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后的结局是湘、淮军接连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历时8个月的战争以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从此，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国家地位进一步下降。甲午战争后，在国家主权严重丧失和外国资本大量渗透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潮也迅速崛起，中华民族在失败和痛苦中觉醒，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最终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节、甲午战争的爆发及过程

 

一、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明治政府制定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结果。“大陆政策”也称为“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和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它开端于明治维新初期，经过20年的准备与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成为日本近代长期奉行的最高国策，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实施吞并朝鲜的计划。1876年，日本军队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口保护日本使馆人员，出兵朝鲜。清政府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政府，派兵进入朝鲜，平定了内乱。日本则以赔偿为由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获得在汉城的驻兵权。1884年，日本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就此要挟清政府，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于1885年4月与清政府订立《中曰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必须事先相互知照。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地位。

 

日本在向朝鲜渗透势力的同时，开始制订“征清”方策，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878年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后，第二年即派陆军中佐桂太郎等10余名将校到中国收集军事情报，归国后起草了《对清作战策》，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份“征清”方案。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再次来华进行广泛调查，归国后于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准备以主力攻占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日本一旦战胜后，便将中国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长江两岸10里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中国的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日本并准备用5年时间(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抓住时机发动侵略战争。

 

为了尽快实施对华作战计划，日本明治政府把扩充军备作为头等大事。日本陆军在1870年就实行了军制改革，先采用法国军制，后又采取德国军制。1872年日本天皇睦仁颁布《征兵告谕》，在全国推行国民义务兵役制。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成拥有1个近卫师团和6个野战师团、总兵力达7万人的近代常备军，还有23万预备兵。日本海军在1872年仅有军舰14艘，总吨位18 000多吨。1882年明治政府制定了一个为期8年的造舰计划，每年拨出300万元作为造舰经费。此后又发行公债1 700万元，大力扩充海军。为了对付北洋舰队的两艘7 000吨级“定远”和“镇远”舰，还专门订造了3艘排水量4 000吨以上、航速比“定远”和“镇远”快的巡洋舰。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 373万吨。

 

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和大力扩充军备，在甲午战争前夕已经完成了对华战争的准备。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终于使日本寻找到发动战争的机会。1894年1月，东学道徒全璋准在其家乡全罗道发动农民武装起义，6月1日攻克朝鲜南方重镇全罗道首府全州，进逼汉城。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获悉日本对中国出兵“必无他意”的保证后，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舰赴仁川。从6月6日起，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清兵分三批陆续乘轮船赴朝，第一批910人于6月9日进驻牙山县。同时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亦奉命行文知照日本外务省，告之中国应朝鲜政府之请决定派兵入朝。至6月25日，屯驻牙山的清军共2 465人。另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艘军舰。

 

日本政府在东学党起义发生后，一面派日本浪人团体玄洋社组织天佑侠团到朝鲜以帮助东学党为名，企图寻机扩大事态；一面极力敦促清政府派兵入朝，以作为日本借口出兵的口实。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以所谓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5日，日本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并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先遣部队400余人赴朝，于6月10日进驻汉城。

 

此时，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了招抚措施，接受义军提出的惩治贪官等要求。义军于6月12日撤出全州，东学党起义基本平息。同一天，驻朝鲜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奉李鸿章命与大鸟圭介举行会谈，商讨双方撤兵问题。朝鲜政府也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撤兵。日本政府拒绝撤兵，继续派遣部队入朝，至6月16日，日本派遣部队4 000人全部在朝鲜登陆。另有“松岛”、“吉野”等8艘军舰停泊仁川，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同时，日本又向中国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即由中日两国向朝派出若干常设委员，查核朝鲜的内政，企图以此将清军拖在朝鲜。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据理驳斥了日本的提案，表示不干涉朝鲜内政，仍然坚持两国同时撤兵，但没有作出单方面撤军的决定。日本一面准备单独“改革”朝鲜内政，一面极力寻找事端挑起中日冲突。7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明确训示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还分别于6月22日和7月14日两次向清政府提出绝交书，声称决不撤退驻朝日军，“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充分暴露了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险恶用意。

 

面对日本的战争挑衅，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阻止日军的武装侵略，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也一再电请李鸿章派兵增援。清政府内部则出现了后党主和和帝党主战的分歧。后党和帝党是围绕清廷最高权力斗争而形成的。慈禧太后自1875年立载沿为帝并再次“垂帘听政”以来，一直控制着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即使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慈禧太后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清廷的最高决策，并笼络集结朝廷枢要和地方实权人物，形成所谓的“后党”。光绪帝为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依靠其师翁同龢，集结部分官僚，与后党争衡，形成所谓“帝党”。光绪帝在帝党官僚的影响下主战态度比较坚决，不断电谕李鸿章预筹战备。李鸿章则出于保全自身的实力和北洋的地盘考虑，也希图通过外交途径来扼制日本的侵略，进行所谓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活动。1894年正是慈禧太后的60岁寿辰，她忙于准备自己的万寿庆典，一意力保和局，对李鸿章的求和主张予以支持。

 

在甲午战争前夕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中，英国一直在远东保持政治、经济优势，俄国与中、朝接壤，具有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主要是在英俄两国之间进行。英国的远东政策以防俄为主要目标，所以把中日两国都看做是英国在防俄上可以利用的缓冲力量，因而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担心中日战争会给俄国造成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机会。不过，在对待中日两国的态度上，英国政府的天平更倾斜于日本，因为在英国看来，日本是一个足以在远东与俄国抗衡的强国，所以英国的态度是怂恿清政府向日本让步，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来避免战争的爆发。

 

利用俄国来制止日本是李鸿章一贯的外交主张，他请求俄国出面调停。俄国在远东地区扩张的重点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这就与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而担心日本一旦占领朝鲜，将危及其在远东的利益，也希望通过调停来遏制日本。但是当日本保证“无意”占领朝鲜后，俄国便表示对朝鲜问题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而且它还担心若在调停中倾向于中国，又会促使日本倒向英国，造成对英国有利的局面。日本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争取英俄两国在中日交战时保守中立，这一外交目的是基本达到了。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外交却没有取得他所预计的结果。

 

二、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军舰及运送援朝士兵所雇用的英商船“高升”号，挑起了战争。是日凌晨，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舰完成护送“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任务后，从牙山返航，7时半驶至牙山口外丰岛海面。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已提前一小时行至丰岛西南的长安堆附近等候。7时45分，日舰“吉野”号突然向行驶在前的“济远”舰发起炮击，“济远”被迫自卫。后至的“广乙”也立即投入战斗，但遭到日舰“秋津州”、“浪速”舰的合击而受重创，官兵牺牲30多人，受伤40多人，被迫退避，驶至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处搁浅后自焚。此时“济远”舰在日舰合击下已牺牲30人，受伤27人，被迫向西驶避。

 

9点15分，驶近作战海域的“高升”号被日舰“浪速”拦住，强令随之驶行。“高升”号船长英人高惠悌表示服从“浪速”命令，但船上清军官兵一致拒绝被俘。相持至下午1时，“浪速”发炮攻击，半小时后“高升”号沉没。船上的清军官兵除245人遇救外，牺牲871人；船员除12人遇救外，牺牲62人，其中包括5名英国人。随“高升”之后的北洋舰队运输船“操江”号被日舰劫走，舰上82名官兵被俘。

 

丰岛海战爆发的当天，日本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4 000余日军由汉城龙山出发，分两路南下，准备进攻牙山的清军。此时驻守牙山的清军已增至3 880人。聂士成获悉日军南犯的消息后，于7月26日率军2 800人移驻牙山东北20公里的成欢部署防御；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背山面江的公州以为后援，同时留下一营驻守牙山。这一布防结果使清军兵力分散。7月28日夜，日军进犯成欢。至次日凌晨，清军四面受敌，虽经顽强抵抗，终因伤亡过多，聂士成被迫率军突围，与叶志超会合。叶志超主张退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遂先行率部由公州渡江北退，聂士成收集余部，随叶之后而行。叶于8月21日、聂于8月28日先后抵达平壤，与左宝贵等诸军会合。日军攻陷成欢后直扑牙山。驻守牙山的清军夜袭日军，受挫而退。成欢之战，日军死37人，伤50人；清军伤亡100余人，加上在牙山及北撤途中的伤亡，共约200人。

 

丰岛、成欢之战以后，中日双方于8月1日正式宣战。

 

日本政府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日本大本营制定了所谓的“作战大方针”，作战的目标是最后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迫使清军投降。而达到此目标的关键则是海军作战之胜负。日军的整个作战部署大体上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境内，以牵制清军；同时，以海军联合舰队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争取夺得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第一方案，如果夺得制海权，即派陆军在渤海海岸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第二方案，如果未能得到制海权，则派陆军驱逐清军出朝鲜，以实现扶植朝鲜“独立”的目的；第三方案，如果海战败于中国，则派陆军加强在朝鲜的防御，击退清军的进攻。日本考虑渤海北岸每年11月即进入封冻期，自身海运兵力的能力又不足，遂决定实施第二方案，首先部署对平壤的进攻。

 

与日本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相比较，清政府则大体上采取了陆军取攻势、海军取守势的作战方针，即集结部分陆军于朝鲜平壤，准备攻击侵朝日军；以北洋舰队扼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由海路进驻朝鲜，以策应和支持入朝陆军。

 

在清政府正式宣战之前，从7月21日起，援朝清军分南北两路开始进发。南路从海上运至牙山，除1 800余名官兵到达外，“高升”号所运官兵在丰岛海面遭日本海军袭击。北路入朝的援军为四支大军，即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的盛军13营共6 000人，总兵马玉昆率领的毅军4营共2 000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的奉军马队2营、步队6营及炮队1营共4 000人，以及副都统丰升阿率领的奉天、吉林练军1 500人。四大军共32营，总兵力13 500余人，于8月9日大部分集结于平壤。

 

