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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田: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历史特点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20年03月04日

新疆、西藏、蒙古位于清朝西部、北部的边疆地区,在清代被称为“藩部”,由清朝中央机构理藩院管理,并以将军、都统、大臣驻守。《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清史稿·藩部传》等书对清代新疆、西藏、蒙古的情况有详细记述,有助于人们对清代边疆历史特点的了解,以及对边疆民族地区重要性的认识。

 

自古就属于中国且地位重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延续不断。尽管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次朝代更替,但是,这些都是中国的内部变化,中国整体局面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反而是在变化中有了新的发展。清代西部、北部边疆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都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蒙古地区,在秦朝曾被九原郡管辖,在汉朝设立了使匈奴中郎将及安定等属国,在唐朝设立了安北、单于都护府,在元朝有岭北行省,在明朝封蒙古首领为顺义王等。新疆,汉朝曾设立西域都护府等军政机构,唐朝设有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元朝设立北庭都护府以及阿力麻里元帅府等,明朝设有哈密卫及有关指挥佥事,以及封蒙古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等。西藏,元朝设有帝师、宣政院以及吐蕃地区的都元帅府进行管辖,明朝设立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和诸法王。综上可见,清朝对新疆、西藏、蒙古的管理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西部、北部边疆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清代西部、北部边疆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表现在稳定政局方面。对清廷来说,既有历史经验,也有现实教训。历史经验就是明朝和瓦剌的关系。瓦剌是明朝人对西部蒙古的称呼。明成祖朱棣即皇帝位后,曾派使臣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1408),瓦剌首领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贡马请封。七年,明朝封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首领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正统四年(1439),马哈木孙也先嗣王位后,瓦剌势力处于极盛期。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大举攻明,宦官王振挟明英宗亲征,败于土木堡,明英宗被俘,被称为“土木堡之变”。随后,也先直犯京师,被于谦击退,只好与明讲和,送还英宗,致使明朝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朝皇帝熟悉历史,这段故事不可能不知道。现实教训则是平定准部用了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自康熙年间开始,直至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以及阿睦尔撒纳等与清廷的和与战,带给清廷无限的烦扰,极大地影响了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定。对此,乾隆皇帝心知肚明。他认识到,不彻底解决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问题,蒙古地区就不会得到最后的安定,清廷在中原内地的统治也将受到影响。这正是乾隆皇帝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根本原因。

 

民族和宗教特点显著

 

清代西部、北部边疆的主要民族是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等,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归附清朝以前,蒙古族正经历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其居住地区形成的各部,就是规模不等的封建领主集团,拥有大小不一的封建领地。其中,牧户是基本的经济单位,要提供赋税和兵役。在各封建领主之间,还存在着集会形式,用以调解彼此间的关系。各部蒙古族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畜牧业为主,打猎、捕鱼、手工业和其它副业为辅。有些地区,农业有了相应的发展,和中原等地的贸易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于各部封建领主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藏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藏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附清朝以前,西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官家、寺院、贵族形成为三大领主,属于社会的上层,是统治阶级,属民则成为社会的下层,是被奴役者,也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是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此外,和云南、陕西、甘肃等地也有贸易往来。维吾尔族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分裂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也产生过许多杰出人物。在归附清朝以前,维吾尔族的社会是世袭封建主统治的社会,实行世袭的伯克制度。各级大小不同的世袭伯克,就是大小不同的封建领主,其中汗的地位最高。经济上,维吾尔族社会以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生产者就是受各级大小不同的世袭伯克剥削和压迫的属民。维吾尔族在农业、采矿、冶金和手工业方面都有所发展,对内地的贸易也很密切。由上可见,清代西部、北部边疆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各有其特点。

 

