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1月13日至17日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孙中山生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和讨论。光明日报今日特辟专版，刊发研讨会综述并摘发4位学者的发言，敬请关注。

孙中山研究的新拓展与新起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1月13日至17日在伟人故里——广东省中山市举行。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也是学术研究的“显学”。“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大关键词（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孙中山）之一，而辛亥革命也与孙中山有密切的联系，于此可知学界对孙中山研究的重视。这次会议也是延续改革开放以来孙中山研究的惯例，即每逢孙中山诞辰的十周年，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86年、1996年、2006年的讨论会均在中山市举行），汇聚各方研究成果，检阅孙中山研究的新进展，展示孙中山研究的新趋向。

本次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法国、美国的117位学者参加，这其中既有对孙中山研究卓有贡献、年高德劭的老一辈学者，他们著述丰富，曾经参加了从1986年至今的历次讨论会，为孙中山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作为孙中山研究主力军的中生代知名学者，他们承前启后，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新见迭出，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有将成为孙中山研究接班人的青年学者以及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站人员，他们思想敏锐，在孙中山研究的选题和论述方面都有新的拓展，期以时日，将对孙中山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在参加地区方面，既有过往孙中山研究重镇北京、广东、湖北、上海等地的学者，也有过往对孙中山研究不多的地区的学者，有些过去较少参加我们举办的孙中山研讨会的国外学者，如越南学者，这次也参加了研讨会。群贤毕至、汇聚一堂，参加学者的广泛性、国际性，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

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共提交了94篇论文，这些论文是从150余篇论文中，经过认真评选而产生的，充分保证了与会论文的高质量，这是本次会议的又一大特色。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包括孙中山生平的各个方面，如生平活动、思想研究、政治军事、对外关系等，其中几个问题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和讨论。

一是孙中山与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张磊讨论了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和他心目中“理想国”的关系；熊月之着重从孙中山的实处世界、理想世界、过渡世界的矛盾关系入手，讨论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思想；多位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都强调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及其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对民生主义的讨论。张海鹏认为，从民生主义看孙中山，不能一般地说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拒绝阶级斗争学说；左玉河认为，民生主义具有超前性和主观性，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马敏、黎志刚、陈争平等对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讨论，从多方面拓展了对民生主义的认识。

三是对孙中山政治活动的论述。政治史研究始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对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杨天石、王晓秋、久保田文次等多位学者，讨论了清末民初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等问题；孙中山开府广东及其对内政策和对外关系，也为多位学者所关注。这些政治史研究，都利用新的材料，对过往有研究的问题，以新的研究视角，予以再分析和再评价，或可理解为具有新政治史意义的研究。此外，来自海外的学者巴斯蒂、普莱斯、裴京汉等，还讨论了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日本、韩国、法国与孙中山的关系等论题，表现出他们利用海外史料，以内外结合的视角，诠释中国历史的努力。

四是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从来都是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次会议的孙中山思想研究，讨论了过去研究较少的方面，如对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宗族观、卫生思想、社会救济思想、乡村治理思想、国术思想、尚俭思想、共享思想的研究，使我们更能认识到孙中山思想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宝库。

五是孙中山研究的主题拓展。孙中山研究过往较多集中在对他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的研究，而现有研究趋向，大大拓展了旧有的研究主题，将孙中山研究伸展到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桑兵对孙中山著作版本的关注，黄健敏对孙中山影像与形象的梳理，赵立彬对孙中山对名誉事件反应、姚霏对孙中山的疾病医疗、徐涛对孙中山逝世以后的上海纪念设施、梁文生对孙中山与邮票关系等的研究，都拓展了孙中山研究的主题。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的论文主题多样，研究深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是对最近10年孙中山研究成果的检阅，也预示着未来孙中山研究的新趋向，与会学者在会议期间对各篇报告论文有热烈的讨论，这是一次成功而圆满的学术讨论会。

