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网专访了国内多名专家学者，就抗战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本期访谈嘉宾是北京大学教授徐勇先生。

近代中国研究网：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直以来，关于日军进攻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战略企图及其作战方针的形成，是中国史学界十分关心、讨论激烈的问题，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学界关于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吗？

徐勇：好的。据初步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与淞沪抗战相关的国民政府“引敌南下”与日军战略进攻方向变化问题的研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发表论文数十篇，而有关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的论文，2013年网上搜索达783篇之多。近来，仍有文章或专著论及此点，可知这是一个值得继续再讨论的热点问题。

议题的提出始于台湾方面出版的官史，即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全十册）及蒋纬国著《抗日战争指导》，以及吴相湘、秦孝仪、李云汉等史家的相关论著。这些论著的主要观点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调集主力部队在上海猛攻日军，迫使日军将作战重心自华北转向华东，放弃沿平汉线南下的战略，转而溯长江西进。台湾学界还强调，日军像古代游牧民族那样自北而南攻取武汉，可以把中国切为两半，置华东方面的中国军队于背海一战的境地，但日军没能实施其既定战略，这是国民政府在战略指导方面的成功，它为全局胜利打下了基础。

台湾的这一论点在大陆学界引出三派观点。多数的一派持批评看法，认为把中国军队主力集中使用于淞沪地区，是受制于错误的政略，是战略上的失误，它没有改变日军对华全面进攻方向，相反还让日军南北呼应，造成合击中原的有利态势。

另一派给予国民政府以肯定评价，认为“扭转了日军主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迫使它自东而西”。日军如果首先攻占武汉等中部要地，“由此东旋，全部掠夺长江下游和沿海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迫使中国军队主力于东部地区背海决战，使我国无法进行持久战。”

第三种观点则是依据日方史料并考订日方战略规划，指出日军近代侵入、并常年经略扬子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对于扬子江流域的战略方针与作战规划。因此，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正确地应对了日军的战略方向，但这一作战指导是应对问题而非转移问题。

近代中国研究网：这三派观点的聚焦点是什么？您的基本看法又是什么？

以上三种观点的讨论，从多重角度促进了该问题的研究，并聚焦为日军战略方向何在，以及国民政府是否转移了日军方向的认定评价问题等两大要点。我的基本看法是，结合地缘战略因素考察，日本的侵华战争战略，概言之就是江海战略，以其水上力量联络或支撑其各占领区及其前线战场；而中国则利用复杂而广阔的陆地进行持久抗战。江海战略与大陆战略的对抗，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中大战的特点之一。因此，可以确认长江是日军最为重视的战略通道，溯江西进武汉为日军既定的战略方向；国民政府虽然没有转移，却也正确地应对了日军的进攻方向。

近代中国研究网：您的基本看法表明您是赞成第三种观点的，那其他两种观点存在哪些问题？

徐勇：台湾学界的一些论点，如有学者说，“就原定计划而言，（日本）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这一说法是以传统的大陆战略思维去度量东方岛国战略家的考量，背离了近代日军经略扬子江的基本史实。有论者引征古代游牧民族南下战例，证明日军机械化部队沿平汉线南下是为最佳选择，这忽略了游牧民族居塞北、与东方岛国的地缘战略的区别。有学者强调日本若自北向南进攻武汉，“则将使我位于平汉和粤汉铁路以东之主力，与后方基地隔离，陷反正面和背海作战之极不利态势”。“背水”或“背海”概念，从战术角度应有一定的距离限制。古来“背水”之说，例如韩信“背水”作战是在河边列阵。在中扬子江地区至海，有上千公里距离，地域如此宽大不乏回旋余地，“背水”之说值得商榷。