入朝日军各部则在第5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指挥下，先后集结汉城、朔宁、元山一带，与大岛义昌少将所率第9混成旅团会合，总兵力达19 600人，其中担任进攻平壤的兵力为16 000余人。日军于9月初分兵四路北上，15日凌晨，从南、西、北三面向平壤发起总攻击。在平壤南战场，日军混成第9旅团集中兵力从正面和右侧向大同东左岸船桥里清军阵地发起进攻。马玉昆指挥毅军和部分盛军顽强反击。大同江右岸的清军也隔江向日军侧面发炮轰击，左宝贵亲率部分盛军过江作战。双方激战至下午2时半，日军在清军的反攻下仓皇败退。船桥之战，清军以2 200人击退日军3 600人的进攻，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140名，伤者约290名。在平壤西战场，上午8时，日军第5师团主力5 400人到达预定阵地，向防守平壤中城的清军发起炮击，步兵随即攻城。清军发炮还击，两次派骑兵从中城冲出，突向敌阵，最后依凭堡垒坚守；日军进攻严重受阻，只得暂时休战。平壤北战场则为主战场，日军集中主力7 800人，分东西两路向城北的牡丹台、玄武门发起进攻。防守城北的清军仅约2 900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日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防守城北的左宝贵所率奉军。左宝贵临危不惧，登城上指挥战斗，杀伤日军甚多。至8时30分，平壤制高点牡丹台在日军炮火的猛攻下失守。日军将山炮移至牡丹台，对玄武门及全城构成极大威胁。左宝贵在玄武门里督战，誓死抵御，多次击退敌人进攻，最后中炮壮烈牺牲。奉军士兵仍然顽强抵御，进至玄武门外门的日军无法攻入内门，只得撤至城北高地。日军虽然攻占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在平壤西、南两战场上的进攻亦接连受挫。日军共死189人，伤516人，且面临粮、弹、药告罄以及冒雨露宿等困难。

 

平壤之战中，清军伤亡人数本少于日军，主帅叶志超却过高估计日军的攻势，下令弃城撤退。当夜8时，清军冒倾盆大雨仓皇出城，向北撤退。日军乘势埋伏截击，清军溃不成军，死伤甚众。一夜之间清军被击毙1 500余人，被俘683人。9月16日拂晓，日军占领平壤城，缴获清军大量枪弹军需。

 

三、黄海海战

 

在日本陆军占领平壤之后，日本海军实施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决战，以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9月17日，即平壤战后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黄海海面终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9月16日凌晨1时，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主力，计军舰12艘、炮艇2艘、鱼雷艇4艘，由大连护送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10营4 000人分乘5艘运兵船向大东沟进发，以增援叶志超部。17日早晨，增援部队在大东沟全部登陆，北洋舰队开始进行常操，至10时30分结束，丁汝昌下令午饭后返航。11时许，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从西南方向驶来。丁汝昌即令各舰起锚备战。以“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排成犄角鱼贯小队阵，以每小时5海里的航速驶向敌舰，准备迎战。为了发挥各舰舰首重炮的威力，丁汝昌继下令变阵形为犄角雁行阵，即以旗舰“定远”居中，“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居右，“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居左，成人字形阵式以迎敌。日本联合舰队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为第一游击队，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率“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舰为本队，以“西京丸”、“赤城”两舰相随本队。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 300米时，北洋旗舰“定远”首先开炮，接着各舰相继发炮轰击。3分钟后，日旗舰“松岛”进至距北洋舰队3 500米时开始还击。

 

中国参战的军舰10艘，总吨位为31 366吨，总兵力2 000余人；日本参战的军舰12艘，总吨位40 849吨，总兵力3 500人。中国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5海里；日本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6．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的军舰为每小时19．4海里，最快的“吉野”竟达23海里。日本舰队拥有各种火炮268 f7，其中速射炮97门；北洋舰队各种火炮173门，却没有1门速射炮。所以，日本舰队在吨位、兵力、速度、炮火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

 

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见北洋舰队来势甚猛，尤惧“定远”、“镇远”两舰的巨炮，便突然向左大转弯，直扑北洋舰队的右翼“超勇”、“扬威”两弱舰。至下午2点23分，“超勇”中弹沉没，“扬威”受创搁浅。在此之前，旗舰“定远”桅楼突然被Et舰排炮击毁，正在督战的丁汝昌被抛堕舱面，身受重伤。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北洋各舰以舰首指向日舰本队，发动猛攻，先后击中“松岛”炮塔及炮位，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先后受创驶逃。

 

双方激战至下午3时左右，北洋舰队遭到日舰第一游击队及日舰本队的前后夹击。“定远”舰腹中炮起火，日舰第一游击队乘势向“定远”扑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立即下令开足马力，驶出“定远”之前，直向日舰“吉野”撞去，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日舰连发群炮，“致远”舷旁鱼雷发射管中一枚鱼雷中弹爆炸，右舷随即倾斜，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同时沉海。部下以救生圈付之，邓世昌拒不受；一鱼雷艇前来相救，复不应。邓所蓄爱犬凫至身旁，衔其臂及辫，不令其溺。邓世昌誓与舰共存亡，乃按犬入水，随之没入波涛之中。全舰200余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全部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面对4艘敌舰的围攻，临危不惧，指挥官兵迎战，最后被日舰击沉，林永升及全舰200余名官兵，除16人遇救外，全部殉国。“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见处境危急，先后转舵退离战场；“济远”深夜驶回旅顺，“广甲”夜半行至大连湾触礁搁浅，两天后被日舰击沉。

 

下午3时20分后，海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松岛”为首的5艘日舰缠住“定远”、“镇远”；以“吉野”为首的4艘日舰则猛攻“靖远”、“来远”，企图击沉两舰后再全力围攻“定远”、“镇远”。“靖远”、“来远”中弹累累，顽强苦战，最后冲出日舰包围，驶至大鹿岛附近修补灭火。“定远”、“镇远”在刘步蟾指挥下，仍与“松岛”为首的日舰本队激战。3时30分，“定远”一炮击中“松岛”，引爆了甲板上堆积的弹药，“松岛”遭受重创，“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4点10分，“松岛”等5艘日舰仓皇向东南逃逸，“定远”、“镇远”即从后尾追击之，至相距2—3海里，日舰本队复回头应战，双方激战至5时半，日舰本队各舰大多受伤，无力再战，向南驶逃。“定远”、“镇远”及归队的“来远”、“靖远”等舰尾追数海里后，因航速不及，始转舵驶回旅顺。历时4小时40分的中日黄海之战至此结束。这场规模巨大、惊心动魄的中日海战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也是罕见的。北洋舰队损失4艘军舰，牺牲了邓世昌、林永升两位优秀的海军将领及600多名官兵。日本舰队虽未失一舰，但也受创严重。从中日双方的作战目的来看，北洋舰队护送陆军的任务基本完成，而日本原定的“聚歼清舰于黄海”的计划则未得逞。

 

四、日军进犯辽东

 

黄海海战后，日军立即开始进攻中国本土，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指挥第1军为右翼，总兵力3万人，从朝鲜的义州渡鸭绿江入侵辽东地区；由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2军为左翼，从海路在辽东半岛登陆，攻占金州、旅顺、大连，入侵辽南地区。两军配合占领东北南部地区，然后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清军则以九连城为中心，以左右两翼沿鸭绿江布防，左翼总兵力号称80余营，实际约2万人，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外，各军统归四川提督宋庆指挥。

 

10月24日，日军第1军一部首先向清军左翼防线安平河口进攻，以迷惑清军；日军主力则作好进攻九连城及其险要虎山一带的准备。下午1时半，日军占据安平河口，攻破清军左翼防线。进攻九连城的日军主力则连夜搭建起直通虎山的浮桥。25日拂晓，日军过江直攻虎山，清军将领聂士成、马金叙率部奋力抵抗，宋庆所派援军遭日军截击。上午11时半，日军占领虎山。这次战斗中，清军战死495人，日军死34人，伤115人。虎山失守后，驻守九连城的提督刘盛休所部铭军弃城而遁，吕本元所部盛军随之逃走，宋庆感到兵力单薄，连夜撤往奉天至朝鲜的东南孔道凤凰城。26日清晨，日军不费枪弹而占领九连城，接着又攻占了安东县。清军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迅速崩溃。10月28日，宋庆又率军退出凤凰城。30日，日军占领凤凰城。同时，日军还先后于10月27日和11月5日占领大东沟和大孤山。11月18日，日军又攻占辽东交通要冲岫岩。

 

在进攻清军鸭绿江防线同一天，日军第2军先遣部队乘运兵船，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护送下，抵达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此后，第2军各部约25 000人陆续在此登陆。奉命在大连湾巡逻的北洋舰队却未予理睬，竟让日军在花园口从容登陆达半月之久。

 

11月3日，登陆日军由貔子窝出发，向辽东半岛重镇金州进犯。金州南距旅顺口约50公里，为旅顺口门户。驻守金州的清军仅有总兵徐邦道等所部3 000余人，形势十分危急。5日，日军向距金州5公里的石门子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徐邦道率部激战7小时，两次击退来犯敌人。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6日，日军攻破金州，清军败退旅顺。7日凌晨，日军兵分3路进犯大连湾。大连湾为旅顺的后路门户，此处炮台坚固、军储丰厚，但仅有赵怀业所部守军3 300余人。在李鸿章“宁失湾，断不失旅”指示下，赵怀业率部不战而退至旅顺。当天上午9时，大连湾被日军占领，120余门大小炮及大批炮弹和军用物质全部落入敌手。日军休整10天后即向旅顺发起进攻。

 

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的门户。从1886年起，清政府营建旅顺军港达7年之久，设海口及陆路炮台30座、大炮近150门。位于市区东南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配备有大小炮20余门，其中有24公分远距离新式克虏伯重炮3门，能作360度回转，可向任何方向射击。驻守旅顺的原有姜桂题、张光前、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等五统领所部清军，后又增加赵怀业、徐邦道，成为七统领，其时总兵力约14 700人，但有相当部分是未经训练和战阵的新募之兵。七统领不相系属，诸军临时推姜桂题为统帅；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总办、道员龚照玛则“隐帅”之。

 

11月18日，日军一中队的骑兵搜索至土城子，徐邦道率部从高地冲下，向日军发起反攻，击毙日军12人，击伤43人。19日晨，日军主力继续向旅顺进逼，20日到达准备发起攻击的出发地。下午2时许，徐邦道指挥清军5 000余人，分两路袭击日军。因日军占据有利地形，清军进攻受阻，被迫撤退。21日晨，日军向旅顺发起总攻，先攻占旅顺后路西炮台群的椅子山、案子山及望台北诸炮台，接着攻占松树山、二龙山及鸡冠山等处炮台。日军全部攻占旅顺后路炮台之后，转而向海岸炮台发动进攻，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弃台而走。下午5时，日军占领黄金山炮台。西岸炮台守将张光前率部坚持战斗至夜幕降临，被迫与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等部乘黑夜撤退。次日晨，日军完全占领旅顺口。旅顺一役，日军死66人，伤353人，失踪7人。清军死伤远比日军多，但无确切统计。据日方统计，清军被俘355人。

 

