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通讯
总第1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09年8月25日
目录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2008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3—5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2、5、8、11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200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
耿云志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由胡适研究会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合作创办的《胡适研究论丛》第一辑，终于与大家见面了。做胡适研究的学者和对胡适感兴趣的读者，都会感到高兴；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学者们，也会对此表示关注。我相信，我们做的是一件有益的事。
十多年前，我们曾编刊一种《胡适研究丛刊》，从1995年到1998年，共出版三辑就停刊了。安徽大学的“胡适研究中心”也曾编刊过一种《胡适研究》，从1997到2001年出到第三辑，也停刊了。这几年来不断有朋友关心地问起，《胡适研究丛刊》何时能够继续出版？可见，一个胡适研究的园地，确为学界所需要。我在《胡适全集》的《序言》中曾说道：“在国共内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胡适离开人世已四十多年以后，我们完全有可能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胡适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应肯定他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家和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他对国家民族究竟有功有过，主要还是看他思想学术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何况，共产党不是谋求一党私利的政党，它是完全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因此，它对那些非党的，甚至反对共产党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等类人物，不会，也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而应该主要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究竟做出什么成绩来作为评判的根据。我相信，这一点能够得到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们的认同。”谁都知道，胡适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在哲学、史学、文学等诸多学术领域，以及在思想界、教育界，都有过开拓性的贡献，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要研究近代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都无法越过他。所以，对胡适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三十多年来，胡适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在纪念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说道：“经过二十多年的胡适研究工作（2001年距胡适研究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约25年左右），一个完全不同于大批判笔下的胡适形象，一个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的胡适形象，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在八十年代，可能只有很少数做过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的学者，才知道胡适基本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到了九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胡适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大学里面的文科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对胡适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中有些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还选定胡适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这在二十多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又说道：“胡适研究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胡适的认识的逐步加深，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一个尺度。”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五十年代的那场对胡适的大批判，其影响实在太深远了。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分人之外，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胡适，仍基本上是大批判年代所留下的印象。早几年，在北京某处树起一个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雕塑，上面有毛泽东、李大钊、鲁迅，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与胡适。足见有些人仍把陈独秀、胡适看作“反面人物”。去年，我在某处讲演《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在听众提问和讨论时，某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起立发言说，“胡适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此言一出，听者大哗。有一部分青年不免有些激动，高喊，要他“闭嘴！”演讲会结束后，我怕这位老先生受不了这种场面，还特地与他攀谈几句。我发现他的听力和视力都不大好。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时可以听到一些人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不应该出版胡适的著作。这些情况说明，有些人仍自觉不自觉地按大批判的材料，据以判断是非真伪，仍按大批判的思维发言行事。所谓大批判，就是只批判而不研究；只立罪名而不求证据；只许原告声罪致讨而不许被告据实申辩。马克思说，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真理愈辩而愈明。按大批判的逻辑做去，只能离开历史真相愈来愈远，离开真理愈来愈远。我们研究胡适，揭示胡适的思想，不仅仅是要人们了解真正的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养成虚心体察情况，勇于面对事实，善于独立思考的习惯，避免迷信、武断和盲从。我个人以为，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就是讲真话，求真理。
我们创办这个《胡适研究论丛》，是为广大的胡适研究者，对胡适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互通信息，相互切磋的学术园地；也是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提供参考比较的材料。总之，是为了推动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胡适本人的思想、学术，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比如，关于胡适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现在还研究得很不够。与他相关的诸多方面，更有待进一步发掘。比如，与他有密切关系的许多人物，还有许多是不很清楚的。又比如，与他关系密切的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的许多人物、事件，也同样缺乏深入的了解。这些课题，如果不做深入研究，不但不足以深入全面地了解胡适，也不足以深入全面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思想、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历程。有鉴于此，《胡适研究论丛》将努力提倡和推动这些课题的研究。我们不仅发表研究胡适本人的论著；同时也发表研究与胡适有关的人物与事件的论著。我们不但发表正面论述胡适思想与学术的文章，也发表有理有据的批评胡适思想与学术的文章。昔日《新青年》的陈独秀与胡适他们，宁欢迎有理有据的批评，而不要随声附和的赞扬。我们会努力以前贤为楷模，使《胡适研究论丛》成为一个真正百花盛开的学术园地。
2006年7月28日
附记：此书早于2006年9月编定，然至今未获出版。
胡适的佚信2通
胡适致芝加哥大学副校长F�伍德沃德的信
（台北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教授提供）
韩荣芳译
（英文原信附后）
亲爱的伍德沃德博士：
上月我在芝加哥作短暂停留期间，未能前去看望你，感到实在抱歉，不过能有一次在电话上与你交谈的机会，还是很开心的。
到达这里，得知滨水区罢工，我乘坐的“胡佛总统”号不能按期驶行。对于须有14天的等待，我并不感到乏味，在这14天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总统选举、贝大桥的开通、看了两场歌剧、一次比赛及其他活动等等。现在我将离此，赴维多利亚赶乘明日开航的“日本皇后”号轮船。
想和你说一下关于露西�德里斯科尔小姐的事。我对她在芝加哥和在中国研究中国画一事很感兴趣。我自己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我十分赏识她对中国画的阐述。我的兴趣大部分在历史方面，不过我看到她花那么多时间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如此执着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十分欣赏。
我知道，她上次去中国，工作十分努力，看了很多的藏品，给中国的艺术家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上个月我在芝加哥，得知德里斯科尔小姐又将再次去中国，我希望告诉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们，如果她去，她定将得到在北平和上海的中国朋友们的协助和合作。
请转达哈钦斯校长，我未能前去看望他深表歉意。
祝好！
你的诚挚的 胡适 1936年11月13日 于途中。
Vice President F. Woodward, En rou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v.13,1936.
Chicago
Dear Dr. Woodward:
I was really sorry not to be able to see you during my brief stay at Chicago last month,But I was glad at best to have the chance of talking to you on the telephone.
When I arrived here, I learned that the waterfront strike was actually on and my ship "President Hoover" was not to sail as scheduled. Im not sorry for the 14 days of waiting, because I have seen many things in those 14 days:the President Election, the opening of the Bay Bridge, two operas and a play, and many other things. I am now leaving for Victoria to catch the S. S."Empress of Japan" which sails to-morrow.
One of the things I intended to talk to you was about Miss Lucy Driscoll, I had the plea- sure of knowing her in Chicago and in China, and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her work on Chinese art. While quite ignorant of the subject myself, I am quite interested in some phases of her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rt. My interest is largely historical and I like very much to see that she has more time in China to carry on her studies further in order to verify her own ideas or to disprove them.
I know that during her last visit to China, she worked very hard, saw a great many col- lection and made a very good impression on the Chinese artists. When I was in Chicago last month, I learned that Miss Driscoll was planning to go to China again. I wish to tell the friend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at if she can come, she can count on th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friends in Peiping and Shanghai.
Kindly convey to President Hutchins my regret for not being able to call and pay my respects.
With best wishes.
Sincerey,
Hu Shih.
