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最终以清军失败而告终。清军失败原因，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时期，清军武器装备如何对于战争结局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甲午战争时期清军装备又是怎样的呢?回答是肯定的，与日军相比，清军装备在许多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

众所周知，清军装备近代化是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初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特别是在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清政府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为了强化自己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决心用洋枪洋炮来装备清军。为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洋务派即在清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军工企业的建设与生产，并开始用洋枪洋炮来武装清军了。这一过程虽然开始的比较早，但一由于清政府财政的拮据，另外也由于清满族贵族愚昧无知、得过且过，政治上缺乏远见，故这一过程进行的相当缓慢。等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这一过程远没有完成。据估计，甲午战前，清军新式武器更换率只能达到或不足钧％左右，调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队的更换率只有60％—70％(如聂士成在成欢作战清军更换率只有70％，平壤清军更换率只有60％多一点)，东北练军的更换率只有40％。(如吉林将军长顺所辖17营3哨，“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山东“旧存军械本属无多，(战争爆发后)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枪炮，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湖南并无后膛枪，湖北亦甚少，仅有林明敦数百枝，弹太少。”甲午战争爆发后，吴大激受命帮办军务，所辖23营3哨(应为1 1700余人，实际达不到)，仅有各种枪枝4600枝。北京保护外国使馆的中国士兵拿的是“大刀长矛”。中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士兵们手中”“根本没有枪炮和军火储存”，即使有武器，也都是生了锈的或没有弹药的。而在甲午战争后期，辽宁凤城、辽阳等地清军在很大程度上则以抬枪为主了(因武器在战场被日军缴获或遗弃严重)。

事实上，即使配备了新式武器的清军其装备与日军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在武器型号方面，清军使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常常同一连队用的武器样式就不一样”。与此同时“武器与弹药也完全不一致”。而在日本方面，武器配备比较统一，整个日军除近卫师团(1895年曾入侵金州，准备入侵山海关，后因和议已成，5月入侵台湾)、第四师团(甲午战争期间未曾参加侵华战争)配备了村田连发枪，后备步兵(未曾参加侵华战争)配备斯内塔尔枪、后备骑兵队(未曾参加侵华战争)配备斯宾塞枪外，其余的均配备了村田经芳式步枪(单发枪)。村田经芳式步枪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其单发枪最大射程为2400米，连发枪为3112米。而清军最好的武器毛瑟枪标尺射程为2000米(因火药质量较差，实际达不到)，单发哈乞开斯为2000码(1880米)，黎意五子连发枪为2500码(合2286米，实际达不到)，十三发云者士得为1200码(合1097米)。

大炮配置方面(这里专指行营炮)，清军也要逊色。日军配备大炮一般以山炮、臼炮、加农炮为主，虽多为青铜炮，但由于火药质量较高，其射程一般都较远。例如15厘米臼炮和12厘米加农炮达7000米，9厘米臼炮和加农炮为1000米。清军虽也配备了山炮、臼炮、加农炮，并都是钢炮，但由于有一部分是已被淘汰或即将淘汰的前装旧炮，火药、炮弹质量不如日军，故火炮威力不如日军。

至于海军，更是远逊于日本。从军舰总数及总吨位来说中国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军舰总数方面，中国为78艘(不包括其他武装运输船)、鱼雷艇24艘；日本为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数方面，，中国为8万余吨，日本为5．9万余吨。虽然中国方面军舰总数不少，但能够出海作战的少。从舰队编制来看，仅北洋舰队一支，这样中国方面就由优势变为劣势了。例如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有11艘，排水量3．72万吨，北洋舰队只有7艘，排水量2．7万吨。其他如在炮火、舰速等方面北洋舰队也都处于劣势。

由于武器落后，致使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清军在战场上往往处于更加不利地位甚或大大加速了失利进程。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大概莫过于黄海海战了。1894年爆发的黄海海战是中日两国海军主力的大决战。决战如何，对于甲午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海战中如果中国方面获胜，那么不但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企图将被迫停止，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海军力量都难以恢复。假如中国失败，那么不但日本侵略计划可以实现，给中国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还将大大鼓励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使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但十分不幸的是中国不但战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利原因很多，但武器装备落后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双方力量对比中，日本参战军舰为12艘，中国为10艘，日本比中国多2艘，即多20％(百分比以中国为基数，下同)；总吨数方面，日本为40840吨，中国为31366吨，日本比中国多9474吨，即多30％；总马力上，日本为68968马力，中国为42200马力，日本比中国多26768马力，即多63％；参战兵员上(参战兵员也是一种武器装备)，日本为3530人，中国为2089人，日本多1441人，即多69％；参战炮火数量上，日总炮数为272门，中国总炮数为180 f-1，日舰比中国多92门。即多51％；舰队平均航速方面，日舰设计航速每小时为16．5海里，中国为15．5海里，日舰比中国舰队平均每小时快1海里，即快6．45％，事实上，中国军舰由于下水较早，已达不到设计航速，真实航速平均每小时只有10．8海里，日舰下水时间较短，大都能达到设计航速，故日舰事实上比北洋舰队每小时快5．7海里，即快52．7％；在鱼雷发射管方面，日舰拥有鱼雷发射管36个，中国拥有26个，日舰比中国多10个，即多38％(按：黄海海战中日本鱼雷未曾发挥作甩)。由此可见，海战中日舰不论在舰数、吨数、马力、速度、炮火及人员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炮火方面，日舰拥有12公分速射炮81门，而中国方面一门也没有；日本拥有小口径速射炮111门，而中国只有27门；据英国海军年鉴介绍，“速射炮发射速度大于原后装炮六倍”，照此比例推算，日舰炮火应是北洋舰队的3倍。由于日舰不论在速度、炮火、人员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海战中出现了“日本舰队发出的速射炮弹，像雨点般落在中国军舰甲板上”、日舰“变动至灵，转瞬一阵”，清军“变换阵势尚未完竣，已被其所围。虽有夺天之巧，亦难插翅而飞也”的现象，导致了黄海海战的失利。

