护法侨为名,下令领事馆警察自行逮捕罪犯,至12月下旬,已逮捕约10余名法籍罪犯。法国警察的抓捕行为引起上海各界的关注。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公开表示,费礼浩的行动侵犯了中国主权,并表示要对此事进行彻查。随后费礼浩竟然不顾中方的强烈抗议,令将卡尔平诺非法转移,直接酿成“白尔丁号事件”。

 

费礼浩在处理战犯问题上如此公然置国际法及外交原则于不顾的举动确实让人颇感意外。“白尔丁号事件”发生后,经中方情报部门调查,其中竟然另有隐情。原来费礼浩积极抢夺的这些罪犯,主要是战后供职于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前维希政府在上海的官员。日本投降后,随着中国政府接收上海,费礼浩被法国临时政府任命为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为了尽快重建领事馆,费礼浩任用了一批前维希政府在上海的官员,如沙里、亚来西、阮万宏等人,而对这些人的身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费礼浩却没有认真进行调查,以致后来这些人因种种原因被人检举,遭淞沪警备司令部武装人员逮捕后,费礼浩不仅表示“对其被控罪名一无所知”,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营救。分析沙里案,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费礼浩的“施救”动机。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情报,沙里被捕前,已经得知淞沪警备司令部将要逮捕他的消息,故“曾数度要求法当局准许先离沪返国,并未言明有被中国政府逮捕可能,故新任之法国总领费礼浩未知内情,将其挽留在沪,帮助处理前法租界未了事件。故沙里被捕,费礼浩自问不安,故竭力营救”。而沙里被捕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逮捕过一同样罪名的法侨,“但法方未提出抗议”。沙里的被捕,又引起供职于法领事馆部分职员的恐慌,“因为这些人在日本占领上海时代,多少与日方往来,彼等深恐我方继续逮捕法人,故竭力鼓动法国总领事与法侨营救沙里”。据传,为了营救沙里,沙里家族甚至不惜出巨资,拟收买中国官方,以打击中国司法机关的威信。

 

除上述因素外,费礼浩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上海法侨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在处置战犯问题上的反映。日本投降后,虽然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接管了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但前维希政府部分残余势力继续留存,一些在前维希政府统治时因各种原因失意或遭受过虐政的法侨仍然在上海居留。故战后的上海确实弥漫着“存在于法国侨社内部挑动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激烈对立情绪”。在战后对战争中附敌者的检举揭发中,检举人的动机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有出于良知和正义对战争罪犯的检举,但也不排除不同势力之间的报复行为。费礼浩就一直认为,对沙里等人的检举是另一势力集团的报复行为。沙里曾任前法租界巡捕房副警务总监,法租界归还后又出任伪上海市警察局警察,战后任法国临时政府领事馆参赞。沙里被控犯有与汪伪政权合作,出卖重庆国民政府潜伏在租界的情报人员;向日军出卖八一三战役后避难租界的中国军人等罪名,于1214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但费礼浩一直坚持沙里是被诬陷的。费礼浩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释放越侨阮万宏时称:受法国保护之越南翻译阮万宏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此事与萨尔礼(沙里)及亚来西之被拘实为同一性质……现在对于告发忠实越人之事件辄乃听信,而此类告发实彼中若干叛徒所为。……本总领事所得消息,该阮万宏乃稳健而与联合国(即同盟国——笔者注)相亲之人,而告发阮万宏者适为背叛联合国而投效于敌人之李让。”

 

法侨社会内部对于沙里被捕的不同态度,也使得费礼浩坚信沙里的被捕是一种打击报复行为。据中统局调查,虽然大部分法侨因持白种人的优越心态,对于中方逮捕沙里的行动俱抱敌视态度,但另一部分法侨,包括前法国领事法庭法官高夫曼(Kahffman)及前法租界部分商人,则表示拥护中方措施,认为中国当局逮捕沙里,必定有相当证据。而高夫曼1940年曾因具有犹太血统被维希当局解职,前法租界商人也曾遭受过沙里的虐政。此外,前巡捕房的723个越南籍警察也明确表态反对费礼浩。但沙里在另外一部分前法租界老侨民中却反映较好,前法总领事马杰里(Margerie)曾给检察官写信为其开脱,并两次出庭作证,为其辩护。费礼浩对待同为前维希政府官员的沙里和卡尔平诺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折射出法侨社会中对于法奸一词的不同认识。

 