附记：
美国科学院（A A S）在2005年4月30日的会议上，芝加哥方面有一篇题为《露西�德里斯科尔（Lucy Driscoll）对中国绘画的创见及她在1910年至1950年间同中国人的交往》的论文。其作者：一位是美国普吉特海峡大学副教授洪再新，一位是中国上海美术出版社资深编辑Wang-Zhongxiu。文中谈到露西�德里斯科尔的大概经历，现摘译如下：
德里斯科尔小姐是芝加哥当地人，190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后留校任讲师。原先，她是研究西方美术史的。由于先后结识了两位与研究亚洲艺术有关的人：一位是德国犹太移民 劳佛（B. Laufer）博士，是一位在1900年代两次赴亚洲考察中国艺术的汉学家；另一位是日本移民艺术家 肯吉�托达（Kenji Toda）,使德里斯科尔自1918年起，对东方艺术产生了兴趣，并与肯吉�托达合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于1935年出版。
1935年夏，她作亚洲之行，在北京受到中国艺术家们的热情接待。回来之后，又结识了几位前来芝加哥的中国学者，其中有胡适和南京大学教授张彭春。由于胡、张等学者的支持、推荐，[如胡适于1936年11月13日致芝加哥大学副校长伍德沃德（F . Woodward）的信]，引起哈钦斯校长（Hutchins)的重视，使德里斯科尔于1937年3月成为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ellows）61位成员之一。主要任务是到中国收集资料，为出版《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理论》一书的出版做准备。但此后由于战争和其他一些原因，使她未能成行。
此后20年间，由于战争和国内外的其他原因，使德里斯科尔在工作中充满艰辛和曲折，但她始终未离开对中国艺术理论这一领域。因为去不了中国，只好通过通信手段与中国的著名画家们取得联系。如：曾与中国著名画家黄宾虹有过三次通信联系，使黄大为感动。直至1955年，90岁高龄的黄宾虹大师，在他逝世前两个月，给他的学生写信时还提及他50年来结识的三位外国同行朋友，其中之一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美术理论教授德里斯科尔。
露西�德里斯科尔女士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适致南开大学（1947年4月15日）
（南开大学梁吉生教授提供）
北字第三二八号
案查贵校前借西南联合大学迁运费伍千万元，事隔甚久，尚未结案，相应函请查照。赐予归还，是为至祷。此致
国立南开大学
校长 胡适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了解民国社会的一份珍贵史料
——读胡适《我的车和我的车夫》
智效民
在《胡适遗稿和秘藏书信》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我的车和我的车夫》，后来被当作小说收入《胡适全集》第10卷。读罢该文，我觉得它并无虚构成分，是一篇记实性散文。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如今我提起它，不是想与《胡适全集》的编者商榷，而是觉得这实在是了解并研究当年社会的一份难得的史料。
20世纪上半叶，黄包车即所谓“洋车”，是人们代步的主要工具。有人要想拥有一辆这样的“私家车”，就必须雇佣车夫。那么，当年买一辆黄包车、雇一位车夫要多少钱呢？胡适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有所交代，而且还谈到二手车和租车、修车的价格。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干巴巴的数字，是通过一些有趣的人和事表达的，从而使当年的世俗人情跃然纸上，这也是胡适的高明之处。
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昨天我经过北新桥的时候，我的车夫忽然喊道：“老爷，您可记得王二吗？他现在死啦。他家离这儿不远。”
王二是我三年前的车夫。前年我的太太因为他懒，不肯擦车，不肯扫地，叫他走了。后来我又叫他回来。不久，他得了比我家更好的事，就告假走了。现在的车夫，当日就是他的替工。
王二为什么会死呢？这位车夫说：“他太厉害啦，心不好，太精明啦。”听到这里，胡适显然不大同意，认为这种说法“很有讨论的余地”。
接下来胡适介绍说：王二初来的时候，他还没有“私家车”，而是从车行里租车使用。车行的租金是每月8元，车夫的工资每月10元，共计18元。另外，因为王二“爱装门面”，非要挑一辆“车杆横轴上有珐琅图案”、挡泥板上有“很细致的花样”的车子，因此他每月还要多花一块钱来满足王二的虚荣。后来，胡适的好朋友唐先生要出国，想以45元的价格转让旧车。胡适因为租车问题，便一口答应下来。没想到唐先生的车子早已不能使用，是“抬”着送过来的。于是胡适又花了21.85元给车子“洗个澡”，即大修一次。这样算下来，胡适一共花了66.85元，才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二手车。对于胡适买车，王二很不高兴，因为他再也不能拉那种拥有漂亮图案的车子了。
过了不久，唐先生好像于心有愧，在临出国时又从上海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售与兄之车，想已送到府上。顷闻友人言此车已不值四十五元，只值四十元。所余五元，不及寄还。如兄需用美国书报，当为代办。”收到此信，胡适有些感动。他说：“唐先生究竟不失为好人，他大概预料我总会还价，故不妨讨价多点。不料我既不看货，又不还价，倒使他后来心里过意不去。这就是穷书生的阔脾气的不好之处了。”这最后一句，是胡适的自责。
自从买下唐先生的车子以后，胡适没有少受累。除了要经常花钱修车外，最尴尬的一次，是他去朝阳门外的一块墓地时，因为车胎爆裂，害得他步行了十多里路。无奈之下，胡太太又买了一部新车。这样一来，胡适只好把旧车卖掉。由于找不到买主，便向王二请教。“精明”的王二告诉他，这车恐怕没人要了，最多也只能卖十来块钱。于是，胡适以13元的价格让王二把这部车卖掉。
尽管如此，胡适还是非常满意。他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我想，这部车子原价连‘洗澡费’也只有六十六七元，我用了八个月，每月省了八元的车租，八八六十四，已不算亏本了。加上十三元，竟赚出修理费和利钱来了。所以我很高兴的就把车卖了，心里觉得很侥幸，这部车子出门时居然还不消用两个人抬！”
看到这里，我想起胡适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正因为如此，在那样一个世俗的（说重了是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他才能保持一种友善、宽容、处处为人着想、时时责备自己的心态。
鲁迅的《一件小事》和胡适的这篇文章都写到黄包车夫。前者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自我反思，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作者的人格风范。从这个角度看，该文已经超出史料范围，具有文以载道的作用了。
胡适是现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最好的实践者，他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应该入选语文教科书呢？希望有关方面予以考虑。
此稿写好后，又看到一则相关材料，才知道胡适大概是1933年底买了一辆私人汽车。因为胡适在当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说：“新买汽车（Ford V8 De Luce [福特V8狗鱼牌]）今天到家。计价美金乙千零九十元，合银币三二四五元，其中有乙千八百元是竹垚生君代我转借的，月息六厘。”短短几句，把汽车价格、货币汇率和贷款利息交代得十分清楚，也是一则难得的史料。
七十年前关于“现代化”的一次争论
智效民
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一、背景和缘起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使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有人说“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还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中间的复式社会”。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说只有弄清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化”的问题。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就是质疑者之一。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后来专心治学，在明清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已经50多岁。由于不满意那些一开口就大谈“主义”的文章，他拜访了胡适，并撰写《现代化与先务急》一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77号。孟森认为，大家不要再乱谈什么现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孟森的观点与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胡适在编辑该稿时，又以《建国问题引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文章说：早在戊戌变法时代，中国虽然也有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的争论，但是当时的知识界对于独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爱国等西洋文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只能包括“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热衷于宣传维新思想，中国人刚刚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怀疑现代文明，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俄国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的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说，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而所谓“现代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胡适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联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否定一切，“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出现的思潮。胡适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这种“相互仇杀、相屠相灭”的可怕局面。
胡适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
二、胡、蒋之争
胡适的文章刚刚发表，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由十九路军发动，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支部队因为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深受国人爱戴和拥护，由于其领导人蔡铤锴、陈铭枢以及李济深等人反对蒋介石，其下层官兵受到反国民党思想宣传的影响，政变遂得以发生。
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第80号）一文中沉痛指出：无论革命的动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是连累了国家，连累了百姓。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内乱。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人。他在辛亥革命后赴美国留学，专攻历史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开始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退休后在纽约病逝。在这篇文章中，蒋廷黻还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他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得出如下结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说法，胡适无法接受。于是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驳斥。胡适在第一篇文章《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中指出：建国并不一定非要依靠专制，比如蒋廷黻所说的英国都铎王朝，就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而是一个议会政治、商业文明和文化艺术都很发达的时代。另外，中国自两汉以来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了，因此蒋廷黻的立论并不可靠。胡适在第二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中说，他既不相信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党、哪一个阶级能够实行蒋廷黻所说的“专制”，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中国能被哪一个独裁者所蒙蔽。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对他所谓“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作了解释。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湊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聚集在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他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馀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相比之下，现代独裁即开明专制却“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适说民主政治只需要幼稚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该文写完后，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再论建国与专制》，到晨三点半始完。其末段论民主政治为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此意似未经人道过。”（《胡适日记》第六册，第2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随后，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想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胡适全集》第22卷第25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看到上述观点之后，蒋廷黻对胡适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同上，第557页）因此他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为题，在《独立评论》第83号回应胡适批评的时候，只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世界各国都要“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第二，“近代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相比之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却导致“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他认为，当前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三、吴、钱“挺”蒋
胡、蒋之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首先在《独立评论》第84号发表《建国与专制》一文，力挺蒋廷黻的“武力统一论”。吴景超（1901-1968）字北海，安徽歙县人。他早年进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继续在大学执教，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务。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内乱的过程和规律，认为内乱是由于主张的不同和私欲的膨胀，而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之后，才可以研究“现代化”等问题。
由此可见，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通过武力来完成国家统一，再通过专制来搞现代化建设，并非蒋廷黻所唱的独角戏，而是当时知识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想状态。至于这个独裁者究竟是谁，蒋廷黻表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吴景超则说：“这种领袖迟早要出现”。 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却又不愿意明说。
