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观是关于“什么是传统文化、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维度与实践维度的统一中，围绕传统文化的地位价值、内涵意蕴、思想体系、继承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和回答，形成了思想深邃、与时俱进、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观。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研究颇多，但百年视野下的整体性、深入性研究仍有不足。因此，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历程，总结提炼基本经验，对于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日实现建成文化强国的现代化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历程

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新天地、开启新纪元、迈入新时期、跨入新时代的百年峥嵘岁月，科学的传统文化观这一问题始终在场，其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萌发与探索、形成与发展、拓展与深化、升华与完善四个阶段，昭示了历史语境和实践场域的动态流转，也反映了党的传统文化观的与时嬗演。

（一）萌发与探索：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任务，从多维视角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开启了其传统文化观的萌发与探索阶段。尽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不够成熟，并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形而上学和激进批判的倾向，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其中仍包含着许多闪耀光芒的思想论断，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第一，对“什么是传统文化”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和回答。一是从发生论视角考察传统文化的生发逻辑。李大钊指出：“吾汉族有世无与比的历史。……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是文化进化的代名词。”瞿秋白强调：“文明是人类的创造。”这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的思想成果。二是从精神实质等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初步界定。瞿秋白较为激进地提出，封建宗法文化已是“魂游墟墓”，充斥其中的礼教纲常实质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李大钊率先用唯物史观分析传统文化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儒家思想不能适应近代经济上的变动，因而只能任由“新思想自由流行”。由此，他揭示了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失去统治地位的经济动因。三是从形态结构等多方面解析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就结构而言，李大钊指出传统文化是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完整系统，既要做“物质改造运动”也要做“精神改造运动”。就思想内容和学术流派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传统文化是包括“诸子百家之说，医药卜筮之术”在内的文化体系，“三教九流，儒居其一耳”。

第二，对“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和回答。一是要辩证批判传统文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积极作用。李大钊评价孔子学说代表了其生存社会的“时代之道德”，指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都是世界进步的动力机轴，“日本、高丽、越南等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他同时也指出了传统文化存在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如封建伦理“削弱国民思想力之活泼”、塑造“专制政治之灵魂”等，从而阐明了传统文化作用的双重性。陈独秀指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必须破除与近世社会不相容的“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不言而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作了辩证分析和批判。二是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之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如以儒家大同理想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陈独秀赞同“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李大钊则讴歌十月革命，疾呼为世界大同而奋斗。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探寻其与传统文化的融通关系。概言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多维视角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这是近代以来文化觉醒的一种现实映射，为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萌发设定了出场基调。

（二）形成与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科学的传统文化观在百年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后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的科学传统文化观都是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同任何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一样，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亦历经了一个从不成熟、不很科学到比较成熟和科学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成熟、科学的理论形态而言，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核心要义如下：

第一，对“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一是从发生论维度考察传统文化的产生。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他强调了人民在传统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指出“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文化生产和创造的基本阶级。二是从本质论维度揭示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毛泽东指出，传统文化“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有人民的成分，还有反封建的成分。这就说明了传统文化兼具封建性和人民性的属性。此外，他批判封建时代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而我们的文艺是服务于人民的。由此揭示了传统文化的鲜明阶级性属性。三是从特征论维度阐发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毛泽东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体现中华民族气派和风格形式的智慧积淀，是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分的汲取与凝结。也即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集合了历史性、民族性与包容性的文化生命体。四是从价值论维度研判了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传统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指出它“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尖锐批判了传统文化的消极性，指出古学具有“混杂而无章”之弊，封建伦理道德“虚而不实”，预言一切封建道德和专制制度终将被破除。

第二，对“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一是尊重历史传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但这“不是颂古非今”。二是提出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的具体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既提出了辩证扬弃的具体要求，也指明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1956年，毛泽东首次提出要搞“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此后他多次强调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他提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探索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四是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不仅要继承吸收和批判利用中国文化遗产，而且“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1964年9月，他作了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为充分利用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推动“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五是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之道。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创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作了唯物辩证的扬弃和改造，使之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质言之，这一阶段对待传统文化方针政策的崭新发展，推动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为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深化与拓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思想禁锢，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代语境的转换，反思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对传统文化观的基本问题作了全新的探索和回答，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需要明确的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在分析框架上与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基本一致，其创造性的丰富和拓展主要表现在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并结合新的时代要求，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第一，对“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全新探索和回答。一是从结构形态上全新解读传统文化。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科学传统文化观的基础上，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文化成就，高度评价四大发明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文化遗产中既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特别是旧中国留存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此外，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形态作了全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等文化形态，从而推动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现代化转型。二是从重要地位上全新解读传统文化。江泽民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最深厚文化软实力。胡锦涛强调，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是现时代中国实现社会和谐与和平发展的深厚文明根基。三是从价值意蕴上全新解读传统文化。邓小平认为，我们所要发展的精神文明包括使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些皆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凝结和升华。这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和文化资源意义。

第二，对“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全新探索和回答。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遗毒。针对封建性思想遗毒的长期影响和严重危害，邓小平赞同“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的建议”，提出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他还强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判“文化领域的东西”，对其思想内容、表现方法加以甄别。二是继承发展毛泽东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继续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本原则。三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申明，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成为党的自觉文化追求。邓小平提出建设兼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胡锦涛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在理论创新与文化创新的统一中指明了新时期传统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和方向。

（四）升华与完善：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随时代语境转换，赓续和升华前人的传统文化观，以更宏阔的视野、更高度的文化自信，创新性地探索和回答传统文化观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内核的科学传统文化观。