事实上，不但黄海海战因武器落后而失利，其他一些战斗也在很大程度上因武器落后而失败。如1894年9月平壤之战、10月鸭绿江防之战，清军因装备不足而失利。1894年11月，宋庆反攻金州因缺乏重武器(“我枪彼炮”)反攻失败。1895年1月，清军先后5次反攻海城，因炮火相差悬殊(清军10数门，日军43门)而失败。日军进攻大平山，宋庆率军殊死防战，又因炮火相差悬殊(清军约10门，日军约五六十门)而失败。1895年3月，日军进攻田庄台，又因日军炮火比清军多出近一倍以上(日军91门，清军20余门)，田庄台失守。

由此可见武器装备的落后应是甲午战争清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说的清军装备落后主要是从一般装备上说的，若从装备总量和个别地区的装备来看，清军又是远远超过日军的。例如，日军侵华共携带大炮300门多一点，每人携带子弹200发。而在整个战场上，日军先后共缴获清军大炮(各种炮合计)751门、步枪(包括抬枪)9883枝、炮弹(各种合计)2623724颗、步枪子弹(各种合计)80009785发，其中仅子弹一项日军就平均每个士兵缴获695发。如在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三地，这三地不但地理位置险要，装备也相当精良。旅顺共装备新式大炮78门、大连湾为38门、威海卫80门。这些大炮大都是当时最新式武器，“均为自动回转射击炮”，“实为无双之利器”，其性能远远超过日军的山炮和加农炮，结果都不能“一日守”，这里不论是重要的还是其他的原因都不是武器的原因了。有关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清军不善于使用近代化的武器，即使有了好的武器也无法战胜敌人，这是令人痛心的。

这里我们还应指出的是，清军虽然总体上拥有大量的武器和许多先进的武器，但在许多具体战场上的装备却不如日军甚至远不如日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这种落后称为清军装备的相对落后。

二、清军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战败的直接原因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一些官兵贪生怕死、勇气不足。如直隶提督叶志超，朝鲜公州之战时连日军影子还没见到就拔腿逃跑，平壤之战当左宝贵战死战事还有可为之时竞率队逃跑，狂奔500里退回鸭绿江。刘盛休防守九连城、赵怀业防守大连湾、黄仕林防守旅顺黄金山炮台、刘超佩防守威海卫南帮炮台、戴宗蹇防守威海卫北帮炮台、善联防守营口，均不战而逃。金州之战时，福建提督程之伟率大同军支援金州，逗留复州迟迟不进，后竟率队离去。山东半岛之战爆发后，山东河防营副将阎得胜率5营清军驰援龙须岛，行至半途，竞率队向西逃去。黄海海战时，当海战进行到关键时刻，方伯谦、吴敬荣率舰而逃。而王平率左一鱼雷艇在海战中则忙于救援落水清军，“忘记”自己的任务是应主动向日舰发起进攻了。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因受海战的打击，竞率舰队困守威海卫军港不敢出战了。部分清高级将领如此，影响一些普通士兵贪生怕死。如卫汝贵部“有督臣亲军队王得胜诸员，临行(指赴朝鲜)时军皆哗噪，在律正法二人，以洋枪队押解上船”。“京师绿营兵四十八万，初奉调如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保定清军“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1894年9月7日，防守平壤清军“越三更，忽言敌至”，“竟各自施放枪炮”“彼此自攻，互相击杀”，“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鸭绿江防之战时，日军佐藤部涉水渡江，当进至距南岸600米时，清军已弃炮逃跑。虎山失守后，铭军先自“惊溃”，盛军亦“乘势哗溃”。防守海城清军同日军稍一接触便溃散了。在析木城，清军“只在短暂射击以后就立即后撤了”，“逃跑的速度实在令人吃惊”。金州保卫战打响后，赵怀业带队支援，“甫及城门，闻警复返，该队已不战而溃”。土城子之战胜利后，清军追击逃跑日军时竟出现日“军停，他们也停；”日“军进，他们就退”的现象，致使“日军得到了甚为安全的退却。”防守旅腰陆路炮台清军大“都在日兵封达之前(即攻入炮台之前)早就离开守备地点逃去，防御到最后以至于以垒为枕战死的，只有守备最西的一个垒的仅为少数的兵勇。”防守荣成湾清军只在日军进行短暂炮击后即成溃散状态。威海卫保卫战进行到最后时刻，一些士兵竞向丁汝昌“乞生路”，甚至露刃威胁。