对于蒋廷黻和吴景超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85号）和《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进行反驳。在前一篇文章中，胡适说他们所说的“武力统一”，其实是“马上得天下”的事业，还谈不上得了天下以后应该实行民主还是应该实行专制。在后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国民党奉行的“以党治国、党大于国”的现象有一段精彩议论。他说：“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这段议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武力统一”与独裁专制的合法性。
不久，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也参与讨论，并明确表示中国需要一种独裁制度。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人。他1919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文革结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钱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标题是《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文章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的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它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奉劝人们对独裁不必一味地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制度不见得不如民主政治。
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讨论开始以来“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于是他在这一年年底为《东方杂志》所写的元旦征文《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批评了钱氏的观点。遗憾的是，读罢该文我觉得胡适的批评未必中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涉及到“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之所以如此，不知是否与常燕生已经做过精采的分析有关。
四、常燕生助胡
1934年2月4日，《独立评论》第88号发表常燕生从山西太原寄来的文章《建国问题平议》。文章开门见山说：“中国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国有心国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可见这场现代化的争论，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世人的关注。
常燕生（1898-1947）名乃惪（燕生是其字），山西榆次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五四时期就开始办报，并参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他曾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第二年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30年代初，他有回到山西短暂工作的经历，这篇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常燕生客居成都，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并代表青年党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国府委员等重要职务，1947年在成都病逝。
在这篇文章中，常燕生针对蒋廷黻、吴景超等人的“武力统一”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武力统一不可能，然后说：“还有与武力统一政策相伴而来的困难，就是财政问题和民意问题。凡使用武力统一政策的人，势必尽力扩充军备，向外挑战，这样政策的结果，财政必陷于困难，财政困难之后，必须向人民身上尽量搜刮，结果民意对于这个实力派必发生怨愤，民意虽然无力，然实际向背可以影响到军心，这是历次内战我们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统一之故，对于谋臣猛将不得不加意联络，予以金钱美人及其他种种权利，结果政治上的种种罪恶就因此发生。如果既想使用武力，又要标榜廉洁，则谋臣猛将必因失意而为敌所诱，自身也难免失败。因此武力统一与政治罪恶又有因果的关系，而政治上的罪恶越多，民心也越去，统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辽远。历史上固然有逆取顺守的，然绝对违背民心而能统一者确乎很少。”
在批驳了“武力统一”论之后，常燕生还谈到建设问题。文章说：“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惟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负担不起的。在几千年官僚政治训练之下的中国，妄想以国家的力量来兴作一切，结果每办一事即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机会。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国的伦理观念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一时急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义，裁官减政，无为而治，使官僚无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灭。”常燕生的这些观点与胡适主张的“无为政治”完全一致。
接下来，常燕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主张。他说：“我认为中国今日欲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第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减政，澄清吏治，铲除盗匪，使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能够自由吐口气，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样的政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说说谈谈，把不平之气放出一点，社会上自然减少许多乱子。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再可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植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兴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动建设小规模的实业，将大建设的人才和条件都预备好了，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负担，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数政治领袖的环境来视一般穷苦无告的人民，以为连这一点点小小负担，何至都负担不起，这正如劝饥民食肉糜一样，终是一种笑话。”
对于国家领导人，常燕生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尽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领袖，但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的君主，而是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使大家不至于畏忌的普通人。这个人不能有消灭异己、独自称霸的野心，应该有消除军阀割据、推动地方自治的能力。文章最后说，真正的国家统一，只能在民权伸张的基础上实现。武力统一的专制的结果，只会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并给地方实力派以“挟持民意”对抗中央的口实。
对于常燕生这篇文章，胡适评价很高。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说：“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
随后，《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闵仁的《建国与建设》，第104号又发表张弘的《专制问题平议》。两篇文章都认为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这有点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奉行的“现代化”思路。
五、争论再起
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联名发表通电，并在答复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苏俄等国的国情不同，所以没有实行独裁的必要。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权力中枢的政治信号，胡适很感兴趣，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表示欢迎。在第一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130号）中，他除了重申自己的主张外，着重指出：在不少政客和学者都鼓吹独裁政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在第二篇《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独立评论》第131号）中，他对通电中提到的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做了具体的补充。
胡适的文章首先招来他最要好的朋友丁文江的批评。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是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革命前夕，曾弃学从政，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后来又重返学界，1936年赴湖南考察途中，因煤气中毒而去世。
丁文江文章的标题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刊登在1934年12月18日的《大公报》，后来被《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文章提出一个至今困扰人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80%的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呢？文章说，即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何况那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宣传是要组织的，组织是要钱的，于是就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实际的政权”也会落入那些有钱人手里。紧接着，文章对胡适的“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人才”等观点作了批评，并得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的结论。总之，丁文江认为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这是一种与旧式专制不同的“新式”独裁制度，并提出独裁者必需符合他所提出的四个条件。
同年12月30日，《大公报》又发表吴景超的文章——《中国的政制问题》，其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现在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第二，我们希望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实现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作者认为：从事实上判断，中国现在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在价值判断上，中国知识界多偏向于民主政治，国民党在理论上也赞成民主政治；从技术上考虑，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完备，但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完成。
胡适对吴景超的说法未置可否，对丁文江的观点却非常失望，因此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以《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为题作了回应。他首先承认西方国家那些“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对政治是不感兴趣，也往往会上当受骗，但是他们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可能不会上当。因此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需要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到选举的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相比之下，现代独裁政治就大不一样了。独裁者为了“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除了需要一大批专家外，还要收买一部分阿斗充当自己的工具。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以后，“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裁者还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刬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文章最后针对丁文江和钱端升所谓新式独裁的说法，还强调指出：“中国今日若真是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旧式专制。”文章写好后，胡适还在一封短信中对丁文江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也来不及了！”（《胡适日记》第六册，第427页）
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陶孟和以明生为笔名发表《双周闲谈——穆勒论独裁》参与讨论。陶孟和（1887-1960）名履恭，天津人，孟和是其字，以字行。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北京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长。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主要是介绍了约翰�穆勒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精彩论述。穆勒说，独裁体制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君主和一批诚实、可靠、能干、无须监督的管理者，但这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假如独裁制度得以实现，老百姓就只能把一切事情交给政府，就好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明一样。于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多余，他们的道德会受到摧残，他们的情操也会迅速萎缩，他们的宗教信仰则会变成最自私最狭隘的自我主义，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无所谓了。这样一来，全体人民就会“把智慧与情操都放在个人生活的物质的趣味上，等到物质的需要满足时，就放在个人生活的娱乐与装饰上。”因此他认为在独裁制度下，只有一个爱国的人，这个人就是独裁者自己。如果有人不愿意服从独裁统治，那就会构成犯罪。