第一，对“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创新性探索和回答。一是从发生论维度梳理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习近平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以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梳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指出它大致经历了从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繁荣发展阶段。二是从结构论维度凝炼概括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儒、释、道、墨、法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王守仁等思想名家，形成了蕴含“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的珍贵文化遗产，孕育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髓。三是从价值论维度阐释传统文化的地位价值。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巨大价值；它积聚着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精神力量，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软实力，还是应对人类共同难题的智慧宝库。由此深入回答了“为何重视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命题，拓展了党的传统文化观的意义空间。

第二，对“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创新性探索和回答。一是在鉴别和扬弃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传统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兼容的矛盾体，因而对传统文化绝不能照单全收。习近平强调，对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抵御克制其糟粕性成分。二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要结合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他还率先垂范地运用引经据典、讲故事等形式，要求在融入国民教育和文艺创作、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真魅力和激活其现代生命力。三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指出，“激发人们的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的文明”。我们既要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也要兼收并蓄，积极学习借鉴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综合创新中国文化。

二、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百年演进的基本经验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传统文化观的演进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并结合新的实践充分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把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必须确立并坚持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历程表明，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也是其坚定的创新者和发展者，百年党史就是一部继承弘扬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何为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回避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观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在党的幼年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尚未形成科学的传统文化观。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并坚持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后，我国的革命面貌很快就为之一新。“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特征的僵化传统文化观，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推动实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固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自始至终不曾离开党的科学传统文化观的指导。

第二，必须勇于同非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作斗争。毛泽东曾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一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因而同样适用于审视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演进发展。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演进历程表明，科学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主要是在与当时以激进批判为特征的传统文化观的斗争中萌发探索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主要是在与以全盘否定为特征的传统文化观的斗争中形成发展的；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主要是在与“两个凡是”和“全盘西化”等错误主张的斗争中拓展深化的；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主要是在与关于传统文化的“虚无论”“劣质论”“无用论”等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升华完善的。

第三，必须紧随时代语境转换，不断回答实践探索中生发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作为一种观念，传统文化观的发展演变亦遵循这一原理。百年来党的传统文化观演进历史表明，科学传统文化观的发展总是建立在一定客观基础上。一方面，它总是要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不能主观强加一些传统文化本身所没有的东西；另一方面，它总是要依据时代语境转换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提出与时俱进的观点，而这是更根本且更重要的方面。时代和实践总是动态性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不断提出“何为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传统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思想资源提升出来，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样，适应当时凝聚民族精神的战争需要，既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说明了何为传统文化，也以“给以总结”指明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拓展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的话语空间。正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回答时代之问，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才得以丰富、发展和升华。

第四，必须坚持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百年演进的鲜明特征，是我们党推动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精神底气。一个政党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程度，具有文化自觉的政党才是有主见的政党，具有文化自信的政党才是有前途的政党。百年来，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新时代，每逢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都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心任务，以思想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凝聚奋斗力量，为党的事业提供精神支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传统文化在历史地位和价值意蕴的深刻认识，对传统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对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历史使命的主动担当。正是由于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我们党才能与时俱进地批判继承、创新发展传统文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才能勇于面对文化曲折和思想偏误，敢于容错与纠错；才能敢于应对国内外文化挑战，积极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以来，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体现为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习近平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党才能始终在时代最前沿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第五，必须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实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这表明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观念的发展总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传统文化观的发展也是如此。回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史，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文化观，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文化观等，同时适应时代要求并提炼新的实践经验，从而拓展创新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意涵。具体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总是与之前的传统文化观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的传统文化观具有紧密联系，也继承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同时又是对后两者的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发展，无不是以往传统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无不与以往的传统文化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六，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价值旨向和创作导向。从革命时期到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百年演进的价值归宿。人民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享有者，故守正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离不开人民更要为人民服务。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就道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凝聚人民智慧的群众实践基础上创造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作了大批反映革命、建设成就以及社会新风尚的优秀文化作品，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着眼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出引发人民思想共鸣的优秀文化作品，奉献给人民最好的精神食粮。简言之，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时俱进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护持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不断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和强劲活力。

第七，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线展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结合是这一演进历程的基本遵循。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认识评判和继承发展传统文化提供了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唯物史观视野。以何种原则、方法看待传统文化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并且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而非教条。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并为时代和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关键在于紧密结合了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才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掌握，才能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概言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结合，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同时也不断创新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八，必须重视实践经验，善于在总结经验中前行。无论是正面的经验，抑或是反面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总结成功的经验是十分有益的，吸取失误的教训也是特别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确立并发展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本身就是一条特别重要的经验。毛泽东曾经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还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传统文化观，就是在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中确立并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科学传统文化观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是在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中得以实现的。

第九，必须坚持发挥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与集中集体智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智慧与领袖人物的个人智慧有机统一的结晶。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传统文化观的百年演进，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确立和发展，离不开毛泽东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同时也离不开同时代人的集体智慧；改革开放新时期，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拓展和深化，既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个人的智慧和创造，也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同样地，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升华和完善，也既是习近平的个人智慧和创造，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我们党的传统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都是发挥领袖人物作用和集中集体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集体智慧是基础性的，而领袖人物的个人智慧和创造则是关键性的。

三、结语

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成功，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何为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和发展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这无疑是我们党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百年演进历程中积累的基本经验，也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使命呼唤担当，引领未来。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临“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文化使命更加伟大而艰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传统文化观的指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传统文化观，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凝聚起磅礴的文化力量，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作者周向军，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信彦，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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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