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要求。历史是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研究党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要针对现实的。我们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当然不可以为了现实的需要改造历史，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是怎样就怎样。但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去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历史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觉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书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

党史研究也要注意社会效果。如果对某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在党史中没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在这些枝节上进行争论，只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宜粗不宜细，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党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材料里，拔不出来。我们应选择那些在历史上本来就重要，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对振奋人们精神，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处的问题，抓紧进行研究。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在旧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个老问题。但老问题并不是不值得重新说清楚。过去我们讲党史，着重讲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虽然也涉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但主要是讲如何进行革命。必须革命是个不成问题的前提，所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上。但现在思想界和年轻人中有人提出，近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而要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要发展工业，振兴商业，发展教育，等等。有人甚至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就需要有能使经济发展起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农民战争造成混乱、动荡，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因而不利于社会发展。提出这种看法，似乎忘记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迫使农民群众活不下去，因而才发生农民战争。按这个说法往下推论，就是说革命只起破坏作用，妨碍了社会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需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只要发展工商业，发展教育，旧中国就能变成新中国。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制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工商业、教育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怎么办？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才有可能使落后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如上的看法，那就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举出大量材料从各方面加以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时又指出，有些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不满，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们的心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们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同这种主张的论战进行了很长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作了一个结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中国富强。但是，富强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

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时要注意的一个基本方法。昨天的实际决定了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决定了今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是从昨天的实际变化而来的，但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经过在旧社会制度下长期的革命斗争，我国人民现在才有了安定团结的、独立自主的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局面。我们已经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正确的、但又是艰难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更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的局面，要继承前人的革命精神，完成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事业。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新的评价。有人认为，我们很少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看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过：“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说，英国的侵略给印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宗法制度的社会组织由此而崩溃、瓦解。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它所遭到的灾难特别悲惨。马克思预言，亚洲一定要有一个“根本的革命”，而英国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如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所起的这种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家熟悉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还指出：“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同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因此而歌颂帝跟主义侵略的“进步”意义。人们不能不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实行侵略扩张，奴役、洗劫以至消灭许多落后的部落、民族的事实；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内一方面摧毁其原有的宗法社会组织，一方面又为了便于实行统治而利用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不看到，许多亚洲、非洲的民族和国家，虽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沾染上资本主义的文明，但这种文明并不能造福于广大人民，而且只是在少数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地区中才可以看到这种文明，整个民族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确不自觉地充当了促成革命的工具，但它同时又是自觉地扼杀殖民地解放斗争的刽子手。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但侵略者又和中国封建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后者的支持者。这种侵略固然对摧毁中国固有的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作用，但是并不能为中国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只是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深渊。中国的新世界只能由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来建立。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如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某种“进步”的作用，而且侵略得越多越好，甚至中国要不是变成半殖民地，而变成殖民地，中国就能更早更多地摆脱封建旧制度的羁绊，那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假想。仅就经济来说，大家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起了促进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自然经济并没有完全解体，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到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旧中国的商品经济没有能充分发展起来呢？这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略侵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名爱国人士，在看到殖民地的状况时触目惊心，不能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1898年曾游历夏威夷群岛。他说，1788年英国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三十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时，当地土民有20余万人，但到1890年成了34436人，到梁启超去的前两年1896年成了31019人。他从统计表中看到，大约每六年又减去十分之一，因此惊叹道“依此比例，则百年以后，全岛中将无复一土人矣”。梁启超感慨地说，“自古之亡国，只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岂不儆惧耶。他也说道，这个岛上近几年来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当地人自以为得意，但岂不知绝种的危险即在眼前。梁启超并不是主张革命的人，但他在当时绝不是个守旧派。他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不能不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大声疾呼。

到1934年，又有一个爱国者邹韬奋也经过夏威夷。他说，现在共有人口38万余人，但“这群岛原来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却占极少数，只有22230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1896年的31000余人，又减到２万余人。韬奋根据两个美国人的著作说，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这种病是宣扬“文明”的西方人带去的。韬奋说“土人不胜梅毒和残酷榨取的蹂躏”，所以在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几近于灭绝。这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

这些爱国的先驱者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出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也许有人说，把几万万中国人“灭种”，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大可能。但帝国主义像日本侵略时那样统治中国，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从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隶，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明和进步！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大国，人民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不断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在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曾打算“瓜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近代中国没有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国被瓜分为一块块由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会比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要艰难百倍，这是显而易见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为它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使许多落后民族在濒于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在这些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的地狱的强烈对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产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当然，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斗争，并且达到胜利，还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

有些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学者，竭力申述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的作用，但他们无法否认，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中国不需要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争得独立自由，才能有进步与发展。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看来，中国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这的确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必须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才能帮助许多不了解旧中国情况的年轻人认识清楚。

党的历史的发展是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讲党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讲。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至于怎样进行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领导，是主要靠武装斗争还是靠合法斗争形式，是先从农村还是先从城市开始，这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党史如果脱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就没有基础，就得不到科学的解释。　　　　　　　　

二、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

我们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史应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天生的，好像党一产生就立刻得到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党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能起到领导作用，首先是由于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各个时期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党的主张真正为群众所接受，把群众的水平逐步提高，是经过艰苦努力的。比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党领导进行的，的确把全国广大的群众卷了进来，但也要看到，那时参加爱国运动的人有不同的水平，有些认识甚至相差很远。所以不能把党的领导的形成说得那样简单，以为党一发出什么号召，立刻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全国人民都拥护。1927年我们失败得很惨，能说那时全国都拥护共产党吗？不是这样。国民党还很有欺骗性，全国还有很多地方革命影响没有触及到，许多群众对革命恐惧、谈漠，中产阶级更是疑虑重重。八一南昌起义也不可能是全国很多人都了解，都赞成。

