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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作学术报告

作者:青年读书会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02日

 

20181016日下午,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第89在后副楼会议室举行。本期青年读书会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王奇生教授围绕其新近修订出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作专题报告,报告题目是我观党史’”。报告会由本所黄道炫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以及所内外40余名学者及研究生出席。

 

王奇生教授首先介绍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1990年代末,王老师到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时,原本计划进一步修改博士论文。但是,当时博士后导师杨天石老师正好有一项多卷本国民党史的重大课题,便让王老师在博士后期间承担其中的组织史一卷,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而修改博士论文的计划也就此中断了。《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的初稿便是这个命题作文的成果。然而,如何推进这项研究,王老师坦承当时也没有头绪。在1990年代,整个大陆学界对国民党史的积累并不深,专门的研究很少,只能从原始资料入手,慢慢去熟悉了解。近代史研究所拥有绝佳的图书馆、档案馆,王老师当时便借住在近代史研究所办公室,从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到晚上闭馆,一直在里面查阅史料,效率极高。博士后期间也因此做了不少积累。

 

王老师自承,他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度非常关注社会史。因此,在做国民党组织史研究时,有意地把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更多去关注地方与基层,以及党的组织在底层的具体运作。而当时国民党组织史研究基本还是制度史的路数,并且侧重在高层制度。现如今,国民党史、民国史做地方史已经是常态,但当时很少。

 

 

王老师谈道,此次再版《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会有所修正,在修订版前言中也已有所说明。这本书的起点是1924年孙中山联俄,国民党一大召开,背后的考虑是认为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是其晚年重大的转变。但现在回头看,可能要从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开始写起。因为,学界通常认为的孙中山1924年的转折,在1914年就已经有所显现。一是当时孙中山经过民初的挫折,已经开始认为议会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二是孙中山要再起革命,并认为原有革命党的组织理念也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党的方面,孙中山愈发认为党魁集权的重要性。1924联俄的转折其实早在10年前便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王老师谈及最近十年他更多地关注中共革命史,也是由做国民党史生发而来的。做国民党史研究时往往将中共革命作为参照系,而现如今研究革命史,也会时常拿国民党史作比较。王老师建议年轻学生做研究时要有比较的视野,将研究考察的对象放在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下,才能更好地看清,更准确地下判断。

 

在开放讨论环节,汪朝光研究员表示赞同王奇生教授将孙中山“联俄”追溯至1914年的判断,但是为什么1914—1924年中华革命党没有成功,恰恰也说明苏式的方法还是很重要。此外,还有若干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就革命与常情常理、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如何提高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与王奇生老师开展热烈的讨论。王奇生老师鼓励青年学者要有自己的关怀,不必跟着流行的西方理论,要有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照,才能更好地治本国史。另外,青年学者一定要养成勤写文章的习惯,有意识地做到文通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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