沙里虽然被捕,但被控罪名却缺乏证据,相反被法庭采用的9份证据中,均来自于前汪伪政权市政当局、前法国领事馆或日本占领当局,不仅不能证明其有罪,相反还对其有利。审判准备得不足,使得沙里在法庭上对于自己的罪行出尔反尔,更使得费礼浩坚信沙里是被诬陷的,以期减轻自己用人失察的责任。卡尔平诺事件,无疑成为费礼浩抗衡中方的利器,即使在中法关于白尔丁号事件交涉期间,费礼浩仍一再坚持要求中方释放或引渡沙里等人。

 

而卡尔平诺本人之所以要求被中方引渡,也与战后审判中,鉴于对投敌者、附敌者的痛恨,存在审判程序简单、量刑偏重等问题不无关系,而且这一现象在法国对法奸的审判中尤为突出。这也是犯罪嫌疑人普遍不愿由本国法庭或军事法庭审判的原因之一。比如,在上海的美军军事法庭审判中,德籍嫌疑犯就多次以美军在华无司法管辖权为由,要求由中国政府引渡。

 

“白尔丁号事件”的发生,表面看来是费礼浩的顽固态度所致,其中却隐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折射出战后审判的复杂性和多重面相。费礼浩的政治倾向虽然因缺乏资料尚不能遽下结论,但其在任期间对于前维希政权官员的重用及在处置战犯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以及很快被法国政府解职的结果,就很耐人寻味。

 

三、 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存废之争

 

“白尔丁号事件”,从法理的角度看,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战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是否仍然存在,二是白尔丁号舰艇违背国际法转移罪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又以前一个问题为争执的焦点。而其争执的缘由,除对“存废”的法理依据认识不一外,也与战后的形势有关。

 

二战爆发后,在同盟国家共同联合抗日的背景下,19431月中国政府与美、英分别签署新约,标志着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瓦解。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日本投降,中国尚未与法国、葡萄牙、瑞士等国签订新约,虽然离治外法权的彻底废除仅有一步之遥,但也使得中国政府行使完整的主权方面面临不小的困难。

 

实质上,战后中国政府在收回国家主权上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一是西方列强不甘心放弃在华权利,二是中国政府尚未就收回主权等战后事务做好准备。

 

新约签订后,表面上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已经废除,实际上西方各国并不甘心受中国司法机关的管辖,或拟另组仲裁机关,或提出公断解决办法,以各种方式企图继续保留在中国的司法特权。而一些尚未与中国签订新约的国家,公然继续行使治外法权。战后的上海,涌动着西方势力企图“复活”治外法权的暗流。

 

19451017日,上海高等法院院长郭云观、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联名向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报告称:驻沪某总领事馆及外商团体有各别组织仲裁机关,处理各该国侨民间诉讼案件之议。并闻驻沪某领事馆甚至继续受理民刑诉讼,与战前无异。而且外国使馆员有以公断代替诉讼之意,似以欲设立变相之领事裁判权制度,而沪上西文报纸《自由西报》也加以鼓吹。

 

“公断”(Arbitration),亦称仲裁,通常指发生纠纷,无法协商解决,经双方同意提交第三方裁决。公断有各种形式。19218月,北京政府司法部曾颁布《民事公断暂行条例》,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曾于193559日训令暂时援用该条例。国际争端也有国际公断方式,最常见的是提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公断是与司法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一种裁决方式,双方有义务执行。故在一个主权国家,提出以公断方式处理外籍公民纠纷或犯罪,以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是变相在中国推行领事裁判权的伎俩。法国临时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过程中,就公然提出在领事法庭关闭期间,将法侨案件提交法国法庭或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不惜将普通刑事案件上升为国际仲裁,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的司法管辖权。

 

更为严重的是,法国、葡萄牙、瑞士等国,以未签订新约为由,仍在华保持领事裁判权,设置领事法庭,审判外侨案件。驻华美军也以战争未曾结束,处置战犯为盟国共同的军事行动为由,公开在中国境内逮捕、关押战犯,并设置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各国在华继续保留治外法权的企图,引起上海各界的高度关注,沪上舆论界也曾对此连续进行报道并展开讨论。

 

