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作者

关键词

日期

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栏目 >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 研究新论

杨天石:抗战时期中国与美、苏、英三大国的关系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5-07-17 字体: 打印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5-07-17 打印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是强大的、统一的现代工业国家,中国是落后的、分裂的农业国家。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高达60亿美元,中国仅为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日本钢产量169万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的1/42;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这种国力、军力的巨大悬殊,决定了中国不能轻易地、匆促地与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尽可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国内,组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联络美、苏、英三大国,并最终组成以美、苏、中、英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中国政府为中华民族而战,并非受“英美主子”指使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英、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抗战是由于“日寇的侵略直接伤害其英、美主子的利益”,受“主子”指使,才被迫应战的。这种说法,既厚诬前人,又严重背离历史事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首先争取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中苏两国断交。1932年,中国政府派老资格的外交家颜惠庆与苏联外长谈判,恢复邦交。蒋介石日记云:“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他把这一外交转变视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又云:“敌之所畏惧者,即我之所最上者。”1933年5月,中苏两国开始谈判,商订名为“互不侵犯”而实为向中国提供军援的双边条约。至1937年,双方约成,苏联成为最早援助中国抗战的世界大国。

 

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英国在很长时期内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战,反而害怕日本,对日采取妥协、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谈判。在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在重庆发表讲话,提醒英国“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必将妨害中国”,“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英国何能背信蔑义,甘与侵略国相附而放弃其对华久远之谊”。四天之后,该讲话在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蒋介石要求英国立即停止与日本之谈判。

 

美国长期标榜孤立主义、中立主义,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却大量向日本销售钢铁、汽油、铜、锡、铅、机床等各种战略物资,助长日本侵华实力。为此,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美国政府一度对日本采取经济封锁和制裁政策。但是,在1941年的美日谈判中,罗斯福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却提出《临时过渡办法》,企图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蒋介石得悉,极为愤怒,通过驻美大使胡适提出抗议,他要求胡适转告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正)亦不信美国政府至今日对日本尚有如此之想像也”。在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之下,罗斯福承认考虑不周,决定放弃“蠢事”,改取对日强硬政策。日本政府恼羞成怒,谴责美国已堕落为重庆国民政府的代言人,悍然发动珍珠港事变,美、英随即对日宣战。

 

可见,不是“英美主子”要求中国政府抗战,而是中国政府为中华民族而战,批判、谴责了英、美对日本的妥协、绥靖政策,才促成了美、英两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中国政府联络美、苏、英三大国的外交方针

 

1937年淞沪战役失败后,南京局势告急。国民政府准备迁渝之际,蒋介石就曾表示:“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抗日外交政策的表述,是对于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呼吁和期待。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蒋介石立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国家之完全失败”。他建议,“成立军事同盟”,“推美国为领导”。罗斯福赞同蒋介石的意见,于同年12月16日复电,建议蒋介石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产生永久机构,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计划。次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机构,制定作战计划,指定宋子文为最高军事会议的中国代表。同年12月31日,罗斯福在华盛顿约见宋子文、丘吉尔及苏联代表,同时签字。次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

 

可以看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早和最积极的倡议者。这一联盟的成立,团结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进步力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酝酿和运作过程中,中国政府以道义为重,始终维护并忠诚于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同盟国家。

 

1940年6月,英、法联军在比利时抗击德军,德军大胜,联军大败。同年,日本政府逼迫法国、英国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香港、广东之间的边界。中国政府中的孙科、白崇禧等许多人都主张改变外交方针,“绝英,疏美,联德,联意”,蒋介石却坚决主张外交方针不变。他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说:“我国现行之外交政策,大致仍遵一贯之抗战到底方针,友好各邦,以对暴日。”又说:“我们一本立国仁厚的精神,英法虽败,我们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他,不能因为他败,我们便凶狠起来。”当时,美国和苏联尚未卷入战争,因此,五届七中全会决议:“美与苏均超然欧战之外,我自当本一贯之方针加紧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合作;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

 

194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日。当时,德军正重兵围攻莫斯科,苏联处于危殆状态,但蒋介石仍然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致以节日祝贺,设宴款待苏联援华军事顾问,演剧助兴。其日记云:“我国于其被侵略失败之时,不惟不计较其既往,而且报之以道义,此为中华不畏、不侮立国之精神,不能使之丧失。至于对方之如何感想与能否感召,则非余之所计也。”1943年,蒋介石派傅秉常出任驻苏大使,特别叮嘱他“现在及战后,与苏联均应友好合作”,为了合作,蒋介石甚至主张:以“克己”为原则,“经济利便,我可与他,例如羊毛公司、伊宁铁矿等”。

 

中国虽然是弱国,但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因此,法西斯阵营多次拉拢中国政府加入自己的营垒。日本政府和军方曾12次派人与中国政府谈判,企图缔结“和约”,或实现“蒋汪合作”,均遭中国政府拒绝。德国政府也曾多次派人出面,企图在日中之间进行调停,也均遭中国政府拒绝。1942年,德国第二把手戈林曾派亲信到瑞士,会见中国政府驻欧代表桂永清,企图缔结《中德军事密约》,“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期与日本会师波斯湾”,被蒋介石严令拒绝。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坚定地联络美、苏、英三大国,积极倡议组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才能获得三大国的援助,使中国抗战胜利得到最大保证。

 

三大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中国与美、苏、英三大国结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由此得到巨大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三大国对中国的援助概况如下:

 

苏联自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援助中国飞机1235架,大炮1600门,机枪1.4万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同期,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1.73亿美元。志愿空军进入中国领空作战,连同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共达5000人左右。

 

美国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中国向美国购买或租赁的飞机即达1394架。另,经济贷款6.98亿美元。至于人员援助,陈纳德的飞虎队在开辟驼峰航线,对抗日机,帮助中国掌握制空权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总计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及其后身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船、44艘军舰、1.3万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万名。美国在中国领空牺牲的飞行员高达1579名。

 

英国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但是也曾经分4次共向中国提供贷款1800万英镑。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给予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1943年5月顾维钧与英国外相艾登在伦敦签订《中英财政协助协定》,确认此项贷款。但实际上直到二战结束,英国并未拨付分文。

 

上述援助,除英国的5000万英镑贷款属于望梅止渴外,其他则基本到位,对于弥补中日两国在经济力、战斗力方面的巨大差距,支持中国抗战显然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

 

同样,中国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众所周知,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困住了日军主力,才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面作战,专心致志对付希特勒的部队。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万多辆坦克到欧洲。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作用。同样,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对于延缓日军南进,为英美赢得时间,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基地,阻挠德、日两军在印度洋会师等方面,也有不容抹煞的功绩。所以斯大林曾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关于中国战场的作用,罗斯福对小罗斯福的一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的话描绘了一幅德日法西斯会师的可怕局面。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局面,自然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以及当时蒋介石坚决制止了桂永清和德国戈林的亲信之间的谈判。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取得近代以来对外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其原因在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同盟的存在。两个同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没有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能坚持八年之久;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虽然最终也会胜利,但时间会漫长,困难会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 ICP 备 05055195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