对于胡适和陶孟和的意见，丁文江以《再论民治与独裁》为题，在1935年1月20日的《大公报》作了回应（《独立评论》第137号予以转载）。丁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表示这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选择。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此外，还有张奚若、陈之迈、陶希圣、张忠绂、忧患生等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参与讨论。张忠绂说：“我根本不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在现时的中国，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行政效率。”（《独立评论》第135号）忧患生认为：“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公式，一个迷人的幻梦。”（同上）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六、尾声：纸上得来终觉浅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4月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一再拖延的民主宪政即将开始，但是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对于即将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件大事，中国知识界议论纷纷，《独立评论》也发表陈之迈、萧公权、宋士英、张佛泉等人的评论，其中又以张佛泉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张佛泉是《独立评论》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后来去了台湾，因此我手头的几本人名辞典都没有他的名字。上网搜索后，看到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中心”的介绍比较详细：“張佛泉，學名葆桓，民國前四年生於河北寶坻縣，是中國當代傑出的政治學者。張教授曾參與創辦五O年代台灣最重要的異議刊物《自由中國》月刊，也是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的首位政治學系主任（1954-1958）。他的《不可出讓的權利》以及《自由與人權》，可以說是中文世界中，寫作最早，也最有系統地探討人權思想及觀念的書籍，堪稱是人權思想與觀念研究的巨擘。尤其《自由與人權》早已成為國內研究人權思想的重要參考書籍，對國內的人權思想與觀念的傳播具有相當大的貢獻。本中心以张教授名讳命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http://www.scu.edu.tw/hr/index_chang.htm）另外，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杨渡于2006年3月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与禁书的故事》，其中谈到他曾以地下方式出过张佛泉被禁的书。可见这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张佛泉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发表于第236号《独立评论》。文章说：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宪政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有关。也就是说，包括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以及著名活动家梁漱溟在内，都把宪政看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没有关系的空洞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认为要实行宪政，“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他们甚至主张只有“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就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基于这一原因，张佛泉提出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此外他提还出两点意见：第一，基于几十年来教育成就，中国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第二，由于城市的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因此地方自治应该从城市开始。
张佛泉的文章激起胡适的很大兴趣，他在编辑该文时写了《再谈谈宪政》，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方面表示“现在我很高兴，政治学者张佛泉先生居然也发表一篇和我的‘僻见’很接近的论文”，一方面又回忆起自己留学的经历。他说，我在政治学方面虽然是个外行，但也学过政治理论。不过，我的这些知识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实施的结论。”紧接着他解释道，我的政治学先生教我们时，正值美国大选，他要求我们每人每天看三大政党的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必须参加各政党的竞选演说。此外，同学们还必须搜集各州的“选举舞弊法”，并做出分析比较。胡适强调：“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胡适的这一经历，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比较翔实的纪录。
回顾这场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思想界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赶上世纪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绝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制度，它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就可以实行。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把思想付诸行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中国才会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走上健康正确的道路。
2007年11月26日完稿
张伯苓与胡适
南开大学 梁吉生
张伯苓与胡适都是教育家，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还是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两人虽然年龄相差15岁，但都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同追慕杜威的学说，服膺《圣经》教义。两人来往密切，可谓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些彼此挖苦的话，而没有芥蒂。
一
胡适最早认识的不是张伯苓而是他的胞弟张彭春（仲述）。胡和彭春都是考取游美学务处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张彭春考试成绩是第10名，而胡适只考在第55名。不过两人很说得来，在去美国的船上一起谈天，玩纸牌。胡很钦慕彭春的才华，他在《留学日记》中称陶行知和张彭春“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胡也很佩服张彭春的艺术天才，据胡适说，1915年2月14日往访张彭春时，见其已编著短剧数篇，新成一剧名《外侮》，胡适读后深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张彭春后来成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和著名编导。
张伯苓与胡适虽然都是曾驻足哥伦比亚大学，但不是同学。胡适是1917年前脚离开哥大，张伯苓是后脚踏入哥大。他俩真正见面还是1919年张伯苓回国的事情。据现在见到的有关记载：2月8日，张伯苓偕严修“往香厂赴陶孟和六味斋约，同座有蔡元培、胡适等，饭后谈筹建南开大学事，至10时始散。”当时，张伯苓正忙于筹建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道上，往见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及梁士诒、周自济、曹汝霖，筹募办学经费。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胡适是北大教授，陶孟和是张伯苓的学生，张来北京，自然会请益于专家学者取得他们帮助的。
杜威来华，特别是南开大学成立后，张与胡的往来多起来。1919年7月29日杜威夫妇由京来津，张伯苓在南开教员休息室宴请，同日杜威在天津做《教授科学之方法》讲演，张伯苓任翻译。另一次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讲演，则由胡适任翻译。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胡适没有直接参与反帝爱国斗争，却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张伯苓是同情爱国学生的，他还作为天津绅商各界请愿代表亲赴北京吁请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对于胡适鼓吹新文化运动，张伯苓有褒有贬，“张伯苓说胡适的革命是一种打倒旧事物的运动，是在青年人未成长起来时就打倒了，好比在冬天把孩子们旧衣服都脱光，让他们去想象外国漂亮的衣服。”胡适则还以幽默挖苦的话，他说，北方人爱吃大蒜、喝茉莉花茶，禁欲主义延后了中国现代化。他嘲笑张伯苓办的南开是基督教青年会式的行善。
曾任华美协进会名誉主席的孟治有一篇文章对张伯苓与胡适做过比较。他说，张伯苓和胡适两人相互为之倾倒，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相互之间在思想及实践上的不同之处。这两人基本上都是改革家，张伯苓的目标是改革教育，胡适的目标是改革思想观念，把科学方法论介绍给教师学生。胡适相信他的运动终其结果会对人民大众有益，可在张伯苓看来知识分子和文学上的改革是不足以救中国的。按照张伯苓的见解，必须把新的动力与严格训练同培养新的素质结合起来，改变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孟治还说，尽管胡适在外鼓吹自由，但仍按母亲所选的女子结婚；张伯苓虽然致力于如何把现代知识用于中国社会生活，但仍与老式的小脚的妻子相濡以沫。五四运动带来不同的因素，这些影响了张伯苓、胡适与他们的同代人。张伯苓鼓励并组织学生去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而胡适避免采取行动特别是暴力行动。张伯苓至少建立一个秘密团体，而胡适尽量避免和参与任何组织，终其一生拒绝参与暴力和带有鼓惑性的活动。张支持五四学生运动及任何学生示威游行，而胡适对此持否定态度。虽然二人都很接近杜威和他的学生，但张更喜欢孟禄等人。在他们所处年代，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有很大影响，张于1908年成了基督教徒，而胡适也差一点变成基督教徒。191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则声言自己是无神论者和乐观主义者。（参见孟治《对中美文化交流有关人物的回忆》）
的确，从生活习性到文化气质，张伯苓与胡适都不是一类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特别是胡适对张伯苓办的南开学校始终给予很高评价。1921年10月19日，胡适与黄炎培同在济南开学制会，两人谈起10月17日北京大学学生因要求废止讲义费发生的风潮，黄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现在我有子弟，决不向北大送。”胡适说：“老实说，我自己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
1920年代，张伯苓多次邀请胡适来南开讲学。如1921年4月30日胡适来津，张伯苓派北大毕业的南开教师喻传鉴到车站迎接。下午4时，胡适抵南开大学，张伯苓正在市内澡堂洗浴，立即给胡适打电话，不久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主任凌冰到胡适下榻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拜访。
同年12月中旬，张伯苓又与胡适共同出席实际教育调查社预备会议。
1922年3月9日，胡适从北京到天津，在南开演讲《国语文学史》，晚车返回。4月1日，张伯苓到北京六国饭店出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中午，在东兴楼与胡适、严修、陶行知等用餐。4月8日， 胡适来南开，晚上讲演。次日，在直隶教育厅讲演《道德教育》，范源濂招待胡适，梁启超、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陪饭。4月12日，张伯苓偕严修、范源濂到北京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事务所成立会，又见到胡适。这年7月3日 ，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在济南召开，张伯苓与胡适及蔡元培、黄炎培、张元济、汤尔和、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等出席，并于7月9日同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同车离开济南。张伯苓与胡适约定，请胡适为南开暑期学校讲课。7月18日 ，派凌冰去北京，结果胡适因患痔疮不能前来。延至7月30日，胡适来后，就住南开大学校内。第二天即开始为暑期学校的学员（主要中小学教员）讲课，两班学员八九十人。胡适一连几天讲《国语文学史》、《国语文法》、《国文源流》等，直到8月5日授课全部结束。转天，张伯苓特在天津著名西餐馆起士林宴请胡适，并致送讲课费100元，旅费12元，当天下午6时，胡适乘车回北京。
1923年3月4日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开大学举行京津董事会。会上推定代表蔡元培、张伯苓、范源濂、黄炎培、胡适、陶行知、汪精卫等8人为代表出席本年6月末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这年4月21日胡适离京南行杭州养病，而张伯苓忙于筹建南开女中和南开大学乔迁新校址，两人再无见面。
二
1930年代，张伯苓与胡适在国内外的影响愈加广泛。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声誉鹊起，但同时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华北局势更加岌岌可危，张伯苓的教育事业也更加艰难。
1930年，张伯苓有两通信给胡适，一信是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研究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请胡适本人撰写一篇有关中国宗教的文章，另一信是请其推荐国内著名专家撰写中国美术方面的论文。1932年2月18日张伯苓致函向胡适推荐一名南开大学毕业生加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所工作，信云：“适之先生惠鉴：敬启者，现有敝大学部文学院政治学系毕业生王君文光，湖北人，现年二十五岁，该生文笔甚优，颇有志于翻译工作，特代介绍，敬请推爱俯准赐以录用，不胜待命翘盼之至”，张伯苓总是这样关爱他的学生 。
1931年，南开大学经过院系调整组成经济学院。为了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和政治指导，决定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张伯苓和院长何廉博士力邀胡适加盟。4月27日，经济学院董事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鉴于“大学中设立经济研究调查适宜于中国经济学说与事实尚属创举，故胡适之、任叔永、丁在君、周寄梅诸先生均特为此事由平来津与会”。胡适还为南开大学师生演讲。这是胡适实质性参与南开办学的开始。不久，他又成为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从全局上成为张伯苓教育工作的支持者。胡适后来尽可能地出席南开校董会例会，审议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发展情况，甚至分忧南开办学经费的困顿，带头为学校募捐。如1934年5月6日，南开校董会在天津大华饭店召开例会，胡适与颜惠庆、陶孟和、严慈约、卞俶成、李琴湘、王濬明出席，张伯苓列席。会上，胡临时提议：校董会同人捐助基金3000元，以其息金作为奖学金，每年捐助2名学生。胡适带头认捐200元。（南开校董会记录）
对于张伯苓要在重庆设立一个新的南开中学，胡适也给予积极支持。1936年3月15日，胡适出席南开校董会会议，听取张伯苓关于中学筹建情况的报告，并提出拟约四川人士组成该中学校董事会，胡适对此极表赞成，他建议：“请张伯苓积极筹备组织。”
1937年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是谈话会，张伯苓、胡适都应邀与会。这时，日本军队已开始向平津大举进军，7月底，日本侵略者用飞机、大炮将张伯苓苦心经营的南开大学、中学、小学炸毁，日本对一个私人文化教育机关的无耻暴行，激起国人同仇敌忾。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胡适等人午餐，并慰勉：“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当晚，胡适牵头为日军炸毁南开等校的罪行，致电东京中国大使馆转世界教育联合会会长孟禄博士，要求在世界教育会议上宣读电文，呼吁各国代表谴责日本毁灭学术机关的野蛮行径。第二天，胡适又与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王星拱一致致电国联知识合作委员会，电称，日军“以炸弹、燃烧弹着意毁灭南开大、中学之图书馆、实验室及宿舍之全部。南开为张伯苓博士三十三年来，辛苦经营二学府。为文化及人道计，鄙人等请求贵会，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
南开大学被毁了，北大、清华也被迫南迁。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这是南开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胡适对于促成三校合作办学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教育部长王世杰征询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办学意见的会上，首先提出办联合大学的主张，并力主北大、清华联合办学要有南开加入。正因如此，才有了教育部给张伯苓的密电：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一所，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定于8月19日4时在本部开预备会。8月28日，又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次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又电张、蒋、梅等人，请推举长沙临大常委负责人。
这是一个相当棘手而又攸关本校利益的敏感问题。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胡适致函张伯苓、梅贻琦，传达了远在杭州的蒋梦麟的意见：“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胡适非常赞成此意，他劝导张、梅，接受蒋梦麟出以公心的建议。他还在信中发挥、补充蒋的意见，推张伯苓为对内对外负责领袖，而在张伯苓不能亲到长沙时，则由梅代表。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意见，是胡适的这一创造性发挥，这既照顾了张伯苓的面子，又能使梅贻琦真正负起实责，从而给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办学奠定了一个团结、和谐的基础。此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就是按胡适的预设运作的。历史证明，西南联大能够苦撑八年，一切循规而行，并获得学府北辰美誉，均与梅贻琦主持工作有关。