三十年代，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使党与群众建立起最广泛、最深入的联系。最近，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的时候，国外有人议论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承认一二九学生运动和那时的救亡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但似乎有些夸大了自己的领导作用。我认为，那时的学生运动、救亡运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并不是只是因为有共产党发动才发生。共产党最坚决地主张团结抗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所以的确是党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运动不可能那样地发展壮大，坚持进行，并且斗争水平逐步提高。但我们也从不认为，参加学生运动、救亡运动的所有人都明确承认党的领导，所有主张都同党一样的水平。如果那样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不正确的。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狭隘的报复主义、排外主义、民族自卑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对共产党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党提出符合各阶级人民的要求的主张，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但要真正形成领导，使斗争坚持到底，必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一下接受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那共产党还要做什么工作？整个抗日战争中，党不断做工作，克服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障碍，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斗争水平，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党的领导的确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说清这个问题对现实也有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为充分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也还要作许多努力。所以邓小平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时，党是靠做许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一步步说服群众，还靠许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逐步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威望，实现党的领导。我们今天也还是要这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要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党在民主革命中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党史中讲反对“左”倾，往往主要讲反对“城市中心论”。相对来说，比较少讲到统一战线。照毛泽东的说法，统一战线中心就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两条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还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后来叫作三大法宝。这的确是贯串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放松了武装斗争，没有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的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果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搞武装斗争，但是忽略了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遵义会议以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抓住了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居于首位的形势，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最好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我认为，学术界对统一战线研究得不够。比如，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有很多议论，但恐怕不能说是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文汇报》7月10日的一篇报导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第四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这个报导中说，第四种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好像这样说就解决了领导权问题。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撤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上述第四种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其领导权问题。

那么，到底怎样来说明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不妨概略地看一下事实。在开始时，要同打了十年仗的国民党合作抗日，要承认它是全国政权，要改编我们的军队，党内许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党的反民主的本质没有变，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干脆分裂，各干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做，内战就会不断扩大，国民党内部即使发生某些分裂，但国民党所属的巨大力量会转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这当然会使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必须克服任何“左”的情绪。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认为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独立的纲领，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独立的行动，以为那样就会妨碍团结。这是一种右的倾向，按照这样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思想，是当时党内右倾思想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收集和研究从抗战开始前到抗战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论，就可以看到党外有用这种思想来影响我们党的，党内也有表现这种偏差的言论。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和十年内战期间的经验，从抗日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不是只团结，不斗争，也不是只斗争，不团结，而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保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那次代表大会克服了在这以前，即从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也影响到中国）。但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又滋生了右的倾向。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右的倾向与此有关。可以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就各国国内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这就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克服“左”的倾向的同时，坚决地克服右的倾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前面讲的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几种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针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民党地区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

1981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已过去六年多了。六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许多新经验，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给人以很多启示。我们在1956年刚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刚刚起步。当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那时，毛泽东也常和别人说中国“一穷二白”，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困难；但同时又往往有因为中国的这种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会更容易些、更快一些这样的想法。产生这种想法，看来是和错误地估计国家政权的作用，错误地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有关系。以为靠国家政权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干。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1957年以后的许多“左”的错误，都使我们看到，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发，是极其有害的。1958年提出“全民大炼钢铁”，钢产量要一年翻一番，从前一年的535万吨变到“1070万吨钢”。这好像是注意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完全失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人们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准备各种条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生产的发展只能从社会原有的水平上逐步地前进。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能一步登天，当然只是一种空想。再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现有生产力的限制。脱离实际，按抽象的标准或主观愿望，一味追求“先进”，那就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大办人民公社，一切行业国有化，由国家经营，这些做法在当时认为很好。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纯越好，但实际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生产关系“很好”，生产力还发展不起来呢？于是又用这种抽象地追求“纯粹”的标准去看上层建筑的问题，这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的本意来说，好像是为了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但结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乱了社会主义，给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值得研究，值得记取。

再来说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究竟历史决议说得对不对？这是值得收集当时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一下的。

据我的回忆，像历史决议所说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论那时确是有的，但也确是极少数。那么，“严重地扩大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1957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就认识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当时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这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子的人。认识上的偏差，本来应该通过讨论、通过实践来逐步解决，而不应该一棍子打下去，当成敌我矛盾。何况有些当时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在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是敌人，结果是狠狠地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党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这种扩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总之，从汲取教训着眼，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成就，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构成“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我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当然要谈到毛泽东的错误，要谈到两个反革命集团，但也必须说到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发展。既要谈到周恩来怎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干部，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要说到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进行的斗争，说到邓小平1975年进行的整顿，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当时许多被“审查”、“监护”、“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也有众多的人，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逐渐通过实践辨明是非，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逆流中，这种健康力量能保持和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变为新的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意见，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封建社会主义，那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封建地主阶级、贵族被资产阶级打倒以后，心怀不满，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腔调攻击资本主义制度，装作不是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声讨资产阶级。所以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

我们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遗毒，“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遗毒，这都是事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更使人感到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时代的这个历史特点。因此，党的许多文件，包括历史决议都特别提到，要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上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当然，这些都不是说，1956年以后不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倒是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们可以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就是说，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失误，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当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

提出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只能反对封建主义，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当然要欢迎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要“全盘西化”。有的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欢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又说：“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浸透结合在一起。”这都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所以，邓小平说：“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方面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有许多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固然带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烙印，但它们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身的旧社会不能继承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我们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所学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和排斥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要进行分析，同样，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也要进行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两千几百年。我们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把整个封建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统统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都抛弃，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存，几千年连绵不断地发展下来，总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民族虚无主义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同封建糟粕区别开来。从这点上说，“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

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这也是在讲反封建主义时必须注意到的。

（文章来源：“新时代新思想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