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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教授到所就五四前后的李大钊作学术讲座

作者:王波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30日

 

710日上午,应思想史研究室邀请,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近代史研究所后附楼报告厅作了题为“从文化与政治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邹小站研究员主持,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及本所同仁共40余人出席。

 

汪荣祖先生现任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治学范围极为广泛,特别是在晚清人物研究、晚清思想史、史学理论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产生了一批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论著。近年来,其研究目光开始投注于新文化运动这一领域,关于李大钊的研究即其最新研究方向之一。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过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早期的民主思想,以及后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认识等,对于其早期思想的复杂背景,尤其是其与托尔斯泰之间的关系,则缺乏深入的研究。汪先生从托尔斯泰对李大钊的影响以及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观察两个角度,对五四前后李大钊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剖析。

 

 

汪先生认为,李大钊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早年接受西式教育,除学习英、日文,还选读了政府与法律、行政学、司法程序、宪法、选举制度、政治思想等课程,熟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因为对西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李大钊对于民初的政局感到相当失望,其作于1913年的《隐忧篇》、《大哀篇》、《是非篇》等文章,指出民国有“党私”、“省私”、“匪氛”,边患、兵忧、财困等隐忧潜伏。这一方面透露出李大钊对于民国现状的不满与尝试共和时期的失望之情,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继续探索其他道路的决心。

 

汪先生强调,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的西方偶像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身为贵族,却始终站在被迫害的多数穷苦大众一边。他相信穷苦的大多数人民是人间理性与良心权威之所在,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他关怀人民大众的苦难,反对一切不当的威权,谴责“淫乐”的少数阶级假借国家暴力与制度对“饥穷”的穷苦大众的压迫。他深切关注人类的命运,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明显的“人道主义(humanism)”色彩;同时,他提倡非暴力,主张一种永远的道德革命,要求人类内心不断地更新,将幸福世界的创造寄希望于人类内心的道德革命,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汪先生指出,李大钊行文颇引西方学说,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比较完整介绍的外国学说,唯有于1913年自日文译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纲领》一文。托尔斯泰对于李大钊有很深的影响。李大钊激烈地批判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是由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政府亦由一小群人控制,既不道德而又暴戾;他强调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关怀大多数劳苦大众,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国家与政府的暴虐,批评当时挥之不去的精英社会、威权思想与政治。这都明显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李大钊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也可以说是在诠释托尔斯泰的“复活”微旨,其意在让垂死的中国复活。李大钊复活中国之青春的路径,也有托尔斯泰“新村主义”的影子。比如他提醒青年,若要使共和重生,必须从农村开始,更鼓励年轻人下乡去教育农民,改造农村,通过新村落的大联合,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所希望的中国的复活,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及其他一些人鼓吹中国复兴的思想家思想中所展现的国族主义不同,李大钊所希望的复活,其壮志又不止于青春之中国,欲以理性与努力,求“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

 

汪先生认为,托尔斯泰也是李大钊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与中介。李大钊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所以能感动人心,是因为它承袭了俄国的人道主义传统,十月革命所追求的是讲人道的真民主,是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宗教、教育,乃至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全面民主的革命,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是“庶民的胜利”,开启了人类新文明的方向。对于十月革命的观察,影响了他对于欧战的分析,他不认为欧战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李大钊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李大钊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视为人道主义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有所保留,也都与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有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汪先生认为李大钊在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中国诠释者,仍非毛泽东莫属。李大钊自走出书斋,从宣扬新文化到从事政治活动后,一直以华北工运为主轴。毛泽东则鉴于工人运动的失败,开始着力于农民革命并取得巨大成功,证实外来学说不能完全适用本土而有所修正,从而为共产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篇章。

 

最后,与会同仁围绕李大钊从倾向非暴力到后期从事工人运动等暴力革命的演变,以及与托尔斯泰非暴力主张之间的紧张关系,李大钊与中国旧传统之间是否达到几无纠葛的程度,以及李大钊对普通民众的关切与儒家仁道思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与汪荣祖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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