战后,对租界的接收与对战犯的处置,首先成为新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宣示主权的象征。但因相关机构尚未来得及制定统一的租界收回和管理法规,负责接收的军政当局甚至尚不清楚已经签订新约的具体国家有哪些,以及行使主权的依据。19458月,正在对上海进行接收工作的上海市政府即向外交部提出:上海各国租界业已收回,对于租界行政自应一并接管,嘱检送有关租界条约及法规以资参考。”98日,外交部检送已经与中国签订新约的7个国家的条约文本给上海市政府作为参考。随着租界的收回,各级法院也面临处理涉外案件问题。上海市各级法院在处置外侨案件时,被告往往以“享有治外法权”相诘,法官只能悬案待审。上海地方法院曾数度致电外交部称:“本院受理涉外案件日益增多,各国领事裁判权是否全部撤销者,请示国名,悬案待结。”

 

中国政府在事涉国家主权事务中的犹豫迁延,特别是相关法规依据的迟滞,无疑给企图“复活”治外法权的各种势力以可乘之机。194511月,上海地方法院在承办俄侨Bietem控告法侨马尔莫拉(Marmorat)在战争期间妨害自己自由一案时,因马尔莫拉声称法国仍然拥有在华治外法权,故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曾数度致电外交部及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查询,但久未得复,法官只得将该案搁置,候查明后审理。但费礼浩却以该案为例,称中国地方法院仍然承认法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将待审理篡改为不受理,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沙里。沪上舆论界对于中国政府是否拥有司法管辖权也多有质疑。

 

面对战后存在的西方在华治外法权“复活”的危险,中国政府也极为紧张,并高度警惕,匆忙制定补救措施。1945112日,中国政府颁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规定了各国租界的接收办法。其主要内容为:1)上海及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之收回,根据中国与英、美、比、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分别订立之新约办理。(2)天津及广州英租界之收回,根据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新约第四条(三)项办理。(3)天津、上海、汉口等处法租界之收回,根据维琪政府于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放弃其在中国之不平等特权之声明,及我国于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取消所有法国基于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一切特权之声明办理。(4)天津意租界之收回,根据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中国对意宣战时废止两国间一切条约之声明办理。(5)北平使馆界之收回,根据中国与英、美、比、挪、瑞典、荷兰等国分别订定之新约办理。该《办法》规定的对英、美、比、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租界的收回,均是以与各国签订的新约为据,但法租界及意租界略显特殊,因新约尚未签订,是以战争期间相关的声明为据。该办法成为战后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并行使主权的依据。

 

124日,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第四次常会上,通过了针对外籍罪犯的处理意见:外籍人士与日人勾结,危害中国及盟邦构成战罪者,系属共同犯,可依据《战争罪犯处理办法》第14条处理之。14条的内容为:本办法于非日籍之战犯准用之。” 127日,军令部发布训令:查上海、天津、北平等市及其他收复区域外籍人员,在日本占领期间有勾结敌人危害中国及盟邦之行为者,我依中外新约,有权逮捕审判。除由军事委员会通令陆军总部及各战区长官部,并由司法行政部通令各级法院遵办。” 1214日,外交部宣布:各国在华所享治外法权均已取消,惟葡萄牙、瑞士、法国虽与我尚未成立协定,但均声明决定放弃,故亦可认为业经取消,我法院不应承认任何国家尚在我领土行使治外法权。”

 

同时,中国政府也就治外法权问题继续与法国、瑞士、葡萄牙等展开交涉。战争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初期曾与法国维希政府展开谈判,但日本政府为了标榜自己发动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表示对汪伪政权的承认,迫使维希政府将法国在华租界归还汪伪政权。1943223日,维希政府发表声明称:为增强中法邦交起见,法国决定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废止其在北京使馆界暨在上海、鼓浪屿两公共租界与在上海、天津及广州法租界内的各项行政权。随后,维希政府与汪伪政权通过换文或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北平使馆界,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地租界归还给汪伪政权。鉴于维希政府倒向汪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1943519日照会法国驻华暂行代办彭固尔,郑重申明: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租界、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与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因法国之非法行为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拘束。重庆国民政府随即与维希政府断交。在此期间,重庆国民政府也曾先后与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进行谈判。1944年维希政府垮台,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就签署新约问题正式与法国临时政府展开谈判。双方虽然希望中法新约的内容以中英新约为蓝本,但法国政府又将新约谈判作为筹码,希望中国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承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并希望继续保留法国在华的一些特权,如保护法国在华的文化机构、宗教组织,以及法国侨民在华的公司和财产等等。中方也希望签署新约与越南问题一并解决,如在越华侨的地位问题、滇越铁路的管理权及所有权问题、通商贸易问题等等,谈判久拖不决。关于战后是否仍然存在法国在华治外法权问题成为中法双方争执的关键。法方认为,只要中法间没有签署新约,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就仍然有效。但中方认为,随着二战期间,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不平等条约体系实际已经瓦解,而战争期间,由于维希政府倒向汪伪政权,法国在华租界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根据双方间的相关声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在法理和事实上均已废除。但戴高乐政府对于维希政府将租界交还汪伪政府一事认为系法国非法组织行为,应为无效,而对于中国政府宣布法国依据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已归消灭,中国政府不受拘束一节,戴高乐政府也强调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条约不能由缔约一方片面宣布消灭,也予以否认。