在谈到清军贪生怕死状况时，一参战日军士兵曾对此作了如下描述：清军“因为勇气不足结果决不用白刃战以决雌雄，单单指望火力优势作为惟一的决战手段。所以有好机会也不冲锋，更不追击，前进时全军一条线，后退时毫无秩序”。“清兵经常在炮弹达不到的远距离开炮，虚张声势借以恫吓。”清军“怯懦”之情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由于清军怯懦、勇气不足，日军可以以“斩杀”比日军“多之四倍的”清军(事实上还要多)。结果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共消耗“步枪子弹一百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发，炮弹三万四千零九十发。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约放步枪子弹八发，每门大炮约放炮弹一百发”，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贪生怕死上，一些清高级将领表现尤甚。战斗中“首先逃跑的是将军统领，其次是下级干部，留在最后的总是士兵”。

指出部分官兵贪生怕死，是为总结经验教训，并非否定很多将士的奋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爱国精神。

第二，对近代化战争知之甚少。清军对此知之甚少的程度同样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战略上，他们不懂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战术上他们不懂得如何利用地形地貌掩护自己打击敌人，更不懂得如何利用夜战、近战阻击和打击敌人以及预备队的使用，甚至对武器的使用也“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整个作战水准还停留在中世纪冷兵器作战基础之上。如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清政府与李鸿章等人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致使日军得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战争准备。战争爆发后，又因6000援军不能及时到达平壤轻率地作出了北洋舰队护航的决定。整个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很少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都是等待日军前来进攻，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威海卫之战，都是这样。而清军即使在向日军发动进攻时，又总是打着旗帜(旗帜有“10平方米大”，“挂在长10米的大竿上”)，吹着喇叭(“喇叭长达两米”)，堂堂正正地向日军发动进攻。清军进攻时“没有整然的秩序”，“他们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他们的队形到处都有薄弱的一线，没有预备队”。“退却的时候”，“散兵则无秩序的溃逃。”射击时“其子弹多从(日军)头上通过，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清军向日军进行炮轰时，又必定在自己炮列位置上“树起大旗”，恰好成为日军炮轰的目标。清军骑兵多为白马，“目标显著，对步兵的射击最为便利”。甚至清军“兵号褂补子适居中心，为倭人枪靶子，无不中。”接仗时清军不得不“将号褂反穿”。战斗中，清军“常弃山地而据守村落，就像驼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实在愚蠢。”著名历史学家马士曾经说过：平壤之战时，中国除“左宝贵表现出一点个人的勇敢，却没有一人表现出一点将才”，更不要说帅才了。马士虽然说的是平壤之战’，但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大都如此。

第三，军纪较差，缺乏训练。在军纪方面，东北派往朝鲜的清军“吃光了”沿途农民的“存粮”，烧光了他们“所有的柴炭”，“碟子饭碗全摔了，房子也拆了”，致使沿途的“村落都荒废了”(应是卫汝贵部所为)。赴朝4大军中卫汝贵军入朝路上，“沿途骚扰，以致声名狼藉，其在韩境滋扰尤甚。”在朝鲜，卫汝贵“盛军所至，奸淫抢掠，无所不至。在义(州)因奸开枪，击毙韩民一人，致动众忿。在定州又枪毙六人，义尹电由平安道请卫总统查办。置之不复，民心大变，”“现在韩民避我军如避贼，可为寒心。”平壤之战失败后，“各军兵勇四散逃亡”，“韩民牛马、铜器、衣物掳掠一空”，兵勇之间“甚至自相抢夺”，败兵退至“九连城一带，军械洋枪马匹沿途贱卖，叶(志超)、卫(汝贵)各军门置若罔闻。败散兵勇纷纷乱窜，漫无约束”，“各营统领既不顾问，而东边道亦不设法收买、招集流亡，殊为可叹”。有的“溃卒甚悍”，到辽阳后“动辄放枪，风局官车马多被抢掠”。清军进入九连城，“各营纪律毫无，大军到处，辄凶扰恣淫乱”。旅顺清兵“屡次”外出，“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残暴凶狠之极，实为语言无法形容”。复州清兵“行军从不带粮饷，所到之处，征用民食，抓差役，奸淫妇女，居民无不痛恨其残酷”。大沽清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为了逛妓”，“发生冲突，一次二次的打架，结下了大仇恨”。并“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福建的“店主总是害怕军人们的到来，尤其是当这些军人要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时，……更是如此。”这时“他们所到之处，商店老板都会将自己的货物贡献出来，”“没有任何人胆敢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财产”。“军人们的到来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他们的到来使“原本平静的城镇变得鸡犬不宁”。

