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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作学术讲座

作者:近代史系博士生周海建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05日

 

20181030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应本所民国史研究室的邀请,在后副楼二楼会议室作了题为五四运动与具体人物:侧重钱穆、吴宓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2018年近代史研究所学术论坛第25期,由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罗敏研究员主持,黄道炫、李在全等多位所内同仁及近代史系学生等20余人出席。

 

瞿骏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城市史。著有《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等。

 

讲座开始后,瞿骏教授首先和听众分享了自己研究五四运动的一些心得体会。他认为,现在研究五四运动应该适当注重“世界的五四”与“地方的五四”这样的研究方向,以具体的思想人物作为抓手,既要注意挖掘地方性赋予他们的一些特色,也要善于发现诸如吴宓、胡适等人在西方真正接触到的西学思想资源,进而通过文本形成的语境等来研究相关人物的具体思想。

 

瞿骏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实际上具有“半吊子”的老社会与“不完全”的新环境并行的特性,所以要想实现对既有研究的突破,就不能将眼光局限在历史事件本身,或者是单纯地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做研究,而是应该知其先后,并充分注意到研究对象所在空间的时间性和进入现代后人的有限性。

 

 

在以往有关某某文化运动或思想革命的一些研究中,有研究者经常会假定,运动或革命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论战是没有障碍的,论战使用的思想资源也是显露无疑的。但是瞿骏教授提醒说,由于讯息的有限性和人本身的理性状态等因素,一些参与者获取特定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并不像有的假设中那样顺理成章。个人的情感状态、生活环境等也会影响到其思想文本的呈现效果。瞿教授重点结合钱穆、吴宓的生命与生活经历对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既存状态”进行了探讨,并指出,钱、吴二人所在地方的特性使他们看到的中国与胡适、傅斯年看到的中国存在很大不同,也影响了他们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

 

之后,瞿骏教授又着力探讨了钱穆与吴宓的新文化如何“到手”的问题。他认为,钱穆和吴宓的新文化“到手”并不像钱穆日后在《师友杂忆》中所说“读《新青年》然后重温旧书”等等那样轻描淡写,而是存在一个相对复杂曲折的过程。相比于《新青年》这种一般被认为是传播新文化的主流刊物,钱穆获得新文化的资料其实主要来自《时事新报》以及《宥言》等中西新旧复合杂糅的流传于乡间的小册子。吴宓的新文化资源则主要来源于《民心周报》和《孔教经世报》等反对新文化的报刊,他甚至很可能在留学回国前没有看过《新青年》。

 

另外,瞿骏教授还讨论了钱穆、吴宓二人与所谓新旧论战的关系问题。具体到钱穆,他提出,钱穆回忆中所说的“读旧书”实际上存在着被“整理国故运动”调动的一面和个人机缘的因素,而且五四运动其实也不妨碍读旧书,它影响的主要是读旧书的态度和方式问题;吴宓与所谓的新旧论战也不是全面、全程参与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半盲”作战。

 

最后总结时,瞿骏教授指出,五四运动不止是“启蒙”或者说“妖魔化”的五四,无论是将它视作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还是将其视为“妖魔化”的反传统运动,都是一种个体情绪的表达,而非真正的研究。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多层次、复合性的庞大运动,其中有着紧张、冲突、曲折反复和不那么顺理成章。对于具体的思想人物来说,新文化的到手与入心也存在其独特的个人机缘、出乎意料的途径和超乎想象的时间差。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就钱穆在1949以前的学术地位、史料扩充与史学研究的关系、钱穆的性格和经历对他论述内容的影响、钱穆与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关系及其后来在回忆中对相应经历加以洁净化表述的缘由、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适用范畴、新文化到手的具体条件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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