日本侵略军占领旅顺后，从11月21日至24日，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血腥大屠杀，中国无辜群众2万余人惨遭杀害。亲历目睹了这场惨案的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了《在龙旗下》(Under the Dragon Flag)一书，详细记载了日军的暴行。其中写道：

 

日军正在很快遍布全城，击毙他们所遇的人们。几乎在每条街上走路时都开始踩着死尸，而且遇见一群群杀人凶手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我看到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妇女，当她拼命挣扎向前的时候，一个鬼子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后，鬼子又刺了一刀，将这个约两周岁的孩子刺穿了，并把小尸体高举起来。那个妇女爬起来，拼命想夺回孩子，但她显然已精疲力竭，快要死去，又跌倒在湖水中。她的尸体，跟距离很近的每个尸体一样，被砍成几截。新的一批批受害者继续被赶入湖水中，直到湖水中很快就无法容纳更多的受害者为止……

 

一路上成堆尸体和杀戮的景象不断出现。在某个地方，我看到大约十名或十二名日军和许多被他们反缚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们。日军对他们发射一排排子弹，并按照通常的那种可怕的方式，着手肢解他们的尸体。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儿童，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这一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当时英国著名的国际公法学者胡兰德博士，原是一亲日人物，“虽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行动，但对于旅顺口事件，却感到非常痛惜”。其《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著中这样写道：

 

当时日本官兵的行为，确已越出常轨，他们这样做，虽说是因为在旅顺口炮台外，发现有先被中国兵惨杀的日本人尸体，但也不足以为日军暴行作辩护。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者和妇女幼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当时美国的报纸曾指责日军的暴行，“有的说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有的说日本现在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露出野蛮的本体”。尽管事后日本侵略者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抵赖，企图开脱罪责，但谎言终究无法掩盖血的事实。

 

自鸭绿江防线崩溃后，聂士成、依克唐阿等部清军在辽阳东路构建起一道新的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长约75公里，以扼阻日军从东路进攻辽阳的通道。日军则以凤凰城为根据地，企图突破清军防线。从11月上旬至12月初，双方在辽阳东路展开激烈争夺战。12月中旬，清军在反攻凤凰城的战斗中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伤毙敌人74人，但最后失利，清军阵亡150人。①辽阳东路争夺战前后持续两个多月，聂士成率部坚守摩天岭，阻击敌人，使日军东路进犯辽阳的计划受挫。

 

日军进攻辽阳东路受挫后，转而进攻辽南重镇海城，企图打通辽阳南路的通道。12月13日，日军攻下海城，翌年1月10日又攻占盖平，关外形势危急。清廷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急调集湘军增援，湖南巡抚吴大潋、左宗棠旧部布政使魏光焘、曾国荃旧部按察使陈浞、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道员李光久等，皆奉令率湘军北上。旨授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事务。清军集结数万兵力，从1月7日至2月21日，先后4次反攻海城，皆失利，清军共约伤亡1 240人，日军仅伤亡72人。2月24日，双方展开争夺太平山激战，宋庆、马玉昆率部与日军苦战整日，最后败退。此役清军阵亡400余人，伤loo余人，日军亦受重创，伤亡400人左右，且有2 000—3 000人冻伤。此役后，日军基本控制了从盖平至海城的通道。2月27日，清军向海城发动第五次反攻失利。次日，日军从海城出击成功，清军伤亡600—700人，日军仅伤亡95人。日军不仅解了海城之围，而且掌握了辽南战场的主动权。3月4日拂晓，日军集中兵力11 800余人向牛庄发起猛攻，魏光焘、李光久率湘军6 000余人，以弱抵强，激战至日落，率残部突围。是役湘军阵亡1 000余人，受伤700人，被俘约700人；日军死70人，伤319人。3月6日，日军开始进攻营口。清军在营口虽然建有较多炮台及防御设施，但主要兵力已调防田庄台，仅有4 000人驻守，且无战斗力，与敌一接仗，即弃城逃走。次日，日军占领营口。日军乘势发动田庄台之战。田庄台为营口至山海关的必经之路，地处平原，南临辽河，无山险可扼。清军在此处虽然集结兵力69营，2万余人，但因牛庄、营口失陷，田庄台无所依托，处于日军的夹击之下。3月9日上午，日军调动3个师团主力共2万人，集中91门大炮，从三面向清军发动猛攻，占领田庄台，并纵火焚烧。繁华市镇，顿成焦土。是役清军伤亡2 000人，多数系被烧死者，日军伤亡160人。宋庆、吴大澄分别率余部退至双台子、锦州。至此，北自鞍山站起，南达大连、旅顺，西至营口、田庄台止，辽南所有城镇要隘，皆被日军占据。

 

五、北洋海军覆灭

 

日军大举进犯辽东的同时，对北洋海军的另一基地威海卫发动了进攻。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东靠荣成县成山，西接烟台。港湾环抱大海，湾内横列刘公岛和日岛，形势十分险要。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等处，修筑有各类炮台25座，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形成火力交错的防御体系，并在威海南北两口布置了层层木栏和水雷。日军进攻之前，驻泊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等7艘战舰和“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申”、“镇边”等6艘炮舰以及“康济”、“威济”2艘练舰，此外还有3艘差船和大小鱼雷艇13艘。自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提出“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一再指示丁汝昌采取所谓“保船制敌”之策。从北洋舰队的实际情况来看，因“镇远”舰11月14日在驶进威海北口时不慎被礁石严重擦伤，经修补仍不能出海作战，可任海战的主力战舰仅有“定远”、“来远”、“靖远”、“济远”4艘，以及“平远”、“广丙”两艘辅助战舰，而“定远”失去与“镇远”的相互依持，难以独自攻战。尽管如此，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

 

威海卫防御的弱点主要在陆路。甲午战争前，驻扎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以拱卫威海后路的陆军共有24营2哨，总兵力12 200人，但因海岸线绵长，分扎各处后则兵力分散。中日宣战后，虽经山东巡抚李秉衡极力整顿，总兵力扩充至60营，共约3万人，但因威海后路长约150公里，兵力分布各处，仍显得严重不足。

 

1895年1月20日拂晓，从大连湾出发的日军第一批运兵船19艘和海军运输船6艘在日本联合舰队13艘军舰的护航下抵达荣成湾。驻守此地的清军不足两营，在日舰猛烈的炮轰下溃退，日军顺利登陆，占领成山和荣成县城。25日，日军主力3万余人全部上岸。26日，日军分兵两路进犯威海卫，右纵队进攻威海南帮炮台，左纵队则配合右纵队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准备攻下南帮炮台后，再从后路抄袭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海军则配合陆军从海港正面进攻，企图一举攻占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

 

1月30日上午，日军右纵队向南岸炮台发起总攻，驻守清军顽强抵抗，停泊港内的“定远”等舰亦开炮助战，经激烈争夺，日军先攻占制高点摩天岭，接着占领南岸所有炮台。在这场争夺战中，清军伤亡2 000余人，但日军同样付出重大代价，死伤228人，其陆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击毙。与此同时，日军左纵队向南帮炮台外围清军发起攻击，占领威海南部交通孔道虎山，然后向北推进，与右纵队会合，切断从南帮炮台撤退下来的清军退路。此时已近正午，北洋舰队10余艘舰艇突然驶近南岸杨家滩附近，发起炮击。日军仓皇退逃，死38人，伤51人。日军慑于北洋舰队炮火威力，不敢沿海岸推进，改从西路迂回进攻。2月2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城，然后分兵进攻北帮炮台。驻守北帮炮台的6营清军已经溃散，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亦愧愤自尽。丁汝昌只得下令炸毁弹药库以免资敌。当天，日军占领北帮炮台。至此，日本陆军全占领南北海岸炮台，海军严密封锁威海港口，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陆海合围。

 

2月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率全部舰艇出动，向刘公岛、日岛及港内北洋舰队发起猛攻，日本陆军则在海岸以炮火配合。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及刘公岛、日岛守军奋勇抵抗。双方炮战至日暮，日舰终未接近港口，只得退走。5日凌晨，日军鱼雷艇进港偷袭，“定远”舰中雷搁浅。日本联合舰队乘机再次发起攻击，被北洋舰队及刘公岛、日岛守军击退。次日凌晨，日军鱼雷艇再次进港偷袭，将“来远”舰及练舰“威远”、差船“宝筏”击沉。当天下午，日本舰队又一次对刘公岛发动攻击，仍被北洋舰队及岛上守军击退。7日晨，日舰队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双方激烈炮战，日舰“松岛”等数舰中弹受伤。在此关键时刻，北洋舰队的13艘鱼雷艇及2艘差船竟然在管带王平策划下擅自驶逃，结果在日本舰队的追击下，大多触礁或搁浅，被日舰击毁或俘获。“康济”舰管带萨镇冰率水手防守日岛炮台，虽击退日舰多次进攻，但炮台严重受损，火药库中炮爆炸，守军被迫于次日撤回至刘公岛。8日深夜，戴乐尔等洋员与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晒等人商议，劝丁汝昌投降，被丁严辞拒绝。9日，日本舰队再次进攻，“靖远”中炮搁浅，丁汝昌下令将“靖远”炸沉，以免落入敌手；刘步蟾派人将“定远”舰炸沉，然后饮弹自尽。11日上午，日军又从水陆两面发起攻击，北洋舰队虽拼死抵抗，但已经弹药将尽，援军无望，处境危急，士气大挫。是日夜，丁汝昌在绝望中吞下鸦片，延至12日晨7时而死。洋员浩威(Howie)以丁汝昌名义起草降书，牛昶瞩钤以北洋海军提督印，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送致日本联合舰队。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皆不愿投降而自杀。14日，牛昶晒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11款。17日上午8时，日本联合舰队驶进威海港内，北洋舰队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战舰和6艘炮舰降下中国旗，易以日本旗，被编入日本舰队。下午4时，“康济”舰载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6名将领的灵柩，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凄雨悲风中离开威海卫，向烟台港驶去。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第二节、中日议和与《马关条约》的订立

 

一、张、邵东渡媾和

 