可惜，胡适没有亲身体认联大的辉煌。抗战期间，他基本上都在国外。张伯苓也很少亲临昆明，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陪都重庆做国民参政会的领导工作。1946年张伯苓到美国治病，曾有短暂与胡适相晤的机会。当时美国的朋友和南开在美的校友曾经给予70岁的张伯苓隆重的礼遇。张伯苓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后来该校王冠出版社还出版了司徒雷登等10多位学者名人纪念张伯苓的一本文集——《另一个中国》（There is Anothey China）。胡适为这一文集撰写了英文的《Chang Po－Ling：Educator》，即《教育家 ：张伯苓》。这是一篇全面总结和论述张伯苓献身教育的历程及业绩的文章，称赞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鼻祖之一”，“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这是一个教育家对另一个教育家的中肯礼赞，也是他们两人友谊的最好象征。胡适对张伯苓的教育事业和奉献精神是充满敬意的。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张伯苓先生今年70岁，白发老翁，新近自美国疗养归来，仍将大做其‘南开梦’。”
按照胡适的本意，张伯苓作为教育家，其晚年是不该被蒋介石拉着走上政治舞台的，他应该继续做他的“南开梦”。这一点，他曾向蒋介石公开表露。1947年3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4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
胡适应张伯苓之约在南开做的最后一次讲演是1947年9月21日。这天下午，南开的公能学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讲演会，张伯苓首先致词，略谓：“今天请胡适校长给我们讲话，我觉得十分高兴。”他还说：“我们对政治不能只是批评，而不去实在地做，依我看，凡是有能力的，都应该出来参政”。胡适在热烈的掌声中说：
今天我想和诸位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方才主席的介绍，说我对政治的主张，很合乎“公能”——学会的名字——“公能”二字。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给诸位举一个例证。
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我和几位朋友拿钱办过一个杂志，名为《努力》。当时正北洋军阀执政时期，政治非常腐败，在《努力》周报，我们的一个小杂志上，好像在第二期，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政治的文字——在以前，我是不谈政治主义的——题目是《我们的政治》：第一，我们要一个政府，第二，我们要一个好政府。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主张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央政令不出“京”门，不能达到全国各地。中国大部，似在无政府状态之下，所以我们主张要一个政府，又因为北洋政府太腐败，所以我们主张要一个好政府，因此别人也称我们的主义是“好政府主义”。不过什么政府才算好政府呢？第一条件是：要忠实可靠，第二条件是：有能力。一个部长对他本行工作能胜任愉快，他本身是专家，是指挥所属工作能担当他应做好的事。那么，政府里的人应当怎样才会如此呢？要人格高尚，忠实可靠，还要有能力有才干有道德。这正是“公能”的意思。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南开的校训是“公能”，想不到我们的意思和主张会不约而同。
张伯苓的确按他说的“出来参政”了，竞选成“国大”代表，然后又应蒋介石“敦请”去作了考试院长，如同胡适批评蒋介石的，“这是一大失策”。张伯苓后来似有所觉悟，干了三个月，就以养病为名避居重庆了。到重庆临近解放时，也没有答应蒋家父子多次登门请其离开大陆的“劝说”，关键时刻表现出弃旧图新的清醒。
比较起来，倒是胡适没能像张伯苓这么毅然决然。1948年12月15日，他最终还是响应了“蒋总统”的电令，离开了北大，从此孤雁飘零，再没有返回他曾经以其思想智慧润泽过的故土。
张伯苓与胡适以不同的归路结束了他们30年的交往。
2007年12月31日夜
写于南开大学闲未得斋
考证《胡评议员适之致词》的时间
宋广波
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有一份胡适演讲的记录稿：《胡评议员适之致词》。这份经胡适亲笔修改过的记录稿共7页，未注名讲演日期。在这篇讲演中，胡适一开始即说这个集会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他先是对中央研究院的创办人蔡元培和中坚人物丁文江表示怀念；接着对当时党政军负责人士关于科研经费的报告表示“兴奋”；最后，以较大的篇幅论说“科学工作的迎头赶上是很可能的。”从内容不难看出：这是胡适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上的讲演。此稿最初被影印收入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2003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0卷据耿书收入时，认为讲演的日期“当是1947年10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而《胡适全集》第44卷第302页则明确说：此讲演“作于1947年10月15日”。
但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正确的时间应当是1946年10月20日。理由如次：
当时国内各大报纸对此次会议以及胡适出席的有关情况，都有报道。1946年10月21日《中央日报》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昨（二十）日上午九时在鸡鸣寺该院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出席者有评议长朱家骅，秘书长翁文灏及评议员萨本栋等二十五人。大会首先由朱家骅致开幕词，然后由吴鼎昌代蒋介石宣讲训词。”然后，于右任、周镇岳、白崇禧先后致词，最后由胡适代表发表答词。该报颇为详尽地报道了胡适演讲的大要。而在此之前的10月16日，《申报》就报道：“北大校长胡适博士，本拟本月十五日飞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预备会议，现因校务待理，改十八日飞往首都，出席二十日正式举行之中研院评议会。” 10月20日，《申报》又报道：“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定二十日开会”；“北大校长胡适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为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今天下午三时自平抵京。”
胡适10月19日《日记》记：“飞去南京，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出版）。此处所记，正与上引新闻报道一致。
此外，此演讲的内容也为判定演讲时间提供了线索。胡适在演讲开始，即说：“今天这个集会，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有许多朋友都是九年前见过面的。”按，胡适自美归国是1946年7月5日。其时，自1937年去国，正好九年，与“有许多朋友都是九年以前见过面的”正相合。胡适在演讲中还说：“试看与我同年出世的芝加哥大学，今年只有五十五岁……”按，胡适出生于1891年，芝加哥大学亦创办于1891年，到1946年，胡适和芝加哥大学恰是五十五岁。因此，讲演的日期只能是1946年，而不能是1947年。当然，1947年10月15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也确实开过会，胡适也确实参加了，但那已经不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了，而胡适也没有做同样内容的演讲。
耿云志教授70华诞庆祝会
2007年12月9日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教授70华诞。为此，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于12月1日假北京重庆饭店贵宾室举行“耿云志教授70华诞庆祝会”。参加庆祝会的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的同人和耿教授弟子等30余人。庆祝会由郑大华教授（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和马勇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秘书长）共同主持。
首先在庆祝会上发言的是耿先生门人邹小站先生。邹君说，先生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典范。先生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而不甚认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的提法。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教科书中学，而是要精研、揣摩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基本精神，并紧密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而对近年来从国外输入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先生也不赞成取生吞活剥的态度。先生经常强调治学要“勤、谨、和、缓”。先生治学除了人人皆知的胡适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近代以来和平改革运动的研究。先生最早明确反对教条主义对近代和平改革运动全盘否定的结论，指出，清末的立宪运以及近代以来的和平改革运动都是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动力。如今，先生的见解已为学界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另一个是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趋向的探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先生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逐渐明确地提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主义。近来，通过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先生把他的这一重要见解作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和更为清晰有力的论述。相信这一重要见解，将来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接着，崔志海教授作了题为《学术人生——耿先生70华诞感言》的发言。他说：
现在，学术界都知道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实，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并不局限于此。早在1980年代初，先生重新评价立宪派在晚清历史上的作用，认为立宪派在当时中国并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而是一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不是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反动运动，而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客观上加速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这些观点，率先打破了“革命史观”的教条主义，对我们重新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先生是国内最早正面并全面、系统研究胡适的学者，是国际学界公认的胡适研究专家。由于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先生的胡适研究，其学术价值不止为胡适个人翻了案，而且也引发和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自由主义、实验主义、东西文化之争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评价。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既有历史学家的实证考察，又不乏思想性，富有哲理；既有同情的理解，又不乏公允的评判。我想，这大概与先生系统、扎实的哲学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民主问题，先生也有他的独特的研究思路和见解。先生将近代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民主制度的建构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对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总体特征及其失败的原因做了很有意思的总结，指出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特点是，近代中国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实践不同步；认为近代中国未能建立民主制度，原因并不是从前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想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必定失败，而在于“始终未曾找到足够支持它的优势的社会力量”以及民主力量自身存在的各种失误和弱点。
先生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从宏观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研究一般都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及发展趋向，先生则提出“世界化”和“个性主义”才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发展方向。先生的这一观点显然更符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推动新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
先生除了以自己的学问惠泽后学外，还为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做了重大贡献。思想史研究室为先生亲手创立，当初只是课题组。现在，思想史研究室为本院第一批重点学科，人才济济，成绩卓著，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团队，在国内学界也有很高的声誉。我想，这一切与先生善于发现人才、爱惜人才、提携人才、聚拢人才，有着直接关系。
马勇教授发言说，这20多年来，耿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学术组织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之初，耿先生是学会的秘书长，从学会章程到各种文件的起草，到各种学术会议的组织，耿先生均躬亲进行。耿先生为近代思想史学科的成长、壮大做出很大的贡献。
郑大华教授的发言详细回顾了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课题组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再到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成立的过程中，耿先生做出的特殊贡献。郑教授深情回顾了耿先生在学术、个人等方面对他的帮助，又高度赞扬耿先生为人厚道、谦和，乐于提携后进。
耿先生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后梁景和教授发言，他说：
我是1994年10月蒙老师不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师从老师做博士后的……老师在学术界的道德文章，口碑极高，这也是我们弟子们引以为自豪的。我记得老师是1994年先开始招博士后，然后1995年才开始招博士，这也是学界比较少有的特例。
刚才几位同仁都讲到了老师的学术成就。我想我们对老师的学术成就的认识和理解目前还是初步的，我们还要不断的体悟和总结。我个人觉得老师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既博又深”，老师有着丰厚的文史哲素养，研究涉猎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可谓博。老师研究问题具有哲学的思辨力，探讨问题，鞭辟入里，思索透彻，可谓深。刚才有人谈到老师提出的世界主义和个性主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与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我在博士后站期间的博士后研究报告的题目是老师出的题。老师希望我研究一下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正是由于老师多年的悉心培育和指导，我才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门槛。多少年来，我一直心存对老师的一份深深地感激！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是国内研究近代思想史的重镇，是觉得以它为中心而凝聚着三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这支队伍，这是个核心，有老师在这里挂帅。第二支队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以及扩展至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共同凝聚的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批学者，通过几次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研讨会，这支队伍也逐渐成形。第三支队伍就是耿门弟子。当然这三支队伍在人员上存在着交叉关系，更显现出一种浑然一体的特征。