训练方面，清军不但新兵没有受过严格训练，老兵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北洋海军“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预量码数，设置游标。遵标行驶”。“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陆军演练从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实弹(为节省子弹)，只要“演走各样阵法，步伐既甚整齐：施放连环枪炮，声响亦均连贯……就可以了。而东“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居烟酒行赌沉溺往返。”保定打靶，“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垄暂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福建士兵“从没受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他们不必去学走正步”，“因为他们原本对左腿和右腿蒯念就混淆不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战争爆发后新募士兵则很少或根本不训练，即使训练，也不过是“一齐将矛举起向前一冲，口中就喊一声‘杀”’，据说“这样傲可_以耶退敌人”。徐邦道新募兵，“总未得空操过一日。”盼鼬怀字数营亦未揲过一日。”北洋舰队“各船虽有添置练勇数名’，皆仿绿营习气，临时招募，在岸只操洋枪，不满两月，添拨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距，工作号筒，丝毫不请，所以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北京“调绿营兵日，众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即鸦片——引者)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由于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清军体质远不如日军，据日本大本营对中国77名俘虏与14218名日本士兵进行的调查比较，虽然中国士兵比日本士兵平均高6分(日兵平均高5尺4寸4分，中国士兵平均高5尺5寸)，但在体重、呼吸差、肺活量、握力等方面，清军都远不如。日军。体重方面，日兵重16贯340目(1贯等于1000目，3．75公斤，16贯340目合61．75公斤)，清军重14贯600日(合54．75公斤)，相差一贯740目(合6．525公斤)；呼吸差方面，日本兵为2．32寸，中国兵为2．21寸，两者相差0．1-1寸；肺活量方面，日本兵为3631立方厘米，清军为3129立方厘米，差502立方厘米；握力方面，日本兵为41公斤米，清军为31公斤米，相差10公斤米。由于许多清军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体质差，军纪较差，所以清军没有什么战斗力。卫汝贵军队被人戏称为“不禁磕碰”的“鸭蛋兵”。支援平壤清军在大连湾“蜂拥上船，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纪律”。山西大同镇调往东北的清军，“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癣，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发噱。”牙山之战，日军炮“弹准确无误击中目标”，清军“榴弹飞来，都击不中目标”。黄海海战，清“福龙”号鱼雷艇在距日“西京丸”400米至40米处连发3颗鱼雷都没有击中。防守旅顺清军很多不会放枪放炮，即使会放枪放炮，枪弹、炮弹也多在日军头上飞过“无一命中”，又由于炮弹“多是空弹”，“落在地上也不会爆炸”。

爱护武器方面，平壤清军“克虏伯的优质大炮竞锈褥大部分连炮栓都拉不开”。北京的“炮兵把一批犬斑放在街上让它陷在泥辙里没人管”。“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斑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刭关后，堆积沙土中，阅数十日，无人收管”。礁结果“子药全行潮湿”，“较之原制炮力不及二十分之一”。驻扎金州、旅顺清军，把“炮弹的硝药都已取出，装了些锯末子和豆子”，用以打猎。

清军没有训练，军纪较差，不爱护武器，卫生状况也极差。大连湾清军炮台“其肮脏也令人实堪惊讶”，‘衅弼处都是破烂旧棉花枕头、使器和其他食物、衣类等纷乱狼藉”，“其臭气比民户更甚”。黄山炮台“各炮台以及本皆没有一处厕所，都在屋外一个角上大小便”。福建“士兵们很不讲卫生”，吩士兵们对求和肥皂从来都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肮脏而邋遢，就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的觉，早上起床后，他们既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一两天后，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就变得极其污秽肮脏。”其他各地漕军也是这样。

赫德在谈到清军战斗力时认为，“中国至多可得三万左右训练未精的队伍。另跟着十多万所谓‘勇’——这伙人只会抢，一旦听见枪声就要溃散的。”而日本仅在侵华战争中就投入训练有素的军队174017(含侵台日军)人。以上中外人土所记、有盼对清军存在问题虽夸张些，但确存在军纪较差、训练不佳的现象。

第四，许多将领腐败、对战争极端不负责任。腐败方面，卫汝贵带兵几十年，“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军心”。赵怀业在日军进攻前，不是积极部署战事，而是“令人至烟台售其所存军米”，并在“大连湾码头自帮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戴宗骞平目克扣军饷，致使士兵战前哗溃。北洋“海军军官生活太都奢侈浮化，嫖赌是平常事。”保定清军，“好像那时当官长的惟一工作就是克扣士兵的血汗钱。”“甚至连兄弟们结辫用的绳子，也被克扣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钱不剩。”“清朝官吏在给军队供应口粮时。往往从中榨取钱财以渔剩，他们给士兵的口粮要么数量不足，要么质量低劣。士兵们不载向管理军粮的军官反映实情，因为他们会由于暗示了政府从军人身上渔利这一点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清军军官吃士兵，士兵则老兵吃新兵。在大沽，老兵千方百计吓走新兵，将他们的“衣服用品”“卖成了钱”，“买肉来炖了吃”。