大连、旅顺失陷后，中日双方就开始了媾和交涉。日本向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表示，日本不反对与中国媾和。清政府则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东京提出，愿以承认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两项作为媾和条件。日本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媾和条件，但表示若中国派出正式资格的全权大臣则宣布媾和条件。1894年12月20日，清政府正式通知日本政府，决定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媾和。26日，日本政府经美国驻日、中两国公使电告清政府，谈判地点定在广岛，至于停战条件则“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1895年1月26日，张荫桓、邵友濂一行从上海起程，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则以私人身份充任清方全权大臣的顾问，提前于21日到达日本。日本政府于1月27日召集御前会议，确立了以“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方案。31日，又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认为媾和时机尚不成熟，不能过早暴露日本政府的媾和条件，以免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便与陆奥宗光密议后，决定俟张荫桓一行到达日本后，“第一步先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的形式如何，如有不符国际公法一般惯例的规定，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宣布此次谈判失败。这样，就可在不暴露我国媾和条件下使谈判决裂。他日中国如果真心悔悟，重派具有位高资深的全权大臣时，再与之会商，也决不为迟。”1月31日，张、邵一行抵达广岛，次日上午11时，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会晤于广岛县厅，双方交换敕书。陆奥将事先准备好的备忘录交与中国使臣，声称日本代表有缔结和约之全权，质问中国使臣是否有缔结和约之全权。2月2日，中国使臣复函日方称：“本大臣等所奉敕书，已于会议时互易恭阅，是明授以商议条款便宜画诺之权。和议一成，即可电请大皇帝俞允，约期签字，带归敝国，恭呈御览，再相调换。”但日方成心拒绝谈判，不听中方任何解释，一口咬定中国使臣“全权不足”。伊藤当场宣读预先拟好的英文说帖，声称：“中国派贵大臣，此来商办何事，敕书内并未载明。又无定约画押之权，亦无定约后批准之语。是贵大臣仅有将所商何事报明国家之权而已，本大臣断难与议。……中国不论何事，果有诚心讲和，所派大臣确有切实全权字据，其声名位望足将所议各款决能批准，本国仍可与之商议。”

 

当中国使臣退出会场后，伊藤博文特将中方头等参赞宫伍廷芳留下，托其向李鸿章致意。次日，伍廷芳奉命前往伊藤处递交公文，伊藤明确向伍廷芳提出，媾和条件须中国“派大员果有切实全权方可说出。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奕诉或李中堂同来会议，郑重其事?”又威胁说：“现在兵攻威海卫，南边一带已得，但海面及刘公岛炮台现尚鏖战，胜负未分，大约指日可全取。军情万变，时刻不同，旱和为宜。”这充分表明，此时日本之所以拒绝谈判，就是要待日军攻占刘公岛并全歼北洋舰队后，确保其在谈判中取得强势地位，向中国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

 

二、李鸿章赴日谈判

 

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强势，但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消耗，已经难以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陆奥宗光承认：“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且从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均告疲劳缺乏。”日军向中国内地的进攻，也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日本政府意识到，其确定的“严将事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使第三国无干涉余地”的外交方针，“恐有不能长久维持之虞”。就在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政府要求清政府派出进行谈判之全权使臣，除确认朝鲜“独立”、赔偿军费之外，还需以割让土地为条件，缔结确切的条约。清政府立即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通知日本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2月22日，李鸿章奉召入京，向光绪帝奏言“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在军机处会议上又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其实，李鸿章心里明白，若不允许割地，和约定难议成，他之所以一再如此表白，显然是不愿承担割地的罪名。当时即有人指出：“现在李鸿章语及和局，辄以不愿割地之说遍告于众人。窥其用意，必欲使此议出自宸断，然后定约之后，天下士论，民心怨愤不平之气，尽归于朝廷，而于己无与。”

 

李鸿章在京还访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请求英国出面制止日本的索地要求，并提出一个由英国教士李提摩太代拟的所谓“中英同盟密约草稿”。据欧格讷对密约内容的领会，“中国政府为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若干年内将整个国家的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由英国独揽改组和控制陆海军、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而且还为英国通商增开几个新的口岸。”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李鸿章的请求。李鸿章又向俄、德公使求助，但同样没有任何结果。

 

2月25日，光绪帝召见群臣，李鸿章面奏，“略及割地”，奕诉随声附和，翁同龢不表赞同，余者皆不表态。光绪帝又谕枢臣奏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太后则称病不见。光绪帝无可奈何，只得“谕知李鸿章，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轻重，与倭磋商定议”。

 

李鸿章于3月14晨从天津乘德国商轮“公义”号起程赴日，随同前往的有其子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前美国外部律师科士达等随员及随从人员135人。19日晨抵达日本马关。3月20日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春帆楼举行首次会谈，交换敕书，中方宣读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次日下午举行第二次谈判。伊藤宣读英译之日方复文，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和山海关，接管此三处清军之一切军器、军需以及天津至山海关间铁路；停战期内日军之军需军费由中国提供。李鸿章再三恳商：“贵方所指之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实北京之咽喉，直隶之锁钥也，倘贵军占此等要地，我方反主为客，岂不令人有宛如异国领土之感?”伊藤坚不松口，并限定三日内答复。日本之所以提出如此苛刻的停战条件，意在迫使中国自动撤回停战的提议，达到其不停战而议和的目的。就在谈判的同时，日本按预定计划，于23日出动联合舰队和5000名陆军，向澎湖列岛发起进攻，次日占领澎湖列岛，企图通过占领澎湖来逼迫中国同意割让台湾；若不能达到割让的目的，则以澎湖为跳板进攻台湾。

 

日军攻占澎湖的当天下午，中日双方举行第三次谈判。李鸿章表示不能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遂搁置停战之议，要求日方出示和款。伊藤答应次日交阅，并暗示割让台湾的意图。4点15分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返回下榻的引接寺，4点40分途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将至江村杂货店时，一日本青年突然从街旁围观人群中冲至轿前，向李鸿章开枪。枪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的颊骨，血流不止。凶手小山丰太郎当场被捕，其受日本主战派“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的影响而决意行刺。李鸿章遇刺事件发生后，各国舆论哗然，日本政府一度十分恐慌，担心李鸿章以受伤为由中途返国，列强各国再乘机干涉，将出现不利于日本的局面，便决定先允诺停战以免被动。李鸿章感到能够实行停战，已属成功，立即表示愿意继续谈判。3月30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停战协议》6款。实际上停战协议仍然有利于日本，如规定奉天、直隶、山东等处停战，但将台湾、澎湖排除在外，即为日本侵占台湾预作准备；规定海上转运军队、军需，可由敌船查捕，但因北洋舰队已不复存在，则只对日本一方有利；又规定停战期限为3周，如期内和议决裂，协议即行作废，意在逼迫中国在限期内满足日本的要求。

 

4月1日，双方举行第四次谈判，商谈议定和约的程序。日本出示和约草案，故意漫天要价，提出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赔款3万万两白银，开放顺天府等7处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的各国货物减税，免除厘金，日方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日方一再进行威胁和讹诈，以迫使李鸿章就范。4月10日，举行第五次谈判，李鸿章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伊藤拿出拟定的所谓“尽头条款”，赔款改为2万万两，强硬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当晚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12日，又复函伊藤要求对割地、赔款两项酌为减轻。伊藤则以中止和谈、重新开战相威胁。李鸿章将日本扬言将派兵10万准备进攻的威胁的内容一再电告总理衙门，以说服朝廷接受日本的条款，称“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定条款定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不敢不候电复，即行定约。”15日上午，总理衙门连复内容相同的两电，谕李鸿章即可定约：“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竞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下午2时半，中日双方举行了第六次谈判，李鸿章再三恳求赔款、割地两事“总请少让，即可定议”。因日本已经掌握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来往密电，知清廷已许李鸿章以签约的权限，故决不丝毫让步。李鸿章只能在计算赔款利息、割让台湾的时间以及换约地点、期限等问题上，恳求日本稍稍宽容。他对伊藤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贪婪地回答：“尚未下咽，饥甚。”至晚7时半，历时5小时，李鸿章经艰难谈判，最后不得不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

 

三、《马关条约》的订立

 

4月17日上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春帆楼正式签订，正约共11款，主要内容有：

 

(1)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事实上，破坏朝鲜独立自主地位的正是日本政府。当日本提出单独由中国确认朝鲜独立的要求后，李鸿章在议和条款修正案中曾提出“中日两国共同认明朝鲜为自主，并共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这一合理建议被日方断然拒绝，声称关于朝鲜独立一项，不许更改原提案字句。日本强迫中国单独确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其目的是为了完全切断中朝两国悠久的历史联系，让朝鲜受日本的任意奴役。

 

(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辽东半岛是北洋的门户、京师的屏障，日本占有辽东不仅直接威胁津、沽、山海关，造成“京畿不能一日安枕”的局面，而且可以向北侵入广阔、肥沃的松辽平原，直接进逼整个东北地区。台湾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与福建省隔海相望，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日本占据台湾不仅要掠夺台湾的丰富资源，对台湾同胞实行殖民统治，而且可以利用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南部大陆以及向南洋扩张的基地。割地造成的严重局势，正如张之洞所指出：“北无旅顺，南无台湾，中华海面，全为所扼，此后虽有水师，何从施展?梗辽、沈之路，扼津、登之喉，卧榻养寇，京师岂能安枕?北洋三省，沿海水陆，永远不能撤防，国用如何能支?”这是日本继俄国侵吞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又一次对中国领土的疯狂掠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3)赔偿日本军费银2万万两，分8次在7年内交清，第1次赔款交清后，余款按年加5％的利息。这笔数目惊人的巨额赔款和赔款利息，相当于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的3倍，不仅大大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而且迫使清政府大举外债，从而遭受列强的进一步控制。这笔赔款也相当于日本4年多的全国财政收入。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得意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从此，日本利用这笔巨额赔款，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造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

 

(4)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从此，不仅为日本在华投资迅速膨胀开辟了道路，而且使外国资本的经济扩张在投资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在投资结构上发生很大变化。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虽然也在中国设立了一些工厂、航运、银行等企业，但还没有条约根据，且主要是为其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加工服务。《马关条约》订立后，列强取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投资扩大至政治经济贷款、铁路、矿山、金融等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标志着列强由对华商品输出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新阶段，也凸显了外国资本投资与争夺势力范围相联系的新特征。条约规定外国工厂所用机器的进口和工厂产品的内销，都享受与进口洋货相同的待遇，这就严重影响中国的税收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的扩张也曲折地推进了中国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在这种经济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既包括了中国人民所付出的惨痛而巨大的历史代价，也涌动着中国人民与列强进行“商战”的民族主义浪潮。

 

 (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从此，日本势力可以渗透到中国的长江流域，尤其是进入最富庶的江浙地区。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1896年7月21日，中目在北京签订《通商行船条约》29款，确认日本在华与欧美列强一样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同年10月，又订立《公立文凭》(或称《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承认日本在四个新开口岸以及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地设立租界。中国被迫正式开放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道以及长江下游沿吴淞江、运河以至苏、杭的航运。此后，外国轮船和军舰的航行领域从长江扩大至其他内河。