李长莉教授发言说，1989年博士论文答辩时，耿先生是答辩委员之一，因此耿先生是我的“座师”，而且一直得到耿先生的指导、教诲、鼓励与批评。耿先生治学、为人以及人生观、处事观有一个主调，那就是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陈寅恪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精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值得我们珍视。耿先生治学格外强调勤、谨、和、缓，强调做学问要有一个主要的关注问题，有所得，有深入。我以为耿先生最多关注的就是中国近代民主这个问题。
栾景和先生发言说，耿老师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本所前辈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但我最喜欢读的是刘大年的《集外集》和耿老师的《蓼草集》。每次读《蓼草集》，都有新收获。我以为，耿老师不但是学问家，而且是思想家，是有思想的从事近代史研究的思想家。
近代史所图书馆副馆长张秀清的发言，从一个图书馆工作者的角度谈了她对耿先生的观感：
先生为人平和，不苟言表，但却把图书馆人对研究工作的奉献时时放在心上。先生是1993年底担任所领导职务的，同时负责联系图书馆工作，这之后才真正开始了我与先生的思想交往。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先生一贯以德服人，他彬彬有礼、沉稳有致的工作作风，让学子、下属有所敬畏，但更希望能得到他谆谆的指教。
了解下属的品性、耐心倾听对方的意见，工作事业上一点一滴的指教、健康与生活上的关问、都丝丝入扣、入情入理，这些都是先生特有的领导艺术。
再是对莘莘学子的厚望和关爱。耿先生对成长中学子的身心健康表达了深切的关爱。像父母对子女，像兄长对弟妹。看着下一代的崛起，自己所有未竟的理想都有了寄托，这就是先生真正可以与岁月抗衡的有生力量。
自认为是耿先生的私淑弟子的北京大学副教授臧云祜发言，追述了他在近代史所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先生多次接触和领受教益，以及到北大工作后继续与先生交往的情况。
在学生们发言过后，大家要求耿师母余琳女士讲话，师母说：感谢大家为耿云志过生日。大家都有事，都很忙，有的还特意从外地赶来，挺不容易的。反正我是挺感激大家的。大家对耿先生的夸奖，我以前都不知道，今天是第一次，以后就是按照大家说的吧，好好照顾耿先生，谢谢大家。然后由耿先生致答词，除对与会的各位表示谢意之外，略述自己的治学经历和对大家的期望（全文另发）。
从会上的发言情况和发言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生日庆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大家都感到颇受教益。
会议发言结束后，由耿门弟子向先生献花、献礼，全体与会人员合影。至中午12时，举行寿筵，下午2时尽欢而散。 （宋广波根据录像整理）
耿云志
今天，思想史研究室的同事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同事，以及我的学生们，为我举行庆祝生日的聚会。我本不赞成。一则，七十岁不算是个大生日。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实则，今天“人活九十不足奇”。二则，举行聚会，要花费许多时间，免不了人力、物力的耗费。所以，我不赞成。但我一个人拗不过大家，生日会还是举行了，只是在我的坚持下，尽量缩小了规模。我想，既然举行这样一场聚会，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在一起说些心里话，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梁任公说，人生的任何一种际遇，都可当成训练自己的学校。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就像上一堂讨论课一样，力求发生一些积极有益的作用。
方才大家的发言，对我说了不少赞扬的话。在这样的场合，自然难免有一些过誉之词。我知道你们出于一片诚意。我的看法是，对一个人讲一些称扬的话，无论说者和听者，都应当把它当作我们努力的目标，而不可自命当之无愧。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总会遇到毁誉荣辱的问题，要能以平常心，冷静地对待之。闻过当之誉，不矜不骄；听失实之毁，不愠不馁。如此自待，可无大过。
我从大学毕业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到现在已经43年多，这在一生中可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回想起来，我的时间和精力，约而言之，可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被太多的政治运动占去了；一部分被家务琐事占去了；剩下的一部分用来做学问。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读书不多，积累有限。所幸，我大体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做学问，所以较少受到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较少走前人走过的弯路。这样，尽管时间少，能力有限，还是做了一点点比较有价值的工作。主要有两项工作和一个探索。两项工作，其中一个是我为和平改革的政治运动正名，使它从完全被批判，被否定的地位，变成被肯定的地位。经过一些同道们的努力，如今，这差不多已成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了。另一个是我为胡适正名。从前，胡适的头上被扣上了许许多多的大罪名，不但政治上完全被否定，而且其思想、学术也一概被说得一无是处。我有幸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有机会最早阅看这里所留存的胡适自己保存下来的全部档案，再加上我有一点哲学的训练和文学的修养，使我在充分占有材料，充分研究胡适的著作和相关人物的著作之后，能够全方位地透视胡适，为人们提供出一个比较更真实的胡适。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到今天，仍然全盘否定胡适的人，恐怕是像珍稀动物一样少了。因为胡适在近代思想、教育、文化各领域的地位太重要了，影响太大了。所以重新认识胡适，势必连带的要重新认识中国近代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于是，整个中国民族文化生命的近代系谱就不能不相应地有所调整。正因此，为胡适正名是个较之前一项工作更加费力，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工作。一个探索，是指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特别加以关注的，一是人们的文化心态问题，一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趋向问题。文化心态，简言之，就是要理性与开放。发展趋向，根据我的研究，最本质，最重要的就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我所理解的世界化，是自觉地、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创造，用世界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又用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去丰富世界文化，两者经常地处于良性互动之中。这只有在开放的文化观念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我所理解的个性主义，是充分地尊重个人，尽量发挥个人的创造力，这样来保证社会充满生机活力，不断提高人民福祉。
我自己以为，这两项工作和一个探索，都有利于国人开眼看世界，有利于深化内部的改革，有利于解放民族的创造精神。
跟我接触较多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颇内向的人，特别不善交际，没有公关的能力。所以我不曾为大家争取更多的课题费，更不能为年轻的朋友多创造一些出国交流的机会。为此，颇感有些惭愧。然而，尽管如此，许多中青年的朋友，包括我的学生们，仍然愿意跟我一起工作，有时是做一些难度很大，甚至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我很感谢大家。在当前这样的大环境下，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在金钱与权力高奏交响曲的喧嚣声里，能保持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宁静世界，这应当是值得我们引为欣慰的事。自然，这样的小世界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会有一些。
做学问不可能不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应当说，条件越好，对研究工作越有利。但做学问肯定还需要一些物质条件以外的东西，若没有一点高尚的追求，学问是肯定做不好的。
我很羡慕比我年轻的朋友，你们今天尽管也有各种困难，但毕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我常跟人说，恨未早生20年，恨未晚生20年。早生20年，可能也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生活。晚生20年，受教育的条件和做学问的条件要好得多，或许可以更多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我现在虽然还没有退休，但工作的精力毕竟不能和以前相比了。从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就是戊戌年为了给皇帝上书而大闹礼部公堂的王照，王小航先生，他在民国时期说，自己是七十岁的人了，已无救国的责任。其实，他仍有一腔关爱国家民族的热肠。我现在的心情与他老人家有点相像。我对史学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思想史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对我们研究所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也是关心的。但这些毕竟主要要靠你们，要靠你们中青年的朋友们了。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珍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也希望大家互相勉励，互相提携，把集体的事情也都做好。
我衷心地感谢大家来出席我的生日会！祝大家都交好运！
2006年1月至2007年5月胡适研究论文目录
宋广波辑录
《〈中国哲学史大纲〉与胡适的学术转向》 李春雷 《社会科学评论》2006�1
《胡适与翁文灏》 李学通 《科学文化评论》2006�1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发展脉络浅析》 . 刘爱华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1
《自由与保守之间——解读胡适的党际关系主张》 . 江玲宝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私交公论:胡适与民国外交界》 . 徐希军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废名致胡适信写作时间考辨》 . 陈建军 《长江学术》2006�1
《论胡适的政党思想》 . 肖太福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林语堂与胡适、鲁迅、赛珍珠之间的聚合疏离关系探微》 . 胡明贵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破坏”与“建设”之间——论胡适新诗文体理论》 . 宋星 《太原大学学报》2006�1
《从〈胡适留学日记〉探析胡适早期的文化启蒙立场》 . 卢建军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1
《两种政治信仰的冲突——对胡适从民权保障同盟会“出会”的一种解读》 . 刘练军、丁友文 《嘉兴学院学报》2006�1
《胡适对女性解放的思想认识》 . 金钟秀、刘心莲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胡适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的形成与演化》 . 胡琴娥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知识分子:在公共与个人之间 ——读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 梁展 《中国图书评论》2006�1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 . 王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1
《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看〈新青年〉团体的分裂》 . 杨建辉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 . 臧宏 《学术界》2006�1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胡适》 . 欧阳哲生 《学术界》2006�1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 刘志国 《山东社会科学》2006�1
《论梁启超、胡适、沈有鼎对墨家逻辑的开拓性研究》 . 杨武金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新发现的胡适轶文〈中国的小说〉及其意义》 . 张兵 《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 . 欧阳军喜 《安徽史学》2006�1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 . 亦云 《红楼梦学刊》2006�1
《胡适个案研究的历程》 . 杨国良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 . 耿云志 《学术探索》2006�2
《胡适的史学研究法再认识》 . 徐国利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从〈努力周报〉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 周亚孟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论胡适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 . 庄森 《殷都学刊》2006�2
《望你多多的保重,少少的看书——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 秦峥 《新文学史料》2006�2
《傅斯年与胡适交谊片论》 . 李春雷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胡适、闻一多关于新诗“具体的做法”比较分析》 . 任玉强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2
《论胡适〈新月〉月刊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 王传富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胡适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 安向前 《图书馆建设》2006�2
《试析胡适早期的妇女观》 . 盛菊、王东海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论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 . 杨四平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作为学者藏书家的胡适》 . 宋玉真、陈福季 《新世纪图书馆》2006�2
《胡适先生的佛教研究》 . 高峰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
《中西文化论战——胡适最后的关注》 . 李传玺 《江淮文史》2006�2
《“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 李建军 《安徽史学》2006�2
《胡适舆论监督思想初探》 . 王博 《新闻知识》2006�2.
《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从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谈起》 . 陈卫平 《探索与争鸣》2006�2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江苏社会科学》2006�2
《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借古开新倾向》 张学强 《时代文学》2006�2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进化论》 . 孙晨、严学锋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全球化语境下胡适的白话文学观》 . 宋益乔、刘东方 《文学评论》2006�3
《从胡适、傅斯年到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的变迁》 . 刘东方 《鲁迅研究月刊》2006�3
《鲁迅的自由观及其与胡适的异同》 陈漱渝 . 《鲁迅研究月刊》2006�3
《七十五年前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及胡适的一篇佚文》 . 钱念孙 《江淮文史》2006�3
《胡适人权思想的嬗变初探》 . 韦长发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论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 纪光欣、王永敬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3.