对战争不负责任方面(按：贪生怕死本身就是对战争的最大不负责任，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谈论这个问题)，叶志超虽为平壤诸军统帅却无抗敌决心，溃逃之际将大批枪弹物资留给日军(大小炮3s门、枪近千枝、子弹56万发、马250匹、粮食4600余石、金块42．5公斤、沙金52．5公斤、银块539．6公斤及其他大量物资)。丁汝昌在黄海海战爆发前率舰队出发时，竟将大批弹药扔在旅顺、威海卫两基地内，致使北洋舰队因弹药不足蒙受重大损失；后在弹药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赴威海前又将“定远”、“镇远”所用30．5公分大炮炮弹272发扔在旅顺，成为日军战利品。金旅之战与辽东半岛之战时，防守大连湾的赵怀业与防守营口的善联不战而逃，将大批弹药物资完整地留给日军，其中大连湾步枪620余枝、大炮129门、步枪弹33814300粒、炮弹2488271发；营口“火炮四十五门、步枪一百五十枝、火药桶五十八个……军舰一艘、小汽艇两只。”结果这些物资不但没有成为抵抗日军入侵的有用物资，反成为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战利品。

第五，清军年龄老化、幼化严重，受教育程度极底。据日本大本营调查，清参战普通士兵平均年龄为29岁零10个月，日普通士兵为21岁零5个月，两者相差8岁5个月。清军“参军年限最长的二十年，最短的三个月，平均三年八个月，年龄最高五十五岁，最低十六岁”。在保定，竞还有11岁的娃娃兵，只拿“恩饷”，不“操练”。日本兵最大者23岁，最小者20岁。参战将领方面，清军老化现象更加严重。在可考的清5名陆军总兵(含总兵)以上将领中，平均年龄为61．2岁，其中年龄最大的74岁(宋庆)，最小的58岁(卫汝贵)。日本方面旅团长(含旅团长)以上1暑人，平均年龄近锅．78岁，其中最大的56岁(山县有朋)，最小的44岁(长谷川好道与大岛义昌)。清将领平均比日将领大12．42岁。在教育方面，日本儿童就学率1894年为61．7％(其中男子为77．1％，女子为44.1％)，中国方面大多数(城市)甚或绝大多数(农村)还是文盲。日本侵华军队中“尽管是兵卒人夫没有一个不会写信的”。日本18位旅团长以上的军官不但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其中9位还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考察过军事。反观中国军队，即使到了20世纪初袁世凯新建陆军(武卫右军，一种档次远比甲午战争时期清军档次要高得多的军队)“军官中不识字的”还“占多数”。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时期清军中的多数军官(海军军官除外)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应是文盲。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就是一支这样的军队。

“起自军旅”的吉林将军长顺在谈到清军战斗力时认为：

一、东三省练军不可恃。虽训练有年，仍形苶弱。军士罔思杀敌，将领多不知兵；不独不能望国初，其得力并不如汉队。奴才任吉林差久，又本隶黑龙江，是以深知其弊。

一、淮军、豫军不可恃。两军之名虽旧。其实曾经战阵者什不能二三，又落落然统以诸将，名归宋庆节制，恐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朝临敌，彼此观望，抑事势所不能无。

一、山海关防军不可恃。积玩之众：杂以新募，以为有险可扼。不知险不自险，待人而险；且乐亭近介海口，倭或仍抄袭故智，则山海关可危。

一、神机营亦不可恃。习气风声，大抵与东三省练军相近，以卫门户尤为寒心。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尝兴戡大难，管钥北门，旧部无多，仓猝召募，是天津之军亦不可恃。

谈到甲午战争结局，长顺认为：“大局不堪设想。”