 

此外，签订的《另约》规定，中国对暂驻威海卫的日军每年资助军费，即“贴交”银50万两；《停战展期另款》规定，条约批准互换的最后期限为1895年5月8日夜12时。

 

四、三国干涉还辽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远东国际政治上引起强烈反应，急于扩张远东势力的俄、德，联合法国，结成三国同盟，采取了联合干涉的行动。

 

俄国在甲午战争之初表面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随着日本侵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对俄国在中国的扩张构成潜在威胁，俄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远东政策。还在2月1日，俄国政府就召开特别会议，作出三点决定：(1)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以超过日本的海军；(2)责成外交部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主要是与法国达成协议，一旦中日和约危及俄国利益，就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3)若不能与英国及其他列强达成协议，则根据形势发展再开会讨论进一步的行动方式。2月24日，俄国驻日公使主动向日本陆奥宗光表示：俄国愿以允许日本割占台湾为条件，换取日本保持朝鲜“独立”(即不占领朝鲜)和不割占中国大陆土地。日本政府向俄国明确答复确认朝鲜“独立”，却没有透露割占中国土地的具体地域。4月初，俄国得知日本所提议和条件中包括割占了辽东半岛一项，立即作出强烈反应，4月8日，俄国将反对日本割占辽东的态度通知英、德、法等国。

 

德国虽然在欧洲和远东都与俄、法国处于对立状态，但这次却对联合干涉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还在3月23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就电告德国驻俄大使代办向俄国表示：“我们相信，我们在那边的利益与俄国利益并不冲突，因此我们准备与俄国进行交换意见及最后一道交涉。”德国对联合干涉之所以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德国在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中国取得一个海港，作为殖民扩张的基地，企图通过联合对日干涉以实现自己的这一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将俄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的压力。德国积极支持的态度，坚定了俄国对日本实行干涉的决心。

 

法国在联合对日干涉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以俄国的立场为转移，但态度远不及俄德两国积极。法国一方面基于俄法同盟的关系，自然应与俄国在远东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当时正值普法战争25周年，法国又不得不顾及本国人民的仇德情绪，政府如公开和德国在远东合作，又将受到国内社会舆论的抨击。所以法国一度力图说服英国参加对日干涉，以使三国的干涉行动变成欧洲各大国的联合行动，以平息国内的社会舆论。由于英国拒绝参加联合干涉，法国只得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同俄国采取一致立场。

 

英国的远东政策是利用日本抵制俄国的南下，虽然曾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将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一度有所担忧，但当日本公布其议和条件时，英国认为根据最惠国待遇，他们可以享受条约规定的一切通商和投资的特权。4月8日，英国内阁召集会议，认为议和条件无损于英国的利益，决定不加干涉。当天的《泰晤士报》解释英国政府的决定时说：辽东半岛的割让没有损害到英国的利益，“而按照协议的其他部分，英国的利益可能有所增进”。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也通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日本的条件不能成为我们进行干涉的理由。”

 

4月11日，俄国政府再次召集特别会议，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首先报告了德国关于联合干涉的倡议，会议对俄国对此应该采取的态度进行讨论。财政大臣维特认为Et本割占辽东，将导致朝鲜归并日本，对俄国的远东领土和西伯利亚铁路将构成威胁，这样迟早会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因而坚决主张进行干涉，强迫日本放弃全部辽东半岛。维特又指出：对日干涉后，还可以向中国索取报酬。他说：“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功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的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维特的意见得到了海陆军大臣的一致支持。会议决定先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割占辽东半岛，如果日本拒绝接受劝告，“就对日本政府宣布，我们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这一决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最终确定了对日干涉的政策。

 

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俄国向德法两国政府正式提出联合干涉的建议。德国政府立即响应，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德国远东舰队联系，并派军舰2艘开赴远东。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电告法国驻日公使哥屈米德：当俄、法代表向日本提出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的要求时，“请您向日本政府作同样意义的表示”。4月19日，法国也正式通知俄国，决定参加联合干涉。三国商定于4月20日在东京实行共同行动。

 

然而，因英国将于4月23日举行内阁会议，讨论俄国的提议，俄、德、法三国政府还在最后期待英国参加干涉，因而未在20日采取行动。在英国内阁会议举行的前一天，德国驻英大使通过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的谈话，已经预感到“在明日的阁议上，他将提议拒绝俄国的提案”。果然，英国内阁会议重申了英国原定的不参加干涉的决定。

 

4月23日下午，驻日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德国公使哥屈米德、法国公使阿尔曼一同前往日本外务省，面见外务次官林董，提交了备忘录。俄国公使的备忘录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不仅将经常危及中国首都，且朝鲜之独立亦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长期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因此俄国政府“劝告日本国政府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领”。德法两国公使的备忘录也使用了内容相似的措词。德国公使哥屈米德还警告说：“必要时将使此抗议成为有效。对三国开战，归根到底对日本国是无有希望之事。因而认为，关于此事贵国并不是不能让步。”面对哥屈米德的强硬态度，林董试探性地问道：“如暂时占据半岛，至赔款交付时为止，是否也要抗议?”三国公使则“都含糊的回复”。林董又表示：他个人及他所了解的陆奥外务大臣“均视三国的建议是日本近代外交关系史上一桩最困难的事件”，“因为将要采取决定的重要性，日本政府的答复还要等几日”。

 

第二天，日本政府在广岛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策。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会上提出三种应对方案：第一，即使不幸增加新的敌国，仍断然拒绝俄、德、法的劝告；第二，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会议处理；第三，完全接受三国劝告，以恩惠的方式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与会者经反复讨论，皆认为第一方案断难执行，因当时日本的精锐全部在辽东半岛，联合舰队也都派往澎湖列岛，国内军备几成空虚，“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第三方案“虽然足以表示气度宽容，但未免过于示弱”。最后只得“决定暂从第二方案即召开国际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

 

御前会议后，伊藤于次日晨赶到播州舞子，大藏大臣松方、内务大臣野村也从京都赶来，在陆奥宗光病榻前再次会商。四人经过一番争议，认为倘若三国干涉旷日持久，中国再乘机不批准条约，将使《马关条约》成为一纸空文。最后决定“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对策，不论是否接受三国的要求，都必须迫使清政府如期批准《马关条约》和交换批准书。

 

会后，日本政府力图先设法缓和三国的干涉以争取时间。陆奥电示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向俄国政府表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不致危及俄国的利益，并保证在朝鲜独立问题上满足俄国的要求；又指示外务次官林董向德、法公使探明两国的真实态度，以便从中离间，瓦解三国联合。4月26日，西德二郎拜访俄国外交大臣进行了游说。次日，俄国外交大臣明确答复：俄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本的请求。而林董从法国公使处也得知德法两国必然坚持与俄国一道进行干涉。

 

同时，日本政府又竭力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英美等国进行反干涉。4月23日，陆奥宗光分别电令日本驻英、美、意等国公使，游说各国政府。特别向英国政府表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将在该地区对欧洲各国实行更优惠的贸易政策，以维护“欧洲商业之利益”；而且“承认英国的利害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利害之事实”，又以三国干涉将诱使中国毁弃条约而再开战端为由向美国政府请求“给予友好援助”。4月27日，日本驻英公使和驻美公使分别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和美国国务卿格菜星姆。金伯利先是表示了不参加反干涉的意向，两天后又正式答复“不能援助日本国”。格莱星姆也仅表示只能在“与美国之局外中立无抵触”的情况下才能援助日本。日本缓和三国干涉和引诱英美等国进行反干涉的活动最终都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被迫于4月30日向俄、德、法三国提出备忘录，表示除金州外，放弃辽东其他地区，但中国须付以相当款项作为报酬。

 

俄国断然拒绝了日本占领金州的要求，因为在俄国看来，辽东半岛最重要之地即旅顺，而日本一旦占领包括旅顺在内的金州，终必从海陆两方构成对俄国的直接威胁。5月3日，俄国联络德法两国，一致坚持要求日本必须放弃包括金州在内的全部辽东半岛之占领。与此同时，俄国派遣太平洋舰队在中日间海面示威，调集东西伯利亚总督统辖的5万现役和预备役兵员，宣布海参崴实行“临时战区戒严令”；德法两国也派出军舰配合俄国向日本施加军事压力。面对三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政府感到如果没有付诸武力的决心，单凭外交的折冲已经无济于事，决定执行向三国让步而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既定政策。5月5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三国，表示接受劝告，放弃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达到目的后，转而敦促清政府履行如期批准换约。7月19日，日本正式向三国提出要清政府偿付库平银5 000万两作为还辽“报酬”。俄国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装出所谓“公正”的姿态，主张减半，最后由德国提议改为3 000万两。10月19日，俄、德、法三国与日本在东京达成协议。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并议定专条，按三国与日本事先的约定，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清政府于11月16日前交给日本白银3 000万两作为“报酬”；日军在款项交清后3个月内撤出辽东半岛。

 

三国干涉还辽不过是列强各国为了维护各自在华利益进行角逐的结果，主要是俄国与日本企图侵占中国东北而进行一次较量。此后，列强纷纷以“还辽有功”或其他借口，在中国展开了进一步攫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

 

第三节、台湾人民的反割让斗争与日本侵占台湾

 

一、台湾民众的反割台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台湾民众即从台湾的洋行处获悉割台的消息。“凶耗达于台，台人骤闻之，若夜午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次日，总理衙门将割台已成定局的情况正式电告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令唐出示劝令全台绅民，“勿得逞忿一时，致罹惨害”，“免滋事端，致碍大局”。清政府漠视台湾广大民众权益，将台湾割让日本的行径，立即激起了全台绅民无比愤慨，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割台运动迅速在全台范围内兴起。这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是前工部主事丘逢甲。

 

丘逢甲(1864—1912)又名仓海，字仙根，号蛰仙。所著诗文常署“南武山人”或“海东遗民”。南宋末年丘氏先祖定居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清乾隆年间曾祖迁居台湾彰化县。丘逢甲出生于台湾苗栗县。1889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因无心仕途，告假省亲，回台湾主讲台中、台南各书院。中日战争爆发后，丘逢甲对日本侵占台湾的野心十分警惕，首倡组织义军，防范日军进犯。1895年3月，丘逢甲正式组成义军10营，奉命防守台北后路。

 

割台消息传至台湾的第二天，丘逢甲立即请唐景崧代奏，质问朝廷：“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以养人心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

 