一些批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在上海长江方向没有明确的抗战动机，亦即没能判断日军进攻方向，这一说法缺乏说服力。判断日军将以长江为战略主攻方向，并不需要太高深的预测。1935年8月20日，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强调对日作战方向：“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法肯豪森预测日本对关内的全面进攻将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第二路攻击山东与徐州方向；第三路“进出长江，攻击首都，沿江向上进至武汉”，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员最多之路。后来的战局发展与法肯豪森的预测大致吻合，也大体表现了国民政府作战指导的实效性。需要强调，国民政府虽然没有转移、却也正确地应对了日军的进攻方向。一些学者批评国民政府置重兵于上海方向而忽略了华北方向，这一批评未能关注日军的既定方向。1934年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估计日本“能占领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1935年国民政府明确以大西南为抗战基地，当年划出三道防卫区域，东正面以江苏区所属京沪阵地及浙江区沪杭阵地为主防卫阵地。1937年上半年第一期国防工事大体告成，武汉外围国防工事自1935 年夏动工，对长江要塞江阴、镇江、南京、安庆、马当、九江、田家镇及武汉等处工事进行了整建。长江一线一直是国防工事建设重点。没有国民政府这样的判断与准备，日军对长江的攻击将更容易得手。

总之，由淞沪抗战与武汉作战导出的中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讨论，迄今仍是学界议而无决的热点问题。真正科学的判断方法，只能是“知己知彼”，即利用双方史料作出综合而完整的比较研究。在长江战略方向决策方面，日本海军无疑一直发挥着支配性影响力，这对于认识日军战略源流十分重要。日本在长江的扩张历史，绝非单独的海军选择，而是在其军国主义的国策指引下，集合了政经各界以及陆军方面诸如畑俊六等将领的力量，是日本陆、海军战略家共同的战略规划的结果。关注此点，方能认识日军扩张中国长江的必然趋向。海峡两岸学界有关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和武汉作战方向的讨论，可视为一个局部问题，或者说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全面、完整而科学地考察近代日本在长江水道的扩张进程及其各时期的战争规划，方能掌握侵华日军溯江作战、与国民政府应对方略等疑难问题之开阖锁钥。

近代中国研究网：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认识下实现对日作战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您能介绍一下国共两党抗日战略方针的异同吗？

徐勇：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战略方针的相同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抗战目的都是要反抗日本的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二是持久战总方针一致，作战抵抗目标相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过去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不太承认国民党也有持久战；三是国共双方对敌我力量对比分析与战争结果认识相同，即认为敌强我弱，抗战必胜；四是都发挥了伟大历史作用；五是都吸收当时正确主张。关于这五个相同点，以往学界估计不够。

而国共两党的战略方针的区别点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持久战进程阶段的认识不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对抗战发展进程的总体构想集中表述，是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的“二期抗战说”，即抗战进程分为两个时期，武汉失守以前为第一期，即向内陆退却时期；武汉失守以后为第二期，即转守为攻、反败为胜时期。蒋介石“二期抗战”的阶段性战略构想，并未考虑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而是企图径直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反攻，而事实上，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关键的阶段，没有反映抗日战争发展规律，就会缺乏实际的战略指导价值。因此说，毛泽东的“三阶段论”比蒋介石的“二期抗战说”更准确，更完整。

第二、在如何实现各自的战略问题上，国共两党所采用的战争依据和社会动员诸方式是有区别的。在社会力量动员方面，中共依托农村，发动民众来广泛支持战争，并不断开拓日占区农村根据地；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主要是依托西南大后方，兼顾前线城市基地，如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的22次大会战，几乎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的。又因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进行的是正规战，所以它追求现代军事工业手段。

第三、作战形式不同。国民政府兼采用正规战、阵地战，游击战，但以前者为主；而中共坚持游击战，这是由中共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军事战略方针，和相应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

第四、作战基地后勤补充不同。这在第二点中已有谈及，国民党是以城市为生存与生活基础，而中共是深入农村，在日占区“因粮于敌”，包括缴获日军“三八大盖”等兵器。在后勤运输线补给上的重要表现是，国民党政府的运输线长，需要较多地在铁路、公路、航空线方面的建设或外援；中共方面自然是就地取材，但也存在着武器物资严重不足的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我们在比较国共两党抗日战略方针的异同，需要克服一个误区，即要从军事科学意义来看待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诸多作战方式，这诸多作战方式国共两党都有利用与坚持，特别是不能简单的否定某种作战形式的必要性，而要根据作战环境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客观公正地分析不同作战方式的意义。

近代中国研究网：感谢徐勇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带我们重新反思了与淞沪抗战相关的国民政府“引敌南下”与日军战略进攻方向变化问题，加深了我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战略方针异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