孙中山与中华文化的复兴

作者：林家有（中山大学）

孙中山是个很了解世界文化又很了解中国文化的伟人。他既要发展物质文明，又要发扬精神文明；既要传承旧道德中对今天仍然有用的内涵，又要创造新道德。他重视教育，提倡培养具有知识和崇高人格的新式人才。孙中山以人为本、重视科学、发展新文明的文化观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孙中山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又由于他在外国经历丰富，对世界的先进文化了解较多，勇于吸纳、融会，他致力将中国文化构建为多元一体的先进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是非常丰富、广泛和深刻的，而他关于文化强、民族强、国家强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发展文化的重要性则具有巨大的启迪。

孙中山认为，只有经济发达，才能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只有民富，文化才能发达，只有科学文化发达，才有国家富强。孙中山又强调，“开发富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所以，孙中山一再指出，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还要担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要努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孙中山也称为“心性文明”，心性即思想，所以精神文明是由人们的思想凝聚形成的性格特征、做事做人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孙中山还说，物质文明会使人类的生活“安逸繁华”，但它不能促进人类的心性文明，只有使用文字，进行启蒙教育，才可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

孙中山以发展物质文明作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正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发达，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奴役，所以国家要独立，首先要发展科学和经济。但只有物质文明，政治不进步，文化不先进，我们也不能“齐家、治国”。因此他提倡新道德，“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孙中山的新道德观真正反映了孙中山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观照。孙中山认为，新道德则新精神。他说：“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所以，孙中山强调，要创建新中国，改造新世界，“必有高尚思想，与强毅能力以为之先”。孙中山提倡的新道德就是要人们立志，为改良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孙中山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在争地位。

文化是一种影响时代的力量。孙中山将旧道德由对个人私利的追求，改造为对人类、对民族和国家的奉献和热爱。他强调，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在于他有思想，在于有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的独立意志，以及有责任为人类为国家作贡献。所以，他的新道德是对中国旧道德的深刻革命，它改变了“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这个根本性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方向、奋斗目标和成功、成仁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强调，只有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他的文化观，不仅是中外文化互信、交流的桥梁，也是对中华民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导引。他指出，中华民族要有忧患意识，也要有强国富民的奋斗精神。孙中山用他的行动和言谈促进和推动中国各民族的融合、相互依存、统一和发展，构建共同的理想信念，昂扬奋发，和谐共生，用文化来延伸各族人民的中国情怀，实现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旧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负担，如果不能建构一种新的文化，重塑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将掉入陷阱不能自拔，建设事业则欲速而不达。所以，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造就新型的、开放的、具有全球意识、关怀全人类命运的、充满智慧和崇高品格的人才，我们中华民族才有美好未来。文化是导引我们做人、做事的准则和生活的规范，只有文化强，民族才会强，也只有科学发达，才会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孙中山实业思想再认识

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

孙中山既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经济战略家；既是“破坏者”，也是“建设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孙中山的实业思想与其革命思想一样，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我们应以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历史观，突破近现代与当代的界限，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交错中，对其进行客观的再认识，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借鉴。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1890—1895年，初步萌发通过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改良主义思想；（2）1912—1913年，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比较集中地思考了通过发展实业建设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实业主张，其实业思想体系逐步清晰；（3）1917—1922年，通过撰写、出版《实业计划》，其实业思想体系臻于成熟，对如何发展中国实业、推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有了系统、完整和全面的思考。