4月19日，唐景崧接到总理衙门复电，大致谓：“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又言：“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此电传出后，台北绅民罢市抗议，拥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唐景崧鉴于台湾绅民强烈反对割台，接连电奏吁恳，两月之内达20次之多。甚谓：“祖宗缔造之艰，史册具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帝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地，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割台之诏。”又质问道：“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将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清廷仍以和议已有成说，悉置不答。

 

丘逢甲等绅士连日会商固守之计。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干余里，自立有余。”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提出“民政自主，遥奉正朔，拒敌人”之策。这一主张得到丘逢甲赞同。5月15日，丘逢甲等以全台绅民的名义电告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表示了“自主保台”的决心。电文说：

 

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台仍理台事；并请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

 

清廷竟然不顾台湾绅台的吁请，于5月18日令李经方前往台湾，与日本使臣商办交割台湾事宜，表示“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20日又下诏“将唐景崧开缺，令其来京陛见，并令文武各员陆续内渡”。至此，台湾绅民终于完全绝望。

 

5月21日，丘逢甲等台湾绅士集议于台北筹防局，确定了自立民主之策。遂铸金印一颗，文日：“民主国之宝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面向大陆，臣服中朝。共议推唐景崧为总统。25日，丘逢甲率绅士齐聚巡抚衙门，向唐景崧献国旗及总统印。唐景崧身着朝服，北面受任。“台湾民主国”正式宣告成立，改年号为“永清”，寓永远隶属清朝之意。当天，唐景崧致电总理衙门：“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同时发布文告，晓谕全台：“当此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台民亦张贴布告称：“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表示誓死保卫台湾：“惟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唐景崧对外称“台湾民主国总统”，对内则仍称“抚台”。总统之下设立内务、外务和军务三个衙门，任命俞明震为内务大臣、陈季同为外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诸大臣对内则称“督办”。其余地方民事，仍由府、厅、县照旧办理。此外，还设立了议院，推举台湾首富大仆寺卿林维源为议长。但林维源辞不就任，仅推举了数名议员。众人又推举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台湾义军统领。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完全是台湾广大绅民在清政府弃台不顾的情况下，为了保卫台湾不被日本侵占而采取的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一种特殊的民间抗日举措，是为保台而建立的抗日救亡政权，并非是要脱离中国而“独立”。

 

清政府割台时，台湾的守军有100余营，4万余人，团练义军共3万余人。饷银器械方面，除藩库存银40万两外，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拨100万两，士绅林维源捐助100万两，向民间借了20万两，其他富商巨室也捐助了一部分。库存炮药土药有4万多磅，各炮台储有一定火药。毛瑟枪弹有280多万发。但在台湾的防务上仍呈现出不利形势。唐景崧出于个人猜忌以及守军内部不和，将刘永福所率黑旗军调往台南，道员林朝栋所部10营调往台中，而以临时招募的广勇驻守台北，削弱了台北的防务。清廷更是谕令在台官员限期内渡，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先后率部退回大陆，致使清军营数大为减少。

 

当台湾官绅自主保台之际，日本也做侵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率军占领台湾。6月1日，李经方乘德国商轮“公义”号抵达台湾海面，次日，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与李经方商定台湾交割文据，并由桦山资纪署名盖章。在此之前的5月29日，日军已经发动了对台湾的进攻。

 

攻占台湾的日本陆军有两支：一支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亲自指挥的总督府直属部队，共6 700余人；另一支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的近卫师团，共14 500余人。5月27日，两支日军搭乘运兵船在军舰护航下在琉球中城湾会合，桦山即命令近卫师团进攻台湾，选定在三貂角附近海湾登陆。29日下午，日军近卫师团开始在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陆，驻守此地的清军仅有总兵曾照喜新募的两营，在日军进攻下很快溃退。30日，日军占领通往基隆的险要之地三貂岭。奉命前来防守的弁目吴国华率粤勇400余人与日军探骑相遇交火，击退敌人。6月2日，日军一部向瑞芳镇进犯。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记名提督张兆连和陈得胜、广东守备刘燕等率所部守军顽强抵抗。双方发生激战，陈得胜战死，俞明震、张兆连负伤，清军战死30余人，被俘30余人，日军死伤19人。瑞芳镇失陷。3日，日军主力分三路向基隆发起进攻，因力量悬殊，守军且战且退，至下午5时，日军攻占基隆港，同时又进攻扼基隆至台北的通道狮球岭。知县胡友胜率粤勇4营孤军苦战，至下午6时，狮球岭失守。

 

外围险要尽失，台北危在旦夕。在此危急关头，清廷于6月2日竟以“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谕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对向台湾运送兵勇军械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这给台湾官绅的保台活动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驻守台北后路的总兵余清胜即以不敢违背清廷旨意为由率所部5营投敌。

 

6月4日，基隆、狮球岭失守后的溃兵涌入台北城，官民乱作一团。俞明震力劝唐景崧退守新竹，与林朝栋、刘永福两军会合，以图再举，唐未采纳。缉捕营官李文奎冲进抚署，要求唐景崧亲往八堵督战。唐见大势已去，急忙从抚署后门脱身，微服潜入沪尾德国洋行，两天后乘德国轮船内渡厦门。唐景崧逃走后，台北人心惶惶，溃兵抢掠藩库存银，城内火光四起，秩序大乱。丘逢甲闻唐景崧内渡，痛哭怒言：“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他派出义军指望阻止溃兵的抢掠以维持局面，但终因力单不支而无力挽救，只得率义军撤退至台中，在新竹一带继续抗击南侵的日军。后日军以丘逢甲首倡台湾自主，“嫉之甚，严索之”。丘逢甲不得不辗转离台内渡，临行前写下了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其中两首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表明他仍然对台湾回归祖国寄予无限期望。

 

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9日，日军占领沪尾。11日，北白川能久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15日，桦山资纪从淡水乘火车抵达台北。17日，设台湾总督府于台北，并举行所谓“始政典礼”。后来，日本政府便视此日为其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定为所谓的“始政纪念日”。

 

二、台湾军民浴血抗日

 

台湾民主国失败和官绅纷纷内渡之后，吴汤兴、姜绍祖和徐骧领导的三支义军以及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成为抗击日军、保卫台湾的中坚力量。

 

占领台北的日军决定向位于台北南面的新竹发起进攻，企图打通南侵的道路。新竹原无防营驻守，台北失陷之前，防军傅德升、谢天德部北上驰援，抵达新竹。义军吴汤兴、徐骧、邱国霖、吴镇洗等部以及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1个营、提督首茂林和傅宏禧各2个营，亦会集于新竹，共1万余人。众推吴汤兴为抗日义军首领。6月11日，吴汤兴集众列营，祭旗誓师。次日又发布告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然后率义军由新竹沿铁路北上，以迎击南侵之日军。因吴汤兴义军皆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有“新苗军”之称。

 

日军近卫步兵第2联队第4中队沿铁路南下，沿途强征台民为夫役，运送辎重。6月14日日军占头亭溪，所征夫役全部逃走。日军一面派兵进驻中坜以为据点，一面南下至大湖口火车站前扎营。此时，义军已经切断了日军后路。吴汤兴、徐骧率义军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曰军仓促应战。“日军恃众，惟发排枪，弹如雨下，鲜命中。吴军多山民，善狙击，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续。”至16日凌晨，日军始突围退回中坜。21日，日军后续主力凭借优势炮火反扑至大湖口车站，遭到义军顽强抵抗，未能得手。22日，日军径攻新竹。义军在饷械不济的情况下奋力苦战，牺牲50余人，击毙日军14人；为避免更大伤亡，暂时撤出城外。在此之前，新竹县知县王国瑞及提督首茂林第2营已经弃城内渡。新竹失陷。

 

占据新竹的日军很快陷入城外义军的包围，不断遭到义军的伏击。6月23日，义军300多人三面围袭日军的中坜兵站，激战5小时。25日，50余名义军在头亭溪竹林中伏击护送粮食的日军骑兵小队和步兵中队，打死打伤日军10人。同时，义军五六百人向新竹发起反攻，战斗持续5小时多。义军的袭击使日军南下进程受阻，迫使桦山资纪改变既定的“南征”计划，企图先行扫荡这一带的抗日义军，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并发布《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规定凡抗拒日军、破坏交通等一律“罪当死刑”。

 

在此期间，还有三支抗日义军活跃于台北、新竹之间。第一支以胡嘉猷为首，他们于6月28日、7月1日两次在安平镇抗击日军进攻，打死打伤日军40余人。第二支以苏力为首，他们于7月13日在三角涌附近伏击并全歼日军一支35人的护粮队；两天后，再次伏击日军骑兵队，打死敌人19人。第三支以江国辉为首，他们于7月13日在福德坑、大科嵌一带围袭南侵日军，造成Et军粮食断绝。7月16 Et，南侵日军集中大部兵力实施报复，纵火焚烧大瓣嵌市街。因敌我力量悬殊，义军最后失利。苏力突围后内渡。江国辉被俘后英勇就义。同时被俘的150余名义民也全部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台湾民主国任命的台湾府知府黎景崧受抗日义军的影响，也召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组织“新楚军”4营，以副将杨载云为统领。吴汤兴所统率的新苗军则已发展为6营。两军配合作战，共同打击敌人。7月10日，抗日联军集中兵力对新竹发动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反攻。新楚军将领傅德升、陈澄波分别率队攻东门和西门，吴汤兴率义军攻南门，杨载云随后策应，徐骧、姜绍祖则分别从北路、东路攻城。从上午8时起，各路义军先后发起进攻，反复争夺，战斗激烈。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义军既无大炮又乏枪弹，只得陆续撤退。姜绍祖率队刚至城下，即遭到日军三面合围。姜绍祖率余部退入一宅院继续抵抗。日军以大炮轰击，又纵火烧房。义军50余人被烧死及枪杀，姜绍祖等119人被俘，囚于新竹县监狱。次日，姜绍祖与7名义军战士成功越狱。不久，姜绍祖在一次抗日战斗中壮烈牺牲。7月25日，吴汤兴、杨载云率军对新竹发动第三次反攻。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固守，义军伤亡惨重，仅牺牲者即达130余人，最后被迫南撤。

 

