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这一论断极其深刻，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鞭挞、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鞭挞、对所有黑暗势力和反动势力的鞭挞，代表了正义的声音、历史的声音，代表了对非正义战争的唾弃、对和平的期待和坚持。

在那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也经受了脱胎换骨的锤炼。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中华民族的主体没有被敌人的残虐、狂暴、屠杀所吓倒，没有屈膝投降，而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坚持正义战争，坚持以弱胜强、积小胜为大胜，用持久战理论指导战争的开展，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中流砥柱，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何等艰苦卓绝、何等浴血奋战，这些都需要长篇巨制的史书详加记述。习近平同志在回顾中国抗战“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指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历史性贡献的同时，强调“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这就告诉世人，战争的危险今天仍然存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任务。新形势下，中国历史学界应下大力气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阐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是如何反对战争、争取并维护和平的。

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抗日战争史基本上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没有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在晚清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还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视野大开，1919年后的历史包括中共党史、国民党史、民国史和抗战史研究逐渐提上学术界的研究日程。无论从中共党史角度，还是从民国史、国民党史角度，都不能回避抗日战争历史。198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开始讨论与部署抗日战争研究课题，提出了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任务。

1991年，在胡乔木的关心和推动下，我国成立了以刘大年为会长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创办了学会刊物《抗日战争研究》，召开了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一系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学术会议得以举办，大量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论文涌现出来，许多抗日战争史料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史料公开出版。在此前后，一批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著作先后问世，代表性的著作有军事科学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刘大年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何理撰著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军事科学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这些著作正确处理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华民族反侵略的基本格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角色、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学术界也进行了很多讨论。比如，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究竟哪一个是主战场，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从抗日战争全过程看，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是主战场，从抗战中期到抗战后期，主战场发生了转化，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有人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人认为是国民党领导的，有人认为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也有人认为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学术上的探讨很热烈。

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他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一书及其他学术论文中，对抗日战争史作了理论性概括：要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特别复杂性。抗日战争首先是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人民战争；其间交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一场与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相伴随的战争；既有正面战场，又有敌后战场；既有国民党对正面战场的领导，又有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领导。只有依据历史事实，看到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把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认识不够深刻的地方进一步弄清楚。刘大年对抗日战争史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认识，这些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要点：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些认识是很有价值的。

近10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步平等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等著作出版，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也很多。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史》着眼于14年抗战，叙述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面抗战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反映了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丽史诗，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这本书的贡献是提出了14年抗战的概念，强调了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强调14年抗战是有重要意义的，有利于把日本对华侵略联系起来考察，说明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中国的抗战就开始了，局部抗战也是抗战。当然也应认识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抗战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就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在国共两党取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识后在国家层面形成的抗战，是中华民族动员起来的全民族的抗战，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做战略配合的抗战。这种抗战形态在七七事变前是没有的。

欧美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欧美学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也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许多学者研究中共抗日根据地，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壮大颇感兴趣。也有学者研究国民党政府，研究正面战场，研究日本侵华以及日本在华暴行等。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较多研究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强调苏联对华援助。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不高，或者基本不涉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是边缘的，中国战场不过是边缘战场。有短视的欧美学者甚至完全看不到中国战场的作用，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时居然对中国战场只字不提。

欧美学者对中国战场的忽视，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或爆发点的认定上。欧美学者、日本学者一般认为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有的学者则把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总之，中国抗日战场不在这些学者的视野之内，是边缘的甚至可有可无的。这些认识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是极不公正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欧洲中心主义在欧洲历史学者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重视中国抗日战场的作用；二是二战后出现的冷战使欧美把中国视为敌对的一方，改变了战时对中国战场重要作用的认识；三是二战时和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一个弱国，经济不发达，学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学者的重视。其实，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过程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都对中国抗日战场有过很高评价。

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的眼光开始转向中国，一些欧美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作用。2013年出版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二战’中有所贡献的盟军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偏差……中国依然是被遗忘的盟友，它的贡献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渐渐被人遗忘”“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提供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一个屈服的中国，也更有利于日本入侵英属印度”。作者还说：“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这个评价是较为公允的，大体上体现了中国抗日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今年4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巴黎第一大学著名抵抗运动史专家阿利亚·阿格兰和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主编的专著《1937—1947战争——世界》。该书聚集了法、德、意、加、奥等国50多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关注到亚洲，把1937年中国大规模抗击日本入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用较大篇幅描述了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该书从全球视野解读二战，表达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其观点在此前的欧美学者中是不易见到的。今年5月，在俄罗斯科学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苏联、中国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所长卢佳宁在他的学术报告《还原事实真相：1931—1945年间的苏联和中国》中认为，中、苏两国是击败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5月17日，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独立报》发表文章《不应遗忘“二战的另一半”：中国抗战》。文章首先提出二战的爆发时间问题，主张应该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二战的起点，强调中国在二战中的主体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投降了，法国这样的欧洲强国只抵抗6周就宣布投降了。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饱受欺凌、尚未工业化的落后大国把抵抗侵略的斗争坚持到了最后，给予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重大支援。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过低评价中国战场这个东方主战场的作用是违反历史公平原则的，是不科学的。在国际视野下观察中国抗日战争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两个战争爆发点。只有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看到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和中国人民对战胜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所作出的重大牺牲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只有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性、全局性、复杂性的认识和分析中，才能清晰地看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建议

习近平同志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大力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指针和动力。我国历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学界要认真领会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大力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全国科研系统、高校、党史部门和民间力量，协调海峡两岸的力量，制定抗日战争研究科研规划，提出工作目标，给予经费支持，分工合作、扎扎实实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一系列体现科学历史观的学术著作。

二是广泛、深入、全面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从相关国家公私档案馆、图书馆搜集涉及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的档案、日记、书信、公私文书、照片以及影视作品和各种专门著作，分门别类编辑相关专题的文献史料，切实打好研究基础，尊重历史，用历史事实说话，使研究著作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史料基础上，成为科学的历史学著作。

三是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努力为抗日战争研究者搜集史料提供最大方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建立互联网数据库，方便学者研究。

四是在涉及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开展深入研究，如：日本侵华史、日本战争策源地研究；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作用研究；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空前大觉醒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人心向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战线及文化思想的转变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特别是与同盟国的关系研究；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项目都应建立在大量利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史学著作应经得起质疑，具有长久生命力。

五是积极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国际网络，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国际学术研讨，努力扩大中国学者研究抗日战争的国际话语权，争取产生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的大部头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著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