早年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是期望通过发展实业和经济使中国臻于富强，由此形成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经济发展纲领。但历史并没有假以孙中山通过改良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机会，他很快丢掉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把实业建设的理想延至革命胜利之后去实现。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重燃实业救国的理想。他认为，中国要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振兴实业，而振兴实业，要从交通抓起，抓交通又以修筑铁路最为紧要。然而，1913年的“二次革命”，使孙中山的实业建设计划遇挫，不得不将活动重心从“实业”和“建设”再度转向“革命”。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孙中山再度系统考虑国家建设问题，遂有《实业计划》的研究与著述，孙中山的实业思想亦随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整套使中国达到富强之境的系统、全盘的实业建设规划。这是一个旨在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从而振兴中华的宏伟的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既为其实业救国思想的结晶，也是其实业思想的全面总结。它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实业救国的思想。将发展实业视为“振兴中华之本”和救国的根本之道。第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思想。更加看重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在实业救国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机器与民生有莫大之关系。第三，实现工业化的思想。不仅描绘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而且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具体路径与方法。第四，经济开放主义的思想。尽可能地利用外资、外才来发展本国的经济，这是基于他对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预断，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超前的历史眼光。

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及其恢宏的《实业计划》究竟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还是有着内在依据、具备历史合理性的工业化方案？我认为可从以下视角来考察和评价：（一）并非只是空想。以一种严谨和科学的态度看，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如设立工厂、公司、实业团体等）；一类是在一段时期内经过努力后可能实现的（如借款、开矿、修建部分铁路、公路、码头等）；一类是将来可能实现的，但需要较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典型如修建10万英里铁路和100万英里公路设想，就绝非短时可以成功。（二）无法实现的真实原因。孙中山宏大的实业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真正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半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尤以政治环境的恶劣为主，其次是政府财政的匮乏，以及对外资、外债的过高期待。

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对我们而言，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一）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之路。（二）必须实行“开放主义”，走开放发展之路。（三）必须注重区域经济的联动、辐射效应，走协调发展之路。（四）必须重视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同步发展，走共享发展之路。

从对孙中山实业思想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的实业思想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历史重在比较，通过比较为什么孙中山的实业梦在当时不能实现，而在今天则能够逐一实现，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我们今天的建设路线图与孙中山的路线图究竟有何相似处和不同处？由此便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在何种意义上既继承了孙中山，又超越了孙中山，从而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孙中山的实处世界、理想世界与过渡世界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孙中山那里，一直存在三个世界，一是实处的世界，二是理想的世界，三是过渡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正是由于对实处世界的强烈不满，他才起而抗争，愈挫愈奋，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理想的世界。所谓过渡的世界，是他实现最终目标过渡阶段所呈现的世界，有时也是权宜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并非一成不变。实处的世界，即他能够接触、感知、认识的世界，本身在不断变化，孙中山自身活动范围在变化，感知、认识能力也在变化。他理想的世界，有个从朦胧到清晰的变化过程，也有个从粗略到精致的变化过程，还有个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臻于完善的过程。至于他过渡的世界，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调整与变化。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所实处的世界，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地近港澳、海外联系广泛。孙中山个人禀赋有三点相当突出：一是天资聪颖，记忆力、理解力都超乎寻常；二是勤劳勇敢；三是西学素养丰厚。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使孙中山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做官道路发展的动力不足，也使孙中山在官场上的人脉特别稀薄，对其时政治体制依存度特别低。地近港澳，加大了孙中山向港澳与海外拓展的动力。长期的留学生涯，丰厚的西学素养，使孙中山在观察分析中国问题、酝酿中国改革方案时，比纯粹生活在中国内地、很少阅读西书的内地知识分子，眼光宏阔，理念新颖，思想深刻。

孙中山理想世界的确立，有个由粗而精、渐次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如果从孙中山所说的乙酉年（1885年）算起，他的思想体系从萌发到系统化，从一民（民族）到二民（民族、民权）再到三民，用了整整二十年。孙中山的理想世界并不是固定的蓝图，也不是封闭的系统。他在民国建立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实际形势的变化，又不断地对民族、民权与民生作出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内涵，但其总的轮廓，仍然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制定其理想蓝图时，有明确的过渡意识。在1905年秋冬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明确地将革命方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相对于后一阶段而言，前一阶段都是过渡阶段。

清廷被推翻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确实将主要精力放在实行民生主义方面。这表明，在孙中山那里，先前倡导的民族、民权主义，都是“为众生谋幸福”的手段，都是实现众生幸福这一理想世界的过渡世界。