义军的失利除了兵力分散、武器落后以及缺乏统一指挥之外，内部矛盾重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台湾府知府黎景崧自攻新竹之后，出于拥兵自雄的私心，不愿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北上增援，坐失良机。苗栗县知县李炝因筹饷事与吴汤兴发生不和，双方俱禀刘永福以求公断。刘永福遂派部属吴彭年前来台中协调。7月19日，吴彭年率黑旗军700人抵达彰化。黎景崧又拉拢随吴彭年前来的副将李维义担任新楚军的统领，李维义遂分带黑旗军300人而去。这不仅排斥了吴彭年的领导作用，也使李烩与吴汤兴的矛盾未得及时化解，而多谋善战的新楚军统领杨载云则无端被撤职，这一切给继续抗日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8月8日，伏见贞爱亲王率领日军第2师团混成第4旅团从基隆登陆后进入台北城，侵台日军的军力大大增强，使集结于新竹的近卫师团可以全力进攻抗日联军。当天，在军舰的配合下，日军近卫军团分三路倾巢出动，向抗日联军的前沿驻地尖笔山发起进攻。当时，新楚军和新苗军仅有兵力约5 000人，仅为日军兵力的1／3。在日军猛烈进攻下，抗日联军被迫后撤。10日，日军又向新楚军大营所在地头份街发起猛攻。大营很快被日军攻破，李维义急忙逃脱。杨载云拼死力战，中弹殉国。13日，日军前卫部队向集中于苗栗东畔山上的抗日军发起猛攻。吴彭年率部力战，击退敌人多次冲锋。黑旗军亲兵营管带袁锡清、帮带林鸿贵奋勇抵抗，双双阵亡。战至下午4时，吴彭年见伤亡过重，便下令南撤至大甲。苗栗知县李烩则事先奔逃，后内渡福州。14日上午，日军占领苗栗。

 

日军占领苗栗后，即开始进攻台中北面的大甲。吴彭年和徐骧率部预先在大甲溪一带设伏。8月22日，日军涉水渡河，刚一上岸，即遭到吴彭年所率伏兵的突袭，仓皇败退，回渡及半，徐骧率伏兵又从对岸树林中杀出。日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伤亡惨重。这一仗，抗日联军击毙日军50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吴彭年收兵途经海口，又夺取了停泊港内的数艘敌军粮船。大甲溪阻击战是黑旗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成功范例，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军民的抗日斗志。日军不甘心失败，于23日再次猛攻大甲。黑旗军与义军正与敌鏖战之际，驻守后路大营的李维义竟然弃营而逃。吴彭年、徐骧因后路为敌所断，被迫率部退守彰化，大甲溪遂被日军占领。

 

退守彰化的吴彭年率有黑旗军1个营及新楚军4个营，吴汤兴、徐骧各率有新苗军1个营。吴彭年见兵力不足，电请刘永福派兵增援。刘永福所派黑旗军4个营及旱雷营1个营从台南抵达彰化，守军兵力有所增强，总共有3 000余人。吴汤兴以彰化城东险要八卦山为布防重点，依靠此天然屏障进行阻击。

 

8月27日夜，日军近卫师团主力从距黑旗军驻营仅1．5公里的大肚溪上游偷渡成功，直扑八卦山东侧。次日晨5时半，日军开始向黑旗军正面防线炮击，掩护6个中队的步兵分3路向八卦山炮台发起攻击。东路战斗十分惨烈，吴汤兴、徐骧身先士卒，麾军力战。吴汤兴不幸中弹牺牲，守军伤亡殆尽。徐骧率余部20余人从后山突围。7点10分，八卦山落入敌手。正在西路督战的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立即亲率黑旗军300人夺山。日军居高临下，猛放排炮密弹。黑旗军伤亡惨重，吴彭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黑旗军守备王德标坚持抵抗，直至闻彰化失守，方才突围撤退。在此之前，彰化知县罗树勋及其子云林知县罗汝泽出城逃匿，后内渡福建。知府黎景崧偕李维义循海至台南，后又逃往厦门。

 

日军占领彰化后，分兵三路继续南侵。台中诸城皆失，台南形势危急。刘永福所部能战之兵不足10营，且粮饷匮乏。为了抗击来犯之敌，刘永福重新部署兵力，派王德标率亲兵营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节制诸军，北上御敌；同时招抚各地义军首领，号召各地乡民“联庄”抗日自卫。于是，台南各地义军首领纷纷应招。刘永福檄大莆林义军首领简成功总统义军11营，与义军林义成部合为一军，联合抗敌。

 

9月初，杨泗洪率黑旗军与义军北上反攻，将驻守大莆林的日军骑兵大队及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包围，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使日军无法突围。9月6日，黑旗军和义军对大莆林发起攻击，日军拼死突围，杨泗洪率军截击，重创敌人。激战中，杨泗洪不幸中弹牺牲。日军北撤，退至彰化县境的北斗镇，抗日联军乘胜收复台中之云林县。

 

三、台南保卫战

 

抗日联军收复云林后，继续与日军在浊水溪对峙近一月，困守北斗的日军陷入抗日联军的包围袭击之中。进驻彰化的日军伤亡及患病者甚众，据9月份统计，仅患霍乱、痢疾、脚气等病的官兵即达4 274人，占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编制14 569名的近1／3。日军难以继续南侵。对抗日联军来说，战局有望出现转机。然而由于长期的激烈战斗，黑旗军和义军损失过大，粮饷不济，兵力不足，也无力组织有力的反攻。相反，日本政府为了尽快占领全台湾，从辽东半岛抽调第2师团共3．4万多人，增援近卫师团，使侵台日军总兵力达到约4．5万人。同时组成“南进军司令部”，任命台湾副总督高岛辆之助中将为司令官，重新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以近卫师团全部出彰化，经嘉义，正面进攻台南；第2师团主力分别从基隆、大连湾乘船，在澎湖岛集结，然后从台南的前侧面和后背面登陆发动攻击。

 

10月3日，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出彰化南下，一路遭到抗日联军的阻击。北白川能久严令各部队限期到达嘉义。8日，日军三面包围嘉义，次日发动总攻，以炮火轰毁东、西城门，突入城内。黑旗军和防军顽强抵抗，因力量悬殊而不敌，王德标率余部撤退至曾文溪，嘉义知县孙育万奔回台南。日军攻陷嘉义。

 

日军第2师团则于10月10日分两路自澎湖岛出发。伏见贞爱亲王率混成第4旅团乘19艘运输船，由“浪速”等3舰护卫，从台南前侧面的布袋嘴港登陆；陆军中将乃木希典率第2师团大部乘30艘运输船，由“吉野”等5舰护卫，于10月11日从台南后背面的枋寮港、蕃仔仑间登陆。“吉野”等6艘军舰则进攻台南重要海口打狗港，从三面形成对台南的合围。

 

嘉义失陷，台南成为孤城。刘永福曾一再派人渡海向两江、闽浙、两广总督告援，清廷却严令禁止运粮械济台，使之陷入外援既断、粮饷告罄的困境。刘永福不禁仰天悲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正在无计可施之际，代表洋商利益的英国驻台南领事胡力穑向刘永福提出议和之策。刘永福无奈之下，通过胡力穑于10月10日转交致日舰队司令官有地品之允中将函，表示愿意停止抵抗，但须与日军先立条约，要求日军不得加罪残害台湾民众，不可侮辱所部兵勇、随员，并照会闽浙总督派船运返内地。次日又致函桦山，再次提出“戢兵息火，伸修和议”。高岛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议和之请，要求刘永福“唯有自缚前来求哀于军门之一途”。10月13日，刘永福致书高岛说：“如不愿进行和议，本帮办自不必安抚各民，各民既不服，自必相率诉以决战。不得民心，空取其土地，竟有何用?且双方一旦攻战，胜败之数，岂能预期?唯有残害生灵耳。本帮办系本爱恤人民之意，始出于此和议。即使本帮办无以取胜于此战，亦可率旧部退入内山(番地)，或尚可支持数年，且不时出战，此地岂能安居乎?”表示若不允和议，即将率部继续抵抗。

 

侵台日军登陆后，立即遭到台南军民的抵抗而推进迟缓。10月11日，从布袋嘴港登陆的日军在南进途中遭到当地乡绅林碧玉率领的义军的顽强抵抗，林与其长子皆英勇战死。日军伤亡亦不少。10月13日，日军1中队行至东石村时又被义军七八百人包围，激战7小时，日军死伤19人。

 

从枋寮港、蕃仔仑间登陆的日军当天上午首先进攻东港、枋寮间的加冬脚，第4联队第3中队行进至加冬脚村头，立即遭到黑旗军的猛烈狙击而陷入困境，伤亡52人。最后增援的日军赶来并纵火烧村，才迫使黑旗军撤退。10月14日，日本1大队和1中队进至东港附近的桥沟溪一带，遭到清军的伏击，伤亡94人。19日上午，日军第2师团的1个大队北进至二层行溪南，风山义军首领郑清率部潜伏于甘蔗地里狙击日军。日军以大炮猛轰，激战3小时，义军40余人英勇战死，郑清始率余部退入山中。

 

日军凭借兵力和武器上的优势，从海陆两面发动猛烈进攻。10月14日上午6时40分，日本舰队司令有地率“吉野”等6艘军舰向打狗炮台发动攻击，掩护陆战队乘20余只汽艇强行登陆。刘永福之三子刘成良指挥守军还击，因不敌日舰的猛烈炮击，被迫率部撤回台南。下午4时18分，日军完全占领打狗炮台。

 

日本混成第4旅团从北路向台南急速推进，于10月18日上午向王爷头发起进攻。王爷头为海岸道路之要冲，前面有急水溪及广漠的平野战地，又有为防潮水或划盐区而设的高2—3米的堤坝，为阻击敌人的有利地形。李翊安奉刘永福之命率翊字军2营在此防守，与4营义军配合，出没于布袋嘴附近，威胁日军的粮道，袭击日军守备队，使日军南进严重受阻。日军从上午6时开始进攻，遭到翊字军及义军的顽强抵抗，至下午5时，日军始攻占王爷头。这一仗日军死伤22人，其中大尉以下军官6人。翊字军及义军则阵亡300多人。

 

日军逼近台南府城北路的最后一道防线曾文溪，此地距台南仅17公里。刘永福急令总兵柏正材统军并兼领王德标七星队及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以及徐骧所率先锋营700人赶至曾文溪严密布防，总兵力共4 000多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

 

10月19日凌晨，日军混成第4旅团以两个中队佯攻黑旗军正面阵地，伏见贞爱亲率7个中队从曾文溪上渡涉渡，于晨5时逼近黑旗军右翼，发起猛攻。守军急起应战，拼死抵御。徐骧率部与敌激战，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不幸中炮牺牲。总兵柏正材随之阵亡，王德标下落不明，林义成、简精华突围而出，守军战死200余人，伤者更众。

 