 

“白尔丁号事件”发生后,针对费礼浩坚持法国在华治外法权依然存在的观点,中方舆论认为,中法之间的旧约在法理及事实上早已废除。中方的理由是:一、巴黎被德军占领后,维希政府上台,中国政府撤离其驻法国之使领馆人员,并与维希政府断绝邦交;其时戴高乐虽在国外领导自由法国运动,但还未有如1943年在北非成立之民族解放委员会那样的机构,足以代表法国的利益而得到国家间的承认。因维希政府的成立,新政权又迄未产生,致法国不能履行其国际义务,中法旧约在法理上已随法国本身的崩溃而自然废弃,依附于中法旧约下的各地法租界,亦已不复存在。二、中国政府19435月的声明,是基于法国非法承认伪组织,且与之签订条约之一种报复手段,于国际公法有其根据。同时也有舆论认为,法国一方面同意关闭领事法庭,一方面又在一个主权国家任意拘捕审判罪犯,这一做法有违法理。

 

法国在对华交涉过程中发出的不同声音,也反映出法国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在中法就“白尔丁号事件”交涉中,法国新任大使梅里霭认为,应该承认中法双方一致确认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事实,即使这个放弃声明在1943年没能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法国政府不仅坚称法国仍然拥有在华治外法权,并声称要将法国在华治外法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上讨论,一方面凸显了法国政府顽固的殖民心态,另一方面也是为增加中法间谈判的筹码。

 

此外,法舰白尔丁号的行为,本身也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害。国家间移解人犯是国家司法主权的体现,西方各国在华治外法权也并不包括自由移解人犯的权利,必须提请中国政府允准。1945127日,费礼浩致函上海市市长钱大钧称:法国政府拟于短时内遣派兵舰一艘驶来上海,并于上海西贡间往返数次,以备陆续撤退驻沪法国陆军及若干法国侨民。” 1218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电告上海市政府,中国政府同意法舰来沪,但任务以撤兵撤侨为限。卡尔平诺被转移至法舰后,不仅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提出严正交涉,上海市政府也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指出,白尔丁号公然押运人犯的行动,“显已超越就有任务之范围以外。现此案贵总领事即允即电贵国驻华大使请示,在未妥善解决以前,应请转知该兵船,暂缓出口,否则其一切后果,应由贵总领事负完全责任”。但费礼浩不顾中方的严重抗议和交涉,允准该舰艇擅自离境的行动,不仅严重违背了中法之间有关该舰艇来华的协议,也违背了国际公法,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蔑视和侵害。面对中方的抗议,费礼浩却轻描淡写地以自己一月半前才到上海履职,对于处理此项事件“极感生疏”为由为自己开脱。作为一个外交官,将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归之于事务生疏,不仅让人难以置信,也让人质疑其动机。

 

四、 民族主义运动及事件的解决

 

由“白尔丁号事件”所引发的学生游行及市民请愿运动,是战后中国社会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的集中体现,维护中国主权成为这次运动的诉求。国内舆论界围绕“白尔丁号事件”所展开的有关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讨论,是这次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实质上超越了游行示威本身。表面看来,这场舆论战是针对法国制造的“白尔丁号事件”,实质上抨击的目标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复活”治外法权的各种企图。以《申报》为中心,《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闻报》《新华日报》等都参与其中。讨论的内容主要为:第一,从法理上论证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已经废除,批判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顽固态度。第二,树立“主权”观念,宣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强调战后中国不仅已经成为四大强国之一,而且废除了治外法权,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第三,揭露维希政府在战争期间投降日本,出卖盟国利益的罪恶行径,如封锁滇越路,与日本订立条约断送越南,使日寇把越南作为攻袭滇桂和南侵太平洋的跳板等等。第四,揭露“白尔丁号事件”的危害,以期避免该类侵害中国主权的事件再次发生。特别在揭露法国在二战期间背信弃义的行为及从法理上论证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已经废除方面着笔尤力,其目的,即是要给予法国在华的殖民统治以最后一击。而一些国际法学家从法理和程序上驳斥费礼浩的观点,尤具说服力。比如一位俄籍法学家认为,第一,国际公法上所指治外法权,并不保护享有该权之公民违反军事法规或妨害住在国国家安全条规之案件。例如法国维希政权在日本占领时期,从未向日本当局提出过日本军警逮捕法人之抗议。第二,上海地方法院判决控告法人马尔莫拉之案件不受理(应为待审理),并不能视作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侨民继续享有治外法权之法律根据,因按照法理而言,一个法律之造成,须根据一连续之事件,而非根据一单独之事件,目前不受理处分,并非根据中国最高法院判例而判定。