清军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

腐败方面。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清廷便将海军军费挪作他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去了。而西太后也不顾国家安危，将海军经费消磨于园林之中。致使北洋舰队建设受到一定影响。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西太后不是忙于部署战事，而是忙于庆祝自己60大寿。有人请求停办“点景”，她怒不可遏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慈禧太后腐败，那么其他官员又是怎样的昵?。同样也十分腐败。1894年9月平壤、黄海之战后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些京官(如礼部右待郎李文田、通政使司副使顾璜、翰林院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已“先后分遣眷属出都”，做好逃跑准备了。结果“京师携眷还乡之宦日多一日，车价至津沽至七八金，甚或十余金，甚或不可得。而土匪则于途中滋事矣。”李鸿章是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实际指挥者，他的品质如何对于甲午战争结局影响很大。但李鸿章也没能逃脱腐败习气的影响，在用人方面，常“任人为亲”，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如“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但李鸿章却任命不懂水战的丁汝昌，而李鸿章阅操“亦示宽大”，致使北洋舰队“其肯励志图功者不多”。淮军早在甲午战前20年就已腐败了，“军队中的军官，什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军官中大部分人“连喊操他们也不会”，须雇人“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李鸿章对此竟也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淮军将领贪生怕死(如刘超佩)，李鸿章对此明知故纵，同样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昏聩方面。清官员除极少数人外，大都对世界大势、中日战局无知，这一点在他们给皇帝的奏折中反映出来。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中主张北洋舰队“更选铁甲二支，前赴日本”，“分扰对马岛等处”，“南洋派快船二三支”“分扰长崎等处”。后又主张，赳永福“由台湾直趋横滨”。御史钟德祥认为，驻蹲公使汪凤藻与“朝鲜叛贼金玉均”相勾结，并派人与金玉均共赴上海，“将徐图北归”，“以泄其不逞之乱谋”。后金玉均在上海教杀，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侵朝侵华战争。散汪凤藻为“启衅之人”，惩汪就可“使四夷懔然”。御史杨晨主张，与英结约，“许以商利”联英“并力拒俄，则日之势自孤”。工部尚书怀塔布主张，将朝鲜巨文岛借英“十年”，“在我无足重轻，在倭、俄则顿生肘腋之患”。编修曾广钧主张，北洋“分出致远、靖远两轮为专运援兵之用”，“每船装勇千名，冒险而前，越仁川进驻牙山。敌船来攻，则尽力抵御。”并认为日本鱼雷艇，“身轻如叶，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翰林院检讨陈存懋主张，“刘永福统领旧部直捣日本”。刑部郎中陆学源主张派刘永福“进捣琉球”，“此围魏救赵之策也”。礼部侍郎志锐主张：“与其敷衍议和，不若倩人代战”；若联英拒日，“不过五六日即可转败为胜，月内军事即已定局。”四川学政瞿鸿机主张：“密饬两江、闽浙督抚臣”，“速将沿海渔船、商船全数收雇，招募渔人蓉户缩为舟师，不动声色，裹粮潜渡，一自上海人长崎；一自温州趋萨摩；一自厦门捣冲绳；”“三路并攻，相为犄角”，“而我东陲之师疾卷而复朝鲜决矣”。御史王鹏运主张，将山海关“过关一段”铁路“拆卸，将关城照旧修复”，“则倭人内犯之谋不战而戢”。编修王荣商主张，“皇上饬拨兵舰数艘¨交刘永福等统之前进”，“或由长崎人其国都，或由台湾攻其后路”，“朝鲜兵事亦必易于得手”，并将中国铁路“工程永远停止”，因为调兵运饷“本不烦铁路之征调”。编修张鸿翊认为。日本粮荒，“煤亦欠缺”，中国煤米“不准私载”出口，“其足以制其命者”。同时“厚结”英法“二国”，“假其船械以往伐日本”，并认为中国鸟枪、．抬枪远优于日本快枪，用单刀手可以“夺其大炮”。军机处官员则企图“招募”广东渔船“数十艘，悬给重赏，令其驶往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各岛，攻其不备。”前出使大臣陈明达主张：“调集南北洋兵舰迅赴日本”，“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易见功。”……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如果说准良的主张虽然无知(当时中国军舰投有能力“前赴日本”，“分扰对马岛等处”)，但无知程度还能差一些的话，那么其他官员的论述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无知，而简直有些痴人说梦了，而这就是甲午战争时期清廷官员中大多数、甚或绝大多数官员的基本状况。

清廷官员之昏聩，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上述官员的糊涂认识对甲午战争结局还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的话，那么李鸿章和清政府对日本的糊涂认识无疑则大大加速了甲午战争失败的进程。1874年、1879年日本公开侵朝和吞并琉球一事曾一度大大震惊了清政府和李鸿章，使李鸿章认识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狡焉恩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指北洋水师——引者)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并在1882年、1884年先后两次扑灭日本企图侵略朝鲜的阴谋。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自日本确立表面与中国“和好”，暗地里则“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伺机侵略中国的方针并多次向清廷通报俄国侵朝野心之后，清政府和李鸿章竟不但对日本的“和好”政策产生好感，轻信了日本的“甘言愉色”，将国防重点由骑日转蓟防俄。而且甚至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还以为“开仗之说似是谣传”，致使清廷猝不及防，大大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欺骗清廷的做法并不高明，而它疯狂扩军备战的做法也难掩人耳目，但竟哄骗清廷长迭近10年之久，清廷之昏聩、愚昧、糊涂、麻木不仁已到了何种程度。