与此同时，从南部登陆的日军第2师团所属第3旅团直逼台南后路，台南完全陷入日军南北夹击、三面包围之中，危在旦夕。10月18日，刘永福召集部将会议，决议“退守关帝庙庄，据山以守”。次日，曾文溪失守消息传来，刘永福到白莲庵求神问签，“见签语不佳，郁郁不乐，仍无决断主裁，且粮饷已罄，人心已变，将有哗溃之虞”。适两广总督谭钟麟派人带信来，促刘永福内渡。刘永福“睹此情形，无论如何，拼死亦要内渡回也”。当夜，刘永福率其子刘成良及部属10余人乘英国商船的“爹利士”号内渡厦门。日舰“八重山”闻讯追赶，在厦门口外约20公里处赶上。因刘永福藏于船长舱内，躲过搜索。10月22日，刘永福在厦门上岸，后赴广东。

 

10月20日，“吉野”等4艘军舰驶进安平港内。次日黎明，日军第2师团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率部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

 

在这次侵台战争中，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侵台日军近4．9万人，随军夫役2．6万多人，战死者4 600余人，负伤者约2．7万人。日军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及第2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也在侵台战争中患重病而死。侵台日军死伤的人数比甲午中日战争中死伤的人数多了近一倍。

 

日军占领了台南后，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并未停止，继续坚持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抗日游击活动，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抗日志士，特别是北部的简大狮、中部的柯铁虎、南部的林少猫，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中的“三猛”。直到1902年，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台湾民众自发的抗日斗争才转入低潮。

 

四、日本殖民统治的建立

 

日本侵占台湾后，一面残酷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斗争，一面建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机构。日本内阁设台湾事务局，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分任正、副总裁。1896年3月，台湾划归拓殖省管辖。日本在台湾实行总督制，总督府设台北。日本政府在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的同时，颁布了《关于赴任之际的政治大纲的训令》。1896年3月又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规定台湾总督为管理台湾的最高军政首脑，授予独裁统治的特权。总督府初设民政、陆军、海军三局，并设参谋部，以参谋长辅佐总督，并监督各局之业务。全岛行政设三县(台北、台中和台南)一厅(澎湖)，县下设支厅。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统治时，总督府内改置警察本署及总务、财务、通讯、殖产、土木五局，行政则改为府、厅两级制，全岛及澎湖共设20个厅。

 

1896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统治台湾的基本法《关于在台湾实施法令之法》(即是年的《第六十三号法律》，简称《六三法》)，明确授予台湾总督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即律令的权力，使台湾总督成为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为一体的独裁者。在日本统治台湾初期的10余年间，台湾历任总督依据《六三法》颁布的律令达174件，以血腥的暴力手段强化了日本当局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如1898年11月颁布的第24号律令，即《匪徒刑罚令》，规定对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轻则施以徒刑，重则处以死刑。根据这一血腥法令，仅1898--1902年短短几年间，惨遭屠戮的台湾同胞就多达11 900余人。1911年梁启超应台湾士绅林献堂之邀赴台考察，目睹台湾总督的独裁统治，曾深有感触地说：

 

“此闾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

 

为了强化对台湾民众的统治，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1895年9月28日和10月7日，日本警察759名分两批抵达台湾，开始建立各级警察机构。总督府内的内务局升格为内务部，成为专管警务的机构；又分别在台北县、台中县和台南县设立警察部，在澎湖设置警察课，在其他重要枢纽地区的基层行政机构内设置警察署。至1896年7月，各级警察机构共配置警力230名、巡查1 387名，共计1 617名。1897年6月，日本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颁布《三段警备法》，将台湾山地划分三种地带，即山泽、村落以及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分别由军队、警察以及宪兵与警察负责警备。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宣布废除《三段警备法》，将维持和治理台湾社会治安权力全部移交警察机关，进一步扩大了警察的权力。1901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地区设置的各级警察机构已达1 043所，警察人数为10 043名。警察以日本人为主体，虽然从1901年起也录用台湾人，但数量很少。警察除执行一般的警务外，还担负保甲、行政、户口、刑决、收容、取缔、卫生、税捐、征役以及外事等种类繁多的特别事务。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对台湾民众的思想和行动实行无孔不入的全面钳制。所以，台湾的行政系统，“虽是总督府——各厅各课——人民，而事实上，总督透过警察与人民相接，以巡查充任税务、卫生、农政等诸般政事，人民耳目所见之官吏，唯有警察而已”。

 

1898年8月31日，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发布第21号律令，制定《保甲条例》，实行“以台治台”政策，继承和强化了台湾旧有的保甲制度，其组织为10户1甲，10甲1保，各置甲长和保正1人，协助警察维持治安，整理户籍，改良风俗，缉捕罪犯，并规定保甲内所有居民订立约规，负有连坐责任，强迫居民互相监视，互相告发，以加强日本的殖民统治。

 

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同时，开始推行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控制和整顿的政策。总督府下设财务局，管理台湾经济。占领台湾初期，因殖民当局军费浩繁，日本政府对台湾财政实行补助。儿玉源太郎任总督时提出“殖产兴业”为中心的20年财政计划，通过发行公债，筹集资金，兴办铁路、邮电、港口等官营企业以及其他民间企业来谋求台湾的财政独立。为实现以上目标，事先开展了土地和林野调查、币制改革以及建立金融体制和交通体系等“基础工程”，以奠定殖民地经济的基础。

 

1898年，总督府在台湾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公布《台湾地籍令》和《土地调查规划》，对台湾的土地资源及其所有权进行了历时6年的普查。1904年宣布取消一切大租权，由官方对大租权人发给补偿金。1905年又公布《土地登记规则》，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所有权申报，凡不能证明所有权的土地概归官有。土地调查的结果，田园面积从调查前的366987甲增至633065甲，赋课收入由86万余元增至298万余元，确立了一地一主的近代土地制度，为总督府的财政提供了重要的财源。1895年曰本殖民当局颁布《林野取缔规则》，规定“凡无地契及其他可资证明其所有权的山林原野，悉为官有”。据此，除土著居民居住的“番界”以外，大批林野被殖民当局所霸占。

 

殖民当局通过设立银行和改革币制，将台湾金融体制也纳入了日本的体系。1899年经殖民当局特许设立的台湾银行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最高金融机构，取得了代理金库和发行纸币的特权，并在台湾各地遍设分支机构，开展存放款、贴现和汇兑等金融业务。台湾银行创立之初的大部分资金用于认购公债和向当局贷款。1900年发行的2 210万元公债，全部由台湾银行认购。其后共再发行15次，由日本国库和台湾银行共同认购。1905年以后，产业和贸易金融业务才逐渐开展。1904年6月，台湾银行发行金币兑换券，后来取消了银币的流通，将台湾的币制完全纳入日本的体制。

 

殖民当局还通过对台湾外贸关税政策的调整，企图截断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1899年，废除清政府制订的《协定关税率》，另行颁布《改定关税定率法》，提高15％税率，以阻止与大陆的贸易往来。迫使台湾对外贸易由传统的对大陆输出为主，转向对日本输出为主，台湾遂成为日本专用资源的供应基地。

 

为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总督府拟发行6 000万元公债，1899年经日本帝国议会修正，削减为3 500万元。1899年开始投资建设基隆、高雄的港口，1908年完成南北铁路405公里。在发展官营事业的同时，又吸引日本财团投资台湾制糖业。1900年12月，在当局提供6％年息的保证下，三井会社出资100万元成立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并于次年在台南桥仔头建立台湾第一家现代化制糖厂。同时也一度鼓励本地人设立小型糖厂和改良糖廊，但随后即支持日资糖厂对小型糖厂和改良糖廊实行收购和兼并，使台湾糖业成为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总的说来，“殖产兴业”政策主要有利于殖民当局的官营事业和日本财团的民营企业。

 

为掠夺台湾的资源，殖民当局在台湾普遍实行商品专卖制度。1896年3月设立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1899年5月和8月，设立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1901年6月正式在总督府内设立专卖局，下设8个专卖分局、11个办事处，并附设有6个专卖品制造工厂、3个实验工厂和1处度量衡所，共有员工2．7万余人。殖民当局通过对鸦片、樟脑、食盐、酒类和烟草等商品实行专卖，低价购进，高价售出，攫取厚利。专卖收入始终成为总督府财政岁入首位，从1897年的14．5％增加到1905年41％。

 

鸦片的专卖政策尤其反映了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的掠夺和残害。鸦片在日本国内是禁食的毒品，亦严禁在台湾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居民吸食，殖民当局规定凡提供鸦片及吸食器具给日本军人和居民者均处以死刑，但却允许甚至鼓励台湾人吸食，规定凡经过台湾总督府指定的医院医生鉴定，而获准领取鸦片吸食许可证的台湾人便可到台湾专卖局特设的专卖商店购买、吸食。专卖政策使台湾吸食鸦片的人数从1897年的5万多人迅速增加到1901年的17万人。总督府通过垄断鸦片的制造，然后以比成本高3倍的价格销售，攫取了高额利润。1897年鸦片专卖收入153．98万元，1902年增至300．84万元，1906年又增至439．55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外，日本殖民当局还推行、普及“国语”(日语)的同化政策，压制中华民族文化在岛内的传播。1896年在台湾设立14处“国语”传习所和“国语”学校，开始推行以日语为中心的“同化教育”。据1919年的调查，与普及日语相关的社会教育团体有887个，会员有44 302人。

 

学校教育方面则实行民族差别教育。将小学教育分为小学校、公学校和教育所三种，小学校师资、设备最好，专收日本学童；公学校师资、设备较差，专收台湾儿童；教育所由警察担任教学，专收“番族”儿童。1902年，台湾总督府的教育支出中，小学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67元，而公学校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仅36元。小学校按日本国内的统一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公学校则以普及日语为其主要教学内容，汉语课每周仅开2课时。中等教育最初完全为适应在台日人升学需求，开设有台北中学和台南中学。在台湾士绅的一再要求下，直至1915年才允准台湾人出资设立台中中学，收台湾人子弟入学。学校采行日本式管理，教学内容侧重于台湾地方需要的实用性科目，以满足殖民地建设对中、低级人力资源的需求。师范教育早期是国语学校附属的师范部，分专收日本学生的甲科和专收台湾学生的乙科。1899年始设立独立的师范学校，只限于培养初等教育的师资，中等以上学技师资均来自日本国内，或是日本国内大学毕业的台湾人方可担任。对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的教育，日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说：“大体上，即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

 

日本虽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高压政策，在台湾建立起殖民统治，但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从民众自发的武装起义到地方绅士领导的议会请愿运动，从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到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用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充分表现了台湾人民时刻都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渴望回归祖国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