《胡适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普及》 . 吴湉南 《北方论丛》2006�3
《饱濡铅泪记桑田——陈寅恪与胡适眼中的“台湾民主国”》 . 曹曦、殷开 《安徽史学》2006�3
《胡适与香港大学——从《陈君葆日记全集》看胡适与香港因缘》 . 谢荣滚 《岭南文史》2006�3
《论胡适对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 . 马格侠、张文超 《敦煌学辑刊》2006�3
《胡适与金祐镇的社会问题剧之比较》 . 金粉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 陆发春 《抗日战争研究》2006�3
《胡适题跋本〈体用十章〉》》 . 王妮 《中医文献杂志》2006�3
《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兼与胡适、孙述圻先生对话》 . 王荣国 《世界宗教研究》2006�3
《〈秋室研经图〉的题词——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公案》 . 孟庆云 《中医药文化》2006�3
《燃烧不息的理性光烛——评议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田睿、王艳辉 《辽宁师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从〈儒林外史〉看胡适、鲁迅的小说批评观》 . 乔根 《黄山学院学报》2006�4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 郑大华 《浙江学刊》2006�4
《围城内外的文化先驱——以鲁迅、胡适的婚变为个案论国民性改造的艰难》 . 王金霞 《菏泽学院学报》2006�4
《胡适与陈寅恪的口述著作媒介考察》 . 汪广松 《学术探索》2006�4
《纵贯古今的“平民文学”——解读胡适〈国语文学史〉》 . 朱德发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胡适与费孝通的一次隐形“交锋”》 . 陈学勇 《新文学史料》2006�4
《胡适与道家——立足于《秋柳》的考察》 . 张金岭 《中华文化论坛》2006�4
《胡适史料补阙》 . 吴元康 《民国档案》2006�4
《胡适的辨伪学理论和实践》 王琼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4
《严谨的考证 宽容的考证——浅谈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观》 . 肖冰、罗庆洪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对五四前后胡适思想转变的几点评析》 . 张军 《求索》2006�4
《胡适与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之比较》 . 任骏 《史学月刊》2006�4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 程丹、唐丹 《兰州学刊》2006�4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 宋广波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 胡晴 《肇庆学院学报》2006�4
《五四时期胡适的妇女观》 . 魏丽蕊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
《鲁迅与胡适比较谈》 . 吴二持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4
《胡适“全盘西化”论再思》 . 刘慧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
《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 . 李丹 《文学评论》2006�4
《对“胡适思想批判”否定论者的回应——〈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后记》 . 李希凡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4
《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鲁”之风》 . 郜元宝 《南方文坛》2006�4
《胡适打假》 . 史义银 《江淮文史》2006�4.
《徽文化哺育了少年胡适》 . 经传方 社会科学战线》2006�4
《胡适与“九一八”事变》 . 沈毅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对日外交政策的理性思考》 . 徐希军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胡适与红学》 . 载予 《红楼梦学刊》2006�5
《胡适对日本侵华政策的认知》 . 疏子平、徐希军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胡适在中国公学二三事》 . 晓文 《钟山风雨》2006�5
《胡适人权思想的形成渊源》 . 韦长发、疏子平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 夏晓虹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胡适一段靠不住的回忆——再说鲁迅先生写的那张收据》 . 朱金顺 《鲁迅研究月刊》2006�5
《胡适、梁启超开出的国学入门书目》 . 王春南 《人民论坛》2006�5
《胡适的性格》 . 李传玺 《文史天地》2006�5
《革命与否——兼谈鲁迅与胡适对革命的态度》 . 闵良臣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5
《胡适宗教研究方法关键词的解读》 . 宇恒伟、李利安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现代性的批判与现代性的建构——杜威与胡适现代性思想比较》 . 王梅 《阴山学刊》2006�5
《“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鲁迅、胡适论女性解放》 . 郭运恒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胡适的学术方法与清末今古文经学》 . 洪峻峰 《浙江社会科学》2006�5
《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之探析》 . 江增华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5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 . 范劲 《文艺理论研究》2006�5
《从“历史演进法”看胡适小说考证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 李小玲 《民间文化论坛》2006�6
《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谢泳 《开放时代》2006�6
《朱希祖与胡适——兼及章门弟子与英美派在北大的历史关系》 . 刘召兴、田嵩燕, 《东方论坛》2006�6
《胡适的妇女观透析》 . 马莉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论“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革命”——以鲁迅、胡适为中心》 . 陈占彪 《文艺争鸣》2006�6
《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 . 卞兆明 《江苏社会科学》2006�6
《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 . 汤景泰 《北方论丛》2006�6
《从〈独立评论〉时评看胡适的民主宪政主张——兼与〈新月〉时期比较》 . 沈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6
《胡适的诗国思想》 . 解芳 《文学自由谈》2006�6
《胡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意向》 . 张超 《齐鲁学刊》2006�6
《苏雪林为胡适辩诬》 . 石楠 《江淮文史》2006�6
《季羡林与胡适、吴作人》 . 张昌华 《江淮文史》2006�6
《〈每周评论〉上一则“记者附识”应为胡适所撰》 . 吴元康 《安徽史学》2006�6
《并非君臣:溥仪与胡适的两次会面》 . 吴淼 《紫禁城》2006�6
《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战略设想与实践纲领——解读胡适“新思潮”观》 . 朱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胡适传统语言工具论的历史局限——从现代语言学视点解析》 . 赵卫东 《学术交流》2006�7
《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文化边际人”特征》 . 王忠春 《兰州学刊》2006�7
《胡适的文学自然进化论》 . 庄森 《江西社会科学》2006�7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 黄波 《书屋》2006�7
《经胡适考证的齐白石年龄》 . 李凤莲 《文史博览》2006�7
《蒋介石与胡适之间》 . 李友唐 《文史月刊》2006�8
《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胡适鲁迅对苏俄的态度》 . 邵建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8
《从国故整理看胡适哲学的西化向度》 . 王忠春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8
《胡适在北大的哲学课堂》 . 韩石山 《出版参考》2006�8
《胡适爱国思想形成之考究》 . 叶凌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8
《胡适为〈独立评论〉所找的“看护妇”》 . 尹文化 《兰台世界》2006�16
《胡适与鲁迅》 . 张家康 《党史文苑》2006�17
《胡适剧作〈终身大事〉的结构艺术》 . 江月 《戏剧文学》2006�9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 杨萌芽 《兰州学刊》2006�9
《胡适与白话文第一碑》 . 赵殿武 《文史月刊》2006�9
《文艺复兴之艰辛历程——读《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 龚鹏、涂雪峰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10.
《是胡适也是鲁迅》 . 柳士同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10.
《“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 邵建 《书屋》2006�10.
《读书“四到”精博双修——胡适的读书方法》 王兆胜 《刊授党校（学习特刊）》2006�10
《议政的努力与独立的声音——胡适的办刊尝试》 . 孙旭培、牛静 《国际新闻界》2006�10
《激扬文字两巨星——读《陈独秀与胡适》 . 张洪波 《党史纵览》2006�11
《素质教育的超功利性——来自胡适素质教育思想的启示》 . 张春泉 《学术论坛》2006�11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 李世龙 《史学月刊》2006�11
《老调重弹为哪般?——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读后》 . 魏邦良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11
《略论胡适的“容忍”主义》 . 黄丹 《科技经济市场》2006�11
《蔡元培、胡适红学论争》 . 陈辉 《书屋》2006�11
《鲁迅胡适并行不悖》 . 徐迅雷 《观察与思考》2006�21
《寻找胡适的身份认同之旅——读〈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 王西德 《中国图书评论》2006�12
《胡适对鲁迅的“绅士风度”》 . 袁良骏 《鲁迅研究月刊》2006�12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Ⅲ)》 . 邵建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12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 徐晓旭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 》2006�12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责任”观》 . 邵建 《书屋》2006�12
《胡适早年的一封短札》 . 王一方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06�12
《浅析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 杨希希 《安徽农学通报》2007�1
《胡适的语言观》 . 姜红 《安徽史学》2007�1.
《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 刘志光 《中共党史研究》2007�1
《哲学需要方法的革命——从胡适治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 . 魏航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胡适与〈鲁迅全集〉》 . 李子展 《出版史料》2007�1
《胡适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比较——兼谈平民文学的界定》 . 尹康庄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胡适与金钱》 . 陈新 《书屋》2007�1
《偶尔露峥嵘——权力话语理论与胡适译〈最后一课〉》》 . 陈丽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悖逆的符号:胡适、鲁迅与中国现代诗及小说之发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研究之二》 . 周仁政 《中国文学研究》2007�1
《一件胡适先生发现而未解的红学迷案试解——甲戌本《石头记》跋语错序探研》 . 徐乃为 《学术界》2007�1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 唐小兵 《南风窗》2007�1
《论胡适的文化救国论》 . 邱淅闻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胡适的社会主题》 . 郑万鹏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浅析胡适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 . 周亚孟、黄金刚 《保山师专学报》2007�1
《胡适上海求学时期思想探析》 . 任宗璞、王维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试述胡适国文教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蒋丽华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
《浅析胡适文人气质与政治人格的冲突》 . 张大鹏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胡适宪政思想研究综述》 . 陈少阳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1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 林分份 《云梦学刊》2007�1
《胡适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 . 王晓兵 《文学教育(上)》2007�1.
《梁启超与胡适年谱思想之比较》 . 刘佰合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构——试论鲁迅与胡适的文学观》 . 郭运恒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与白话文学实践的错位》 . 泓峻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论胡适“五四”时期的戏剧戏曲观念》 . 安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2
《文学视阈中的胡适译学思想及价值取向》 . 周靖崵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论鲁迅与胡适基础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 吕文玲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
《胡适在〈努力〉时期的“联邦论”》 . 邵建 《开放时代》2007�2
《慧眼识珠启宝藏 大师谈心遗佳酿——写于《胡适王重民书信集》问世前》 . 王锦贵 《图书与情报》2007�2
《胡适、鲁迅与“五四”白话散文》 . 王瑞、张卫波 《北京社会科学》2007�2.