 

对于因“白尔丁号事件”引发的民众运动,中国政府不仅采取默许或支持的态度,并通过报刊频频发声,以表明政府态度。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发表谈话称:“法方企图利用上海人民数十年来对外人之传统观念及其错觉心理,以造成既成事实,此举虽不影响及人民之生活,但我国家地位所受之影响实非浅鲜,而主权之丧失,亦即由此而起。故外交部对此案,绝不以普通地方事件视之也。试举一例,万一将来有一外国军舰,将避居该国领事馆之我国伪组织之高级人员载去,其严重性将复如何?总而言之,胜利后之我国国民,固应养成一种新的风气,而外国使节对于我国亦应有一种新的认识。我国为维护主权之完整,法律之尊严,自不得不采取坚决而适当之步骤也。”上述发言不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白尔丁号事件”的危害,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处理“白尔丁号事件”的态度,并宣示了中国政府坚决废除治外法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打破了西方顽固势力企图“复活”治外法权的幻想。

 

需要指出的是,在“白尔丁号事件”中,国民党当局确实对民众运动采取宽容支持的态度,拟借助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向法国施压,但这种宽容和支持是有限度的,国民党当局更时时防患运动扩大后惹火烧身,危及其统治。钱大钧在接见学生时,一方面表示对学生们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感觉很好”,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学生“更要安心求学,一切并应有规举,不能有越轨行动”。“白尔丁号事件”解决后,关于白尔丁号将重返上海的一条虚假消息或许更能反映国民党当局的真实心态。19462月中旬,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稽查区得到消息:白尔丁号日内又将来沪。上海地方当局对此极为恐慌,因“前次白尔丁号违法一案,曾引起本市激烈舆论,如此次再令其来埠,届时舆情,必将更加沸腾,并可能发生重大事件”。故紧急制定应对方案:一方面绝对封锁白尔丁号来沪的消息;另一方面通知市政府、海军办事处、港口司令部、吴淞要塞司令部设法制止该舰入口。这恰恰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于民众运动的实态。

 

白吉尔认为,中国政府对沙里的审判,“是一个彻底抛弃旧殖民地秩序的良机”,其目的“在于使法租界行政管理机构威信扫地,同时加速租界的消失,肃清法国在上海的影响”。事实上,中国舆论对法国在华殖民统治的批判集中在“白尔丁号事件”发生后,对沙里的审判一直持续到1947年,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沙里案早已不是民众关注的焦点,检索当时的报刊,虽然偶有报道,但远不及白尔丁号事件

 

白吉尔在文中对“白尔丁号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法国总领事费礼浩的顽固态度所致做了中肯的分析,但又认为,围绕事件爆发的民众运动,是战后中国民族主义极端膨胀下,“不时带有更广泛的仇外排外色彩”的一次运动。对于历史的客观评价,需要还原历史本身。首先,这次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上海为中心,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反对法国制造的“白尔丁号事件”,侵害中国主权为内容。后期以重庆为中心,以学生反对“白尔丁号事件”和英国在九龙屏山擅自修建机场为内容。在重庆的学生运动发生于“白尔丁号事件”已经解决之后。据调查,这次学潮初起是国民党CC系所为,目的是故意转移国内视线,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后为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所利用。不过,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重庆,运动均以维护中国主权为口号,以游行示威请愿为限度,时间持续很短,尚未发现有任何极端、盲目的排外言行,更未发现有任何暴力的举动。其次,检讨法国在事件中的行为,在其已同意关闭领事法庭前提下,法国警察仍然在中国领土捕人;在中国政府提出外交交涉并严重抗议的情况下,法国军舰公然转移人犯,并擅自离境,不仅严重违背外交原则,蔑视中国主权,也是对国际公法的公然践踏,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不可能允许的。最后,在战后殖民体系瓦解,民族独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大势下,法国继续坚持享有在华治外法权,在发生白尔丁号舰艇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恶劣事件后,又轻描淡写地视之为“地方事件”。众所周知,所谓“地方事件”,往往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借口,远的不论,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日军都称之为“地方事件”,故“地方事件”这四个字,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沪上舆论界以“最厌听”形容当时民众的反映,是经过近百年曲折奋斗和八年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此外,白文中,对中法双方态度的看法,如称法国政府是“持调停和解的态度”,法方是“从法律的角度”;中方“难以对话”,“被操纵的罢工,市政当局和军队、宪兵的干预”,“逮捕同敌伪合作分子,不管是证据确凿的还是推论假设的”,借以“向殖民帝国主义的报复”等等,甚至于将中方逮捕沙里视为对法方逮捕卡尔平诺的报复,难免偏颇。