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发现民权主义也未真的实现，于是，他又提起民权主义，将民权、民生两面旗帜一并举起。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便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到了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又意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但民权、民生两主义没有实现，连民族主义也没有真正实现。于是，他将民族、民权、民生三面旗帜再次并提。到1924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更是对整个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亦有两方面意义，即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孙中山的解释都有所不同。以1924年初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志，他对三民主义作出整体性的新解，使得三民主义内涵明显地被分为旧新两段，但是，从长时段的、根本目标来看，则万变不离其宗，即他一再强调的人民幸福。因此，对于孙中山理想世界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人民幸福）、三个主义（三民主义）。三个主义的内涵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有所不同，但一个中心的目标没有变化。三个主义内涵之所以要发生变化，正是为了真正地实现一个中心。

孙中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与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爱民胜过爱家爱己，所以会放弃经济收入、社会评价都相当不错的医生不做，毅然走上医国道路；所以会对腐败黑暗的实处世界进行无情的、持续的批判。他是视野宏阔、学养丰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会不断地梳理、充实，乃至更新他的理想世界。他是脚踏实地、讲究实效的政治家，既要在刀光剑影中与敌人拼搏，也要在各色人等中折冲樽俎，需要时常调整斗争策略。孙中山的一生，就是他的实处世界、理想世界与过渡世界矛盾展开、相互激荡的一生。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他的一些举动，似乎与其他政治家无异，但是，如果明了那些举动其实是他到达理想世界的过渡之舟或临时驿站，就立刻会显现孙中山的伟岸身躯。

东亚史上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作者：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

近现代东亚地区是经历过相同历史的共同体，各国的殖民地历史和反帝独立运动等都具备共同的特征。因此，对东亚各国或地区与孙中山的关系、孙中山的核心政治思想即三民主义对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影响，也应该进行广泛的探讨。

早年韩人志士的最高目标是祖国的独立。为获得对独立运动的支持，他们积极与孙中山等革命派人物交往。他们相信，如果中国的革命成功，革命派可帮助他们实现祖国独立。对于日本统治下亡国的韩人独立志士来说，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接受为自身民族解放的主张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919年4月，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成立，这成为以后独立运动的核心。此后的1920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为国家的统一而推行了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活动，这同时发展成为建立独立国家而进行的反帝运动。其中的反帝主张对韩人独立志士以及在韩国国内受压迫的韩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备了新的内涵，被称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即反帝民族主义，受到1920年代韩国人的深切关注。1920年4月创刊的《东亚日报》创刊时就得到孙中山的祝贺题词，这份刊物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20年代中期之后，“反帝运动”成为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很多韩国青年人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或参加北伐战争，广泛地参与国民革命，展开支援革命的活动。对1920年代在中国开展独立运动的韩国人来说，孙中山是反帝的象征。

韩国舆论对三民主义的关心是持续不断的。典型案例是当时韩国临时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赵素昂创立的三均主义。三均主义的内容，一是以实施普选为核心的“政治均等”，二是以土地和大规模产业国有化为主的“经济均等”，三是以实施国费义务教育为重点的“教育均等”。不难发现，三均主义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的内涵有不少相似之处。考虑到赵素昂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关心，以及在他流亡中国以后与革命派人士的密切交往等因素，我们不得不肯定地认为，三民主义对三均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均主义被评价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最初的系统性建国思想。也就是说，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最初的系统性国家建设思想的三均主义，是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类似性和三均主义中所包含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出三民主义的国际性，另一方面，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这同一时代环境中，也体现出二者具有同一的或类似的思想体系。

20世纪前半叶，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巨大影响，明确地体现出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表明，要更深刻地理解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必须超越中国一国史的范围，有必要从东亚史乃至全球史这些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孙中山与其核心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的时代性、历史性意义，在东亚史或全球史角度上看，则会更具有光彩。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