国防建设重视不够方面。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政府秉承中国历代“重文轻武”的做法，致使国防建设受到极大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清政府对国防建设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重文轻武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取得一些成就后，清政府更是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一劳永逸，裹足不前了。由于清政府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致使国防建设受到很大影响。表现在：1.在军队建设上，军队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纪较差等等，已如前述。2.在军队体制上，近代化军队体制远没有建立起来。甲午战前，清军体制一如旧制，军队“各自独立”，归各督抚拥有，“对朝廷只是名义上的忠诚”，各省“军队的效率，装备，数目的多寡或其他方面都不一致。”当“一省军队被调至他省，执行职务时，便常常发生反抗，甚或公开反叛的事件，宗派情绪让他们不能好好地和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军队合作。当一支军队被调出它平常的驻防区范围外时，便发生了军费应由哪一省负担的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当这个问题被人提出时，±兵们便没人照管了，没有饷。没有粮，便散散漫漫地成群结队回家乡去。无辜的老百姓由这些人沿途的暴行与劫掠所遭受的苦难，惨于实际的战争。中国军队分成这许多独立的组织，不能有效维持地方治安，更不能镇压反叛或成功地防卫国家，抵抗侵略。

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方面。甲午战前，清廷因不知日本侵华动向，故对即将爆发的甲午战争未做任何战争准备。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疲于应战，已谈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准备了。

四、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是甲午战争战败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

在探讨和研究了甲午战争清军失败重要原因、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后，我们还应作进一步的探讨，即甲午战争清军失败更深层次的乃至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甲午战争清军失败更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是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

众所周知，所谓战争实际上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比较。所谓综合国力太体上不外乎政治、经济和国民整体素质，而军队则是这三者的集中体现(按：综合国力内涵说法不一，这里仅从几个大的方面考察)。

既然战争是交战国家综合国力的比较，那么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综合国力又是怎样的呢?当时中国仍然是极其落后的。这里我们先看政治。甲午战前，当西方许多国家和日本已先后进入到资本主义民主制或君主立宪制时(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已基本进入君主立宪社会)，中国却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之上。君主专制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主专制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或监督机制不健全，故可以较大范围、较大规模甚至最大限度地产生腐败，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监督机制比较健全或完善故可以较大范围、较大规模地抑制腐败。甲午战前，清政府由于本不完善的监督机制早已形同虚设，故清政府各级官吏事实上早已极为腐败了。由于腐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清政府统治基础脆弱，任何外来较大的打击，都有可能引起清政府统治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清政府把战争长期坚持下去并取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清政府惟一的一条道路就是如果短期抵抗不能取胜，只能是尽快妥协，以维持自己的统治，除此之外的第二条路是没有的。相反，日本方面，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一个相对高效、廉洁的政府，日本国内阶级矛盾远不像中国那样尖锐，国内形势比较稳定，故日本政府可以较大限度、较大范围地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发动侵华战争。

经济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已确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本主义也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1866——1919年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美、德、法等国，跃居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与此同时，国家牧入也有了较快增加，这就使日本改善装备，训练精兵有了可能。而在清政府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早已出现，但始终没有确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力长期处于低下水平，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清财政收人拮据。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清财政拮据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更新武器、改善装备是不现实的。正是由于经济的落后，阻碍了中国军队的进步与发展。