清代西部、北部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俗称喇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吐蕃地区,与当地苯教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并一度兴盛。九世纪中叶,由于当地统治者兴苯灭佛,藏传佛教的发展受到限制。十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再次得到发展,形成许多派别。十三世纪后期,在元朝扶持下,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十五世纪初,宗喀巴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亦称黄教派,在西藏逐渐得势。这是藏传佛教在西藏发展变化的大致情况。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一个过程。先是蒙古族贵族在对西北用兵过程中,接触到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即花教。后来,由于元世祖忽必烈的推崇,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族上层贵族中传播。十六世纪末叶,黄教派传入蒙古,首先在漠南蒙古传播,归化城的伊克召(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美岱召(寿灵寺)等寺庙相继修建,成为喇嘛僧布教活动的场所。随后,喀尔喀蒙古也开始信仰藏传佛教,明万历十七年(1589),喀尔喀蒙古建立额尔德尼召(光显寺),延请大活佛前往讲法。藏传佛教传入漠西蒙古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栋科尔满珠习礼胡图克图以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代表的身份来到漠西蒙古,劝说和硕特部封建领主拜巴噶斯等皈依藏传佛教。从此,藏传佛教在漠西蒙古也传播开了。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我国蒙古族各部广泛传播,不是偶然的,这既是蒙古族封建领主政治上的需要,又是广大蒙古族牧奴精神上的需要。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天方教、清真教等,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中国主要是逊尼派。西域的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有一个过程。从以上可以看出,藏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全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这在清代西部、北部边疆地区是一大特色。

 

和中原内地联系密切

 

从历史上看,清代西部、北部边疆地区经济、文化和中原内地联系密切。汉朝开辟和维护了中原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内地的丝绸输入西域,促进了西域毛织水平的提高。中原内地的铸铁技术、制陶技术、制漆器技术、穿井技术也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生产技术的发展。纸张也开始在西域使用,中原文化对西域产生了影响。西域的一些农作物和乐器传到了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特别要指出的是,佛教正是在汉朝通过西域传到中原内地的。在唐朝,西域和中原内地的关系更为密切。西域各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留居长安(今陕西西安),为中原内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内地和西域人们往来的加强,内地开始使用西域的造酒技术,西域的音乐也传入内地。元朝修建了连接西北边疆和中原内地的驿路和驿站,使两地的商业往来日益增多。畏兀儿商人把当地的特产运到内地,再把内地的商品运到西北地区,促进了两地的商业繁荣。内地的农耕技术、雕版印刷术传到了西北地区,提高了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元朝,吐蕃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了发展。吐蕃地区的建筑、美术、工艺等被介绍到中原内地,内地的雕版印刷术传到吐蕃地区,促进了吐蕃文化的发展。在明朝,许多西域商人往来内地,有的在京商贩,留住三四年之久;有的沿途寄住,贩物谋利,经年不归。通过贡使和商人的活动,西域的良马、玉石以及各种鼠皮运往内地,内地的粮食、茶叶、纱罗、棉布、瓷器、纸张等运往西域。蒙古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很频繁。中原内地的药物、纸张、书籍通过各种途径传到蒙古地区。西藏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发展。一些乌斯藏僧人将藏传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又把内地的文化及纸张传人西藏,促进了西藏佛教典籍和文学、史学著作的刊行。

 

进入清朝以后,蒙古、西域、西藏都和中原内地有经济文化交流。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允许喀尔喀蒙古八扎萨克,每年进贡白驼一、白马八,照例各赏给银茶桶、茶盆、蟒缎、缎布等物。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决定,厄鲁忒达赖汗使人返还,给驿马25匹,马车12辆。其带来马驼,每宿处给与草料,至西宁止。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又决定,厄鲁忒来贡者,途中买来喀尔喀男妇子女,准其转卖,令买主于户部存案。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决定,厄鲁忒噶尔丹进贡使臣,有印凭者,许进内;其噶尔玛等四台吉使人,无印凭亦准进内。皆不得过200人,余者令在张家口、归化城贸易。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内地的经济往来,清廷亦有明确规定,对达赖喇嘛多至数百人的来使,清廷也做出必要的安排。乾隆四年(1739),清廷更做出准噶尔和中原内地贸易的具体规定,于寅、午、戌年来京贸易,其子、辰、申年,令于肃州贸易。均由准噶尔地方,将货物起程日期,及何地可至边界之处,预先报知驻边大臣转奏,贸易事毕由原路送还。

 

综上可见,清代新疆、西藏、蒙古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部、北部边疆地区和中原内地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因此,研究清代西部、北部边疆的历史特点,不仅要考虑到清朝的史事,还要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218日历史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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