 

如果说费礼浩的坚持是其顽固的殖民主义心态和维护其现实利益的需要,法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不过就是谈判桌上惯用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实质上,法国已经没有与中方讨价还价的资本。中法双方的交涉很快有了结果。1946118日,法国大使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同意将法国在华领事法庭自121日起一律停闭,希望中方在此条件下,同意白尔丁号事件业已解决19日,王世杰照复法国大使,强调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原不待中法签订新约而始消灭白尔丁号事件”“即由于法国领事法庭未能完全封闭而发生,法国同意封闭所有法国在华领事法庭,足以保证不致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对于本案当可视为结束”。言下之意,法国关闭领事法庭,即意味着法国在华治外法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随即王世杰致电淞沪警备司令部:“本案既经结束,不宜再生枝节,撤换法领事一层,我方此时亦不予坚持。”虽然中方不再坚持撤换驻沪法总领事,但法国政府还是于19465月,将费礼浩撤职,任命斐扬思接任驻沪总领事,并希望中方予以承认。

 

同时,为了彻底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中国外交部要求法国大使馆,三个月内悉数撤退在沪法国军警,并从213日起解除其武装。同时并要求白尔丁号舰艇今后不得再进入中国境内。为了防止法籍罪犯潜逃,中方又提出,法方在撤离法侨时,凡列入名单之法籍战犯不得准其撤离,并要求将撤离人员名单提交中方审查。法国大使馆均表示同意。自此,白尔丁号事件以法国全面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而解决。

 

关闭领事法庭给予法国在华治外法权以最后一击,法国在华的殖民统治事实上已经彻底废除,只剩下签署新约的形式。“白尔丁号事件”解决后,王世杰随即赴巴黎,路透社称“当可使中法新约提早签订”。法国在亚洲的政策重心是重建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因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以换取中国军队从越北撤军,不失为明智的外交策略,而中国政府也希望尽快与法国签署新约,以彻底废除西方在华治外法权,恢复完整主权。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228日,中法两国迅速签订了《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法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简称中法新约。

 

鉴于中法之间相互引渡战争违法人员的需要,两国又通过外交谈判,于19463月,同意以互惠的方式,以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起草的《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为引渡人犯的条款。

 

应该指出的是,“白尔丁号事件”的迅速解决,也是中法双方有关新约谈判水到渠成的结果,故“白尔丁号事件”更像是中法谈判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中法新约虽然签署,但由于中国军队迟迟未从越北撤兵,法国也一再拖延,不与中方换文。直至中国军队撤军,中法才于19466月实现互相换文,条约正式生效。

 

结语

 

二战结束后,围绕战后审判问题,国家间有关司法管辖权之争时有发生,但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审判战犯与恢复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影响中外关系的重要一环。其原因在于,审判战犯是新约的第一块试金石。与对待驻华美军在中国境内任意逮捕、拘押、审判战犯上的妥协退让相较,中国政府在对待“白尔丁号事件”上却寸步不让,态度坚决。其原因,除法国在事件中所持理由为中方绝对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外,更因此时的中美关系已与中法关系有天壤之别。虽然美军在华审判战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白尔丁号事件”,但国际关系从来就是利益的权衡和实力的较量。“白尔丁号事件”无疑增添了中法新约谈判桌上中方的筹码。“白尔丁号事件”不仅反映了战后审判的复杂性,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道路上的曲折性。中国政府处理“白尔丁号事件”的过程,成为一次宣示主权的行动,表明了捍卫主权的决心。

 

作者刘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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