有学者在谈到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时认为：中国强于日本(“中强日弱”)。从两国人口、国土面积、工业和军工企业总产值来看的确是这样。在人口方面，中国为：3.89(1894年)亿人口，日本为3700万，中国人口为日本火口的10.5倍；在国土方面，中国为1116.5万平方公里(时外蒙未曾独立)，日本为37万多平方公里，中国为日本的近30．2倍；在工业和军工企业总产值来看也是这样。但若从人均拥有状况来看，中国则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例如铁路，1894年中国拥有铁路不足400公里，日本拥有铁路929公里，日本人均拥有为中国的、24．4倍；棉纺织业，中国拥有纱锭13万多枚，日本拥有47．5万多枚，日本人均拥有为中国的38．4倍；轮船航运业，中国拥有轮船撕艘，总吨位22900吨，日本拥有商轮680艘，总吨位110205吨(1893年)，日本人均拥有轮船总数为中国的275倍，总吨位的50．5倍；财政总瞧入方面，日本1893年为11376．9万日元，中国为8867万库平两，日本人均创税为中国的．9．7倍(日元含银量按0．72两计算，下同)；从军队总数来看，日本拥有战时军队(受过正规训练的)22．5万人，中国(职业的)1001989人，中国陆军是日本陆军的4．4倍，但按人口和国土面积计算，日本人均拥有数则为中国的2．3倍，每平方公里拥有数是中国韵6倍；在军费开支方面，中国军费开支估计为4000—6000万两，依中计之按5000万两计算，则每个士兵平均为近1如两，日本军费为3450万日元。平均每个士兵为109．5两，为中国士兵的近2．2倍；在军工产值和工业其他方面，由于缺乏可靠的数字，难以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均拥有状况也远远超过中国。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对期，清政府表面强大，实质虚弱，是个外强中干的国家。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甲午战前中国经济的落后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中国军队的发展与建设，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了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上面已作过一些论述，这里不再赘述)。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整体素质的差异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如在对待战争态度上，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的鼓动下“如醉了一样，全国各地连贫民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想贡献出来，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们也捐献10钱，竞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侵华日军出发时所到之处，。到处挂满国旗，各家门口都挂着灯笼”，“时而有烟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烟焰腾空而起”。“‘帝国万岁’的大旗和鼓掌祝贺的民众队伍，各站大同小异。”虽“穷乡僻壤”，“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倾盆大雨在站外高唱军歌。”日本国民形成空前的参战热。反观中国，中国民众不但未能形成空前韵抗战热，很多人反成了正义战争的阻力。在保定，5营清军奉命往大沽抵抗日军，出发前一天就“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部队出发时，“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有人“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鸭绿江防之战，日军攻进九连城和岫岩，在九连城北“当地居民以箪食壶浆携迎接目军，“携来鸡和猪献给”日军；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日军打进辽东半岛，当地居民有人“请求天兵(即日兵)保护”，有人“高兴相迎”，主动帮日军“打柴挑水”，“挑负辎重”，“侦察军情”，“愿当顺民者众多”，并为日军“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海城失陷后，当地“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蹦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人山野”。当日军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告示，居民为之完全放心了”。……马克思在谈到农民局限性时，曾把农民与农民的关系比喻为土豆与土豆的关系(意即一盘散沙)，认为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今人有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归结为“小私有者的特点，决定了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彼此间毫无联系，像一袋土豆，决定了农民阶级的散漫性；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决定了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决定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这四性，即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中国民众作出更深刻论述的却还是在中国生活长达近50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认为，19世纪的中国人具有“思维紊乱”(因缺乏教育)、“麻木不仁”、“蔑视外国人”、“有私无公”、“因循保守”、“知足常乐”、“缺乏同情心”、“好争斗”、“枢猜疑”、“缺少信用”、“善于吸收”(即爱占小便宜和小偷小摸之类)、“好轻信”、“怕得罪人”、“安于寄生”、“缺乏利他主义”、“愚昧无知”等特点。为此明恩溥写道：“中国人的脑海里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也“缺乏公益心”。“只要不牵扯到自己，即使天塌下来也不去管。”“中国人不仅对于那些属于‘公家’的东西不关心；而且所有的‘公家’财产(如“铺路石”、“城墙上砌的砖头”、“外国人墓地围墙的砖头”)，如果没有得到保管，或保管不得法，便会渐渐地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中国人(包括官员)自私的程度达到只要侵略者“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提供”侵略者“所要的一切东西”，“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耐性、诚实和乐观”，“他们所缺少的是独立人格和良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在中国居留的美国教授罗斯将中日两国比较后认为，“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早已丧失”，而日本人“具有好战的品性”。“日本的农民有着军人勇猛无畏的神情，而中国的军人却有着农民逆来顺受的忍耐力”，甚至军官的脸上都“毫无凶狠河刚毅”和“征服他人的欲望和表情”。一名美国人问中国士兵：“假如战斗打响了，你们应该怎么办”。士兵回答：“我们可以逃跑。”。中国，“士兵是由社会渣滓组成的”，“绝对不能体现出法律(此处应为国家)的权威和尊严”。冯玉祥接触到的中国民众“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申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满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在他们心目中，“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至于“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而在侵华日军士兵眼中，清军俘虏为日军“干活极为努力”，“完全是一副奴隶相，他们那个驯服劲实在可怜(按：为了活命)。若是日本男儿决不会有如此丑态，只要力所能及，只要还有一口气，总要平一件事。呜呼，看到这些驰服的忙忙碌碌地干话的俘虏时，”日军士兵感到“爱新觉罗氏的前途也离此不远了”。

以上所描绘韵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在甲午战争时期甚差，当然不排除其中有片面扩大之处。试想一个具有上述缺陷的民族又怎能抵御外来的——除非比自己更弱的——侵略呢?  +

中国经济的落后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政治制度)，阻碍了国民整体素质(长期的极端贫困，造成中国人的极端自私，极端自私又造成中国太的一盘散沙状态；并不可遏止地、大量地产生腐败现象；长期落后的生产方式又使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愚昧、落后、麻木状态，并对外来先进文明产生顽强抵抗力……)、军事力量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与提高，经济的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这里我们还应指出的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1644年清军人关后由于清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潮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抱残守缺，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忽视甚或采取种种措施阻碍经济的发展(按：甲午战前出现的洋务运动仅是局部的运动)，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落后于世界潮流，最终终于导致可甲午战争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的颟预：愚昧、昏聩、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忽视甚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做法应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清军武器的相对落后应是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清军素质低下、战斗力低应是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是甲午战争失败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而清政府的颟顸、愚昧、昏聩、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忽视甚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做法应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谈到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时曾指出：“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韵，逃不脱的。”甲午战争时期，清军虽然配备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但清军“是中古的军队”，清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这几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清军“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落后就要挨打，经济上的落后更是如此，甲午战争的失败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惨痛的教训。