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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田:留恋与期待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2020年03月20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建所70周年前夕,由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迁至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1月2日上午,我去近代史所新址了解情况,老干办崔军、武文娟、赵建福同志热情地向我做了介绍,武文娟同志还带我参观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图书馆。当天下午,我又去了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所的旧址,仔细看了科研楼、报告厅和食堂。近代史所的这次搬迁,既使我对东厂胡同1号充满了留恋之情,也使我对近代史所今后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对东厂胡同1号的留恋,首先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间我在这里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由此留给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是科研楼西侧的图书馆借阅室和阅览室,那里丰富的藏书和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尽职尽责精神,在我科研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图书馆读书过程中,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在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我的第二本学术著作《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的写作计划,也是在这里拟定,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空白,直至今天仍为史学界所关注。在图书馆读书过程中,我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清史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二是科研楼三层的小会议室,多次举行小型学术研讨会,使我体会到了近代史所浓厚的学术氛围。我曾在科研楼六层设立的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任职,协助王庆成先生做一些工作。那时,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北京地区的许多学者都来参加,会议的气氛和谐又热烈。研究会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通讯》全国发行,为此联系了许多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推动了全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发展。至于研究会出版的《太平天国学刊》,更是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是所领导的关怀,使我感受到了近代史所学术氛围的宽容。本来我是研究清代边疆史的,在近代史所属于极少数。因为社科院有民族所、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所以我在所里就处于边缘了,对此我曾经在思想上有所波动。所党委书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在科研楼后面与我相遇,主动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正因为如此,我在近代史所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我的一切学术活动也都没有受到影响。近代史所学术氛围的宽容,帮助了我在清史研究中健康成长。以上所述只是我经历过的,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情况,但仅就这些,也足以反映近代史所良好的学术环境。

 

对东厂胡同1号的留恋,还反映了我所感受到的近代史所和睦大家庭的气氛。东厂胡同1号,在科研楼的后面,有一个二层小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层小楼的一层是食堂,二层是活动室。每到新年的时候,所里都在二层活动室举行联欢会,允许家属参加。那时我的孩子还上小学,所以就带她来。联欢会的内容,有猜谜语、贴鼻子、扔气球等活动,每一项都有奖品,小孩们玩的非常高兴。除新年联欢外,在平时,这个活动室还举办儿童英语学习活动,由所里精通英语的研究人员给所里职工的孩子们上课,不收取任何费用。当时我的孩子就参加过这一活动。处于一层的所食堂办的特别出色,张师傅等做的主副食很可口,花样也多,受到大家一致称赞。记得当年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的一些会议用餐,就都安排在所食堂,质高价廉,与会者都给予好评。在这个二层小楼的东面是所里的浴室和理发室,每周定期开放,所里许多同志都到这里洗澡、理发,极大地方便了生活,又节约了时间。除上述这些外,还有就是所里的老同志对青年同志非常关心和爱护。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还被当作青年看待,研究室的龙盛运、丁贤俊、贾熟村等同志,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这样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使近代史所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对东厂胡同1号的留恋,也反映了我所感受到的近代史所学者们政治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几十年来,近代史所的领导对科研人员非常关心,特别是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很重视科研人员政治上的进步。许多科研人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业务上努力外,在政治上也积极靠近党组织。就我自己来说,正是在近代史所党委的关心下,在政治史研究室党支部的帮助下,在1993年春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队伍中的一员。东厂胡同1号的学术报告厅,是我入党宣誓的地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们十几个入党的新党员,在老党员的带领下,举起右臂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现在近代史所离退休人员135名,其中77人是中共党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所学者们政治上的积极进取。

 

留恋东厂胡同1号,是我对几十年来在近代史所工作和生活的肯定;期待近代史所搬迁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取得更大的成绩,是对未来近代史所的衷心祝福和坚定信念。据有关研究称,近代史所的前身可追溯到1938年5月5日成立的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1940年,范文澜先生到延安,担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及其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也更名为中国历史研究室,范老任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1945年11月北方大学成立,范老为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8月,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1948年春夏,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8月1日成立华北大学,范老为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4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河北正定迁来北平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1950年3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上可见,近代史所的前身就是在搬迁中不断成长的,涌现了许多历史名家,范文澜、刘大年等先生是杰出的代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院部设在建国门内5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近代史所的发展也进入到了新阶段,人才倍出,成果不断。其中,学部委员张海鹏、耿云志先生的成就格外令人瞩目。

 

今天,我国社会进入到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2019年1月3日,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的,包括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党中央交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任务是:承担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等职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发来的贺信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由上可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组建,以及这次近代史所和其他几个研究所的搬迁,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的需要,是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也是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的需要。所以,我满怀信心地期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的领导下,处在新的环境中的近代史所的青年才俊们,一定比我们这一辈做得更好,一定会取得更丰硕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6日“社科院专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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