《大学教授的学术生活空间——以蔡元培、胡适与顾颉刚为例》 . 周勇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2
《胡适的五四观》 . 盛菊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胡适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的运用——以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为例》 . 胡琴娥、夏淑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 王珂 《中州学刊》2007�2
《鲁迅缘何批评胡适?——一个思想史的梳理》 . 郝庆军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2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 刘波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立场观念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鲁迅二人与胡适的一次交锋》 . 姜建 《江西社会科学》2007�2
《胡适何如人——以黎昔非个案为中心》 . 王炜民 《江汉论坛》2007�2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适的几封英文信》 . 王邦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五四”文学理念的建构》 . 张红红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故乡�母亲�胡适》 . 张哲 《中国电子商务》2007�2
《胡适的民间文学理论与实践》 . 刘锡诚 《西北民族研究》2007�2
《胡适语文观对现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 杨洪菊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胡适对韩国文学家的影响》 . 裴开花 《当代韩国》2007�2
《从译者意图解读胡适译作《哀希腊歌》中的“善译”观》 . 余蕾 《黄山学院学报》2007�2
《胡适与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比较》 . 张振国 《政法论坛》2007�2
《胡适的佚信以及关于白话新诗的一场笔战》 . 钦鸿 《新文学史料》2007�2
《胡适家书中关于江冬秀的几件事》 . 李致、孙胜存 《新文学史料》2007�2
《试论胡适“五四”时期对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 . 张舸 《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2
《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 . 吴元康 《江淮文史》2007�3.
《五四时期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述评》 . 禹红梅、汤秀丽 《法制与社会》2007�3.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胡适》 . 唐健禾、刘川 《当代文坛》2007�3.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 郭小英 《兰州学刊》2007�3.
《胡适的婚恋故事》 . 方纯杰 《党史天地》2007�3.
《胡适的白话诗》 . 王传生 《咬文嚼字》2007�3.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张玉菡 《党史文苑》2007�3.
《胡适被开除出“同盟”的真相》 . 刘晓滇、刘小清 《文史春秋》2007�3.
《谈〈胡适全集〉误收的一篇文章》 . 徐改平 《学术界》2007�3.
《要把金针度与人——胡适与王重民论《水经注》》 . 蔡登山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3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 徐亚东 《中州学刊》2007�3
《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尚待澄清的问题》 . 段怀清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 魏邦良 《开放时代》2007�3
《胡适是一位怎样的教育家?——胡适教育思想刍议》 . 张翼星 《现代大学教育》2007�3
《胡适与国民政府》 . 郎学初 《船山学刊》2007�3
《胡适思想2005年研究综述》 . 李明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全球语境中文化诠释的歧异——从梅光迪、胡适往来书信看“胡梅之争”》 . 罗惠缙、周彩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胡适史料拾遗续编(下)》 . 吴元康 《历史档案》2007�3
《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及派胡适参会相关史料一组》 . 刘鼎铭,林周佳,徐志敏 《民国档案》2007�3
《胡适关于安徽清代学人及文献之佚函二通》 . 吴元康 《文献》2007�3
《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 . 刘东方、宋益乔 《中国文学研究》2007�3
《胡适的媒介独立传播思想》 . 庄森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胡适视野中的“易卜生主义”》 . 谯志宏 《保山师专学报》2007�4
《胡适保存汉字论》 . 赵海红、张天明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刘文典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考察》 .周乾 《学术界》2007�4
《1933年鲁迅对胡适的批评》 . 郝庆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胡适哲学之路:一种新视域解读》 . 高永强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4
《胡适的学人传记三论》 . 韩波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4
《鲁迅与胡适传统文化背景之比较》 . 孙昌松,程春艳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
《青年毛泽东与胡适》 . 赵映林 《文史杂志》2007�4
《从〈镜花缘的引论〉等文看胡适的妇女观》 . 朱文华、孟晖 《晋阳学刊》2007�4
《胡适的“完全教育”思想——兼析胡适教育观的跨世纪前瞻性》 . 张春泉 《湖南社会科学》2007�4
《论胡适的“白话”观》 . 钱雯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4
《论胡适现代文体理论的文学史意义》 . 刘东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胡适之大学理念》 . 刘青汉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胡适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探析》 . 刘晓蓓 《云南档案》2007�4
《建构中国新文化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解读胡适的实验主义观》 . 朱德发 《理论学刊》2007�4
《“救出自己”不等于为我主义——从胡适对《玩偶之家》的阐释说起》 . 李定清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胡适及其书法》 . 李建森 《小说评论》2007�5
《论胡适的青年观》 . 杨琳 《学海》2007�5
《胡适:中国禅学的拓荒者与建设者》 . 李衍柱 《文艺理论研究》2007�5
《胡适自由权科学思想初探》 . 仇婷婷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
《文学革命的核心理念——解读胡适文学进化观》 . 朱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解析胡适的翻译思想》 . 陈吉荣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5
《论胡适的章回小说研究》 . 张蕾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 . 耿云志 《安徽史学》2007�5
《胡适使美业绩制约因素考察》 . 史义银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从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 秦诤 《百年潮》2007�5
《胡适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比较》 . 张振国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5
《试论胡适的科学教育思想》 . 曲铁华,朱永坤 《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简讯
台北胡适纪念馆举行
“胡适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台北胡适纪念馆由馆长黄克武教授主持发起，于2007年5月4日，假中研院近代史所会议室举行“胡适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有三十多位学者出席。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教授应邀在会上作主题报告：《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在会议上报告的论文还有：黄克武教授的《胡适与赫胥黎》、叶其忠教授的《无方之方：胡适一辈子谈治学与科学方法评议》、翟志成教授的《文化激进主义VS.文化保守主义：胡适与港台新儒家》、廖育菁教授的《胡适与冯友兰论中国哲学看法的差异——以两人辨老子、孔子为观察点》、王信凯教授的《从胡谱到姚谱：近代第一本域内章谱的问世及其后史》、林志宏教授的《“我的朋友胡适之”：1920年代的胡适与清室及其遗民》、吴耀宗教授的《错译与对骂：胡适与郭沫若论争始末》等七篇。与会学者对主题报告和其他七篇论文展开热烈的评论与讨论。（编者）
俄罗斯胡适研究简况
2007年7月4日至5日，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办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俄罗斯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外语教研室讲师路文力（Kiselev Valery）首次就胡适研究在苏联和俄罗斯时期，主要是1923年至2007年期间的研究情况作了详细梳理，从而使我们对海外的胡适研究有了新的了解。他比较详细的地介绍了俄罗斯研究胡适的一批老、中、轻学者及他们的相关论点。其中包括于1923年最早开始研究胡适的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1881~1951)，及其后于1979年开始研究胡适思想的克雷莫夫 (Крымов Афанас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905~1989)和第一个有系统性叙述胡适思想的布罗夫(Буров Владилен Георгиевич, 1931~)。认为他们对胡适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外，他还对茨伟里尼阿什维利(Цвериниашвили А.Г., 1962~)、罗曼诺夫(Лом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968~)、鲁杰恩科(Руденко Д.М., 1966~)、别洛乌索夫(Белоусов Сергей Романович, 1957~1996)、阔布泽夫(Кобзев Артем Игоревич, 1953~)、尤勒克维奇(Юрк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ннадьевич, 1952~)及他本人的胡适研究论点进行了介绍。最后，他认为，尽管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抱有高度兴趣，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胡适的研究却注意不够，研究成果不多，在20世纪的50至70年代，研究还一度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研究胡适的专著。虽然此后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从总体观之，在俄罗斯胡适研究还相当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两国关系的影响；二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往把胡适当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看，因而很少能对之进行客观的研究；三是到目前为止，胡适的著作没有被翻译成俄文，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总之，在俄罗斯，胡适研究还只在起步阶段。（王代莉）
安徽绩溪胡成业建议设立胡适纪念馆
胡成业先生是安徽绩溪县原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多年来热心于胡适研究，著述颇丰。最近他写信给编者说，他于2007年9月27日向绩溪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议，应在胡适的家乡为胡适建立纪念馆。信中提出，应以国际文化名人的品牌，造国际名人的效应；以孔庙、胡适纪念馆、胡雪岩纪念馆为重点，打造成最具有“名城”标志性的新亮点，提升绩溪的知名度。信中还提到，前几届县委和县政府曾提出“拉响二胡”的号召，政府工作的文字记载历历在目。现在应该是见诸行动的时候了。据说，胡成业先生的建议得到多位政协委员的响应，准备提出相应的提案。（编者）
编 后 记
本会同人早有编辑《胡适研究通讯》的考虑，但苦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怕刚作了几期即陷于难乎为继的窘境。去年五月，本会会长耿云志教授应邀访问台北胡适纪念馆，得到该馆馆长黄克武教授及其管委会委员诸公的充分理解，愿以在大陆出版胡适先生遗著所得之版税收入的一小部分资助《胡适研究通讯》的印行。对此，本会同人深表谢意。
我们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要做，编辑《胡适研究通讯》需要和广大关心此事的学界朋友保持联络，并极需这些朋友的帮助。目前，我们联络上的朋友还不多，还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努力。这第一期在内容上有些单薄，精练的短文很少，这是与我们的初意不尽符合的。我们希望以后能经常收到各地朋友的来稿，使《通讯》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充分达到交流信息，推动胡适研究深入发展的目的。
编者200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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